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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杂集三四年来所译关于文艺论说的书，有为熟人催促，译以塞责的，有闲坐无事，自己译来消遣的。这回汇印成书，于内容也未加挑选，倘有曾在报章上登载而这里却没有的，那是因为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书中的各论文，也并非各时代的各名作。想翻译一点外国作品，被限制之处非常多。首先是书，住在虽然大都市，而新书却极难得的地方，见闻决不能广。其次是时间，总因许多杂务，每天只能分割仅少的时光来阅读；加以自己常有避难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译时费力，或豫料读者也大约要觉得艰深讨厌的，便放下了。 这回编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国的开培尔〔3〕外，都是日本人。 这里也不及历举他们的事迹，只想声明一句：其中惟岛崎藤村〔4〕，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三位，是兼从事于创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绍介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不在内——凡主张的文章都依照着较旧的论据，连《新时代与文艺》〔5〕这一个新题目，也还是属于这一流。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6〕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看这些篇，是很可以借镜的。 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7〕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8〕，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的两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9〕不过是绍介，那时有三四种译本先后发表，所以这就搁下了，现在仍附之卷末。 因为并不是一时翻译的，到现在，原书大半已经都不在手头了，当编印时，就无从一一复勘；但倘有错误，自然还是译者的责任，甘受弹纠，决无异言。又，去年“革命文学家”〔10〕群起而努力于“宣传”我的个人琐事的时候，曾说我要译一部论文。那倒是真的，就是这一本，不过并非全部新译，仍旧是曾经“横横直直，发表过的”居大多数，连自己看来，也说不出是怎样精采的书。但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书面的图画，也如书中的文章一样，是从日本书《先驱艺术丛书》上贩来的，原也是书面，没有署名，不知谁作，但记以志谢。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校毕记。 ※ ※ ※ 〔1〕 《壁下译丛》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计收论文二十五篇，其中十七篇在编集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莽原》周刊、《语丝》周刊、《莽原》半月刊、《小说月报》、《奔流》月刊、《大江月刊》、《国民新报》副刊）。 〔2〕 本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单行本。 〔3〕 开培尔（R．von Koeber，1848—1923） 德国作家。原籍俄国，早年在莫斯科学习音乐，后在德国留学，毕业后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退职，从事写作。 〔4〕 岛崎藤村（1872—1943） 日本作家。原名岛崎春树，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早年写诗，后写小说，著有诗集《嫩叶集》、小说《破戒》等。 〔5〕 《新时代与文艺》 《壁下译丛》中的一篇，日本文艺评论家金子筑水作。 〔6〕 “文学是宣传” 语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拜金艺术》一书。鲁迅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中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 〔7〕 片上伸（1884—1928） 日本文艺评论家、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留学俄国，一九二四年又去苏联访问。著有《俄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的现实》等。 〔8〕 这里所说片上伸和有岛武郎的论争，见于片上伸的《阶级艺术的问题》和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 〔9〕 末一篇 指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一文。 〔10〕 “革命文学家” 指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人。 因为记得《小说月报》〔2〕第十四卷载有培那文德〔3〕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译者识。 ※ ※ ※ 〔1〕 本篇连同《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后未收入单行本。 〔2〕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改革内容，发表新文学创作和介绍外国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 〔3〕 培那文德（J．Benavente，1866—1954） 西班牙戏剧家。 开始时写抒情诗和小说，后来从事戏剧活动，曾写作剧本一百多部。 《热情之花》一译《玛尔凯丽达》，是他作于一九一三年的一部悲剧。 开培尔博士（Dr．Raphael Koeber）是俄籍的日耳曼人，但他在著作中，却还自承是德国。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讲师多年，退职时，学生们为他集印了一本著作以作纪念，名曰《小品》（Kleine Schriften）。其中有一篇《问和答》〔2〕，是对自若干人的各种质问，加以答复的。这又是其中的一节，小题目是《论小说的浏览》，《我以为最好的小说》。虽然他那意见的根柢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极有确切中肯的处所，比中国的自以为新的学者们要新得多。现在从深田，久保二氏〔3〕的译本译出，以供青年的参考云。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译者附记。 ※ ※ ※ 〔1〕 本篇连同《小说的浏览和选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语丝》周刊弟四十九期，后印入《壁下译丛》，附在译文之后。 〔2〕 《问和答》 应为《答问者》。 〔3〕 深田、久保 指开培尔的学生深田康算（1878—1927）、久保勉（1883—1972）二人。他们译有《开培尔博士小品集》一书，一九一八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一九二○年一月《文章世界》〔2〕所载，后来收入《小小的灯》〔3〕中。一九二七年即伊孛生〔4〕生后一百年，死后二十二年，译于上海。 ※ ※ ※ 〔1〕 本篇连同《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后来收入单行本。 卢勃克和伊里纳是易卜生最后一个剧本（写于一九○○年）《当我们死人再生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2〕 《文章世界》 日本的文艺杂志，月刊，一九○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起改名《新文学》，田山花袋主编，提倡自然主义。 〔3〕 《小小的灯》 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文艺论文集。 〔4〕 伊孛生（H．Ibsen，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青年时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一八四八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及《国民公敌》等。 这是六年以前，片上先生〔2〕赴俄国游学，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一场演讲；当时译者也曾往听，但后来可有笔记在刊物上揭载，却记不清楚了。今年三月，作者逝世，有论文一本，作为遗著刊印出来，此篇即在内，也许还是作者自记的罢，便译存于《壁下译丛》中以留一种纪念。 演讲中有时说得颇曲折晦涩，几处是不相连贯的，这是因为那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仔细一看，意义自明。其中所举的几种作品，除《我们》〔3〕一篇外，现在中国也都有译本，很容易拿来参考了。今写出如下—— 《傀儡家庭》，潘家洵〔4〕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世界丛书》〔5〕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6〕（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共学社丛书》〔7〕之一。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8〕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9〕译。《未名丛刊》〔10〕之一。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译者附记。 ※ ※ ※ 〔1〕 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 〔2〕 片上先生 即片上伸。 〔3〕 《我们》 苏联早期文学团体“锻冶场”诗人盖拉西莫夫（L．Q．MIHNXPmTJ，1889—1939）所作短诗，有画室（冯雪峰）译文，载译诗集《流冰》中，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4〕 《傀儡家庭》 又译《娜拉》、《玩偶之家》，易卜生一八七九年所作剧本。潘家洵，字介泉，江苏吴县人，新潮社社员，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译有《易卜生集》第一、二集，共收剧本五种。 〔5〕 《世界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 〔6〕 《海上夫人》 易卜生一八八八年所作剧本。 〔7〕 《共学社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翻译的俄国小说多种及《俄国戏曲集》十种。 〔8〕 《呆伊凡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作品，中译本收入《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合译。耿济之（1899—1947），上海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翻译工作者，曾译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多种。 〔9〕 《十二个》 长诗，俄国诗人勃洛克（E．E．aUT]，1880—1921）作，胡学译，曾经鲁迅校订，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胡学，即胡成才，浙江龙游人，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曾留学苏联。 〔10〕 《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的一种丛书，专收翻译文学，先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改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片上教授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时，我也在旁听，但那讲演的译文，那时曾否登载报章，却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他去世之后，有一本《露西亚文学研究》〔2〕出版，内有这一篇，便于三闲〔3〕时译出，编入《壁下译丛》里。现在《译丛》一时未能印成，而《大江月刊》第一期，陈望道〔4〕先生恰恰提起这回的讲演，便抽了下来，先行发表，既似应时，又可偷懒，岂非一举而两得也乎哉！ 这讲演，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5〕，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6〕，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7〕了。 其中提起的几种书，除《我们》外，中国现在已经都有译本了：—— 《傀儡家庭》 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 （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 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 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新书局发行。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8〕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9〕，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10〕，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11〕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12〕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13〕，于是“打发他们去”〔14〕，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15〕，但“旁观”〔16〕起来，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上月刚说过不在《大江月刊》上发牢骚，不料写一点尾巴，旧病便复发了，“来者犹可追”〔17〕，这样就算完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夜，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 〔18〕 ※ ※ ※ 〔1〕 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大江月刊》，后未印入《壁下译丛》。 〔2〕 《露西亚文学研究》 即《俄罗斯文学研究》，片上伸所著文学论文集。 〔3〕 三闲 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中曾论及“趣味文学”说： “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三闲即指此。 〔4〕 《大江月刊》 综合性杂志，陈望道主编，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出至十二月第三期停刊。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曾留学日本，研究社会科学、语言学。著有《修辞学发凡》，译有《苏俄文学理论》等。 〔5〕 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后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把守‘艺术之宫’”，指他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间提倡文学上追求“全”与“美”之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艺术之宫”，原语出于英国诗人丁尼生，他写有以此为题的一首讽喻诗。 〔6〕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未曾翻‘一个跟斗’”，指他当时还没有实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方向转换”。（见他的《留声机器的回音》，载一九二八年三月《文化批判》第三号。） 〔7〕 “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中引用成仿吾所说“三个闲暇”时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鲁迅在《三闲集·“醉限”中的朦胧》中说，李初梨的这个说法，其意图是“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 〔8〕 托尔斯泰“矛盾” 冯乃超在《艺术和社会生活》（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一期）等文中，曾谈及“托尔斯泰的见解的矛盾”。 〔9〕 “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 英语Proletariat ideology（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音译。 〔10〕 《少年维特的烦恼》 书信体小说，德国作家歌德著，描写市民阶层的恋爱悲剧。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一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23）的四行诗集，内容为反对宗教和僧侣，宣扬享乐和自由。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二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波斯的一种四行诗体。 〔11〕 见克兴的《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任凭作家是什么阶级底人，在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具体地分析历史的社会的一般的现象，解释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以前，必然地他不能把一切支配阶级底意识形态克服，他的作品一定要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巩固他的统治底工作。” 〔12〕 印贴利更追亚 英语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的音译。 〔13〕 “落伍” 石厚生（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曾说从鲁迅的“醉眼陶然”里，“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 〔14〕 “打发他们去” 见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它们打包，打发它们去。” 〔15〕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 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说鲁迅“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16〕 “旁观” 见阿英（钱杏邨）的《“朦胧”以后》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我们》月刊创刊号），他说：“今日之鲁迅，实在是可怜得紧，……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 〔17〕 “来者犹可追” 语见《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8〕 《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上曾有署名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一文，说鲁迅的“公馆是在租界口上，虽然是中国街，但万一有危险时，仍然可以很容易地逃到租界里去。”这里鲁迅有意加以调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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