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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朱安



     ◎母亲的遗物◎

  鲁迅坐在桌前,手里的香烟燃着。一瓶烈酒已经喝完,第二瓶已经打开。稀稀拉拉然而又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忽远忽近。

  昏暗的灯光照射着桌上的几种饼饵。桌上放着几本残旧然而珍贵的古籍。另一边,古碑拓片旁散放着几枚古钱。

  屋里很冷,鲁迅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酒杯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又斟了一杯。这时,隐隐约约的牙疼又向他袭来。

  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

  夫人朱安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

  几个月前,鲁迅和二弟因家务争吵後身体一直不太好。

  鲁迅凝视着桌上的一堆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嘲从嘴角掠过,往事如一场恶梦。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後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32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破落户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这样的人,你不得不提防,小心他破坏祖宗礼仪。他们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然而一切都很平静,这使族人们很有些失望。

  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甚么,他就干甚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孤守青灯黄卷◎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後慢慢吸了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他把买书的钱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後,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1919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13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45岁开始的新生命◎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约,准备年後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後,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居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

  翌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1927年10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1947年6月29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後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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