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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编辑部有人来，要我对目前的小说写几句话。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因为忙，对近二三年来出版的小说我读的不多，不可随便发言。再说，以我读过的那些新小说来看，它们都是我写不上来的作品，更不可草率评论。那么，就这么办吧：我只就阅读过的那一些略谈印象吧。既是印象，便谈不到精微的分析，所以我不准备“提名道姓”；那些作品我只读过一遍，还没有了解透啊。 我觉得我们的新小说多数是健康、干净的。这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读了这些小说，我有这么一点体会：我自己当初写小说，可以说是自发的；今天大家写小说，都是自觉的了。这是个思想上的跃进。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我没有个中心思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现在大家所写的呢，几乎都是亲身经历过的革命斗争，作者自觉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这样，作品就与革命斗争拧成了一条鞭，所以能够振奋人心，激发斗志。文学而与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必能反映人民怎样经过多年血战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伟大事迹。这种题材是具有史诗的性质的。 看一看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文学商品，或故作惊奇，而言之无物；或颓丧无聊，愁容病态；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健康可喜，干净可爱了。在那些国家里也时有进步的作品出现，可是还没有成为气候。我们呢，有党的关怀，人民的爱护，和革命理论与现实的鼓舞，就天朗气清，东风和畅，以革命斗争的事实，写出爽朗严肃的作品，成为风气。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在这个新的风气里，我们的短篇小说也斗志昂扬地成为战斗的武器，并且产生了像匕首般短小犀利的小小说。可以说，我们的小说，不论篇幅的长短，都是不断革命，节节胜利的鼓舞力量。党的领导，总路线的光芒，作家的深入生活与劳动锻炼，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与思想改造，全民大跃进的鼓舞，使作家们心里健康了，干净了，从而自觉地写出了健康、干净的作品来。专凭作家自己的本领，而没有党的培植和社会给予的创作条件，是不会树立起这个新风气的。 这可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已登峰造极，无可疵议了。我们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是，我们的文字还嫌粗糙。我说粗糙，并非是说大家的文字都毫不讲究。不是这样。大家的确是用了心思，各有得意之笔。我是说，在这些得意之笔之外，往往有松了劲的地方，塌了下去。这些败笔往往是在叙述事实的地方。我想像得到：当我们刻画人物和描写风景的时候，我们都费尽苦心，想以最精采的文字配合上去，以期人如生龙活虎，景富画意诗情。及至叙述事实，我们就以为这是过场戏，随便交代一下就算了。于是，全篇文字就不一致了，有精有粗，瑜瑕互见。我们应当努力矫正此弊。要知道，越难写的地方，越要出奇致胜。叙述事实就是不容易写的地方，我们要设法既说得简单扼要，又活泼生动，叫写人、写景，与写事都在文字之美上有所创造。文字之美并不是作品的唯一的宝物，可是作品中哪里忽略了它，哪里便塌陷下去。文字之美应当与其他的构成因素相得益彰。 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对话，据我想，不宜只负交代事情的责任，而也担起表现性格与思想的任务——这样才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力的对话能够使人物突出。 其次，我还要谈到：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照实备录见闻，不肯删减。事实上，小说不是事实的记录，而是给事实加过工的艺术组织。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以便有所选择，故事才能集中；集中才有分量。小说必须有些分量，不是絮絮叨叨，以多为胜。 记住控制，我们便不会被故事的表面价值给吸引住，而不顾其他。比如说：惊险的故事之所以往往浮浅，就是因为作者被故事的情节迷住，而忘了更高的目的；结果呢，故事写的很热闹，可是不够深刻。 惊险的故事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留神别忘了人物的创造。人的价值应比故事的价值大得多。偏重故事的惊奇，往往使人物“日遭三险”，故作紧张。重视人物，则重点移在人怎么克服困难，使人物控制着事情。这就能写出人怎么改造与创造环境。 只顾细节，而忘了辨别什么是重大的和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什么是必要的和什么是不必要的。这就难免浪费了笔墨。我们的文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我们不能只顾不必要的细节而遗忘了伟大的使命。 载一九六○年《新港》七、八月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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