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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很惭愧，没有能够很好地准备这个报告，因为实在是太忙。
大家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有我能够回答的，也有我不能够回答的。我就尽我知道的来谈一谈。当前报纸语言中存在哪些缺点？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来回答：我感到就语言这个问题来讲，现在我们的报纸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的许多报纸比起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来起码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报纸的语言还没有十分形成一种新闻笔调。在西洋搞文艺的人就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作家，一种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也可能进行创作，也可能写出一本戏剧、一本小说，但是，他们的新闻笔调却是他的致命伤，他很难由一个新闻记者变成一个作家。这就是吃了新闻笔调的亏。
什么叫作新闻笔调呢？
就是写得很肤浅。什么事情都只写上几句，对人物思想、感情缺乏深入的分析，甚至很庸俗。一般地说记者总是报道一些专业的东西。有的人专报道运动，有的人专报道工业，有的专门报道戏剧。他们对这些专业是熟悉的。如报道戏剧的虽然他并不懂得艺术。但是他们对艺术的某些专用名词和术语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充满了某些专业术语和名词，充满了假充内行的气味。让人家看起来，有的时候看不懂，有的时候看了感到非常讨厌。在西洋，一本小说，一本戏剧，如果被批评有新闻笔调，这个东西就很糟。就意味着没有深厚的感情，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品格不高，所说的话都是老一套。
我们的新闻界比他们要好，我们没有十分形成新闻笔调。但我说没有十分，大概还是有一、二分。在回答报纸语言中存在哪些缺点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那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我们报纸上的语言就很贫乏。凡是说到火光时，必定说“火光熊熊”。凡是说到天刚亮，必定说“天空已作鱼肚色”。我们的记者都有这一套修辞，大家都是这样用，所以看起来报纸上的语言是很贫乏的。本来记者是想使文章漂亮些，但这种人云亦云的修辞，很庸俗，不仅不能使文章增色，反而让人一看见就够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点，就是文章有一个套子，比如写访问记吧，总是先说天气，然后说小院子，然后说主人出来和我谈了些什么话……。不管是访问这个或那个人，文章的结构总是不变的。
第三点，就是文字累赘，不扼要、不概括，一写就是很多字，很多话，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废话。没有抓住要点，没有用最动人的、生动的词句表现出来，使人得到一个深刻印象。所以，我说不够扼要，不够概括。
跟这个缺点相反，有的时候表现虽扼要，很简洁。但是又缺乏生动。比如，苏加诺总统来了，吴努总理来了，但是从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贵宾的形象。在我们的报道上总是说：欢迎者万人夹道欢呼。至于苏加诺总统长得什么样，那就只好看照片。这就是缺乏报道的文艺性。在报道中只是描写了欢迎者有多少万人，怎么热闹。这样贵宾看了就不会高兴，因为这里表现了大国主义思想。只描写我们自己。没有描写客人。这种缺陷，就使我们的报道不够生动。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文法不通。这当然是比较少的现象。有时报纸上也出现一些记者自己生造的词，像“但却”这样的词，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用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记者的发明，但是今天的报纸上还有这样的用法。今天我们讲语言规范化，就不应该这样用。
这几点是我想到的我们报纸上存在的一些缺点。
现在就谈第二个问题。
新闻工作者应该怎么样来加强文学语言的修养，改进报纸的语言？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一般的说一说，我们不能够专讲记者的特殊修养，因为我没有作过记者。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同行，因为我们都是语言的使用者。我写东西用语言，你写东西也用语言。从这一点来谈，那么语言的使用者进一步就应该成为语言艺术家。将来国家颁发勋章时，一定会有语言艺术家这样的称号。
一般来说，我觉得报纸上的语言有些贫乏，干巴巴的。现在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毛病，我们的文学语言（包括新闻语言）是太单调了。特别是我们今天讲“百花齐放”，那么我们语言使用者就应该在语言使用上作到“百花齐放”。因为语言是我们的工具，尽管语言是一样的，尽管个人都是报道某一件事情。但是十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十个样子，这就是我们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百花齐放”。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愿望。我们作者写东西，记者们写东西，在语言上应该表现出“百花齐放”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下一番功夫。
首先，我们应该学习一点古人的语言。我们是使用语言的人，语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能说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全是解放之后创造的，就没有一个古代的字。事实上，在我们的口语里有很多具有表现力的古代的话，这是当然的，因为语言是从人类历史上发展下来的。我记得“五一”节的时候，彭真市长在天安门上讲话的时候用了“兢兢业业”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今天创造的，而是老话，是一句有表现力的成语，很难找到相同的字来代替。还有我们平常所说的“各有千秋”这句话，也就没有别的恰当的话可以用来代替。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半斤，我八两，咱们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所以我们两个人相互之间就不应该存有任何歧视。这样的解释就麻烦了。一个作家，一个记者就要使自己的文字简练，因此像这些词我们就要用。我们学一些古代的语言，学会把这些有表现力的而且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运用起来。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些读者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作“各有千秋”，怎么办呢？据我看，读者有权利要求我们少用这类词，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他提高文化。做一个现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应该不知道这些字的意义。所以，他有权利质问我们，我们有权利质问他。我们也是“各有千秋”，谁也不能压制谁。他自己看不懂的时候，他应该有责任提高自己的文化，查一下字典、学习学习这类的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太害怕，只要我们不是故意渲染自己有学问。如果为了故意渲染自己，乱用某些陈词滥调，那是不对的。像“平分秋色”、“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各有千秋”这些有生命力的词，本来是在人们口头上长期保留下来的，我们为什么不用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我们不可以渲染自己的学问，渲染自己学问的文章永远不会是好文章。而这些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们是有责任来继承它的。
另一方面，今天我们的词汇贫乏，语言单调，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古典作品的涉猎。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总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从这里面学习，可以使我们认识我们语言的特质。我们今天不会运用语言，就是没有充分了解到我们语言的特质。因此，就没有很好地发挥我们语言所有的美。我们写得不够美。如果我们念一首老诗，我们就知道古人作的诗，真是把我们文字所有的潜力都发掘出来了，这点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古人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与过去的情况已有不同，古人写诗是用文言，而我们今天写东西是用白话。我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放弃白话不用，而是说古人这种概括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春风又绿江南岸”这句话的“绿”字在原稿上换了好几次，原来是“入”字，以后又改成“过”、“到”、“满”，最后用了一个非常通俗而又有概括力的“绿”字。这一个字就可以表现出草发芽柳色青，包括着春天带来的很多形象。我们今天写东西固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推敲。同时又因为我们写的多是散文，也不同于写诗，但是这个方法，是应该学习的，这个愿望是应该有的。这样就可以纠正我们随便用词的毛病。
我们用字的毛病是概括力小，不能把所写的一件事情准确地说明，古人用一个字就概括很多事情。我们的语言应该精简一番，看谁写的字最少而概括的东西最多。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一些古典作品很有好处。我们不要怕古典文学，不管是李白的，还是杜甫的，懂得的就念，不懂的就放在一边。其实尽是典故的就不是好诗，好诗是明白易懂的。我们需要读这些东西，但也不必用太多的时间，吃太多的苦头。
还有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里的“闹”字，对老干部说是特别亲切。如老干部“闹革命、闹肃反”、闹“三反”呀！但是没有人想到在这里用“闹”字。这个“闹”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蝴蝶、蜜蜂都在杏花枝头嗡嗡的乱飞，所以说“闹”。在这里没有说明蝴蝶乱飞，蜜蜂嗡嗡叫，可是读起来就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文艺。这就是古人用字的概括能力。所以，古人说一字值千金就是这个意思。一千多年以前所写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文艺里的珍宝。
我们作新闻工作的同志应该学习这种本领。我们现在尽管用现代的语言，但是这种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我奉劝大家买一本旧诗，李白的、杜甫的、白居易的都可以，不必专门去下功夫，可以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哼两首。这些书印的字大，近视眼也看得清楚，真正地背上几首，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古典作品声音美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有一个特质，是有声的语言。这点在很多国家民族语言里是没有的。中国的汉语是有声的。如北京话就是四声。将来用拼音字后可能会把声消灭了。但那是将来的事，一时是不会被消灭的。在散文里可以把声音的美表现出来，诗就更不要说了。诗是非常严格地要求具有声音美的，它每句一定要把平仄列起来。你念一篇旧诗、旧词，就能充分明白中国语言声音的美。昆曲唱起来所以那么好听，就是因为昆曲对声音的要求很严格。
现在尽管我们是写散文，但是对声音的美也应该注意。我写散文看起来好像非常随便，但是我并不是随便写的。比如，我写散文上一句是用“了”字落句，因“了”是仄声，第二句我就要用平声。这样的白话文念起来就好听。侯宝林的相声很好听，就是因为他语言声音的美。有的同志感到平仄声非常难分，其实并不难。凡是可以拉长声音的就是平声，不能拉长声音的就是仄声。像“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副对联就是有平仄声的。“事”字是仄声，“祥”字是平声。老百姓都能够分出平仄，我们怎么能分不清楚呢？在散文里注意运用平仄声，念起来就会好听。还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样的话在京戏里念起来就好听，如果不注意平仄，念起来难念，听起来也不好听。所以，无论在诗词或者曲艺里都要发挥这个优点。当然我们不必要严格地遵守这种格式，但是如果能运用上声音的美就会使你的散文漂亮得多。有很多人说，白话文不能念。这是不对的，因为写的人没有注意语言声音的调和，所以不好念。好的话剧台辞、好的相声，还有好的京戏中的道白，都是把平仄安排得调和，所以说起来念起来都很好听。
向古人学习语言艺术，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仗。什么叫作对仗呢？
在上面所引的那一句诗，就是一种对仗。详细的分析起来：烽火、家书都是名词，连和抵都是动词，三和万都是数目字，月和金又都是名词。这种语句的对称和词的对称就是对仗。有人认为在白话文里不容易写出对仗，这是不对的，白话文不需要严格的讲求对仗，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有好处的。这样就可以使文章挺拔，有力量。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你要随随便便，我就马马虎虎”，这样就对起来了。再比如，“你觉得你说的是顺口成章，我觉得你说的是胡说八道”。这样又对起来了。我们写白话文，不需每一句都对仗，只要在一段散文里有这样一两个句对仗，就可以使你的文章增加色彩和力量。
再一个要注意的是音节问题。
今天我们的白话诗、散文、歌词，都吃了不知道语言音节的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分成两节的。七言诗则是分成三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种音节不是偶然作成的，而是按照语言的本质创造出来的。我们了解了音节，作歌词就方便多了，就不至于音节没有。
在作散文的时候，因为音节的关系，不要把句子造得太长。长句是我们现在的通病。当然有时候长句子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写的东西和古代不同，有许多新的道理，往往因为逻辑性的关系，非长句子不能说明。但我总是不愿意作长句子，长句不易掌握音节。如果能把长句分成两三个短句，这样就能保持语言音节的美好。
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念翻译的东西呢？就是原文句子很长，翻译时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结果长句很多，念起来很头痛，念到后半句，忘了前半句。
我们在古典文学中看出它概括的力量强、声音美、对仗美、音节美。当然现在白话的语言构成和古代不同，不能完全按照文言诗、文言文来写，但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语言的参考。第一，古人不是随随便便就那样写的，它是经过加工又加工；第二，这些传统的优点的确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质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写的东西不美，在文字上存生着许多缺欠，结果我们的白语诗白话文没人喜欢念，很难让人背诵下来。古诗因为容易念，反而倒能使人背诵一些。
我们还可以从民间文艺学习。民间语言更易学。古诗古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而民间文艺是用现代语言写的。就拿曲艺来说，它是承继了古典传统，而又发展了。比如七言诗，是三个音节，鼓词往往也是三个音节，但在字数上可以把它发展为由七——十三个字，有时到十七、八个字，句子可长可短，音节还是三个，如“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就是一个例子。民间的曲艺的句法可七个字一句，也可十个字一句。把严格的诗的规矩打破了，但把语言的音节的美留下来了，所以说是一种发展。学一学这个，对我们也有好处，继承传统可以用白话。可以从民间曲艺学习怎样继承古典传统的方法。
古诗用韵，民间文学用辙，这样把古诗里的声音的美发展了。用韵有韵书，比如诗韵里，平、明、冬、红不在一个韵，不能串起来用。民间文艺不管这些，
、就归一个辙，冬（）明（）后面也是，也可归并在一起。这就容易得多，简单得争了。
古诗的音节就是这样——扩大了，发展了，这也值得我们学一学，让我们相信：人民会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的，是会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发展起来的。
拿散文来说，相声是最难写的东西，因为相声的语言是要一碰就响的。侯宝林说相声，一张嘴听的人就笑。假如我们上去，一个笑话解释半天，谁也不笑，那就完了。他把语言摆得那样好，“皮薄”，一听就笑。说相声是要在语言上下功夫的。听听相声对写文章很有帮助。如果你的相声写的罗嗦，尽是废话，说起来一张嘴人家不笑。你非要求人家笑：你笑吧！那就糟了，就不配作语言艺术家。
我们应该向民间文艺学习，这样知道的东西多了，用起来也就会多种多样。现在我们肚子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只能是贫乏、单调。但是语句结构上的重复有时也是必要的，读者的耳朵非常灵敏，假如不是必要的重复，如戏剧的台词，在第一幕写了这句话，第二幕又重复这句话，观众马上就会听出来，这是不必的重复。
现在青年人写文章就是单调，就是只知道那几个词汇，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我们要积累词汇。现在什么事都用“搞”字，连吃饭都说“搞”点饭吃，这样的用语言是不行的。这是一种词汇贫乏的表现。
怎样向人民学习语言呢？
向人民学习语言，我们有个毛病，就是拿笔记本去记工人农民说的话，回来不管在什么场合就用上。这就叫做学习人民的语言吗？这不对，因为每句话，不管是谁说，总是在某种场合下才这样说的，是表现一种感情、一种思想的。所以拿笔记本记人家的话是很不妥当的事，这不能抄袭。学习人民的语言，是学习而要看人家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包含着什么思想感情。单纯的记语言，那是没有用处的。听人家用这句话很好，把它记下来，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再用这句话，而不是不问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工人、表现农民时都用这几句话。好多记者下工厂、下农村，只能单纯地记工人农民说的话，那是不会有创造性的。
我们学习人民语言，学多了，然后就会加以选择使用，在这个场合用这句话，在另一个场合就用那一句话。不要把语言和生活分开，如果那样是不会学得好的。学习人民语言不是为了点缀文章，搁上两句不相干的话，而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运用术语也是这样。蹬三轮车的工人有许多术语，木匠也有许多术语，把它记在笔记本上是很好的，但只是这几句术语不足以表现三轮车工人和木匠的生活。在某个时候、某个场合写上一个术语是好的。但主要还是注意木匠在什么时候说那个话，表现了他的什么生活，这是最要紧的，不然术语就只成为一种点缀，与文章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
现在我们讲语言规范化，不是那样严格的不准用土话，用土语也应该有选择。这个土话的确有表现力，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应该把它升为普通话，是可以用的。不是凡用土话都好，都有特殊色彩。现在各地方言不一，如有的叫“油条”，有的叫“油炸鬼”。对“玉米”，也是这样，如有的叫“玉米”，有的叫“棒子”，将来要有规定的。如果统一规定叫玉米，你要用“苞谷”、“棒子”又有什么表现力呢？你想表现北京的地方色彩写“油炸鬼”而不写作“油条”，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写“油炸鬼”不写“油条”并不能表现北京的特点。
真正有表现力的方言土语是可以用的，但用时要慎重考虑。比如《龙须沟》里的北京土话很多，的确有表现力，但另一方面损失很大，广东等地就没法上演，这就限制了宣传作用。另外，在《西望长安》里我尽力避免用土话，几乎百分之九十是普通话，这个剧本虽不算好，但在全国各地都演出了。
这样看，我们应该让语言规范化，少用方言土语。只要这句土话的确是普通话里没有的。而它又有表现力的，可以用一些，不一定完全不用。如果把生活了解得透彻一点，就用普通话写，也一样有表现力。反之，就是专门用土话，也不能使文章别具风格。
附带说一下，我们要多学、多练习写，这是最要紧的。不要认为记者不能写鼓词、白话诗、小说、剧本，练习写得越多越好。我什么都写，什么都写不好，但我觉得写过话剧再写小说的时候，笔底下就特别精练。因为剧本上说话要精练，不能有不起作用的话，所以再写小说就不至于犯冗长的毛病。多写诗，那你的语言又比写剧本更精练了。诗就是用几个字来说明很多事情，如刚才讲过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包含着在离乱的时候，道路破坏了，送信的过不来等等，诗只用十个字，用不着细说，就什么都有了，不但说出了整个离乱的情形，而且还深深的激动着人们的感情。过去在军阀统治的时候，经常打仗，一打仗信就不通了，念念这句诗，特别受感动。
不论练习哪种形式，都会对你的学习运用语言有好处。写了诗不一定发表，我现在早晨起来常常写点旧诗，但从来没有发表过，有时写一句两句。我是个作家，应当天天磨练我的工具，我是生活在这里面的。
要练习写，发表不发表没有什么关系。要学着写各种形式的文章。不一定要把旧诗写好，但你练习写过旧诗，就会把散文写得更简练，功夫是不欺人的。尽管怎样忙也要天天拿笔，不要没任务就拉倒，那就不够作作家的资格了。
写各种形式的东西，这很有兴趣，练习一下才可以知道。
你学着写一篇古文，写五十个字，再拿出柳宗元的散文来看一看，欣赏一下人家的东西，才更觉得人家是写得好，才感到这篇东西要是我自己写就得用两万字，人家只用了几十个字，这是人家的本事，不尝试尝试是不知道的。
杜甫的诗很好，“家书抵万金”，这个“抵”字是怎样想出来的！我们总说值万金，如果用“值”字，这样的声音之美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这就是杜甫的功夫。说杜甫是诗圣，这不是瞎说的。“晴天养片云”，这个“养”字，就表现了夏天长久不下雨，今天来了一小片云，人们总是希望它慢慢地扩大起来好下雨，在这里用了个“养”字，就表现了人们希望这片云大点，再大点，下点雨。而我们只知道“养”孩子，不知道“晴天养片云”，所以我们是我们，杜甫是杜甫。
我们多练习练习就知道别人如何运用语言，就知道创作的道路。现在许多人被语言管住了，它倒成了主人，一篇文章末了必须“为××而奋斗！”不写奋斗行不行呢？
还有个问题：报纸的语言既要真实、简练，又要艺术、通俗，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我想这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那是人们的一种成见，人们总以为艺术性就是“细水潺潺”，“火光熊熊”，俗话就不艺术，不是的。
我用白话写东西，一篇小文章要改很久，有人催我的稿子，要我写快些，我怎么写得快？写一千字要改两天，就是要改去庸俗的字。粗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一考究，原来写的很多俗字，如“鱼肚色”、“潺潺”、“熊熊”等等。经过修改，末了就全没有了。文章语言好像淡如清水一样，这才是艺术。你堆了一堆辞藻，好像很艺术，其实真是不艺术！
“养片云”的“养”字，谁都知道，这就是艺术性。他没有说“产”片云，没有说“孕”片云。而用大家都明白易懂的“养”字，就有艺术性。“春意闹”的“闹”是最通俗的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也都是最通俗的字，因此才能表现出那么强的艺术性来。
真实、简练、通俗、艺术，这都是密切联系着的，真实不妨碍通俗、艺术。我们为什么珍视民间文艺，因为它通俗又有艺术性。这里没有什么矛盾，不要以为把字典、辞源拿来抄了好多华丽辞藻就是艺术性。
该用文言字的地方可以用文言字，但不要故意用它，能用现成的谁都知道的字，表现出顶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叫做深入浅出。
毛主席写的文章，都是说国家大事，写得那样幽默、通俗。能说这不是最好的文章？能说没有艺术性、思想性？不能这样说。毛主席的文章是有高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
我们要写得真实、简练，也要通俗。这不是那种做作的通俗，一句一个他妈的，并不就是通俗。我们念一念陶渊明的诗是有很大益处的，全是平淡如水的东西，一个生字不用，老老实实说自己的感情，但是很深刻。柳宗元的散文也是这样。
最后，希望在百花齐放中每个人能够写出自己的风格来。就是说我们下了功夫，有了雄厚的资本，但运用还要用得灵活。所谓好文章，也不是每句都有创造性，只要用的字都通俗、都妥当、都正确那就是好的。一篇文章不可能每句都精彩。梅兰芳先生唱得好，但也不能每句都叫好。写文章也是这样，都写得平稳、明白、清楚，有一两句精彩的就很好了。要是唱戏每句都叫好，那就累死了。
要写出自己的风格来，就是说用一个字、造一个句是你自己独创的。要看风格不仅表现在语言怎样说，同时要看一篇文章完整不完整，例如让你写一篇到飞机场迎接贵宾的通讯，这篇东西你怎样设计，你怎么看这件事，都表现着你的风格。如果单就一句一句分开看，就不能充分表现某人的风格。风格是整体的。你写的一篇东西，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你的风格，这就是说通过你写的东西让人家看出了你是怎样思想的。念了《三里湾》，就认识了赵树理。每句话有自己的说法，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风格。
写每篇东西都一样，要有写出自己风格的愿望。比如去访问一个人，总是写天气怎样，有个小院子，进到院子里面有许多花草……，这是没有风格，是不需要这样写的。如访问齐白石。齐白石是个九十多岁的、农民出身的老画家。我们写的时候不一定要描写他的小院子，要想到他是个农民出身的老画家，农民的气质表现在哪里。写东西要有自己的设计，不是每个人的院子里都有花，都要先写花，如果都写花，花就成了主要的东西。要把表现他的家庭情况和这个人的生活、思想结合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和别人不同了，让人家感到这是你写的，真是“文如其人”。现在我们的人好像都长得一样，因为我们的文章都是一样的。
我们下些功夫，在百花齐放中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我想记者们为了实现“百花齐放”，起码应当有个志愿，写东西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自己的写法。
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新闻与出版》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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