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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印出一部书，厚厚的两大本，八十多万字。这部书就是在江苏省文化局领导下，整理出来的王少堂老人的扬州评话《武松》。感谢江苏省文化局，感谢王少堂老人，感谢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们！《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 按照世界文学传统来说，史诗是歌唱英雄人物的。武松正是我们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英雄。因此，尽管这部书虽不是用诗的语言写的，可是性质确乎近于史诗。 环绕着这位英雄，王少堂同志和他的前辈们创造了许多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物不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而多数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按照文学传统来看，这就不大像史诗了。可是，正因如此，才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有这种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通俗的史诗！ 这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问题。从思想上，这证明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尽管是评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我们也只适可而止地运用点浪漫的色彩，并不把他形容成天神。我们更重视人。这也就是我们多数的评话的可贵之处。 是的，我听过一些北京的评书，凡是好的评书演员都像少堂老人那样，总是把近代的人情世态与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人物联系起来，绘声绘色地叫我们看见听见英雄们的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时也看见听见受欺侮的人们的形象与呼吁。这样，他们虽然是在评讲英雄的故事，可是给我们画出一幅我们所能了解的、我们所关心的社会图景。少堂老人口中的武松所住过的衙门与牢狱未必都不折不扣地像是宋朝的，他说的那些风俗与制度也未必全像宋朝的。他所说的也许更像清朝末季的事。可是，这正是听众所要听的！少堂老人这样说《水浒》，已故的许多北京名手也这样讲《聊斋》与《包公案》。不过，我所听到过的那些还没有像少堂老人所说的那么细致的、全面的。我们似乎无须要求评书演员们能够作到说哪一朝代的故事就都一切逼真，制度衣冠每一细节都符合历史——恐怕历史专家也难作到。我们倒是应当注意评书的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因它会以古比今，古为今用，发生影响。事实上，听评书的人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普通的人民。人民需要什么，评书演员才供给什么。评书在民间所以那么大的势力与影响，大概不仅仗着演员的表演技术，而也仗着演员们的密切结合群众，知其所需，从而供应。在这一点上，似乎值得文艺作家们多想一想。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用当前的风俗、制度去写汉代或唐代的故事；我是说，我们该多想想深入群众，与为谁服务的问题。 评书是千真万确得到人民批准的。群众不爱听，马上就走开，毫不客气。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离开正题，说些闲文。这是怎么回事呢？人民为什么批准这种说法呢？ 是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生活呢？大概是！武松走到一个山村，或进了一座酒楼，听众就希望看见山村或酒楼的全貌。因此，评书演员的生活知识必须极为丰富，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知，说得头头是道。据说：前些年去世的北京评书名家双厚坪说《挑帘杀嫂》这一段，就能说半月之久！通俗史诗的另一特点：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毫不苟，丝丝入扣。 在我们的新小说里，我们讲究艺术的控制，力避枝冗。我们也许管这种细巨不遗，搏兔亦用全力的评书手法叫作自然主义。我们应当反对自然主义，我们不必一定去学评书的手法。可是我们必须去丰富生活，深入生活，以免写出干巴巴的东西。王少堂老人的《武松》可以说两个多月。我们的一部小说也许只要几个钟头或几天就可以读完。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需要简练深刻的作品。尽管如此，我们破功夫去听一听或看一看《武松》，还有很大的好处。首先是：它叫我们惊叹，书里边有多少生活知识啊！ 这部书是经过几代的钻研、充实、修改而形成的。正如古代的史诗那样，它是集体的创作。现在出版的两大厚本恐怕还不能算作最后的定稿，我们都有责任提供意见，帮助它继续生长。 《武松》的语言是通俗的散文。它虽然不是诗，可是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可惜，没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式的配合，未免减色。通俗的史诗需要少堂老人那样出色的艺术家来评讲啊！这就叫我想起：我们的新小说是不是每一部都不仅可供阅览，而且可以朗读呢？假若不是这样，那么作家在语言上似乎还要更考究一些。一个人高声朗读，叫大家听，听得懂，而且爱听，影响不就更大一些么？我觉得新小说应当与评书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点上进行竞赛。 谈《武松》就谈到这里，因为只粗粗地读了一遍，还不敢提出具体的有助于再行提高的意见。 载一九六○年《雨花》四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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