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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觉悟了,二十年来的新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的,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团体,象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是惊人,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舞台与灯光;甚至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象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一期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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