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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五)他的为人。
  对以上的五项,可怜,我都没有资格说话,因为:(一)他的文艺作品及翻译,我没有完全读过,不敢乱说;而马上去搜集他的全部著作,从事研读,在今天,恐怕又不可能。
  (二)关于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工作,他自己已经写出了一点;以后他还许有更详细的自述,用不着我替他说;要说,我也所知无几。
  (三)对于他的考古学的成就,我只知道:遇有机会,我总是小学生似的恭听他讲说古史或古文字。因为,据专家们说:今日治考古学的人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有家数,生经入史,根底坚深,但不习外国言语,昧于科学方法,用力至苦而收获无多。第二类是略知科学方法,复有研究趣味,而旧学根底不够,失之浮浅。第三类是通古如今,新旧兼胜,既不泥古,复能出新,研究结果乃能照耀全世。沫若先生,据专家们说,就属于第三类。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话。当我恭听他讲述的时候,我只怀疑自己的理解力,一句类似批评的话也不敢说,——一个外行怎敢去批评内行们所推崇的内行呢?
  (四)至于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是眼前的事情,人人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知道的多到哪里去,也就用不着多开口。
  (五)关于他的为人,我照样的没有说话的资格,因为我认识他才不过四年。
  不过一位新闻记者既可以由一面之缘而写印象记,那么,相识四年,还不可以放开胆子么?根据这个聊以自解的理由,我现在要说几句没有资格来说的话。
  由四年来的观察,我觉得沫若先生是个:(一)绝顶聪明的人,这里所说的“聪明”,并不指他的多才多艺而言,因为我要说的是他的为人,而不是介绍他在文艺上与学术上的才力与成就。我说他是绝顶聪明,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天才,知道他自己的地位,而完全不利用它们去取得个人的利益与享受。反之,他老想把自己的才力聪明用到他以为有意义的事上去,即使因此而受到很大的物质上的损失和身心上的苦痛,他也不皱一皱眉!他敢去革命,敢去受苦,敢从日本小鬼的眼皮下逃回祖国,来抵抗日本小鬼!我管这叫作愚傻的聪明,假若愚傻就是舍利趋义的意思的话。这种聪明才是一个诗人的伟大处:有了它,诗人的人格才宝气珠光。
  (二)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他永远真诚,等到他因真诚而受了骗的时候,他也会发怒——他的怒色是永不藏起去的。这个脾气使他不能自己的去多知多闻,对什么都感觉趣味;假若是他的才力所能及的,他便不舍昼夜去研究学习,他写字,他作诗,他学医,他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他考古……而且,他都把它们作得好;他是头狮子,扑什么都用全力,等到他把握到一种学术或技艺,他会象小孩拆开一件玩具那么天真,高兴,去告诉别人,领导别人;他的学问,正和他的生命一样,是要献给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他对人也是如此,虽然不能有求必应,但凡是他所能作到的,无不尽心尽力的去为人帮忙。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这规劝,象春晓的微风似的,使人不知不觉的感到温暖,而不能不感谢他。好几次了,他注意到我贪酒。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象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好多次了,我看见他这样规劝别人——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条猛虎;现在,相识已有四年。我才知道他是个伏虎罗汉。
  啊,五十岁的老小孩,我相信你会继续在创作上,学术研究上,抗敌工作上,用你的聪明;也相信,你会在创作研究等等而外,还时时给我们由你心中发出的春风!
  载一九四二年六月《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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