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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不错,在那年月,某些有房产的汉人宁可叫房子空着,也不肯租给满人和回民。可是,来京作生意的山东人、山西人,和一般的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过了我的三天,就该过年。姑母很不高兴。她要买许多东西,而母亲在月子里,不能替她去买。幸而父亲在家,她不好意思翻脸,可是眉毛拧得很紧,腮上也时时抽动那么一下。二姐注意到:火山即快爆发。她赶快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决定:把她调拨给姑母,作采购专员。二姐明知这是最不好当的差事,可是无法推却。
  “半斤高醋,到山西铺子去打;别心疼鞋;别到小油盐店去!听见没有?”姑母数了半天,才狠心地把钱交给小力笨兼专员。
  醋刚打回来,二姐还没站稳。“还得去打香油,要小磨香油,懂吧?”姑母又颁布了旨意。
  是的,姑母不喜欢一下子交出几吊钱来,一次买几样东西。她总觉得一样一样地买,每次出钱不多,便很上算。二姐是有耐心的。姑母怎么支使,她怎么办。她一点不怕麻烦,只是十分可怜她的鞋。赶到非买贵一些的东西不可了,姑母便亲自出马。她不愿把许多钱交给二姐,同时也不愿二姐知道她买那么贵的东西。她乘院里没人的时候,象偷偷溜走的小鱼似的溜出去。到街上,她看见什么都想买,而又都嫌太贵。在人群里,她挤来挤去,看看这,看看那,非常冷静,以免上当。结果,绕了两三个钟头,她什么也没买回来。直到除夕了,非买东西不可了,她才带着二姐一同出征。二姐提着筐子,筐子里放着各种小瓶小罐。这回,姑母不再冷静,在一个摊子上就买好几样东西,而且买的并不便宜。但是,她最忌讳人家说她的东西买贵了。所以二姐向母亲汇报的时候,总是把嘴放在母亲的耳朵上,而且用手把嘴遮得严严的才敢发笑。
  我们的新年过得很简单。母亲还不能下地,二姐被调去作专员,一切都须由父亲操持。父亲虽是旗兵,可是已经失去二百年前的叱咤风云的气势。假若给他机会,他也会象正翁那样玩玩靛颏儿,坐坐茶馆,赊两只烧鸡,哼几句二黄或牌子曲。可是,他没有机会戴上顶子与花翎。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旗下分给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换了烧鸭子吃。据说,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已无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
  是的,父亲的唯一的无忧无虑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虽然在六七月下大雨的时候,他还不能不着点急——院墙都是碎砖头儿砌成的,一遇大雨便塌倒几处。他没有嗜好,既不抽烟,也不赌钱,只在过节的时候喝一两杯酒,还没有放下酒杯,他便面若重枣。他最爱花草,每到夏季必以极低的价钱买几棵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五色梅。至于洋麻绳菜与草茉莉等等,则年年自生自长,甚至不用浇水,也到时候就开花。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家中只藏着一张画匠画的《王羲之爱鹅》,也并不随时观赏,因为每到除夕才找出来挂在墙上,到了正月十九就摘下来。他只出来进去,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一刷米缸。有人跟他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没人问他什么,他便老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对人,他颇有礼貌。但在街上走的时候,他总是目不邪视,非到友人们招呼他,他不会赶上前去请安。每当母亲叫他去看看亲友,他便欣然前往。没有多大一会儿,他便打道回府。“哟!怎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母亲问。父亲便笑那么一下,然后用布掸子啪啪地掸去鞋上的尘土。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总爱刨根问底地问母亲:父亲是什么样子?母亲若是高兴,便把父亲的那些特点告诉给我。我总觉得父亲是个很奇怪的旗兵。
  父亲把打过我三下的那棵葱扔到房上去,非常高兴。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把《王羲之爱鹅》找出来,挂上,他不但老笑着,而且也先开口对大伙儿说话。他几乎是见人便问:这小子该叫什么呢?
  研究了再研究,直到除夕给祖先焚化纸钱的时候,才决定了我的官名叫常顺,小名叫秃子,暂缺“台甫”。
  在这之外,父亲并没有去买什么年货,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他可是没有忽略了神佛,不但请了财神与灶王的纸像,而且请了高香、大小红烛,和五碗还没有烙熟的月饼。他也煮了些年饭,用特制的小饭缸盛好,上面摆上几颗红枣,并覆上一块柿饼儿,插上一枝松枝,枝上还悬着几个小金纸元宝,看起来颇有新年气象。他简单地说出心中的喜悦:“咱们吃什么不吃什么的都不要紧,可不能委屈了神佛!神佛赏给了我一个老儿子呀!”
  除夕,母亲和我很早地就昏昏睡去,似乎对过年不大感兴趣。二姐帮着姑母作年菜,姑母一边工作,一边叨唠,主要是对我不满。“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过年的时候来捣乱,贼秃子!”每逢她骂到满宫满调的时候,父亲便过来,笑着问问:“姐姐,我帮帮您吧!”
  “你?”姑母打量着他,好象向来不曾相识似的。“你不想想就说话!你想想,你会干什么?”
  父亲含笑想了想,而后象与佐领或参领告辞那样,倒退着走出来。
  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赶到花炮与剁饺子馅的声响汇合起来,就有如万马奔腾,狂潮怒吼。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这种声音引起多少低卑的央求,或你死我活的吵闹,夹杂着妇女与孩子们的哭叫。一些既要脸面,又无办法的男人们,为躲避这种声音,便在这诸神下界、祥云缭绕的夜晚,偷偷地去到城根或城外,默默地结束了这一生。
  父亲独自包着素馅的饺子。他相当紧张。除夕要包素馅饺子是我家的传统,既为供佛,也省猪肉。供佛的作品必须精巧,要个儿姣小,而且在边缘上捏出花儿来,美观而结实——把饺子煮破了是不吉祥的。他越紧张,饺子越不听话,有的形似小船,有的象小老鼠,有的不管多么用力也还张着嘴。
  除了技术不高,这恐怕也与“心不在焉”有点关系。他心中惦念着大女儿。他虽自己也是寅吃卯粮,可是的确知道这个事实,因而不敢不算计每一个钱的用途,免得在三节叫债主子敲碎门环子。而正翁夫妇与多甫呢,却以为赊到如白拣,绝对不考虑怎么还债。若是有人愿意把北海的白塔赊给他们,他们也毫不迟疑地接受。他想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妙策闯过年关,也就极不放心自己的大女儿。
  母亲被邻近的一阵敲门巨响惊醒。她并没有睡实在了,心中也七上八下地惦记着大女儿。可是,她打不起精神来和父亲谈论此事,只说了声:你也睡吧!
  除夕守岁,彻夜不眠,是多少辈子所必遵守的老规矩。父亲对母亲的建议感到惊异。他嗯了一声,照旧包饺子,并且找了个小钱,擦干净,放在一个饺子里,以便测验谁的运气好——得到这个饺子的,若不误把小钱吞下去,便会终年顺利!他决定要守岁,叫油灯、小铁炉、佛前的香火,都通宵不断。他有了老儿子,有了指望,必须叫灯火都旺旺的,气象峥嵘,吉祥如意!他还去把大绿瓦盆搬进来,以便储存脏水,过了“破五”再往外倒。在又包了一个象老鼠的饺子之后,他拿起皇历,看清楚财神、喜神的方位,以便明天清早出了屋门便面对着他们走。他又高兴起来,以为只要自己省吃俭用,再加上神佛的保佑,就必定会一顺百顺,四季平安!
  夜半,街上的花炮更多起来,铺户开始祭神。父亲又笑了。他不大晓得云南是在东边,还是在北边,更不知道英国是紧邻着美国呢,还是离云南不远。只要听到北京有花炮咚咚地响着,他便觉得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二姐撅着嘴进来,手上捧着两块重阳花糕,泪在眼圈儿里。她并不恼帮了姑母这么好几天,连点压岁钱也没得到。可是,接到两块由重阳放到除夕的古老的花糕,她冒了火!她刚要往地上扔,就被父亲拦住。“那不好,二妞!”父亲接过来那两块古色古香的点心,放在桌上。“二妞,别哭,别哭!那不吉祥!”二姐忍住了泪。
  父亲掏出几百钱来,交给二姐:“等小李过来,买点糖豆什么的,当作杂拌吧!”他知道小李今夜必定卖到天发亮,许多买不起正规杂拌儿的孩子都在等着他。
  不大会儿,小李果然过来了。二姐刚要往外走,姑母开开了屋门:“二妞,刚才,刚才我给你的……喂了狗吧!来,过来!”她塞到二姐手中一张新红钱票,然后口邦的一声关上了门。二姐出去,买了些糖豆大酸枣儿,和两串冰糖葫芦。回来,先问姑母:“姑姑,您不吃一串葫芦吗?白海棠的!”姑母回答了声:“睡觉喽!明年见!”
  父亲看出来,若是叫姑母这么结束了今年,大概明年的一开头准会顺利不了。他赶紧走过去,在门外吞吞吐吐地问:“姐姐!不跟我、二妞,玩会儿牌吗?”
  “你们存多少钱哪?”姑母问。
  “赌铁蚕豆的!”
  姑母哈哈地笑起来,笑完了一阵,叱的一声,吹灭了灯!
  父亲回来,低声地说:我把她招笑了,大概明天不至于闹翻了天啦!
  父女二人一边儿吃着糖豆儿,一边儿闲谈。
  “大年初六,得接大姐回来。”二姐说。
  “对!”
  “给她什么吃呢?公公婆婆挑着样儿吃,大姐可什么也吃不着!”
  父亲没出声。他真愿意给大女儿弄些好吃的,可是……“小弟弟满月,又得……”二姐也不愿往下说了。
  父亲本想既节约又快乐地度过除夕,可是无论怎样也快乐不起来了。他不敢怀疑大清朝的一统江山能否亿万斯年。可是,即使大清皇帝能够永远稳坐金銮宝殿,他的儿子能够补上缺,也当上旗兵,又怎么样呢?生儿子是最大的喜事,可是也会变成最发愁的事!
  “小弟弟长大了啊,”二姐口中含着个铁蚕豆,想说几句漂亮的话,叫父亲高兴起来。“至小也得来个骁骑校,五品顶戴,跟大姐夫一样!”
  “那又怎么样呢?”父亲并没高兴起来。
  “要不,就叫他念多多的书,去赶考,中个进士!”
  “谁供给得起呢?”父亲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了。“干脆,叫他去学手艺!跟福海二哥似的!”二姐自己也纳闷,今天晚上为什么想起这么多主意,或者是糖豆与铁蚕豆发生了什么作用。
  “咱们旗人,但分能够不学手艺,就不学!”父女一直谈到早晨三点,始终没给小弟弟想出出路来。二姐把糖葫芦吃罢,一歪,便睡着了。父亲把一副缺了一张“虎头”的骨牌找出来,独自给老儿子算命。初一,头一个来拜年的自然是福海二哥。他刚刚磕完头,父亲就提出给我办满月的困难。二哥出了个不轻易出的主意:“您拜年去的时候,就手儿辞一辞吧!”
  父亲坐在炕沿上,捧着一杯茶,好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二哥出的是好主意。可是,那么办实在对不起老儿子!一个增光耀祖的儿子,怎可以没办过满月呢?
  “您看,就是挨家挨户去辞,也总还有拦不住的。咱们旗人喜欢这一套!”二哥笑了笑。“不过,那可就好办了。反正咱们先说了不办满月,那么,非来不可的就没话可说了;咱们清茶恭候,他们也挑不了眼!”
  “那也不能清茶恭候!”父亲皱着眉头儿说。
  “就是说!好歹地弄点东西吃吃,他们不能挑剔,咱们也总算给小弟弟办了满月!”
  父亲连连点头,脸上有了笑容:“对!对!老二,你说的对!”倒仿佛好歹地弄点东西吃吃,就不用花一个钱似的。“二妞,拿套裤!老二,走!我也拜年去!”
  “您忙什么呀?”
  “早点告诉了亲友,心里踏实!”
  二姐找出父亲的那条枣红缎子套裤。套裤比二姐大着两岁,可并不显着太旧,因为只在拜年与贺喜时才穿用。初六,大姐回来了,我们并没有给她到便宜坊叫个什锦火锅或苏式盒子。母亲的眼睛总跟着大姐,仿佛既看不够她,又对不起她。大姐说出心腹话来:“奶奶,别老看着我,我不争吃什么!只要能够好好地睡睡觉,歇歇我的腿,我就念佛!”说的时候,她的嘴唇有点颤动,可不敢落泪,她不愿为倾泻自己的委屈而在娘家哭哭啼啼,冲散新春的吉祥气儿。到初九,她便回了婆家。走到一阵风刮来的时候,才落了两点泪,好归罪于沙土迷了她的眼睛。
  姑母从初六起就到各处去玩牌,并且颇为顺利,赢了好几次。因此,我们的新年在物质上虽然贫乏,可是精神上颇为焕发。在元宵节晚上,她居然主动地带着二姐去看灯,并且到后门西边的城隍庙观赏五官往外冒火的火判儿。她这几天似乎颇重视二姐,大概是因为二姐在除夕没有拒绝两块古老花糕的赏赐。那可能是一种试探,看看二姐到底是否真老实,真听话。假若二姐拒绝了,那便是表示不承认姑母在这个院子里的霸权,一定会受到惩罚。
  我们屋里,连汤圆也没买一个。我们必须节约,好在我满月的那天招待拦而拦不住的亲友。
  到了那天,果然来了几位贺喜的人。头一位是多甫大姐夫。他的脸瘦了一些,因为从初一到十九,他忙得几乎没法儿形容。他逛遍所有的庙会。在初二,他到财神庙借了元宝,并且确信自己十分虔诚,今年必能发点财。在白云观,他用铜钱打了桥洞里坐着的老道,并且用小棍儿敲了敲放生的老猪的脊背,看它会叫唤不会。在厂甸,他买了风筝与大串的山里红。在大钟寺,他喝了豆汁,还参加了没白没票的抓彩,得回手指甲大小的一块芝麻糖。各庙会中的练把式的、说相声的、唱竹板书的、变戏法儿的……都得到他的赏钱,被艺人们称为财神爷。只在白云观外的跑马场上,他没有一显身手,因为他既没有骏马,即使有骏马他也不会骑。他可是在入城之际,雇了一匹大黑驴,项挂铜铃,跑的相当快,博得游人的喝彩。他非常得意,乃至一失神,黑驴落荒而逃,把他留在沙土窝儿里。在十四、十五、十六,他连着三晚上去看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纱灯、牛角灯、冰灯、麦芽龙灯;并赶到内务府大臣的门外,去欣赏燃放花盒,把洋绉马褂上烧了个窟窿。
  他来贺喜,主要地是为向一切人等汇报游玩的心得,传播知识。他跟我母亲、二姐讲说,她们都搭不上茬儿。所以,他只好过来启发我:小弟弟,快快地长大,我带你玩去!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父亲几次要问多甫,怎么闯过了年关,可是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一来二去,倒由多甫自己说出来:把房契押了出去,所以过了个肥年。父亲听了,不住地皱眉。在父亲和一般的老成持重的旗人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因作官而发了点财的人呢,“吃瓦片”是最稳当可靠的。以正翁与多甫的收入来说,若是能够勤俭持家,早就应该有了几处小房,月月取租钱。可是,他们把房契押了出去!多甫看父亲皱眉,不能不稍加解释:您放心,没错儿,押出去房契,可不就是卖房!俸银一下来,就把它拿回来!
  “那好!好!”父亲口中这么说,心中可十分怀疑他们能否再看到自己的房契。
  多甫见话不投机,而且看出并没有吃一顿酒席的希望,就三晃两晃不见了。
  大舅妈又犯喘,福海二哥去上班,只有大舅来坐了一会儿。大家十分恳切地留他吃饭,他坚决不肯。可是,他来贺喜到底发生了点作用。姑母看到这样清锅冷灶,早想发脾气,可是大舅以参领的身分,到她屋中拜访,她又有了笑容。大舅走后,她质问父亲: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三两五两银子,我还拿得出来!这么冷冷清清的,不大象话呀!父亲只搭讪着嘻嘻了一阵,心里说:好家伙,用你的银子办满月,我的老儿子会叫你给骂化了!
  这一年,春天来的较早。在我满月的前几天,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是的,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象凝固了的血块。
  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布幌子吹碎,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对面不见人。不能不出门的人们,象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顺着风走的身不自主地向前飞奔;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象刚由地下钻出来;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
  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屋瓦被揭开,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齐被刮到什么地方去。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也中间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是黑黑的一圈。
  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齐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彩,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和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象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院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窗楞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儿,土极干极细。窗台上这里厚些,那里薄些,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象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儿风。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
  要不怎么说,我的福气不小呢!我满月的那一天,不但没有风,而且青天上来了北归较早的大雁。虽然是不多的几只,可是清亮的鸣声使大家都跑到院中,抬着头指指点点,并且念道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都很兴奋。大家也附带着发现,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儿来。二姐马上要脱去大棉袄,被母亲喝止住:“不许脱!春捂秋冻!”
  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咯噔咯噔响的轿车,在我们的门外停住。紧跟着,一阵比雁声更清亮的笑声,由门外一直进到院中。大家都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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