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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潇洒的一生

作者:丰一吟

  丰子恺1898年(光绪24年)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出世。父亲叫丰??,是个秀才,他并不经理祖上开设有百年历史的丰同裕染坊,只是埋头读书,应考举人。3年一次,他已经应了3次试,都没有中举。那时候,他已经有6个女儿,没有儿子,这更使他陷于郁郁不欢。丰子恺出世,给全家带来了欢乐。3年后,37岁的丰??再次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居然考中了。本来,中了举人后,可再到北京会试,但丰??遭逢母丧,丁忧在家,不得上京,只得设塾授徒。自己的前途中止了,丰??便寄希望于儿子。子恺6岁时,父亲便把他收在座下。
  教儿子的“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很吸引子恺的兴趣。他向染坊师傅讨了些颜料,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成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但颜料涂上去,一直渗透下面好几层。丰??发现了这大片大片的颜色,大发脾气,幸亏母亲钟氏赶来,丰子恺才没有挨打,但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子恺9岁时,父亲逝世。丰??、始终不知道儿子会把一生贡献给艺术,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艺坛上极有影响的人物。
  丰子恺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而相打起来。塾师搜查丰子恺的抽屉,把他的画谱拿去丰子恺吓得魂不附体。谁知次日上学,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道:“你能看着这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子恺回答:“能。”回家后,他在大姊的帮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又用颜料上色。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以后每天上学,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躬,小画家的名声也就在全镇传开了。
  他16岁时,参加崇德县小学会考,县督学徐芮荪亲自披阅试卷,爱丰子恺的文才,以女妻之。
  1914年丰子恺毕业,成绩为众人之冠。随后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受到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19年他毕业师范学校,与同学往上海合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美术教师。两年后,子恺向亲友筹借学费,并卖去石门湾下西弄祖宅一栋,赴日本学画。在日本,他深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谷虹儿的影响。归国后,即以漫画抒写古诗意境、儿童生活、社会现实观感,从1924年起陆续发表于报刊,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赞赏。
  1922年,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春晖中学以夏丐尊为首,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其中有朱自清、朱光潜,他们都与丰子恺交往甚密。朋友们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这名称。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其妙正在随意挥洒。
  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作序,为第二本画册《子恺画集》作跋。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早在子恺读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国领域之后,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他出家时,还不到40岁。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后来,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他完成《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缘缘堂”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在这里,丰氏全家度过了5个寒暑。对丰子恺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或创作上,这都可说是黄金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或写文章,晚上照例饮酒吟诗。
  儿童的心态、生活,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天真无邪。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从儿童的生活中观察到可爱的意境,他便取作画材。
  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薄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
  丰子恺越是热爱儿童的无真无邪,就越是痛感人间的不平等和穷孩子的不幸。因此,他所画的儿童相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相。他说:“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
  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至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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