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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仁民到会馆的义地上去看了陈真的坟墓。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盖了一些青草,前面竖着一块小石碑,写着陈真的姓名。从远处看,这土堆夹杂在别的许多坟墓中间,一行一行地排列在那里,叫人看不出一点分别。
  “陈真活着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跟别的人不同。可是他死了,他就和别的人一样了,”吴仁民痛苦地想道。
  在前面一排的一座坟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蓝布旗袍,手臂上缠了一条黑纱。长长的黑发差不多垂到了肩上。吴仁民看不清楚她的面容。
  过了一会女人往外面走了。她走得很慢,还常常回头去看她离开的那座坟。
  她走到吴仁民的前面,把脸掉过来,望了他一下。她的眼光和吴仁民的对射着,她的眼睛里现出惊讶的表情。她略一停顿,便掉开了头,依旧缓慢地往外面走去。
  吴仁民看见了她的脸。这面孔并不是十分陌生的。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却又想不起来。他跟了她走出去。
  她的高跟鞋的声音有节奏地送到他的耳里。她的细长的背影遮住了他的视线。他跟着她走。她并不回头看,好像不觉得似的。她不坐车,他也不坐车。他没有目的地,只是盲目地跟着她走,然而什么人抓住了他的一只膀子。
  他惊觉地侧过脸看。周如水站在他的旁边,带笑地望着他,一面说:“你在干什么?”
  吴仁民一时回答不出来,他还掉头去看前面。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许多男人的背影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你又在想女人,是不是?”周如水笑起来。“但是现在不是春天了。”
  吴仁民生了气,涨红着脸责备道:“你懂得什么?你只配做茶房。你还是规规矩矩地去做茶房吧。”
  做茶房的话是有典故的。周如水近来对李佩珠非常殷勤,方亚丹便挖苦地称他为“李佩珠的茶房”。他自然不承认这个称呼,但是事实上他伺候李佩珠很像一个茶房伺候主人,而且比普通的茶房更体贴。
  “做茶房?我不承认。谁说的?”周如水起劲地说。
  “你去问亚丹吧。谁做过茶房,谁明白。”吴仁民嘲笑地回答。他接着又问:“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我随便走走,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很,出来散散步,”周如水皱着眉头回答。
  “为什么不去陪李佩珠?如今不是春天了,你又有什么烦闷?”吴仁民报复地说。
  “不要说笑话了,我们还是谈点正经事情。我正想找你谈谈,我们就一路走吧,我也要到你家里去,”周如水换过话题说,他勉强笑了笑。
  吴仁民知道周如水高兴别人把他的名字同李佩珠的名字放在一起提说,他虽然常常挣红了脸分辩,其实心里很高兴,只是他没有勇气对李佩珠表示爱情。所以吴仁民接着又挖苦他道:“你要是下了决心做茶房,那么就快点进行吧。李佩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要再耽误她,让她做张若兰第二。”
  最后的一句话比什么都厉害地刺在周如水的心上。张若兰这个名字他早已忘掉了。但他的忘记也只是表面的。虽然被新的憧憬掩盖住了,这个名字给他留下的创痕却没有完全消失。一旦有人在他的面前提到这个名字,他就会记起那个圆脸的女郎来。那个少女曾经怀着全部的爱来帮助他,拯救他,他却糊里糊涂地拒绝了她,让她后来嫁给一个留法归来的大学教授。他每想起她,一阵痛悔就来绞他的心,他再没有力量来抵抗别人的嘲笑,好像一个被缴了械的兵士一样。
  “张若兰,不要再提她了,我求你,”周如水烦躁地说。
  “我现在要把我的‘过去’深深地埋葬了。我要做一个新的人。
  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起我过去的事。”
  吴仁民冷笑几声,不表示态度。
  “我以后要向剑虹学习。剑虹这个人的确可以佩服。”周如水兴奋地说下去,他显然是在跟自己挣扎。他称赞李剑虹,是要借李剑虹的力量来压倒另一个自己。“剑虹真难得,他才配做革命家。我说句老实话,你不要生气,你太浪漫了。”
  “是的,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革命家,同样也只有斯多噶派才配做伪善者,”吴仁民生气地说。“我自然不配。不过我记得李剑虹对人说过‘如水太颓废,很少希望’这一类的话……”“我不信,你说谎。”周如水起劲地分辩道。
  “我何必说谎。我又不把李剑虹的话当作圣旨。我要骂你就用自己的话骂你好了,何必捏造李剑虹的话来骂你。”吴仁民冷笑说。
  “我不再跟你争辩了。总之,近来你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很浓厚。”周如水明白自己跟吴仁民争论下去不会有一点好处,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友情,他不再吵了,却换过话题说:“我还有正经的话对你说。第一,小川后天从法国回来,你预备去接他吗?第二,佩珠还要向你借几本书,我替她拿去。”
  “还有第三件吗?”吴仁民突然问道。
  “没有了。你后天究竟到码头上去不去?去的人恐怕不少。
  剑虹、佩珠、亚丹他们都去,还有几个朋友去,”周如水含笑说。
  “我不去,”吴仁民冷淡地说,“你们已经有很多的人了。”
  “我们希望你能够去。多一个人更热闹一点。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不想和小川见面的。佩珠的两个女朋友也要去。她们以前就认识小川,”周如水又说。
  “到那时候再决定吧,”吴仁民淡淡地回答。他心里想:“张小川回来,又多一个领袖了。”他脸上现出一阵惨笑。这笑里也许含有妒忌,也许含有寂寞。许多时候来藏在他的胸里的愤慨又冒出了火焰。那个永远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又来追逼他了:为什么在李剑虹这般人的周围常常会聚着不少的信徒,而他,他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去接近一切的人,去向他们宣传他所真实感到的,他所坚决信仰的理论,结果却变成一个最孤立的人,被加上了“轻副、“卤莽”、“浪漫”这一类的评语呢?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但是他为什么要受处罚呢?
  这时候周如水还絮絮地在他的耳边讲起张小川的种种好处,以及他这几年来在巴黎留学期间的惊人的进步,但是吴仁民早已不去听他了。这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却怀着不同的两颗心。
  他们上了电车。在下一个电车站上有好些客人上车来,中间有三个少女。
  “你看,佩珠她们来了,”周如水突然用肘触吴仁民的膀子,带笑地低声说。
  吴仁民把头动一下,却不说话。
  在另一个电车站上又上来一些客人。新来的乘客不住地往里面挤。把下车的客人留下的空位填满了。李佩珠往里面移动,差不多就到了周如水的面前。
  “佩珠,”周如水温和地唤了一声,便立起来让座位给她。
  李佩珠和他招呼了,又招呼了吴仁民。她并不坐下去。却把座位让给她的女朋友。
  三个女郎为了一个座位谦让着。吴仁民也站了起来。
  另外的两个少女终于坐下去了。李佩珠把她们介绍给周、吴两人。周如水很高兴地和她们谈话。
  两个女郎都有着圆圆脸,年轻的一个稍微瘦一点,更好看些。她们的面貌相差不多,是两姊妹,姓龚,名字是德婉和德娴。
  “佩珠,我刚刚到你家里去过,没有见到一个人,剑虹也不在家。”周如水说。
  “爹出去打听小川先生的轮船后天几时靠码头,”李佩珠含笑答道。“她们两位约我看电影。我们现在才从电影院出来……但是周先生怎么会在电车上?现在又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没有事情,请再到我们家里去坐坐罢。爹现在一定也回来了。吴先生也去坐坐好吗?”
  “我没有事情,不过随便走走,现在陪你们去罢,”周如水马上高兴地陪笑道。
  吴仁民暗暗地一笑,但也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想:“你方才不是说有话和我谈,要到我家里去吗?可是现在见了女人就跟她走了。”真正是个色情狂。”这色情狂的绰号也是陈真替周如水取的。陈真死了,而这个绰号却没有死。
  电车到了某一个站头,周如水跟着三个少女下了车。吴仁民一个人留在车上,留在那拥挤的人群中间。电车继续往前进。开车的也许不是一个熟手,车身震动得厉害,乘客们时时向左右倾倒。车上发出了一阵哄然的笑声。但拥挤并没有停止。吴仁民望着那些笑脸,他的心突然感到寂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热闹的人群中间他常常会感到寂寞。比如在电影院,在剧场,厅子里坐满了观客,四周都是笑语和吵闹。这时候他的心就感到剧痛,他会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寞。在这热闹的人间似乎只有他一个孤寂的人,他的渴望,他的痛苦完全和那些人的不相关联。永远没有人了解他。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孤立的人。
  电车到了一个站头,他应该下去了。但是他并不动。他不想回家去。他忍受不住家里的孤寂。这几天来对于他,那个房间差不多变成了囚室或坟墓,在那里只有寂寞和死亡。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去。他让电车载着他继续往前面走。
  电车到了终点,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他也下来了。他在石子铺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也不知道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
  自然这个城市是很大的。在这里有三百万的居民,但是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三百万人都是陌生的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命运。他也许会死在这里,他也许会叫破他的喉咙,没有一个人来管他,也没有一个人来听他。“轻副、“卤莽”、“浪漫”这些评语像石子一般打在他的头上。他的那些朋友现在也向他掷石子了。
  “就忘了这个世界吧。这个卑鄙的世界。就索性让它毁灭也好。完全毁灭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较那零碎的、迟缓的改造痛快得多。”他这样自语着,似乎感到了一阵痛快。可是这也没有一点用处,并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也不能够改变他的环境。相反的,他倒更觉得自己脆弱了。他脆弱到只能够诅咒,只能够呻吟。
  他在街头走了一些时候,又觉得这样走着更无聊。他忽然想起还是回家睡觉好些,便又上了电车。电车很快地把他载到了目的地。现在他是向着回家的路上走了。
  在路上他的脚步依旧下得很慢,他一方面想回家,另一方面又似乎害怕回家。他还不能够毅然决定要怎样办。他只是挨着时间。但是他终于走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他疲倦地拖着脚步上了楼。
  他正要开房门上的锁,才发觉他出去的时候忘记锁门。他推开门进去。
  房里有一个人站起来迎接他。他惊喜地叫起来:“怎么,志元,你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了。我看见你没有锁门,以为你马上就会回来,哪个晓得等了你这许久。我正想走了。”
  “真正巧得很,我今天偏偏忘记了锁门。不然你来了还进不了房。你来得好。你是从Y省来的吗?怎么你事前也不给我一封信?你在路上走了几天?你的行李呢?”吴仁民高兴地说,他完全忘记了先前的寂寞。
  “我最近才决定的,来不及通知你们。我很早就想离开省城,但是总没有机会。我忍耐了许久,到最近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便下了决心不顾一切地跑出来了。现在不晓得这里有什么事情给我做……我的行李还在旅馆里,”高志元一面说,一面摇动他的身子,他似乎连五分钟的耐性也没有。他很少能够安静地在一把椅子上坐到一刻钟。他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的人,一张方脸,一张阔嘴,唇上几根须髭。说起话来声音不清楚。他这个人连自己的姓也念得不准确,但是吴仁民却能够听懂他的话。在他们分别了三年以后,他的音调并没有大的改变。
  “好,你来得正好。我现在正感到寂寞,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去把行李搬过来,”吴仁民欣慰地说。
  “我很累,今天还是回旅馆去睡吧,横竖要出一天的旅馆钱。剑虹他们呢,他们都好吗?”
  “李剑虹他们还活着,只是陈真死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写信告诉我的吗?陈真真死得可惜。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努力工作,我早知道他的肺病会把他带走的。但是想不到他会被汽车压死。”高志元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叹息地接连说了两句:“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是的,我们做事从来是太迟的。李剑虹他们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吴仁民愤激地说。“只恨我没有方法使他们那班人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这不能怪剑虹,他们并没有错。如水写信来说,你爱跟剑虹闹意见,是吗?”高志元好像抱着超然的态度来说公道话似的。
  “那么你就相信?”吴仁民突然问道,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别人不知道他这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沙发上,从衣袋里摸出了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点燃来抽着。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像是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你会喷火喷到每个人的身上。剑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自然要冷静些。但是在革命运动中冷静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志元平静地说。他把两只手插在白羽纱的西装裤袋里,在房里慢慢地踱着。
  吴仁民不答话,只是狂抽纸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抽完一支他又开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烟,我就想起了我的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烟瘾比一比,”高志元微笑地说。
  “好,我们就去喝酒吧。”吴仁民突然站起来把没有燃完的纸烟头掷进痰盂里去。他用手拍去了身上的烟灰预备出去。
  “还早呢。现在天还没有黑,我想先去看剑虹,”高志元提议道。
  “现在到酒馆去罢。早一点更好,我们可以多谈一些话。
  你这几年来一定有许多话可以对我说的,我也有不少的话要告诉你,”吴仁民下了决心地说。
  高志元表示了同意。两个人便锁了门走出去。
  他们选了附近一家天津馆,走上楼去,拣了一个干净的桌位,两个人对面坐了。吴仁民向伙计要了几样菜,又要了两斤花雕。
  时候还早,窄小的楼上并没有几个客人,还有两三张桌子空着。两人喝着茶等候菜端上桌子。
  伙计把酒烫好送来,吴仁民又叫了三碟冷菜。他们便对酌起来,一面喝酒,一面谈话。
  “我想不到现在又会在这里吃酒,”高志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说。“我回去的时候本来打算至多住一年就出来,谁知会耽搁了这许久。我带了几十本英文书回去,但是回到家里并没有机会读它们。在我们省里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里太黑暗了,只要多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有被杀头的资格。你简直想象不到那里的黑暗。”
  “为什么这里的报纸不登这一类消息?我们从报纸上简直看不到一点你们省里的消息。”吴仁民直率地问。
  “那黑暗,那专制,你怎么能够知道?”高志元正举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到桌子上。“你怎么能够说话呢?他们差不多把你的舌头割去了一半。我们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青年学生只要看了两三本社会科学的书,或者说几句对时局不满的愤激话,就会被校长检举,有时候甚至于拉出去杀头,罪名是通匪。你想什么人还敢说话?现在我们那里的青年学生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讲恋爱,读爱情小说。你要和他们谈思想,结果不但会送掉你的命,也会送掉他们的头。
  你想,我怎么能够安静地住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做事?我这几年的光阴是完全浪费掉的。”
  “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我们这里固然比你那里稍微自由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做出事情来,以前是因为有瑶珠,现在是因为别人说我爱闹意见。是的,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我永远是卤莽,蠢动,说大话做小事,像罗亭一样:他们这样批评我。我在大学教书总不免要和校长或同事发生争执被强迫离开。在两三年中间我换了三个大学教书,结果都是一样。
  我看不惯那班人的卑劣行为。什么教育,什么宣传,在那里一点也说不上。老实说,是在陪资产阶级的子弟开开心,自己骗骗饭吃。或者给一些小姐添点妆奁,好去嫁给阔人。所以我后来发誓不去教书了。我说要到工会里面去做点工作。但是工会里又有人猜忌我,他们说我的个性太强,不能够做事。
  只有蔡维新跟我比较接近,但是他也不大了解我,他也说我性子暴躁,主张激烈。还有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同志们也不相信我,他们大半都是跟李剑虹一鼻孔出气。是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像罗亭,永远不能够跟人妥协,永远不能够认识人。我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相信他们可以了解我,但结果仍然是这样。我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一拳打碎。”他说到这里便举起酒杯,喝了一个满杯,放下杯来,忽然把拳头往桌面上一击。伙计跑过来问他要什么。他圆睁着眼睛把伙计望了一下,用粗暴的声音说:“再拿一斤酒来。”
  高志元微笑地在旁边望着,并不阻止他,却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后面一仰,靠在椅背上,一面说:“罗亭到底是一个好人,他终于为他的信仰牺牲了性命。他并不是一个说大话做小事的人。不过平心而论你的计划确实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不少没有实现过的计划书。”
  “是的,我为所有的人都草了计划书,我相信都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人们都抛弃了它,说我空想,说我不懂得社会情形。我的精力总是白费。”
  “这有什么理由值得灰心呢?你根本就不曾干过什么大的事情。说到文字宣传,你不曾译过一部大书。说到实际活动,你又不曾在社会上占势力。单凭着自己的一点热情盲目地干去又有什么好处?我劝你还是好好地振作起来,先翻译几套整部的全集再说。印费自然不会成问题。文字宣传也是很要紧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出几期刊物印几本小册子是不够的,要做就应该认真做。”
  “呸。”吴仁民生气地骂起来。“我以为跟你分别了几年你总应该有一点进步,谁知道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翻译全集正是李剑虹那般人想干的事情,他们正在着手做。你去找他们罢。至于我,我不想干那种干燥无味消磨生命的事情。我以为出十部、百部全集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依然不会因此得救。还是陈真说得好:‘只有行为才能够创造出力量。’至于书本呢,那只是消磨生命的东西。”
  “你这话我不承认,我倒相信思想能够创造行动。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坚决的思想。现在还没有脱离宣传的时期,我们不能不多做宣传工作,”高志元充满信心地说。“你想象不到我在故乡的生活,在那里连宣传的机会也没有。我在一个中学里教过书,但是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因为在那里我不能够说一句自己想说的话。我好像是一架留声机,只能够照唱片唱。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免不掉有跟别人争饭碗的嫌疑。”
  吴仁民不说话,只顾喝酒。高志元又说下去:“后来我又到一个军官学校去。这是一个军队里附设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他约我去。我到了那里,他要我当教员。我起初不答应。他苦苦劝我,我便答应下来。他要我教政治。我说我根本不懂政治。他没有办法,就请我随便开一门功课,我编了一部社会运动史的讲义,可是还没有讲到一半,我那个亲戚就请我走路。我了解他,因为我再要教下去,连他的头也保不祝”高志元接连喝了两杯酒,挟了几回菜。他看见吴仁民不作声只顾喝酒,便惊讶地带笑说:“你现在的酒量会这么大?
  我记得你从前不喜欢吃酒嘛。”
  “我近来才爱喝酒的,”吴仁民说着叹了一口气,又拿起酒壶斟酒,给自己斟满一杯,又给高志元斟了。“从前瑶珠在的时候,她拼命反对我喝酒,我也不好十分违拗她的意思。现在没有人来管我了。我需要的是醉,是热。人间太冷酷了。”
  “有人说吃酒多的人,会活活地被酒烧死,”高志元笑着说。“这句话也许有道理。你看,用火柴点高粱酒,马上就可以点燃。”
  “不过黄酒却没有这个力量。我的意思是能够烧死也好。
  那一定很热,”吴仁民说着脸上露出了一阵惨笑,接着又叫伙计再添一斤酒来。
  “好,要吃就索性吃个够。我的酒量不会比你的差,”高志元满意地说。“不过我今天晚上还要去看剑虹,他看见我吃多了酒一定不高兴。他是不会客气的,有什么话就会当面说出来,不怕得罪人。他永远是那个道貌俨然的样子。而且当着他女儿的面给他奚落几句,也有点难为情。”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么,今晚上就不要去吧。他们正忙着准备迎接张小川。
  张小川从法国回来,后天就到这里。”吴仁民说,他马上又换了语调:“不要提他们。我们还是喝酒吧。今天晚上真喝得痛快。我以前连一个喝酒的朋友也找不到……喂,伙计,再烫一斤酒来。”
  “够了,改天再来吃吧。我们两个差不多吃了四斤酒。你比我吃得更多些。你看,你脸上已经发红了,”高志元劝阻道。
  “这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四斤黄酒。喝黄酒简直等于喝茶。
  你的脸完全不红,你起码还可以再喝四斤。”吴仁民大声说。
  “你说小川后天就到了,是真的?为什么他没有写信给我?
  他回来一定可以做出不少的事。他学识经验都有,又忠实,又热心。他的前途充满希望。想不到我后天就可以见到他。真是一个好消息。”
  “又忠实,又热心,”吴仁民反复地念道,他的脸上又露出一阵惨笑,笑里仍然含着妒忌和孤寂。忽然他举起酒杯说:“喝酒吧。喝酒是第一件事。”
  “不要只顾吃酒,我们好好谈谈吧。我本来打算在一个锡矿公司里做点事情,我的一个同学要我去。到了那里,我自己也下矿里去看过。在那里工作的人真正苦得很,他们连呼吸空气的自由也没有。我那个同学一定要我留在那里,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我看过矿工的生活以后我就决定不干了。……你也许看过《黑奴魂》这个影片,自然你读过不少关于俄国农奴的书,然而你依旧猜想不到那些‘砂动的生活情形。他们的惨苦比从前美洲的黑奴,比从前俄国的农奴还要厉害若干倍。是的,在那里做工的人叫做‘砂动。他们完全是奴隶,是卖给资本家的。他们里面有的人是犯了罪才逃到那里去做工的,有的却是外县的老实农民,他们受了招工人的骗,卖身的钱也给招工的人拿去了。他们到了厂里,别人告诉他们说:‘招工的人已经把你的身价拿去了,你应该给我做几年的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有保厂的武装巡警来对付他们。那些巡警都是资本家出钱养来压制‘砂动的。‘砂动初进厂都要带上脚镣,为的是怕他们逃走。”
  高志元喝完一杯酒,自己拿起酒壶来又斟了一杯。他看看吴仁民。吴仁民在那里挟菜,脸通红,眼睛好像在发火。
  “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每个‘砂动穿着麻衣,背着麻袋,手里拿着铲子,慢慢儿爬进洞口去,挖着锡块就放在袋里。一到休息的时候爬出洞来,丢了铲子就倒在地上,动也不动一下,脸色发青,呼吸闭塞,简直像个死人。我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一天夜里听见枪响,后来问起才知道一个‘砂动逃走被巡警一枪打死了……我不能够再留在那里了。我便对我那个同学说:‘我不能够在这里干事。你们的钱都是血染出来的,我不能够用一个。’我就走了,”高志元苦恼地说,他张开阔嘴,露出他那上下两排的黄牙。他好像要怒吼,但是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喷出一阵酒气。他举起酒杯,正要拿到嘴边喝,忽然又放了下来。他掉开头打了一个大喷嚏,声音很大,和“哎哟”相像,好像别人在鞭打他的背似的。吴仁民惊讶地放下筷子望着他。他却坦然地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把鼻涕揩了,又掉过脸去喝酒。
  “不要再讲你的事了,”吴仁民突然拍着桌子说。“尽是苦恼,尽是忧愁。我不要听它们。还是努力喝酒吧。喝完酒,我们找个地方去玩。”
  “好,那么叫伙计拿饭来,”高志元同意说,他也不想再喝酒了。
  两个人吃完饭付了钱出来。天已经黑了。马路上电灯很亮。到处是人声和车声,到处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的发热的头被晚风一吹,竟然昏眩起来。高志元觉得十分疲倦,想回旅馆去休息,便拉着吴仁民的衣袖说:“仁民,不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很累,想回旅馆去睡觉。”
  “不要去,不要就回去,时候还早。”吴仁民一把抓住高志元的左膀,要求似地说。“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玩,我一定要找个地方玩,不然这颗心就没有安放处。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安放我这一颗炭一样烧着的心。”
  “我劝你还是回家去睡觉吧。你今天吃了那么多黄酒,你一定醉了。我也很累,我要回去睡觉了。”
  “志元,那不行。”吴仁民发狂似地说。“我不能够回家去睡。你想心里热得像炭火在烧,我怎么能够回到那坟墓似的家里去睡觉。你以为我是一架冰冷的机器、像李剑虹那样的吗?”
  “我一定要回去睡觉。我的头发昏,身子没有一点气力。
  这几天在船上实在累了,我要去睡觉。”高志元挣脱了吴仁民的手,打算走开。但是他又站住带笑地劝吴仁民道:“我劝你还是回去睡觉吧。今晚上很凉爽,正好睡觉,而且你吃醉了酒,在街上乱跑是没有好处的。你不记得我那一回的故事吗?”
  他说到最后一句话,忍不住自己先笑起来。原来他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故事:那还是他前次住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已经很迟了,他喝醉酒一个人跑出去,在路上跟几个拉客的娼妓吵起来,被巡捕看见了,抓了他去,说是要带进巡捕房里。那个巡捕押着他走。他一点也不惊慌。他只顾把巡捕望着,慢慢地从衣袋里摸出一本记事册,把巡捕衣领上的号码抄下来。巡捕看见他这样做,疑心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连忙客气地把他放走了。
  “那一回的故事?什么故事?碍…。就是你在马路上跟‘野鸡’打架的故事吗?……哈,哈。那有趣。”他说到这里看见高志元已经往对面的人行道上走了,便急急地跑过去抓住他,起劲地说:“不要走,你今晚上无论如何走不脱。”
  “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人去不好吗?
  ……好,我陪你走一段路。我说过我只走一段路。我今天不高兴再跟‘野鸡’打架,”高志元带笑地说,便不再说回旅馆的话了。
  两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吴仁民的右手还抓住高志元的一只膀子。他忽然松了手拍着高志元的肩头说:“好,我们到大世界去。到那里去找‘野鸡’……”“到大世界去?不,我不去,那里是培养低级趣味的地方,”高志元坚决地反对说。“看影戏是可以的,但是我今晚上不能够去,我要回旅馆睡觉。”
  “好,你回去吧,我现在不留你了,”吴仁民生气地说。
  “你本来就是李剑虹一类的人,你是一个道学家。”
  “我,我是个道学家?笑话。”高志元摇头说。“我现在也不跟你争辩。我知道你在用激将法。”
  “你回来,不要走。”吴仁民看见高志元真的走了,便又大声挽留他。高志元并不回头,但是吴仁民跑上前去把他抓住了。
  “志元,你不要回去,你一定要陪我。我请求你。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决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的心,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来复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像听见地狱里的音乐一样,那是多么难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的。我要的是活动,是热,就是死也可以。我害怕冷静。我不要冷静……志元,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到大世界也行。就是碰到拉客的‘野鸡’我也不怕。至少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也会给我一点热,给我一点力量。我的血要燃烧了。我的心要融化了。我会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那一定是很痛快的。我要去,我要去,不管你们的道德学说,不管你们的经济理论,我要到那里去,我要到那里去。”
  高志元站住了,他起初带着惊讶的眼光看吴仁民,过后又换了同情的眼光。吴仁民狂热地在那里说话,话从他的口里吐出来就像喷泉从水管里出来一样,接连地,没有一刻停止过。他显然是醉了。但是他的心情高志元是很能够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高志元也有着这样的渴望——热和力的渴望。
  所不同的是高志元不相信从那种地方可以得到一点点热和力。
  “仁民,我送你回去罢,”高志元看见旁边有几个行人在看他们,便打定了主意,对吴仁民这样说:“你现在和我一样也需要休息。你今天吃醉了,你不知道你自己说了些什么话。”
  他挟着吴仁民的膀子回转身朝着去吴仁民家的方向走了。
  一路上吴仁民依旧在说他的狂热的话,他的身子时时向两边歪,仿佛站不稳似的。高志元很费力地挟住他,又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但是他好像没有听见一般。这时候他的理性已经不存在了。热情占有了他,使他成了激情的俘虏。
  高志元慌慌张张地走着。在离开了三年以后他几乎不认识这个城市的街道了。他一个不小心走错了路,起初还不觉得,后来忽然发觉他们是在一条奇怪的街上了。街道这样窄,这样脏,两边的人家有着玻璃门。屋檐下站了两排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的,绿的,以及种种引人注目的颜色的衣服。她们都是肥短的身材。每张笑脸上都涂了厚厚的脂粉。每张血红的嘴里都发出不自然的笑声招呼他们。
  高志元把眼光向她们的脸上一扫,他马上起了憎厌的感觉。他突然想起吴仁民刚才说的话:使人兴奋的气味,使人陶醉的拥抱……他看看吴仁民,他害怕吴仁民会有奇怪的举动。但是出乎他的意外,吴仁民急急地拉着他往前面走,并且接连地问他道:“志元,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些什么人?她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不答话,却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后来他问了巡捕,才找到正确的路。两个人急急地走着,并不要许多时间就到了吴仁民的家。高志元安顿吴仁民睡下了,才走出来。
  屋子里很静。吴仁民躺在冰一般冷的床上。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他完全忘记了先前的事。他不知道夜是早或是迟。屋子里没有灯光。他睡在黑暗里。他不能够再阖眼。黑暗向着他压下来,使那一幅薄被显得非常重。他在床上翻来复去,总不能够镇静他那开始纷乱的心。他愈来愈烦躁。后来他掀开薄被走下床来扭燃了电灯。
  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茫然地把电灯泡望了一会,觉得眼睛花了,才移下眼光来。过了一刻,他从书堆里随便取出一本书,翻看了两三页,觉得不入眼便抛开了,又另外取了一本,依旧抛开了。他拿了第三本书,那是陈真的日记。他翻开了书页。读着下面的话:“人类是残忍的东西罢,没有‘血’的进步在什么地方。……”“知识是赃物。知识阶级也是掠夺者,他们同时又是掠夺阶级的工具。C.T.今天来信说,英国失业工人达两百万,苏格兰HighStreet充满了啼饥号寒的声音,然而同时花两三千金镑买一辆汽车游玩的也大有其人。还有两大经济学家天天在课堂里鼓吹他们的吃人的资本主义……”“如果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可怜的是生生世世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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