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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比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拿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采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担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份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乎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担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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