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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病,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牠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牠在做什么?牠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牠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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