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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 黎景熙 冀俊 赵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萧该包恺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晖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也。性聪悟，弱岁而孤，居丧合礼。及长，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重补国子助教。后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籓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 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萧察，累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武帝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致书礼聘，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建德末，表请还梁，武帝优诏不许。重固请，乃许。为遣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之。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朝京师。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萧子宝祭以少牢，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乐猗氏人也。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河西，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累迁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遂归侍养。 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老痺，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觅，母得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属东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隐。周文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 寻而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迁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议，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仓》、《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三卷。子义纲。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 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从徐遵明于赵、魏间，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寻而山东寇乱，学者散逸，逊于扰扰之中，犹志道不倦。大统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周文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人之才。弼请留不遣。魏废帝二年，周文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周闵帝践阼，以逊有理务材，除秋官府上士，转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及卫公直镇蒲州，逊为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选举。其四，重战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训导有方，频加赏赐，迁遂伯中大夫。五年，诏鲁公赟、毕公贤等，俱以束脩之礼，同受业焉。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逊以贤良。五年，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人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秩满还朝，拜皇太子谏议，复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又为露门博士。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为汾阴郡守。逊以老病固辞，诏许之，乃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隋开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赠本官，加蒲、陕二州刺史。 逊性柔谨，寡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矜尚。每在众言论，未尝为人之先，学者以此称之。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理并可观。 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学显。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郑人，少以孝行闻于世。曾祖嶷，魏太武时，以军功赐爵容城县男，后为燕郡守。祖镇、父琼，并袭爵。季明少好读书，性强记默识，而无应对之能。其从祖广，太武时尚书郎，善古学。常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宏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又好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不事生业。有书千余卷。虽穷居独处，不以饥寒易操。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劝令入仕，始为威烈将军。孝武西迁，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从军，稍迁黎阳郡守。季明从至悬瓠，察景终不足恃，遂去之。客于颍川。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留于内馆。月余，周文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大统末，拜著作佐郎。于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于时，是以一为史官，遂十年不调。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营宫室。春夏大旱，诏公卿百僚，极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黎庶。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当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人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涧水绝，《五行传》以为先是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人兴役，天辄应之以异。典籍作诫，倘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时，则年登可觊，子来非晚。《诗》云：“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雨水，年复不登，人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 时豪富之家，竞为奢丽。季明又上书曰：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著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乾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皞荛，置鼓树木，以求其过。顷者亢旱逾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六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去华，此则尚矣。然而硃紫仍耀于衢路，绮縠犹侈于豪富，短褐未充于细人，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礼，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汉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尝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尊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亏德之器勿陈于侧，则人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政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政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当其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 帝览而嘉之。 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陈，特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以疾卒。 又周文初，属天下分崩，时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至若冀俊、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于世，并见收用。 冀俊，字僧俊，太原阳邑人也。性沈谨，善隶书，特工模写。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岳被害，周文引为记室。时周文志平侯莫陈悦，乃令俊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周文讨悦。俊寻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周文大悦。费也头见敕，不以为疑，遂遣兵受周文节度。大统初，封长安县男，从征弘农，战于沙苑，进爵为子。累迁襄乐郡守。寻征还，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俊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除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累迁湖州刺史。静退，每以清约自处。前后所历，颇有声称。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进爵为昌乐侯，卒。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后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书影覆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察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居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补，周渭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文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掌仪制。历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时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谏，由是忤旨，免官。 隋文帝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开府。历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帝尝令彦之与沈重论议，重不能抗，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帝大悦。后除随州刺史。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类。上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谥曰宣。 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耍》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子孝舒、仲龛，并早有令誉。 何妥，字栖风，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 江陵平，入周，仕为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后，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男。文帝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经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枉则人服，举枉错直则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访察，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颠沛致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其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载不成；赵翊尺秤，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兰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二年，威定考文学，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于是与威有隙。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议，群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 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于时学士之自江南来者，萧该、包恺并知名。 萧该，兰陵人。梁鄱阳王恢之孙，少封攸侯。荆州平，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包恺，字和乐，东海人。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及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是《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远近聚徒教授者数千人。卒，门人起坟立碣焉。 房晖远，字崇儒，恆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恆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隋文帝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迁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后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文帝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帝大悦。仁寿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赗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 隋开皇初，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仕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仕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竟坐诛。孔笼、张买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亡。唯光独存。 尝因释奠，帝亲幸国子学，王公已下毕集，光升坐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辩，而《礼》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以疾卒于家。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沉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尝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 隋开皇中，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坐，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 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脩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 废主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共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品卑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卒，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圆，右画方，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所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召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 隋开皇中，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诏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仗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及秀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令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令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人道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 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帝不纳。时国家殷盛，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时，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禀，皆发于炫。弘尝问炫：“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虑勘覆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烦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时盗贼峰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闻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徽美，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进，贻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之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挞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多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 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虚，屡动宸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騄，比翼鹓鸿，整䌷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 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事为贵。其幸四也。 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骋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事业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贼盗。哀炫穷乏，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下城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官。县官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好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宦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所著文集，并行于世。 时儒学之士，又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并知名。 褚晖，字高明，吴郡人。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徵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晖辩博，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疏一百卷。 顾彪，字仲文，余杭人。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行于世。 鲁世达，余杭人。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张冲，字叔玄，吴郡人。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学，博览群言，遍习《五经》，颇有文翰。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不免输税，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窃以毒螫絪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戚。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缄脣，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涸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跌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燕之云梯，则必悬于乔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 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慈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倾对。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硃所未见。久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憎耳目之明，无首足之戚，惮而不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倘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玷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 弘亦知其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论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惟学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咸稽古之力也。然远惟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离骚其文，尚何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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