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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十二月十一日,东方破晓,炮击在晨雾中开始了。我们到中队本部集合。
  这里是一户有钱人家,房屋豪华气派。宽敞的庭院里有一片整洁漂亮的草坪,草坪旁绿树成行。后院里有一眼泉水,光滑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庭院的小径旁边安放着一尊古朴的金佛。琉璃瓦屋顶,朱红色圆柱,相映生辉。漂亮的室内装饰还很有一些现代气息。天花板上画着春、夏、秋、冬花鸟风景,地板上铺着华丽的地毯,我们穿着沾满泥浆的皮鞋毫不怜惜地在上面走动。右边屋子的玻璃书柜里,有看来很珍贵的古籍和轴画。左边屋子的玻璃柜里,珍藏着价值连城的支那陶器。这些陶器外表裹着真丝并逐个标着编号,上面印有“乾隆年”、“康熙年”、“道光年”的字样。
  我国的德川家纲时代,正值支那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位的清朝最兴旺时期,涌现了钱大听、黄宗羲等有名的学者,考据学非常发达,完成了《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等巨著,这是文化繁荣的时代。
  自称对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说:“这些珍品在我国从未见过,它的价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这番话,让我看出他已是物欲熏心,他忘掉了这是战场而在物色值钱的东西。本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热的影响下,我在无锡征收了名人字画和署名的两把扇子,还有在武进征收了挂轴。
  扇子两面分别有左右相反的诗,画着蝴蝶和花草。挂轴上画的是皇帝坐在大象背上,落款是道光元年。
  田中垂涎三尺地看着这些陶器,置身体而不顾,贪婪地把这些东西塞进自己的背包,田中虽然年方三十七岁,但已是未老先衰的后备兵。可能是干过木匠活的缘故,他的背驼着,脸色憔悴,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他比谁都好色贪财。我们都受他古董迷的影响,把房间里的陶器洗劫一空。我拿了五件香炉之类的东西和几个碟子。带不动的大件物品统统砸烂。
  田中悔恨自己不是辎重兵,否则就把他眼馋的横卧大佛像也搬走了,里屋挂着一幅镶在玻璃框里的裸体女人油画,不知是谁在腿裆处画上了阴毛,又在腿裆处戳了一个洞,并且,另外再画了一个男裸体像,把好端端的一幅画糟蹋成了淫秽图。
  天气寒冷,我们拆下豪华椅子上的包装布系在腰间,围在脖子上,这幢房子里,凡是带不走的物品无一完好,统统被我们砸得稀巴烂。
  炮兵射击时,我们得到了充分自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睡在院子前面第二分队的士兵,忽然“哇”地叫了一声,他的右脚出血了,血染红了裤腿。
  “‘喂!你命挺大的,还活着呢!子弹飞不进医院的。攻下南京后你再回来吧!”虽然他伤势不轻,但还是很开朗地去了后方。
  炮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步兵开始发起进攻。我们转移到了另一幢洋房。因为步兵炮从空地猛烈射击,所以敌人在瞄准这里打迫击炮。这幢洋房的院墙是水泥结构,院门口有值班室。我们必须通过这个一间宽的院门到路对面的沟里,穿过凹地攻击高地上的敌人,敌人集中人力封锁了大门。
  子弹打在门柱上向四处飞窜。若想通过这个大门,就得冒着雨点般的子弹穿过去。我们贴着墙向前移动,趁敌人子弹间歇时冲了出去。——在猛烈的火力封锁中,我们凭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极端谨慎的判断,一闪而过冲出了大门,无一伤亡,奇迹般地穿过这生死关。我们到了凹坑,卧伏在草丛中。
  敌人又集中火力,压得我们进退不得。我们看不见躲在高地树丛后的敌人,敌人大概也看不见我们,他们仅仅凭着自己的判断进行射击,我想,这回可没命了!子弹铺天盖地地从四处飞了过来。迫击炮弹“嗖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就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爆炸。我们第一分队成一列趴在草丛里。西本分队长没有和我在一起,他在哪儿?是在前面吧?我是代理分队长,等待其他队员到这里集合。田中吓得发抖。我们个个像石头似的一动不动。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下,哪怕稍微一动,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贴着地面说:“好厉害的子弹啊!”接着又嘟嚷道:“大家都到齐了吗?”熊野一等兵轻声答道:“好像都到齐了。”
  “喂!小队长负伤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
  代理小队长荒木伍长的手被子弹打穿了。我命令本间一等兵护理荒木伍长下了火线。现在由西本伍长担任第三小队队长。“第三小队前进!”这时从前面树林里传来了命令,敌我双方的炮弹在我们的头上来回穿梭,发出狂风一般的吼叫。
  机关枪子弹、步枪子弹四处飞窜。我甚至奇怪,双方炮弹为什么不在空中碰撞呢?
  这是死神乱舞。
  我相信自己不会死,深信子弹打不进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总觉得子弹对我是客气的。我下定决心准备冲出去。
  我吩咐士兵们说:“喂!我先冲出去,找到隐蔽的地方通知你们,你们再冲过去!”我拼着命一口气冲了七十余米,来到了大树林的下面。这是敌人火力射击的死角,比较安全。
  我怒吼道:“第一分队前进!前进!前——进——”结果不见动静,大概分队队员们都在犹豫。我卧在草丛里塞了点压缩饼干填了一下肚子。集合之后,大家把背包堆在竹林边上,做好突击准备,然后渡过小河,登上山坡待命。
  看来这一带是南京市郊外,漂亮的洋房稀稀落落。我们爬上了道路,前面像是桑田,桑田左边树林里有一幢洋房,敌人像是赌气似的接二连三地向外扔手榴弹。不知固守洋房的敌人究竟有多少,即便仅有两三个,也比平地上几十个敌人难对付。这些亡命之徒对我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幢洋房已经被当成了碉堡。
  我在部队的右侧。我右边大约十米远的道路上倒着一棵大树,是敌人设的障碍。右边大约一百米处着了火的房子冒着浓浓的黑烟。夜幕正在降临,笼罩着地上的残杀。黑暗中摇曳的火焰就像烂醉如泥的醉汉,我发现敌人正在火光中像纸影(纸影,类似于中国皮影戏里的皮影。)一样晃动,就借倒在路上的大树以防身,向纸影开了枪。虽然我在黑暗中来到离部队十米远的大树旁,但这一举动并不能说明我真的勇敢,我仅仅想在缩成一团的战友面前表现一下而已。
  夜战中稍许离开一下部队,都会让人觉得害怕。
  不知是谁在说:“向那里射击,敌人会从右边冲过来的,不准乱放枪!”我们埋伏在草丛中,伺机待发。前面洋房里不断扔出的手榴弹,在空旷的黑夜里频频爆炸。在我们埋伏的时候,第九联队的军官来到这里和中队长交谈。据少尉讲,昨天夜里的山火是敌军放的。第三十三联队士兵们是从半山腰进攻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被困在大火圈里,把重机枪拆卸后逃了出来。途中遭到狙击,伤亡惨重。第九联队的某部队十二名士兵踩到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
  中队长迟迟不下突击命令,最后叫我们停止突击,撤退到后面十米的洋房里过夜。洋房非常漂亮,周围是差不多一人高的石头院墙。大门旁有车库,院子很大,还有地下室。第一、第二分队驻守在门旁的另一间屋里,关牢窗户后,在灶里生火取暖,让值夜班的守着火,大家躺了下来,我打着手电从楼梯走上二楼巡查了房间。
  二楼房间里有宽大的办公桌和书橱,各种书籍和文件零乱不堪。从二楼环视,四面八方都是机枪射击的火光,照明弹像流星似的拖着长长的亮光。有的地方是火灾,有的地方是通明的篝火。
  我想起了故乡夏夜的海。仿佛是星星落在水面一样,渔夫捕获乌贼的煤气灯光在波浪间时隐时现。
  我坐下来,点着了仅剩的两支烟中的一支,在寒风里静静地看着周围。突然间闪念出:“我什么时候死呢?是明天吗?”
  不由得感到一种冷酷的东西向我扑来,心慌意乱地下了楼梯。
  中队长呆在地下室最安全的地方。我们都嘲笑说:“中队长都讲了,太可怕了!”
  整个晚上,捷克式机枪的射击声就像节日的焰火一样,通宵达旦,一刻不停。
  十二日,早晨七点左右,还没做早饭就出发了,昨夜不断扔手榴弹的敌人,今天早晨早已不见了踪影。我们进了一所说是大学但不像学校的宫殿式的建筑。学校里挂有胡乱写着“女教员”的黑板和标有“拥护民族领袖蒋中正先生”的肖像。
  肖像被扯了下来,踩在沾了泥的军靴下。
  重机枪从宽大房间的窗口对外猛烈射击,其中的一名射手中弹而亡。
  可能是辎重兵到了,每人分了二十五支朝日牌香烟,真是雪中送炭。
  开始从学校左边灌木丛前进,快速跑了五十多米后匍匐前进。荆棘刺手,我戴上了在北支那衡水征收来的手套,像蛴螬似的爬着。敌人的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道路上,隆隆前行的四辆轻型坦克机枪扫射,炮弹连发。我们跟在坦克后面奔跑,躲避敌人的子弹。奔跑中赶上了最前面的坦克。坦克停了,我们跳进了凹地。这里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石头桥。
  石桥上设着障碍,扔满了圆木和大石头。桥墩旁挖有一米宽的壕沟,坦克遇到了障碍,无法前进,停在那里放炮。我们立刻隐蔽到河边的安全地带,以防飞来的子弹。二十三岁的西本分队长是现役下士伍长,我们应征入伍时,他是上等兵。虽然刚从步兵学校毕业,但因为是下士志愿兵,很快就被提升为我们的分队长。他是个蛮干的冒失鬼,说了一句“让坦克通过”,便上桥搬撤障碍。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没有伸手帮忙。任凭他怎么使力,那硕大的石头纹丝不动。敌人的子弹飞了过来。他大声吼道:“我在这里干,你们在干革命么?
  是害怕子弹吗?”我愤然而上,做起了这种无用功。这时,我和桥本完全暴露在桥上,非常危险。正当我们干到一半的时候,小队已经过河开始前进了。我停下活追赶小队去了,西本也跟着我离开了桥。我是被说了“害怕子弹吗”后不服,才冒险干了这种蠢事的。幸运的是没有白送命。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和其他人一样忍一下为好。
  第一小队占领了张学良的家。到张学良家之前,有一道高达七尺左右的土墙,土墙内外,到处都挖有战壕,战壕里刚断气的敌人还在流血。土墙枪眼下散乱着许多弹药。战壕里到处都是装着手榴弹的蓝布袋。
  身穿棉衣、缠着裹腿、脚穿低口布鞋的抗日英雄蹲着死在那里。蛮漂亮的房子里堆积着有各种图案的布料,士兵们把红布料围在腰和脖子上,感到有一种春意盎然的气氛,精神多了,似乎有一种遇见了女人,被她那柔软的带有香味的纤手摸了一下的感觉,红色很容易让人热血上涌。张学良的房子建在草坪覆盖着的缓坡上,是一座豪宅。草绿色瓦屋顶上被炮弹炸了一个洞,机枪从洞里正在咔哒咔哒地对外射击。我们走进豪华的大门,穿过宽敞的走廊,在客厅里集合。大厅正对着敌人阵地,厅中央摆着大圆桌。坐在豪华的弹箐椅上就像在轿车里一样,挺胸腆肚,给人一种了不起的感觉。我们浑身泥土,坐在松软的椅子上,围着桌子,叼着刚刚分发的朝日牌香烟,抚摸着好久没洗的沾满灰尘的胡子,仿佛是参加重大作战会议的军官,两脚并拢,正襟危坐,倒真派头。我呢,两腿交叉,仰着脸吐着烟,左手搭在头上,摆出一副有功之臣的样子。可爱的孩子们啊!战士就是孩子。
  驹泽像发表重大宣言一样,郑重其事他说:“可以说啦!
  各位!关于进攻南京这一件事——”接着又说:“依我看,兵站部的家伙们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从登陆以来,他们没给我们补给过一次粮草,搞得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担心粮食问题。我们连一袋面粉和酱都没有领到过,副食品天天都是咸菜叶。战壕里到处都扔着手榴弹,可惜不能吃啊!”
  大胡子、翘鼻子的熊野也瞪着眼睛说:“可是,兵站的小子们肯定是吃香的喝辣的!”
  我吐了一口烟圈,说:“不用愁!进了南京就和无锡一样,应有尽有。”
  田中看上去老态龙钟已没有什么性欲的样子,但却依然惦记着女人的事。他说:“女人也会有的吧。”
  “另外,古董也会有的吧。”
  “是啊,老东,如果我能多带一些回国的话,就开古董店啦。”
  “我进了南京城后首先要冲进点心店!”
  “岛田,你去什么店?”
  “我去照相机店和钟表店。”
  “你小子不是有表了吗?”
  “我最近在收集这些东西玩。”
  “我想要照相机,你小子给我也搞一份。我会给你搞点点心的。”
  驹泽带着讽刺口吻说:“在我们分队,野口是干这种事的老手,无论什么事,只要托他,几乎都能搞到手。可是,说来也奇怪,也许是甜年糕小豆粥吃得大多,打起仗来数他是孬种。”
  “每次战斗一打响,这小子就留在后方,顶不上事。可是一到驻扎地,他就派大用场了。征收物品,全中队他拿头号。”
  “他又卑劣,又自私,是让人讨厌,但这小子也就这点上还确实能干,他还算不错了。木下更没治了,他从未上过战场,是个没听过子弹声的勇士,真了不起。可他干什么都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个丝毫不起作用的野猫、吝啬鬼。打下南京的话,他肯定说是他打下的。到时候肯定还要再回分队,真拿他没有办法。”
  “哎呀,别扯了。说什么只要把南京打下来,我们就可以凯旋回国,又可以想吃什么有什么了。让我们再加把劲。可是,也许说话之间活着的人中就会有死掉的。”岛田又压低了声音说,“我们中队长阁下丝毫不可信赖,这才是最可怕的,整天耀武扬威,一看他脸就知道他是个神经质。”
  “因为他还是个二十五岁的毛孩子。”我也轻蔑地加上了一句。
  “可你再看看江岛。这个少尉年龄虽小,可是多勇敢!”
  “我们中队长那小子,正因为自己没有信心又没有本事,所以装腔作势,狂妄自大,惟恐别人瞧不起,反而更让人瞧不起。”
  “那小子当中队长似乎一点儿不称职!”岛田嘲笑着说,这时,传来了喊叫声:“大山给打中了!”
  大山是在通过走廊时被打中的。
  我们刚才还像军官似的悠然地抽着烟,这时赶紧把身体靠在墙上,因为敌人的子弹可能还会从窗户外飞进来,坐在远离窗户的人感到不安全,也拔腿跑到靠窗的墙壁边,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第二小队没打招呼就出发了。我们急急忙忙跨过竹栅栏,在凹地里拼命向前奔跑。来到安全的农田后,把背包卸了下来。命令苦力看守背包,我们进入了突击状态。
  在我们前方一百多米处有一个高坡,上面有幢豪华的建筑物。
  据说今天夜里要袭击那里。子弹雨点般地打在了地里和树上,我们卧倒在土坟堆后,等待着分队长前进的命令。可是过了很久也没见他回来。第二分队卧倒在我们前面,在分队长的指挥下向前移动。第三分队和我们一样,俯卧在后面。
  我和田中、竹桥、熊野、下坂、驹泽卧倒在矮得头一抬就暴露在外的坟堆后面。敌人的子弹非常准确,打在土坟的四周。我们像席子一样紧紧地贴在地上,钢盔沿已插进了地里。太阳把她最后的光芒从地平线转向了空中,夜晚临近了。我们趴在地下近两个小时,感到发闷。于是,大家把脸贴在地上抽起烟来了,突然,敌人的子弹暴雨般打了过来,大概是敌人发现了我们吐出的烟。我们即刻灭掉香烟,继续俯卧着不出声。
  最后的光亮越来越弱,黑暗爬上了农田。西本赶回来了,并且骂道:“你们这帮家伙在干什么?说是要冲锋的,你们为什么不冲上去!”
  大家都很愤懑。
  “什么!不是你小子对我们讲,叫我们在这里卧倒等你回来通知我们的吗?我们等得腿都麻了,你就这么当分队长啊?
  还说我们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混蛋!你有什么资格当队长?”我一边在心里直骂一边越过竹丛中的土梗越过土埂,前面有条狭窄的交通壕,第三小队在这里,大家紧握上了刺刀的枪,屏住呼吸,气氛异常紧张。我们紧跟在第三小队队长小野曹长后面,猫着腰等待光亮被黑暗吞噬。
  卫生兵下土井小声喊着“第三小队!第三小队”来到了这里。
  曹长并没专指谁,训斥说:“卫生兵一个人走到这里都不害怕,你们害怕什么?”对!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一点也没有犹豫和恐惧。
  有人轻声走了过来。原来是第九联队的下士。
  “命令我们占领那个高地,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白天,重炮已对它进行了轰击,那里很坚固,很难攻下。”
  我回答说。
  “你们也马上行动吗?”
  “是的。”
  说完,下士又消失在薄暮之中。
  友军的飞机在高空像老鹰一样飞行。我们在堑壕里悄悄地匍匐前进。说好是出动中队所有人员夜袭四方城,所以必须保持联络。“中队长!中队长!”我喊了两三次,但没有一点曹长精神抖擞,果断地命令道:“时间已到,其他小队已经出击了,我们出击!”
  周围已全黑了下来。神秘、紧张、严峻使夜色显得更加浓重,我们感到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一步一步地悄悄前进,天黑下来以后,枪声像是告一段落,四周静了下来,远处的枪声不过像敌人自己在发生口角一样。
  曹长的日本刀在我的眼前发出清冷的寒光。出了堑壕的尽头,来到了草地。杂草缠在鞋子上,一下子被拉断了。大约前进到一百米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瀑瀑的流水声。小河发出哀怜的声音,静静流淌。鞋子里灌满了水,走路时发出“扑嗤扑嗤”的声音。白天轻易就可过去的小河,现在也不行了。过了小河,是一个斜坡,草长得更茂盛。
  我们这支敢死队必须上斜坡。这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爬在最前面!我跟在曹长的身后前进着。斜坡的上面有敌人。
  我想超过曹长走在前头。曹长还是静悄悄地走在我的前头,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死。走在前面很困难,而跟在人后则很简单。我不止一次想过:我要冲到最前面!但恐惧的巨大引力使我怎么也无法做到。我的神经集中在眼睛和耳朵上,耳朵像马的耳朵一样非常警觉,眼睛大概也像野兽一般闪闪发光。手中的枪紧贴在腰间,遇到敌人,就上去拼刺刀。
  爬了三十米左右的时候,小队长“刷”地高高举起日本刀,大声喊道:“哇!哇呀呀——”我胸口像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跟着也“哇呀哇呀”地喊起来。喊声激发起我的情绪,我就像是疯了似的。紧前面有条壕沟,我发现前面有一个敌人,他正要往右边跑,突然,小队长一刀砍过去,就差一点,没能砍到。千钧一发之际,我打开保险栓,从背后开了一枪,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倒了下去。迈过堑壕,继续向前,枪紧贴腰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朝前放枪。我的脑海里只交错着“生”“死”两个字,心里虽然什么都不怕,但总感到闪电划过一样,脑子里闪现出是生是死的疑虑。
  我们出其不意的喊声像群犬狂吠一样冲破了黑夜。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狼狈不堪,机枪就像弹药库着了火似的一齐吼叫起来。敌人的射击声和我们的射击声相互交织在一起,惊天动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他们遭到了我们台风般的袭击。乍一看,我们是妖魔附体、精神错乱、军纪混乱而又粗野的人。其实我们是处在高度敏锐和紧张的战斗气氛中,洞察和直感一切,无需命令和号召,互相配合,默契无间。我们是在刹那间凭着直觉果断地确定敌我双方的位置、敌情、速度、与战友之间的关系、地形等,绝非是忘乎所以的无思想状态。
  我们射击并非为了杀死敌人,完全是一种威吓。最重要的是声音。威吓和扰乱人心的声音,在战场上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紧握贴在腰间的枪,机械地扣动着扳机。我越过了第二道堑壕,边行进边射击。第五次装子弹时卡壳了,子弹卡得很紧,我越是慌越是退不出来。我万分焦急,一面要注视敌人动向,一面又得捣通枪膛,大声喊叫着跟上去,生怕掉队。我心里不断地鼓励自己,不能慌,要沉着,一边小步急行,一边往外取子弹。可是,枪膛里的子弹怎么也取不出来,我心里想:“算了!不能射击就拼刺刀!”精神振奋地跟着曹长跨过了第三道堑壕,在这里,敌人构造了两三层工事。
  眼前是狂人怒号的巨大地狱。子弹在唱着死亡之歌,人发出虐杀的吼叫跳着地狱之舞。我们在“哇呀呀!哇呀呀!”
  歇斯底里般狂吠,扯得嗓子都快出血。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人,而是一头狂吼的野兽。
  我们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饿狼争夺一头被杀死的野兽一样,步步逼近四方城。糟糕的是我的枪现在出了故障,我想停下脚步再试试修一下卡壳的子弹夹,这时,战友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走过。我摘下帽子,一面在心里催自己:“快!快!沉着!沉着!”一面把枪搁在帽子上动手修理。好歹把两发子弹取了出来,赶紧从口袋里取出弹夹并装入枪膛。
  装好子弹后,拼命赶上了部队。但是没有发现曹长,战友们正匍匐在最后一道斜坡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了上去。
  我抬眼看了一下高地,猛烈的子弹向我们飞来。黑夜中的四方城在我们面前若隐若现。从我这里到大门足足有七十米。
  敌人从四方城出来后正在东张西望时,吃了我们一排子弹。
  敌人被我们出其不意的夜袭吓得闻风丧胆,四处逃窜。
  我们的左侧也在向他们射击。我们以为第一、第二小队也参加了这次夜袭,于是,就和他们联络,喊了他们的名字,可连一点回音都没有。我们感觉这不像是夜袭。
  小野曹长高声喊道:“其他小队怎么样?在吗?”但无人答应,这才知道他们没有按计划行动。白天重炮配合都没有拿下来这座坚固的四方城,现在竟让我们第三小队单独攻击,我们惊讶得无话可说。我们担心如攻不下来反而会被敌人消灭,于是,向设在后方张学良家的中队本部派出了传令兵。
  不一会儿,右侧下面的松林处开始了激烈的枪战。第九联队的下属部队展开了进攻,真是雪中送炭。若没有他们,我们将前后受敌,说不定会全军覆没。突然,我发现城的右侧出现了一个人影。我开了一枪,人影消失了。我以为给打倒了,可松树下面又出来一个人影,大摇大摆地向这里走来。我很奇怪,莫非是战友从城那边回来了?不可能!我奇怪地注视着他。
  “是谁?是谁?”我紧握子弹已经上了膛的枪,问道。
  “日本!日本!”影子边走近边回答。
  怎么会有回答“日本,日本”的战友呢?难道是谁在故意开玩笑吗?怎么办?正当我下不了决心的时候,人影已到了离我两米的地方。借着月光一看,他头上戴的是支那军钢盔,这可把我搞糊涂了,真是急死人。战友们把自己的钢盔弄丢以后,戴支那军钢盔的很多,况且,夜间又分不清衣服的颜色。是敌人!但万一不是敌人怎么办?
  我在犹豫,又一想,是战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扣动扳机,“砰——”打了一枪,影子“啪”地倒了下去。他挨了一枪倒下后我还不放心,若是战友怎么办?提心吊胆地细看正在痛苦呻吟的人。啊!果然是支那兵。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下放心了。这个莽撞无谋的大胆狂徒真是太可恨了,我又补了一枪送他上了西天,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大胆妄为,另外我想,夜间战斗中判断敌我是困难的,必须规定个口令。
  在高地上,我再次抬起头来了望,几分钟之后,十几个敌人在右侧出现了,在我们一阵射击下,敌人逃跑了。然而,从右边松林里又有一个人影在向这里靠近,一等兵居仓也纳闷,人影是敌人还是战友呢?居仓一等兵是个开朗而滑稽的新兵,他向走近的人影问道:“喂!你们是谁?”听居仓的口气,我判断这个人影肯定是战友。
  “喂!谁?怎么不答话?”居仓又问对方。
  “日本!日本!”人影回答说。
  我一听,“哎呀”一声,非常怀疑回答“日本!日本”的人。
  居仓似乎信以为真他说:“日本!是友军就说友军!别怪里怪气说什么日本,蠢货!”
  居仓又说:“那么,你究竟是谁?”他们已经是面对面地站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喊:“不行!是敌人!”
  居仓就捅了一刺刀,“氨的一声,人影“呜——”倒下了。
  “唉!笨蛋!”听到居仓在喊,他把刺刀捅向已死的人影。
  我从高地跑了下来。
  他喘着粗气对我说:“东君!是敌人,是个支那兵!”接着又刺了一刀。敌人就倒在了我们的脚下。
  居仓对我说:“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但是听到讲‘日本!日本’后,以为他是战友,便让他向这里靠近。仔细一看,这小子用的是捷克式枪,所以,肯定是敌人,我就把他刺死了。好险啊!差一点上他的当。”
  “亏你对捷克式的枪认得很准埃”
  “捷克式比三八式短。长度一样的话,就难分清了。说不定今天我就被他干掉啦!”居仓气呼呼地踢了尸体一脚。
  曹长怒吼道:“分队长把队员集合起来,右边的分队警戒右边,左边的分队警戒左边!”
  我喊道:“第一分队集合!”把队伍集合在中间的松树下。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青色的月光洒在地上,我们喊:“分队长!西本!西本!”可是,不见分队长的人影。
  虽然曹长只是命令警戒左右两边,但是我认为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战斗,中间很危险,所以决定把第一分队移到中间。
  高地上早看不见一个敌人了,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激战。右下方不远处,敌人的捷克式枪正在吐着火舌。
  “难道西本被打死了吗,没人答话,又不在小队。也许已经死了。”
  “不知跑到哪里啦!这个胆小鬼!”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他回来了。
  小队长训斥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因为后面打过来许多子弹,所以,我们正在把向这里突击的事与第九联队进行联络。”
  “谁的命令?突击最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行动!大家拼死突击的时候,你小子竟然为了联络而往后撤退!混蛋!”
  据说熊野一等兵一边冲锋一边还得承担救护伤员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没有命令是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的。
  第一、第二小队和中队长赶来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突击?又为什么没有联络就向后方撤退了呢?
  右侧下方有一条路,路边有间小屋子,敌人的机关枪就从这小屋子向第九联队猛烈射击。我们原打算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开火的。但是因不清楚第九联队的进展情况,所以只能就地待命。我打算用手榴弹消灭这个机枪火力点,于是从列队在高地上的第二小队士兵那几拿了手榴弹,在松阴下向敌人匍匐过去。估计与敌人相距四十五米左右。我曾想:“算了吧!现在面前就是南京,没有必要的事还是不干为好,否则死了也白搭。”但是又一想:“有什么好怕的!”同时,我也一边反躬自问:“我的勇敢行为中难道没掺杂着出风头的意思?一边爬着,我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遗憾的是它在十米左右的地硬功夫方开花了,没有奏效。当我正要沿着松阴爬回分队的时候,发现有个可疑的敌影在走动。我卧倒在地,借着月光瞄准射击,可是敌人毫无反抗地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心想,这里还有敌人。
  我们警戒时,从下面上来了三个人,又是谁呢?来做什么?
  “友军!”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光回答说“友军”不行。必须报联队番号和姓名。自我们突击以来,内部规定了“山、川……”等联络口令。
  来的三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他们送来了伤员。伤员肚子中了子弹。我一听肚子中了弹,心想这小子已经没救了。
  几乎没有人肚子中弹后被救活过,胸部中弹,只要不是心脏的话,哪怕打穿了,一般也都能救活。
  伤员疼痛难忍,他的喉咙发出笛子似的嘶叫,暴风般的叫喊,在哭嚎、诅咒般地呻吟。
  他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痛苦地挣扎着:“给我一枪!啊!
  难受!给我一枪!”声声刺透了我们的心。
  他在悲痛地叫喊:“小子们!小子订!平常都说咱们是战友,为什么现在不听我的,喂!喂!求求你们!给我一枪!
  给我一枪!”战友们都同情他,守护在一旁,爱莫能助。他们的战友在痛苦地挣扎,请求杀死他。一声声“为什么不给我一枪,为什么不杀死我,你们整我吗:你们还算战友吗”的呼喊,揪心的痛苦哭喊,犹如地狱中的咆哮,寒夜中,像冰一样刺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虽然在生死关头是非常单纯的,但他那痛苦的悲鸣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他发疯般痛苦呻吟,叫喊:‘给我一枪”,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这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年轻的热血折磨着他,流到冰冷的地面。
  突然间,“眶!哐”几声,传来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他的悲鸣消失了。
  “喂!又一个被打中啦。腿被炮弹炸飞了。”
  他妈的,又一个负伤了。中队长飞奔过去。我们已是火冒三丈。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我们都很钦佩并赞赏那个双腿被炮弹炸掉的中队士兵。
  他还显得很精神的样子。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不痛,把血止住就没事了。不是还没死吗!以后我还要上战常据说在被送往有军医的后方的途中,他也没显露出一丝惧色。尽管军医尽力抢救,最终还是因出血过多死了。
  但是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临终时刻,他都还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军医都衷心感叹,说从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静谧夜晚。我们进了城(指四方城)。皎洁的月光从被炮击坏的窗户的缺口射了进来,照在楼梯上,楼梯一片狼藉。钢筋混凝上的柱子倒了,屋顶也被掀掉了,到处都是碎片,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清寒的月光照在这片废墟上,落下斑驳的黑影。我沐浴在这寂静废墟中的月光下,俯视着这片大地,凛冽的寒风从军服的破洞钻了进来,此时,狂怒后的大地已筋疲力尽,安静地躺着。如同猛兽一般疯狂的敌我双方,这时都沉寂下来了。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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