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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法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二、锋芒初露 早在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１８７０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１８７１年１２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５４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１８７４年５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８月，日军增至３６００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９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１０月３１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１８７９年４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１８８４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１２月４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１２月６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１８８５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４２５万，战时可达８５０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１８９０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６０％来发展海、陆军，１８９３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１８９０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１８９２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１８８５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１８８８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１８９１年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说，光绪１８７５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１８８６年改为“训政”，１８８９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三、风云乍起 １８９４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２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６月１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洲，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６月３日，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 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６月２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６月３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６月４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６月５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６月６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６月７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很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２４６５人，自６月６日下午６时起，至６月２５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６月７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６月８日，日军开始出动，６月１０日起，日本运兵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１６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舰，载陆军约４０００人、陆战队５００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二倍。 ６月８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６月１０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４２０人，野炮４门进入汉城。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９１０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６月１１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１２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注：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１１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６月１１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１２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１３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１５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１６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１７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６月２１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此时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６月２１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２２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 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６月６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６月２８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２９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２９日杳无音信。３０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６月２５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６月２９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７月１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 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７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１８９１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这个策略在中法战争中收到过成效。在中外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保持和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６月底至７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７月１０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 ６月２２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６月２０日、７月１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来中国也费劲。 史学家认为，６、７月间李鸿章过于倚靠外交手段，并寄希望于英、俄的调停，而没有看到外交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从而导致丧失主动，这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大失误。但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事情，后世看来洞若观火，设身处地时却是很难判断的。增兵确能施加压力，但那时日本已经相当强大，如果不买帐，则自己在外交上也是很被动的；撤兵是能避免战争，但这意味着放弃朝鲜，继而东北大门将受到威胁，后果不可预料。万一日本根本打不过中国，岂不遭后代唾骂为“卖国”？（就是这样还被后来的腐儒们骂得狗血喷头哪。） 日本加紧外交攻势。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７月３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改革纲领的内容主要是促使朝鲜向现代化制度过渡，并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清朝“略同”的地位。如果不论其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其内容若被采纳，对朝鲜应该说是积极的。可是朝鲜政府内保守势力强大，满朝文武对此提案一片反对声，但又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那大鸟何许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把戏，在７月１０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７月１４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 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７月７日、９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７月１４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日本的陆军源源而至，到６月底已达到一万人。对此，英国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理赫德评论说：“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１５日，光绪皇帝颁旨命翁同禾、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在１６日的会议中，翁同禾、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指慈禧）。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千人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二千，由海道进军义州，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八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７月１６日，英国和日本间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日本的特权，承认日本的平等地位。这使日本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日本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日本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日本，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日本来。 日本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１９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改编后的联合舰队配制如下：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睿、扶桑；通讯舰：八重山；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磐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军港警备：横须贺港：筑波、干珠；吴港：凤翔、海门、馆山；佐世保港：满珠。 海军大臣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大本营又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制定了三条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第三，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并以海军防守日本沿海。至此，日本在军事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也是在７月１９日，日本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 ７月１９日，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日本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 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 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２２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到了半夜里，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日本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２２日，勉强复照推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２３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７月２３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掳走国王，成立了亲日政府。 ７月２５日，朝鲜亲日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日本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 三、初次交锋 ７月１６日李鸿章提出的增兵计划，在取得了各方协调之后开始实施。不过驻朝清军因叶志超怕海路不安全，陆路又怕兵力单薄，通不过驻汉城的日军防线，所以一直停留在牙山一线，而没有收缩回平壤。 朝鲜陆路多山，道路崎岖，进兵迟缓；而从北洋军队的大本营天津出发，由海路进军则非常快捷。所以，增援的路线采用了两条海路：一是由天津渡海，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再由陆路驰援平壤；另一路由天津登船，到牙山登陆，增援叶志超部。第一条路较为靠近本土，路程也短，所以比较安全；而第二条路，要经过日军重兵驻扎的仁川一带，虽然中日尚未开战，但也不可不防，所以决定租用英国商船运兵，并派军舰护航。 ７月２１日，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六个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大沽口乘船，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 同时，选派总兵江自康所部及天津练军共二千五百人，增援牙山叶志超部。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并从威海的北洋水师基地派济远、广乙二舰护航。考虑到牙山只有驳船３０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３０人，进港７０里才能上岸，这样往返需要两天时间，如果三船同时到达牙山，则需要多日登陆，其间停留在海上的运兵船容易受到袭击，因此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出发：爱仁２１日下午开，飞鲸２２日傍晚开，高升２３日早晨开。三船载兵情况如下： 爱仁，载兵１０００名，长夫等１５０人，二十八生的大炮二门。飞鲸，载兵４００名，马夫、长夫、营帐等近３００人，马４７匹，另载四个营的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高升，载兵９３５名，营哨官１６人，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１６５人，另载山炮４门、七生的半炮４门。 ２２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舰队以副将方伯谦为队长。本来，丁汝昌还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这个计划，所以海军大队没有出海。２３日，舰队抵达牙山。２４日早晨４时爱仁进港，６时驳船到达，军队开始登陆。７时许，仅用了一个小时，两营士兵及弹药器械全部登岸。８时，爱仁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２时，飞鲸来到。因为飞鲸载有大量锱重，卸货较慢。到下午５时半，舰队得到报告：日韩已经开战，日本大队军舰第二天就到。方伯谦见事情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行动迟缓，不能承受炮火，万一开战，白白损失一船，就令威远于当天９：１５先行离开牙山。到第二天（７月２５日）早晨４时，大部分兵马器械已登陆，方伯谦不敢再耽搁，率济远、广乙返航。因为区区二舰决不是日本主力舰队的对手。 清军运兵船的出发时间，早有日本细作报知本国。日本自１８７２年开始向中国派间谍，逐年增加活动。到战争前夕，日本对于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已了如指掌。比如，日本估计当时中国各省防军、练军的步、骑兵为３４９，７００人，这与清政府１８９８年统计的各省练、防军为３６０，０００人相差无几。日本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每条道路甚至水井。 ７月２０日，日军大本营获得北洋军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后，于７月２２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下达秘密作战命令，令其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当天上午１１时，伊东召集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本队：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鱼雷舰队：母舰：比睿；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护卫舰：爱宕、摩耶。 ７月２３日上午１１时，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舰队、护卫舰等。舰队离港时，海军大臣乘船亲自为舰队送行。他的船上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待我凯旋归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下午４：２０，舰队全部离港。 ７月２５日早晨６时半，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到达牙山湾外丰岛西南。是日，晴朗无云，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舰喷烟而来，随即判断为军舰，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以１５节的速度向目标接近。７：２０，看清迎面而来的是北洋水军的济远和广乙，坪井航三随即下达战斗命令。 再说济远和广乙。在威海临行前，广乙管带（相当舰长）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根据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指示精神，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２５日晨４时二舰起锚，鱼贯开出牙山口，７时，看见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驶来，清军将领推断日本必定求战，即命令站炮位，准备御敌。 当时中日双方参战军舰情况如下： 舰名排水量马力速度（节）火炮乘员制地下水年代 济远２３００２８００１５．０２３２０２德１８８３广乙１０３０２４００１５．０９１１０闽局１８９０ 吉野４２２５１５９６８２２．５３４３８５英１８９２浪速３７０９７３２８１８．０２０３５７英１８８５秋津洲３１５０８４００１９．０３２３１１日１８９２ 舰名主要炮火装甲厚度（公分） 济远２１公分克虏伯大炮２门１２１５公分克虏伯大炮１门广乙１２公分克虏伯大炮３门无 吉野１５公分速射炮４门１０１２公分速射炮８门浪速２６公分克虏伯大炮２门５１５公分速射炮６门秋津洲１５公分速射炮４门５１２公分速射炮６门 日军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 下面是关键部分。中日之战，始于丰岛海战，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均持此说。问题是，谁先开的第一炮？日本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是：“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史书多用７：５２开战说。而《济远航海日志》记载：“［７时］４５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究竟事实如何，本人当时不在场，以网上读者的智商，做出合理的推断不难吧。 速射炮的发射速度为克虏伯炮的５－１０倍。日舰炮火极猛，济远、广乙在弹雨中仍苦战不已。８时２０分，济远发出的１５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几艘舢板，又击穿钢板，损坏其发电机，再转入机器间，但炮弹没有爆炸，吉野幸免于沉没。事后日军拆开炮弹，发现里面没装炸药。浪速左舷尾也被济远击中，海图室被炸毁。 由于广乙排水量小、火力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受伤严重，炮击四十多分钟后，死伤已达七八十人。见难以支撑，转舵向东走避。浪速在一片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钢甲板，将锚机击碎。坪井航三见广乙舰体已毁，命停止追击，而以三舰合击济远，广乙得以逃脱，但后来却撞入朝鲜西海岸搁浅，后自凿锅炉焚毁。 ８时半，广乙驶离济远，而济远也有５７人死伤，更受三舰合攻，势难抵挡，便全速向西驶避。日舰在后猛追，济远见敌舰渐近，挂出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到３０００米处时，以舰首炮猛击。济远在白旗之下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两舰相距只有２７００米了，济远不得已发出停轮信号。浪速正要驶近，忽见高升、操江从旁驶过，又去命令停船，济远乘机全速驶离。后面的吉野则去追济远，两船航速相差近８节。１２时半，吉野追近至２０００米时，以右舷炮猛击。在此紧要关头，济远以１５公分尾炮还击，连发四炮：第一炮命中舵楼，第二炮命中船头，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命中船身要害处。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驶离。 前面提到，高升是第三艘英国运兵船，按照前述计划从塘沽起航，而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船，从威海出发，装载文件、武器和饷银前往牙山。驶近丰岛时两船不期而遇，于是同行。当时局势已如此紧张，而北洋海军仍派一运输船单独出海，实在是冒险。 两船驶近丰岛时，正遇上济远驶离。吉野去追击济远，秋津洲责令操江停船，浪速则命令高升停船。 操江是一旧式木船，舰龄已有二十年，航速只有８节，船上５门旧炮火力甚弱，所以改为运输船。船上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８２人。王永发见前面高升被拦住，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转舵西驶。下午２时许，秋津洲逼近，挂出停驶信号，并发出１２公分炮弹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船上丹麦籍职员劝住。王永发便挂起白旗，又加挂日本国旗表示投降。操江后被解往佐世保港，船上官兵在战后遣返回国，船上２０万两饷银、２０门大炮、步枪３０００支和大批弹药悉数为日方所得。 广乙搁浅，操江被俘，济远带伤驶回威海卫修整不题，再说高升。上午９时，浪速看见一悬挂英国旗的英国船驶来，断定船内必定有中国军队，于是命令停船，英国船长被迫停驶。１０点左右，浪速派代表乘一小艇登船，检查商船的执照。英国船长出示执照并提请日本人注意是英国商船，但日本代表不予理会，反问英国船长：“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英国船长答道：“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于是日本代表回去后，浪速再次挂出信号：“立刻起锚或者斩断缆绳，随我前进！”英国船长正准备遵命，船上许多清军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船上清兵帮带高继善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他拔刀冲向船长大喝：“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语言不通，高继善通过翻译告诉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船长则试图说服清军将士投降，于是船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帮带：“除非日本人我们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清兵不同意，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所有的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英国船长要求发信号请浪速再派人来，以便通知船上发生的情况。于是日本代表又乘小艇靠近高升轮。翻译对日军代表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样做。”船长说：“请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他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商船，而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即使现在已经宣战，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日本代表含糊其辞，驾艇回去了。 这时已经是１２时半，交涉已历经了三个小时。浪速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是清兵不许放船，英国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不准我们离船，请再派一小船来。”浪速回答：“不能再派小船。”并向前开动，绕高升号一周，停在１５０米开外。下午１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轰击。十五六响后，高升开始下沉。船上官兵在炮火下用步枪还击，直至船身完全沉没。浪速对落水的士兵继续开炮射击。 高升沉没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４４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１１８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出８７人；浪速在高升沉没后救起船长、大副和另外一名英国水手，同时俘获两名清军士兵；德国人、北洋水师总教习汉纳根自己游到了岸上；另有两名清军士兵游到附近孤岛上，四十余日后遇救。其余８７１名清军官兵及６２名中外船员全部遇难。 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哗。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陆奥接到报告后，怕引起英国干涉，连忙下令调查，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同时优待英国船长、船员以博得好感。８月８日，日本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说：“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及保证：一旦证明日本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日本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后来，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英国考虑“不欲多事，得罪强者”，又从利用日本抵制俄国的大方针出发，不愿为了一艘小小的商船引起冲突，所以渐渐地不再坚持赔款和道歉。后来上海的英国海事仲裁也做出了有利于日本的判决，认为日本军舰有权击沉高升轮，于是英、日两国达成谅解。其实，早在７月２３日，英国见日本发动战争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在上海及附近发动战争，英国就不会干涉了。 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日本陆军混成旅一部约四千人，也由汉城出发，进攻牙山清军。牙山清军本来只有二千多人，２４日援军登陆后，总兵力达到３８８０人。但牙山地势不利于防守，故分出一队二千人，由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进驻东北２０公里处的成欢布防。 ２９日凌晨，南下日军在安城渡遭到前沿清军的伏击，伤亡颇重。但由于日军人数众多，激战二小时终于突破前沿，清晨５时开始进攻在成欢的主防线。日军看到聂士成将炮兵主力布置在左翼，而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兵力薄弱，于是以一队佯攻清军左翼，而集中八门大炮猛攻右翼。双方激战二小时，清军右翼失守。日军两路夹攻，聂士成终于不支，率众突围，向南与叶志超部会合。聂、叶合军后，考虑到牙山不利防守，乃主动退出，并准备在当夜偷袭日营。哪知日军早已料到清军在牙山驻守多日，大量锱重不可能走远，便命令戒备。果然当清军夜袭时，日军早有防备，清军受挫而退，丢下大量武器弹药。聂、叶主力绕道朝鲜东海岸，行程两千多里，历时二十多天到达平壤，与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诸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清军共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因为此后朝鲜南部全部为日军控制，并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可以专心北顾，解除了来自海上和南部的后顾之忧。陆奥宗光说：“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掌握在我帝国之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欢呼所淹没。”８月５日，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返回汉城，大鸟圭介在汉城南郊扎凯旋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混成旅团经过凯旋门时，打出一面白旗，上写“成欢之战利品”和“清兵大败之证”两行大字。 四、八一宣战 在得知日军围韩宫拘王及丰岛海战的消息后，７月２８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明确表示了与日本决裂的姿态，同时着手进行备战。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主要抓了四件事：第一，严催朝鲜北路进兵。清军终于抢先进驻平壤，并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第二，国内禁止拍发密电。这样，日谍只能用明码传递情报，易被识破；第三，建议总理衙门严查间谍。此后，沿海各省都加强了防范，并破获了几起重大日谍案件；第四，采纳丁汝昌建议，在威海口增添挡雷铁链和木桩，以防日本鱼雷偷袭。 ７月２９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汪凤藻：“日本击我兵船，业已绝好开衅。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应立即撤令回国。”３０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领事馆，指出日本首先挑战。当天，朝廷下谕撤回所有驻日使馆、领事署，同时经美国政府同意，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居住于日本侨民的合法利益。３１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倭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殊为可惜！”并对其下了逐客令。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帝国政府为使日清之间之争议合理解决，并使彼此关系永远协调，虽曾使用各种光明正大之手段，迄今显然未奏其效。为解决此事，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 ８月１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下诏对中国正式宣战。 ８月３日，清朝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馆致送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照会，称：“现与中国寻衅者只日本一国，此外有约各国悉皆交好如常。”日本政府也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境内日本侨民的安全，４日，总理衙门复照美国公使，同意保护中国境内的日本公民免受凌辱。随后，欧美各主要国家，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 ８月１日正式宣战后，中日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清政府的作战计划可归结为两点：一、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 ８月５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制订出“作战大方针”，其大体要点是： 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河北）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打败清军，迫其投降。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海军作战之胜负。预计到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吨位、兵力都超过日本，海战胜负难以预料，因此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甲案，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立即由渤海湾输送陆军，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乙案，海战胜负不分，则派陆军击退在朝鲜之清军，实现扶植朝鲜独立之目的；丙案，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夺得，则尽可能增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 根据后来的情况发展，日军大本营实际上执行的是乙案。 五、决战平壤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从中国方面来说，早在两个月前以经开始为这次决战进行准备了。在清朝廷和李鸿章的严令下，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开阿四路大军，３２营编制，共计１３５２６人，从７月２１日开始启程入朝。 ７月底，日军已开抵大同江口，开始派出小队的探兵前往平壤。清军得知消息后，最先入朝盛军统帅卫汝贵见情况紧急，全队开拔已赶不上，便火速派遣前哨官带领亲兵马队先行，于７月３１日抵达平壤。当日，日军破坏了电报局后匆忙撤走。盛军先头部队把大同江上小船都收至北岸，并与朝鲜兵连夜守城，鸣枪惊退偷袭的日军。 ８月４日至９日，四路大军先后开进平壤。从牙山撤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也分别在８月２１日和２８日抵达平壤。至此，清军已集结了北洋陆军为主的部队一万五、六千人，人数上超过了日军。朝廷命诸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但李鸿章看到陆军实力有限，进攻没有把握，便提出“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并要求再集兵三万，稳固后路，然后分兵南下。朝廷同意增兵，但仍坚持进兵汉城。此时北洋陆军已调走一半，不能再抽，于是清政府下令奉（天）、晋、豫、鄂、湘诸军抽调军队入朝，但各省行动缓慢，至９月１３日，除总兵吕本元率马队两营驰抵义州外，其余没有一军渡过鸭绿江。这样，平壤诸军无法出击，只能据守了。［注：义州与丹东（当时称安东）隔鸭绿江相望。］ 当清军在攻守之间踌躇时，日军也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加紧向朝鲜增援，目标是把清军驱逐于朝鲜境外。８月下旬，第五师团在朝鲜集结完毕，兵力再次超过清军。９月上旬，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进入朝鲜，与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兵力达到１９，６００人。此时，日军重兵集结，而由于朝鲜老百姓对日军的抵制，日军的补给极其困难，不利于持久作战。同时考虑到抑制国内滋长的厌战情绪，以及避免给西方列国的干涉留下空间，都要求立即发动这次战役，而不能等到布署完毕的时候再进行。而且，清军也在不断增援，待其防御加强后进攻会更加困难。因此，先到汉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决定不等第三师团开到，就以所部１６，０００人强攻平壤，并决定以９月１５日为期发动总攻，各部队必须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９月８日，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１２日，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大将到达朝鲜仁川，指挥平壤战役。他对麾下将士训示道：“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１５日，天皇睦仁到达广岛，亲自指挥对华作战。 ９月初，日军分四路向平壤运动，１２日以后陆续到达平壤，１５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进攻平壤的日本陆军共计１６，０００多人，山炮４４门。 日军进军平壤，李鸿章不敢怠慢，急电叶志超及诸将加强防守。叶志超见后援迟迟不到，恐后路被日军自海上登陆所断，遂分兵数千驻扎在安州、肃州和义州。这样，驻守平壤城内外的清军只有约９，５００人，山炮、野炮和机关炮３８门。至９月１３日，防御部署基本就绪。 ９月１２日，日军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进至大同江边，试图渡江。清军发炮轰击，日军前卫被迫后退。于是日军分成左右两翼，配备大炮二十门。双方首先展开了激烈的炮战，１０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清军堡垒发起冲锋，毅军、盛军士兵顽强抵御，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炮兵也发炮支援，日军被击退。１３日下午，双方又炮战许久，日军仍未能渡江。与此同时，其它三路日军也先后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与清军防守阵地对峙。 １５日凌晨，日军对平壤按计划开始了总攻，战役首先由大岛率领的混成旅团在平壤南战场展开。大岛因成欢之战的胜利，颇有些轻敌骄傲，急于建功。他在１４日许愿说“本旅团将以明日午前８时前后攻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凌晨４时许，当日军前队进至大同江南岸、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附近时，担任警卫的清兵鸣枪示警。于是，双方枪炮齐鸣，平壤之战打响了。 参加船桥里之战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共３，６００人；清军是马玉昆指挥的毅军和卫汝贵指挥的盛军各一个营，共二千人。是时，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船桥里的三个桥头堡，大小火炮不间断地猛烈轰击清军堡垒，大同江北岸的清军也连连发炮还击。据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骠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不久，东方渐白。卫汝贵从大同江北岸了望，见日军所在不占地利，于是亲率盛军传字正营二百人过江作战。日军缺乏隐蔽物而强行接近桥头堡，完全暴露在清军枪口下，伤亡甚众。同时，清军不断通过船桥向江南堡垒运送弹药，而日军则弹药殆尽，士气低落。清军在船桥里的反攻战，在马玉昆和卫汝贵的指挥下，一直进行到午后。下午２时半，大岛见弹药用尽，而且部队全天未进餐，便下令停止射击，撤离战场，清军也没有追击。 这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战死１４０名，伤２９０名，旅团长大岛少将也受了伤，无功而返。有诗叹曰：“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日本诗人衫浦梅谭］ 同一天，平壤西战场的战斗在上午８时许开始打响。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共５，４００余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指挥，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盛军、芦榆防军依据堡垒，与之枪炮对射，日军受阻。清军见状，派出骑兵出城反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炮、步兵配合射击，清兵纷纷落马。清军又组织第二次骑兵出击，仍然伤亡严重，两次冲击共战死１３０人，战马２７３头。清军见出战不利，便据堡垒固守，日军亦不敢渡江，两军休战，以待明日。 平壤北战场是日军进攻平壤的主攻方向，日军在此集结了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包括两个支队，共７，８００人。按预定计划，两支队于１５日拂晓分成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钳形攻势。守卫在平壤城玄武门外的清军，一是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个营，守卫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计１，５００人；一是江自康率领的仁字两营四哨，守卫在箕子陵一带，计１，４００人。攻守双方的兵力相差２·７倍。日军集中两个支队主力，先进攻清军城外的内外重三垒。而守卫的奉军兵力不到其五分之一。日军素闻左宝贵挠勇，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于是弃江自康而专攻奉军。 清晨５时正，日军支队长下令发射进攻平壤城北的第一炮，清军堡垒寂静不应。日军进至堡垒附近低地时，清军的毛瑟十三连发枪突然齐射，飞弹如猛雨骤至。日军支队长正指挥间，忽有一弹飞来，击中前额。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幸免于丧命。日军势将不支时，山炮阵地连放榴霰弹，不断命中清军阵地，清兵死伤众多。日军趁势攻入外重堡垒之东垒，双方展开肉搏，堡垒中五十余清兵全部战死阵地。７时半，日军终于占领此垒。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奉军其余堡垒不断发起进攻。奉军虽顽强抵抗，但仅配备了３门野炮、１门速射炮，在日军的１２门山炮轰击下，寡不敌众。上午８时，清军的城外堡垒全部丢失。日军重新部署兵力，分三路进而攻击牡丹台。牡丹台虽然配备有野炮、速射炮和七连发步枪，火力较强，但日军的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摧毁清军速射炮及掩蔽墙，清兵多杀伤。日军步兵乘势蚁附而上，牡丹台守军终于不支。８时半，日军攻上牡丹台后，把炮兵移到台上，对玄武门和全城构成了极大威胁。 左宝贵当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以死当之。他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３６颗。双方均拚死一战，“日军三突之，清兵三退之”。激战中，左宝贵两处中弹，犹裹伤指挥，后日军榴霰弹连至，炮中当胸而亡。后光绪皇帝作《御制祭文》悼曰：“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有诗叹曰：“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王蕲新：《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无力继续进攻，当天结束战斗。而在平壤西、南两处的进攻更是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死１８９人，伤５１６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 作为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在此关键时刻却没有看到这些有利因素，他只看到玄武门的失守和奉军统帅左宝贵的战死，因而丧失了抵抗信心。当晚，他召集各统领商议放弃平壤，撤军至鸭绿江设防。诸将中只有马玉昆提出反对，叶志超不听，于是下令部队撤离平壤。 当夜８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日军在黑暗中听到人马奔腾，以为是清军劫寨，于是拦路截杀。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１６日拂晓，日军进入平壤，发现城内已没有清军一兵一卒，而被清军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和其它物资无数，尽数为日军所得。 当初清政府听信叶志超谎报牙山战功，任命他为入朝诸军统帅，实乃一大失误。叶志超作为一个败军之将，一味消极防守，几次错过了趁敌未稳，主动出击的机会，最后主动撤出平壤，导致清军雨夜之溃。清军装备最精良的北洋陆军由此锐气顿失。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平壤失利的消息传出，清政府震动，下令严办。叶志超被械送京师，由刑部定斩监候。连在平壤战役中立有军功的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和在朝鲜纵兵抢掠而被斩决。 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六、黄海鏖战 早在几路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日本海军按照大本营的作战大方针，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在大同江外海面，日本海军集中了１２艘军舰，包括其全都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本来，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快舰过少，不宜出外海与日本争夺制海权，因而采取保证近海防御的方针，保持威慑力，使日本不敢轻易进犯渤海湾和中国海防线。李鸿章深为了解战争双方的力量优势所在，采取这一策略是合理的。但是，这与当时朝野上下激昂的抗战情绪很不协调，李鸿章、丁汝昌等屡遭抨击，朝廷甚至下旨严令李鸿章撤换丁汝昌。后来，由于叶志超心怯，担心驻朝清军力量单薄，屡次电请李鸿章增兵，特别强调保护平壤的后路——安州。李鸿章见朝鲜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各省的援军又遥遥无期，只得一面告诫叶志超“仍督同各军镇静严守，勿涉张皇”，一面调用驻守旅大的主力部队，刘盛休的铭军由海路增援安州，同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航。 ９月１５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１０艘，附属舰８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等候运兵船装载陆军及辎重。１６日凌晨１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由北洋舰队护送，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１６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１７日上午８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同时进行上午常操。舰上的美籍海员马吉芬写道：“自午前九钟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并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１０时半，操练结束，各舰准备午饭。 当北洋舰队演习常操的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１２艘军舰，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搜索敌舰，并在航行中进行操练。１１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了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霎时，战斗喇叭长鸣，响彻全舰队；各舰的烟囱都吐出浓烟，轮机兵将机室隔绝，进行强压通风，储蓄饱满火力和汽力，以备战斗行动。马吉芬写道：“中日启衅之后，我舰队员无不锐意备战。有鉴丰岛一役济远、广乙之覆辙，各舰皆将舢舨解除，意在表示军舰之命运即乘员之命运，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此外，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积置沙袋，高可三、四英尺。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俱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业已整然。” １１时半，吉野先发现两缕黑烟，继而遥见三、四缕，于是判断为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到信号，立即传令改为鱼贯纵阵。于是，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作为非战斗行列。双方舰队距离越来越近，在日本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伊东佑亨见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怕士兵临战畏惧，特别下令准许“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此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德国籍总教习汉纳根都登上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一面密切注视日舰动向，一面商讨对策。到了１２时２０分，迎面驶来的日舰逐渐接近，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１２艘军舰。丁汝昌见来势凶猛，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他下令把阵形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此阵的要点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右后４５度线上，相距４００码，各小队间距１２００码。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指令：㈠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㈡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㈢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运动。“因日舰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具体分队情况是：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在左；经远、来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在左，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在右。由于两翼的第四、第五小队舰速较慢，所以变阵后的舰队形成一个扁Ｖ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日本海军根据舰速快、舷侧速射炮多的特点，一直视单纵阵为制胜法宝。此时日舰见到北洋舰队的阵形，决定避开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以快速的第一游击队先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驶在一字阵前部的第一游击队由８节航速加速至１０节，并向右转舵，渐渐地与本队拉开了距离。这样，一字阵就断为前后两截。 北洋舰队仍保持８节的航速，并将扁Ｖ字形展开，以便各舰首炮都能轰击敌舰。 中午１２时５０分，双方舰队接近至５３００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据高千穗舰记载：“定远的炮座吐出一团白烟，轰然一声巨响，其３０公分半的巨弹冲开烟雾，飞过日舰头顶，落在驶在最前面的吉野舰侧１００米处，海水顿时腾高数丈。”定远的第一炮，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是为黄海海战第一炮声，盖此炮声唤起三军士气也。”［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下： 火炮（其中速射炮）鱼雷发射管总排水量总兵力平均航速日舰２７３（１９２）３６４０８４９３５００１６．４清舰１８０（２７）２７３４４９６２０００１５．１ 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１９．４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第一游击队：吉野河原要一４２２５２２．５１５公分速射４５１２公分速射８高千穗野村贞３７０９１８．０２６公分２４１５公分速射６秋津洲上村彦之丞３１５０１９．０１５公分速射４４１２公分速射６浪速东乡平八郎３７０９１８．０２６公分２４１５公分速射６ 本队第一群阵：松岛尾本知道４２７８１６．０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２千代田田内正敏２４３９１９．０１２公分速射１０３严岛横尾道立４２７８１６．０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１ 本队第二群阵：桥立日高壮之承４２７８１６．０３２公分１４１２公分速射１２比睿樱井规矩之２２８４１３．５１７公分２２左右１５公分速射６扶桑新井有贯３７７７１３．０２８公分４２１５公分速射４ 本队左侧：西京丸鹿野勇之进４１００１５．０１２公分速射４赤城坂元八郎太６２２１０．３１２公分速射４ 北洋舰队的１２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舰长排水量速度（节）主要火炮（门）鱼雷 定远刘步蟾７３３５１４．５３０．５公分４３１５公分２镇远林泰曾７３３５１４．５３０．５公分４３１５公分２经远林永升２９００１５．５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２来远丘宝仁２９００１５．５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２致远邓世昌２３００１８．０２１公分３４１５公分２靖远叶祖圭２３００１８．０２１公分３４１５公分２济远方伯谦２３００１５．０２１公分２４１５公分１平远李和２１００１１．０２６公分１１１５公分２超勇黄建勋１３５０１５．０２５公分２扬威林履中１３５０１５．０２５公分２广甲吴敬荣１２９６１４．０１５公分２广丙程璧光１０３０１５．０１２公分３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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