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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汴京·王安石府邸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在
　　拟定“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中，王安石
　　的思维仍在学者的“心游万切”中打着圈
　　子·

　　四更时分，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带着一份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乘坐一辆双马车辇，出汴京西门，向洛阳疾驰而去。
　　此刻，董太师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厅里，烛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为皇帝赵顼急需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苦熬着。
　　王安石仓卒走出经义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谙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均未参加。朝廷中枢长时期的“人事不修”，到紧要关头果真暴露出来。枢密使陈升之是官场老手，精明圆滑，不愿在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的不满，便借口“卧病在床”告了假。枢密副使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他的儿子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与王安石的私谊尚好，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甚赞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扯肘以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低头箝口，如道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而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自信先定了个基调：
　　“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帐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寓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读，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箔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帐簿，如同对待贪该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词，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周礼》，是记载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所著。书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学一术思想，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脱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
　　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禀‘财货匿乏更甚’之说，决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帐：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络，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找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着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潍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正在进行的情况。他先是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带刺的抢白：
　　“做买卖有赚有赔，这是常理，不叫‘违法’。就是替官家做买卖，也得思谋着赚钱，如果为了赔钱，干嘛不提一筐银子到大街上撒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册帐本，翻开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禀报：
　　“去年冬天无雪，今年开春无雨，我就瞄准了粮食买卖。二十天前从司农寺、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粮，就是为这笔粮食买卖筹集资金。现在市易司的人马均被派往各地购买粮米。江南东路的购粮官约摸十天之内可返回京都，可漕运粮米五十万斛；荆湖北路的购粮官半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购得粮米五十万斛；夔州路购粮官现时尚无消息，那里粮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购买一百万斛，若船运顺便，估计两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执政大人可以放心，这两个月内，市易司将有二百四十万斛粮米陆续上市，京都断不会有缺粮之虑。当然，这二百四十万斛粮米若以现行市价出售，这车马舟揖的费用，怕是要全搭进去了。”
　　王安石聚精会神地听着，吕嘉问侃侃凿凿的话语，恰似几股清凉的泉水，汩汩地流入他的心头，消解着他的焦渴，使他兴奋而宽慰。但他没有细算。这二百多万斛粮米至今还在几百里外的江南东路、荆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荆湖南路，如果水陆受阻、天时变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购粮官员不能按时回到京都，这一切岂不都是纸上画饼吗？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学者的思维方式，对吕惠卿的精辟议论和吕嘉问的纸上计划进行扬弃和综合，终于在胸中形成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
　　鸡啼声隐约传来，一缕黎明曙光透进了客厅的窗纸。
　　新的一轮祸福莫测的君臣会见，在等待着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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