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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
　　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
　　“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
　　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辨，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合：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决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
　　“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
　　“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
　　“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劝阻，不容禀报，闯进书局来了。”
　　老家仆还没有讲完，门外传来一声悲怆而急切的呼叫：
　　“君实，大厦将倾，你还忍心清谈论道啊……”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马康正要出门迎接，五十五岁的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闯进书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愤，圆圆的脸拉长了，目光呆滞，在烛光照映下显得凄厉而阴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对司马光说：
　　“君实，参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个时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马光等惊骇沉默。
　　吕诲不由哭出声来。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吕诲在仁宗时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职，后贬知新州、晋州。赵顼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借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之优长，举荐为知谏院。赵顼信而用之，并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遭贬后再起，全赖司马光之力，故二人交谊日深，朝事遇有困难，常议而琢之，以匡偏误。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震殿受责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卧床不起，时昏时醒。吕诲与唐介同住一巷，两家府邸相距不远，且二人平时交情颇深，今日黄昏，突闻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进了唐府，只见唐府家人围床啼哭，医生呆坐无策；唐介挺身床上，两目呆痴，面色如纸，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语。吕诲委身床边，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断重复，直至气绝魂离。
　　唐介是咬着王安石的名字死去的。
　　吕诲带着“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见跑来呼冤。
　　刘攽、刘恕、范祖禹在这突兀而来的变故中悄然离开了。
　　一场关于西汉桑弘羊的议论，突然转移到当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马光在吕诲的激愤和唐介的丧哀中沉思着。
　　司马康向神情激愤的吕诲敬了清茶，悄悄吹灭室内四角的烛光，坐在门旁的一只凳子上。
　　吕诲先叙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见四位执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经过，以及皇帝宣布“变法”并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情况。
　　司马光倾听着。风雨终于来临了！但愿是一场滋润万物的风雨，是一场荡涤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风雨啊！
　　吕诲又言说近日来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动，并预言朝廷将出现前所来有的变动。
　　司马光笑笑：雷动而鸣，毕竟是王安石所为啊！但愿这种变动，能使蛰者复苏，能使大地新生。
　　吕诲最后拿出一份参表，放在司马光面前，神情赤诚而悲壮地说：
　　“现时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状：明仲（曾公亮）虽居首辅，但年逾七十，已无力与介甫抗衡；彦国（富弼）在紫宸殿受责，已萌称病求退之意；阅道（赵抃）入阁日浅，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无对策，苦无所从；子方（唐介）忠肝忠胆、铁心铁面，逆鳞遭责，怀恨而亡。现时朝廷只有一个介甫，口角生花，举止生风，左右皇上，欲乱朝纲。吕诲得君实荐举，蒙皇上垂爱，身居谏院，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之职，岂能容介甫恣意妄为！愿掷身家性命一弹，乞君实以天下为重，协我助我！”
　　烛台上的五支烛火似乎凝固了。司马光听完吕诲沉重而激昂的倾诉，端坐不语。皇上有重托，宰执却不和，难道介甫要一个人打天下吗？介甫性狂，令人担忧啊！但愿这只是一种传闻，但愿这只是明仲、彦国、阅道一时心情不畅的流露啊。
　　门前的司马康，心情紧张了。宦海风波已起，父亲也要卷入这场争斗吗？吕伯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年来父亲已经处身于朝政之外了吗？
　　司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为吕诲斟茶，诚挚地说：
　　“献可公敬谅，光生平所为，决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争执之后，半年来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过数语，现坦诚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康心情豁朗了，这也许是父亲全部政见的概括吧！半年来，被一些人视为守旧的父亲，只能说是不够激进罢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难啊！
　　吕诲急忙询问：
　　“君实以为今日的‘居室’已经大坏了吗？”
　　司马光点头说：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来，仍巍然耸立，气派辉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栋柱，风蚀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疮百孔。光十多年来，沉浸于历代史料之中，为国家盛衰、民生休戚而花人忧天，实为此也。”
　　吕诲又问：
　　“君实认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吗？”
　　司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职于翰林学士院，深知其人诚实聪敏、博学多才，抱负宏大、见识高远。其心际之高，精气之锐，非光之所能及。
　　吕诲默然良久，拱手说：
　　“君实诚不欺友，吕诲敬谢。然介甫所信任之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吗？”
　　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说：
　　“光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说着，把吕诲所写的弹劾王安石奏表推向吕诲，劝解地说：
　　“介市现有言行，未见有不善之处，光劝公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叹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
　　司马光抚吕诲手背而慰之：
　　“献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处暗观明，处静观动’。明天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动呢？”
　　吕诲颌首。
　　司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点酒菜来，让我为你吕伯敬酒解愁吧！”
　　司马康应诺，快步走出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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