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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围棋大发展的两汉三国时期


  “天下第一名手”

  汉朝时,围棋发展还较缓慢。目前见于史籍的棋手,都是西汉时期的。

  据说,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大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确实是把围棋当作一种艺术,当作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的。而且,杜夫子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注一)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注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注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 但不管怎么说, 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注四)

  善诈的曹操也善弈

  围棋到了三国时,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

  曹操是三国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家、军事家,计谋多端。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的棋力也不弱。他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术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

  《三国志》中还提道,孔桂棋力也很强,他被推荐给曹操,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很是喜爱。以后孔桂常伴在曹操左右,随从出入。

  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下一对,不错一子。(注五)王粲因此为《弈旦评》誉为“弈中神人”。

  围棋在魏国还掩饰了一个政治阴谋,一桩人命案子。此事也发生在曹氏门中。曹操的第三子曹彰骁勇善战,随军北伐时,曾独自率领百余人追赶敌寇,喜得曹操连声说:“我儿真是有用之材啊!”后曹丕当了皇帝,对刚勇的弟弟总存有戒心。为消除后患,一日,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棋边吃着枣儿,兄弟情义融融。其实,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自己拣好的吃,曹彰却识不出好坏。不多会,曹彰中毒。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水罐。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赤足奔至井边,然而无法汲水,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黑白分明的围棋盘沾上了一滴鲜红的血迹。

  “一灯明暗复吴图”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炜传》中说,费炜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炜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炜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炜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棋圣”、“弈圣”。

  严子卿、马绥明是吴国最有名的棋手也就是被称为“棋圣”(注六)、“弈圣”(注七)的人物。可以说在当时是天下无敌了。相比之下严子卿的棋力可能更强一些。据《吴录》说,他名叫严武,当时棋手中没有他的对手,他和书法家皇象、画家戴不兴等人被人称为吴国“八绝”。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

  《三国志吕范传》上讲了这么件事:吕范攻打山越回来,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两人 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的。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性情差异很大。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吴嘉乐五年时,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因军情泄露,形势严峻。诸葛瑾有些紧张了,坐卧不安,更无心对弈。陆逊则不然,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

  围棋在吴国风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一班人都喜欢围棋,常因下棋耽误公事。为此,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的文人,命他写了篇《博弈论》,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文章说,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却喜欢围棋,荒废了事业,忘记了饮食休息。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搅尽脑汁,甚至可以夜以继日,弄得身心废瘁,事业放着不管,客人搁着不招待。虽有美味佳肴,优雅音乐,都无暇顾及。文章说,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

  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名手自然越来越多,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以后,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合成集子, 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在隋唐之前的敦煌本《棋经》中,曾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盘”,指的就是吴国流传下来的棋谱。在后代大诗人杜牧诗中,尚有“一灯明暗复吴图”的优美诗句,可见吴国棋谱影响之深远。

  声东击西,应此攻彼

  前面已提到,汉、三国期间,社会贤达中喜欢围棋的不少,“高品”也不乏其人。他们对围棋的造诣很深,加上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他们对围棋的论述,其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影响面,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写有《弈旨》一文,其部分段落散于《艺文英聚》、《古文苑》和《太平御览》之中,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班固对围棋作了细致、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好棋手要有雄才大略有“苏(秦)、张(仪)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有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打破缺口)坏败不振。”在对局中,作者提出了声东击西,应此攻彼的战术,提出“曹(刿)子之威,作伏设诈,实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在自己棋势比较孤弱时,应取守势,这样,“既有过失,能量强弱,巡逻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之。”

  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当时马融的名声已很大了,门徒千人。朝廷的要官马日碲、卢植,经学大师郑玄都是他的学生。他对围棋的见解,博得好评。

  马融说,围棋的胜负策略,犹如头发那样细微;黑白双方的布局,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他认为,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很危险了。

  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短短三十二个字,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铭中写道: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

  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曾撰有《机论》,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他所说的“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那时黄宪已提出,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布局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才能取胜。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中的应扬也写过围棋专著,他的《弈势》至今仍保存完好。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很有见地。

  汉魏三国时,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人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然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

  还有一种看法,如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到,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由于围棋本身的魅力,只要下得适度,非但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够启发智力,磨砺思维,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十九条线棋盘问世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棋艺提高了,就要求进一步改进棋盘,棋盘改进后,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汉魏三国时,围棋呈现出发展趋势,围棋高手,很可能不满足十六道棋盘。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日: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来之,即得。”问题是,《孙子算经》作于何时,历来看法有分歧。清朱彝尊认为是春秋时孙武所著。清阮元则认为是周朝时的著作。但因《汉书·艺文志》未录,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记载,也有人就认为是两晋南北朝的著作。近人又考据论证,它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如果此推断不错,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

  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锥”、“五岳”的提法,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的棋盘才可能形成。这再次说明这种棋盘是东汉时问世的。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自黑棋各五十枚。”而且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的古墓中,人们发现初唐时彩色围棋仕女图,画的围棋盘是十六道。

  与此相关联的是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多少年来影响很大,但因为这局棋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和三国时邯郸淳的记载相违,从清朝人钱大昕开始,对它的真实性发生了疑问,百余年来争论不休。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

  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而纵横十六道围棋盘,到初唐时尚未完全消失,还在部分地区流行。如果这个设想得到证实,那么《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就不难分辨了。

  围棋盘由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改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飞跃性的变化,从此以后的全部围棋史都将证明这个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注一)《西京杂记》
  (注二)《前汉书·陈遵传》
  (注三)《西京杂记》
  (注四)《搜神记》
  (注五)《三国志·王粲传》
  (注六)晋·葛洪《抱朴子》
  (注七)《弈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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