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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至141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15岁。兹后他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18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暗为太守,汲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暗在淮阳10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91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4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8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112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106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14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3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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