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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的势力仍然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各省,可是护国讨袁的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加上湖南,则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被称为西南六省。这六省从护国战争后便和北京政府对立,不过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川、黔是一个区域,由唐继尧所控制,而两广则在桂系势力范围下,湖南也颇受影响。尽管南方反对北方,可是南方的局面也动荡不安,尤其是广东和四川。
  四川方面,护国战争时蔡锷统率川、滇、黔三省军队在四川境内与袁军作战,迨蔡离开四川后,滇黔两省军队仍留四川,川军刘存厚获段祺瑞的支持,滇军领导人是罗佩金,他当然获得唐继尧的支持,黔军领导人是戴戡,也得到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支持,刘显世是属于研究系的。
  罗佩金是四川督军,戴戡是四川省长,刘存厚是川军第一军长,罗、戴不合事实上早有夙因,罗在蔡锷的护国第一军任总参谋,钜细躬亲,决策多中,颇有人望。他出身世家,清末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任标统,民元云南蒙自兵变,罗只身入匪穴,手擒叛将。后来担任云南民政长,颇识政体,用人能拔擢其才。护国军入川,虽佐蔡有功,但蔡、罗并不是水乳相融,而蔡颇亲近戴戡。当时在川的护国军,滇、黔两部并不是太合作,所以罗任督军后,对于一个有兵权的戴戡做省长是不太高兴的。
  讨袁军事结束后,四川的问题颇复杂,因为四川有四川的军队,又有喧宾夺主的滇军和独树一帜的黔军。罗佩金既然是四川督军,滇军在护国讨袁之后又为主力,罗自然以领导自居,可是戴戡有战功、有兵权,又居省长职,自然也不相让。至于川军有四川人做后盾,对于客军在川反感极大,于是四川局面就像一座火山,滇、黔、川三军鼎足而立。
  四川人这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云南人的怒潮,由于政权是在云南人手中,一些护国军中有功勋的人便都分据川省要津,罗佩金派李临阳为政务厅长。李是云南钜商天顺祥号的少东,对于政务并不熟谙,派出许多县知事多不称职,不识体统,许多人都志在发财,更有贩卖鸦片。川人文风极盛,善于议论,发言盈庭,舆论既然不直滇人,反滇的言论遂不胫而走,推波助澜,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罗佩金对于川督并不恋栈,早先他风闻段祺瑞有意要派吴光新督川,他即电段请援陆荣廷入京之例请求准假,并以讲武学校校长韩凤楼护印。段得罗请假电正中下怀,复电批准,可是罗的部下闻罗请假,为之大哗,纷纷电请留罗,戴戡也电北京密陈罗在目前不应离川,唐继尧也为罗声援,黎元洪乃电罗缓行,段亦同意。
  这时候四川的各军计有七个师三个混成旅,川军占五个师,两个混成旅,为:第一军军长刘存厚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川边混成旅旅长陈遐龄。黔军只有一个混成旅旅长熊其勋。滇军有两个师,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此外川边镇守使殷承献尚有一部分滇军。四川本是富庶省份,清末承平时,为储年余700万两银子,只养经制兵一协,现在负担庞大的兵力,财政当然困难万分。黎上台后,北京政府希望全国裁军,对于四川自不例外,一再责成罗佩金裁军。6月1日,罗和段祺瑞所派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把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率,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接着段核准把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个师一个旅,把黔军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一个独立团,内定滇军首领顾品珍为中央第十四师师长。由于这个整编计划使刘存厚和川军大为不满,因为滇、黔军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不是“客军驻境”而是“鸠占鹊巢”了。于是川军发出了控诉电,略云:“滇军去年入川只十七营、战事平定后所存者十二营,而罗电告诈称二师,随即在滇招来徒手七千余人。滇军增而川军四五两师各缩编为一旅,其余三师每连减为九十人。兵工厂出品全给滇军。”刘存厚另有电报控诉说:“罗一方减川军饷项,每师八十万元,一方增滇军饷项,每师一百二十万元。”
  罗佩金第一步想调开刘存厚,曾一度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且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长。段表面上予以核准,却暗中挑拨川、滇军的内哄,一方面竭力赞成罗的裁减军队,缩编川军,一方面却又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段希望因川、滇军的公开冲突,可以造成北洋军开入四川的“渔翁之利”。段虽然同意罗的要求要调刘存厚入京,可是调职命令却不发,同时更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通知了刘,又用“用中为该师长桑梓之地”的说法煽动刘存厚对罗的反抗,更凶的是参陆办公处曾密电川军将领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
  这一期间,罗佩金和刘存厚都以为自己的后台是段祺瑞。
  段既然同意罗佩金的请求,由刘云峰接替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长,刘云峰便前往接事,刘存厚命令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自己也不加以理睬。移交的事便闹僵了。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责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之,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这可证明段的私心是挑拨罗和刘敌对。
  罗佩金逐刘存厚不成,便想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但要求先清发欠饷,罗拿不出欠饷,只好作罢。
  罗佩金裁兵计划两次碰壁,就只能选择另一弱者进攻,他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后来调任川军师长后,便倒向川军一方,他对缩编命令也是讨价还价,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比罗决定的缩编方案超过一个团,同时也要求清发欠饷。
  这时,川军将领认为罗督军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问题,而是和全体川军生死存亡有关。因此,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佩金裁兵计划。不过川军的五个师长,其意见和态度是有差别的;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打成一片,周道刚则是两面讨好政策,熊克武因为是国民党员,不便倒向北洋派,所以也持中立。周、熊都驻在重庆。
  罗佩金因为裁兵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再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6年4月5日,他突派滇军包围川军第四师驻成都的两个团,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其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这一来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抗,罗乃宣布第四师驻省城以外各团无变动。
  4月18日,在成都的川军第一军和滇军开炮互相轰击。双方互相说对方是祸首。罗佩金说是刘存厚先下令炮轰督署,刘有厚说是滇军首先在西北角开射大炮。18日这天成都城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川北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驻防区,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川、黔两军防区的居民却可以自由往来,滇军则是独立的。
  19日滇军退守皇城,在城墙内发炮阻止攻城的川军,以煤油灌在皮管内向皇城周围民房扫射,以扫除障碍。这天成都全城火光烛天,杀声震地。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两军交涉,要求停止战斗。20日天明,川、滇军开放栅门准许灾区人民进来,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的、被击死和击伤的,有1000多人,被焚民房有3000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火势一直烧到22日才被扑灭。20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由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成都爆发内战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候、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发表联名皓电斥罗:“在任数月,皓嗜淫赌,勒提税款逾700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唐继尧也发表皓电指责川军:“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四川和云南两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互相攻讦,云南说川军“争权叛变”,四川说滇军“侵略邻封”。
  滇、川、黔军在成都城划分了三大区域,第一部分是中立区域,系黔军驻守,由东门起经糠市街、书院西街、湖广街、华兴街转至会府、顺城街、盐市口、三桥南街直至南门,这些地区全由黔军驻防,并把地面的石板筑成掩护,堵截乱兵。第二部分由南门自孟家巷起转西至少城,由北门老关庙之西,及正府街青龙街之北,全是川军驻扎区域。第三部分从东门自宇库巷经詹天庙、书院北街、梓潼桥、慈惠堂、纯阳观、马王庙、铜丝街、喇嘛寺以及皇城附近为滇军驻扎区域。
  滇、川军战斗时,滇军以皇城为大本营,以东较场为辅助军。川军以北较场为大本营,以西较场为辅助军。皇城在成都的中心,滇军自皇城发炮向西北两较场轰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这两处地方的还击。成都人民受祸最烈的是皇城坝和北较场附近,其次为东西较场。
  6年4月20日北京政府已经接到四川内战爆发的消息,于是段祺瑞下令以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而四川督军一职由省长戴戡暂行兼代,刘云峰为四川陆军第二师长。这批人事命令毫无曲直是非,不过段有个私心,便是命令他的内弟吴光新由宜昌带兵到四川平乱,为吴光新督川铺路。至于进步党(研究系)则希望戴戡由兼代而实授,因为戴属于进步党。另一批人政学系则支持岑春煊督川,段对国会说:“我在位一天,决不与岑共事!”
  川、滇军之战不止在成都,成都城外和内江都有战斗。4月21日,罗奉到北京政府的调职令,即将督军印信送给戴戡,表示遵奉政府命令。22日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邀请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60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协定。可是到了晚上,又各自逞威地开起炮来。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约。大战到半夜才停止,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职务前赴北京。
  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段祺瑞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愿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23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段大为光火,乃下令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24日罗佩金率领滇军由成都东门退出,刘存厚率领川军由成都西门退出。罗临走时发出敬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北京国务院发表有电否认其事。唐继尧也有敬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因此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罗刘之间的是非,有一点罗是可取的,他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当时滇军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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