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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上炮声隆，红军用仅有的一发炮弹命中敌 指挥所，毛泽东写下不朽诗篇；“山大王”初识 大炮威力；一个俘虏兵急于立功发炮近百发，耗 弹太多，炮兵团长被撤职 黄洋界上炮声隆 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作为落脚点， 并且在山上站住了脚。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山上，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下辖三个师，第10师师长为朱德，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有伤正在治疗，故暂由毛泽东代，第12师师长为陈毅。三个师共辖六个团、一个教导大队。在第28团中编有一个迫击炮连，共有八门迫击炮。 当时之所以起名叫红4军，并不说明还有其他的军，这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用来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罢了。 两支部队的会合，使得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山下永新、宁岗等五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正当红军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时候，由于湖南省委的瞎指挥，造成了“八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险些丧失，于是出现了黄洋界保卫战。 1928年6月底，红4军收到湖南省委的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消灭永新的敌人后，主力部队立即向湘南发展，井冈山只留袁文才一个营驻守就可以了。信中要求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为了监视其行动，省委还派杜修经为特派员前往督阵。 那时，井冈山的红军军委和根据地的湘赣边界特委都要接受湖南省委的领导。因此，湖南省委的意见就等于是上级党委的意见。如果反对或者不执行，说重些就是对抗党的领导。 很明显，省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曾经对井冈山周围的敌人做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井冈山地跨两省，东为江西，西为湖南。湖南人善战，而江西人善于做买卖，大都不愿当兵，所以兵无战意。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情况，避开湖南的强敌而不断向江西发展，从而才使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如今湖南省委却反其道而行之，让红4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与强硬的湖南军阀相撞，这只能是以卵击石。 怎么办？毛泽东思虑了好久，决定争取特派员。 于是，毛泽东利用各种会议，说明红军向湘西发展是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最终征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并向省委陈述了没有执行省委决议的原因。 正当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风波已经平息时，突然又传来惊人的消息，红军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到湖南颥县后又私自向湘南进发了。毛泽东立刻派人下山去追，但他们拒不执行。山上山下的红军立刻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险。 这两个团公然违抗军令，贸然下山，是有原因的。 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开后，受到29团官兵拥护，因为这个团中的官兵大多是湖南人，思乡心切，再加上有特派员壮胆，所以便擅自行动了。临下山时，他们又鼓动拉上了28团。 结局不出毛泽东所料，湘南第一战便惨遭失利，29团几乎全军覆灭，仅剩团长、党代表等百余人。28团下山后，原先就有叛意的2营营长袁祟全率部投敌，红4军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尔琢单枪匹马去追，结果被叛匪杀害。 为了挽回败局， 接回残余部队，毛泽东率31团3营前往营救。至此，井冈山上守山的只剩31团两个营。 赣军得知红军湘南大败，便趁山上空虚之机，向根据地猛扑，永新、莲花、宁岗三县相继落入敌手，井冈山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这五个哨口便是上山的必经之地。 国民党军熊式辉得知红军已经大部离山的消息后，立刻调集四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黄洋界扑来，企图乘红军主力未归之机，一举攻占井冈山。 守山的红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根据敌军的态势，让2营分守四个哨口，将1营开到黄洋界修筑工事，准备击退敌人的进犯。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40米，距上山的小井15里路，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其间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可通，山上只长青草，不长树木，哨口雄峰耸立，险峻异常。清晨，哨口浓雾迷漫，周围的山坳深谷都被白雾覆盖，宛若一片汪洋，故黄洋界又有汪洋界之称。 当时，红军的装备非常低劣，一个人只有两三发子弹，一个班有两三条毛毯。晚上站岗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再盖上一些茅草御寒。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怎样才能坚守住山口呢？ 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经多次研究，决定了几条对策：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28根竹钉，这种竹钉，是当地猎户用来对付野兽的。井冈山遍地翠竹，有的是原料，军民一齐动手，将竹节削成竹钉，用火烧过，再用陈尿浸泡，又锋利又有毒性，只要人踩上去，脚就会穿一个洞，很快就会感染化脓。如今，31团守山的官兵们将这种竹钉埋了个满山满坡，成了一道一道特殊的防线。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这是又一道障碍。虽说树木挡不住敌人的大队，但因为山路狭窄，有了障碍，他们必然要清除，在清除的过程中，红军官兵就可以瞄准目标进行射击了。第三，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挖掘壕沟。这也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第五，动员山下的乡亲们上山，布成疑兵阵。战斗时，他们可以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冒充我军的大部队，也可以在山林里高声呐喊助阵，以壮声势。这最后一项任务，朱团长让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新婚妻子伍若兰负责。 1928年7月29日晚， 在永新县城的一个大院里，摆满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席。熊式辉端着酒碗，正在宴请连以上军官。 熊式辉踌躇满志地对大吃海喝的部属们说：“以前你们怕红军，说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打起仗来不要命。现在我要说，他们的气数尽了，朱毛率领的大部队在湘南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了，现在守山的只有两个营，几百个毛贼，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明天一个冲锋，就给我把山头拿下来，冲在前面的有赏……” 下面的军官起哄地端着酒碗说：“愿为司令效劳，我们一定痛痛快快地把山头拿下来，让司令好到上面去领赏，咱们往后也有好日子过……” 7月30日清晨， 大雾刚刚散尽，敌人便沿着陡峭的山路摸了上来。由于山路狭窄，左盘右绕，敌人也无法进行火力准备，只能一个一个地挨着往上爬。虽然敌人数十倍于我，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可是他们投入战斗的只能是一个营，其他的大部队只好在山下等候。 爬山的敌人首先尝到了竹钉的苦头，那些竹钉大都埋藏在草丛之中，进攻的敌人只顾往山上看，观察我军阵地的情况，结果稍不留神就会被竹钉刺伤，不时传出被竹钉扎伤的大呼小叫声。 山口上却寂静得让人生畏。 红军官兵的子弹少得可怜，朱团长有令：把敌人放上来打，保证枪响倒人，弹不虚发。 敌人好不容易越过了竹钉阵，到达了山口，于是他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往山上冲。 敌人终于逼近了，50米，30米，20米……直到这时，朱团长才一声令下：“打！” 随着朱团长清脆的枪声，红军的火力开始还击了，由于距离相当近，加之敌人又是成单线从小路上爬上来的，动作迟缓，所以枪声一响，敌人就倒下一大片。剩下的敌人赶紧趴在山坡上不动了。 这时，山坡上，林丛中，漫山遍野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激昂的军号声和冲锋的呐喊声，似有千军万马在丛林中作战一般。原来，这就是贺子珍和伍若兰组织的疑兵大队，他们让老乡在山谷密林里喊打喊杀，用锣鼓家伙和燃放鞭炮制造大部队已经布下埋伏的效果，这一闹果真把敌人吓破了胆。他们丢枪卸甲，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许久，待明白是虚惊一场后，才又气哼哼地再次冲上山。 “冲啊！先冲上去的有赏啊！后退不前的军法从事……”敌军官在后面挥动着手枪，连威胁带利诱地强逼着敌人再次发起进攻。可是敌人刚一露头，便又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又屁滚尿流地缩了回去。 一次、二次、三次……随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山坡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可是山上有限的子弹已经快用光了，红军官兵就把堆掩体用的石头当武器，等敌人靠近时，就用石头砸。 敌人发现红军的弹药快用光了， 便更加猖狂起来， 后面督战的军官大喊着：“红军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只能用石头，不要怕，快往上冲啊！” 敌人的攻势更猛了，激战到下午4时，攻上山口的敌人一次比一次增多。 眼看井冈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正在这时，有几位战士把山下茨坪机械厂刚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了山。由于敌人从黄洋界进攻，封锁了山口，这几位红军战士是从别的小路绕道上山的。 朱团长一看关键时刻多了一门炮，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当他发现只有3发炮弹，一颗刚刚松弛的心又揪了起来。 在朱团长的指挥下，迫击炮安放在团指挥所门口。炮手安好支架，竖好炮筒，向着攻山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瞄准， 测好方位距离后， 朱团长果断地挥了下手臂：“放！” 炮手把一枚迫击炮弹塞进炮筒，接着紧紧捂起耳朵。可是停了一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这是一发臭弹。 炮手小心翼翼地将炮弹退出膛，又装上一发。谁知这一发又是臭弹。 还剩最后一发炮弹了，朱团长说：“不能打登山的敌人了，要打山下的指挥所，反正成不成就这最后一发炮弹了。” 按照朱团长的命令，最后一发炮弹瞄准了山下的敌人指挥所。 “放！”随着朱团长一声命令，炮手将炮弹装进炮筒。 “轰”地一声，这最后一发炮弹不但响了，而且准确命中了敌指挥所。攻山的敌人把指挥所设置在一个山腰子里，以为这儿安全。没想到红军的一炮正巧在山腰子里爆炸，把指挥所炸了个人仰马翻。 这一来敌人害怕了。这种迫击炮只有红军的主力老28团有，莫非到湖南去的主力部队都回山了？ 第二天清晨，大雾散尽，山下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顽皮的猴子在树丛间蹦来荡去。 敌人在玩什么花招？朱团长派了几个战士摸下山去探听情况。不一会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原来敌人连夜悄悄地开溜了。 过了20多天，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回到了井冈山，当听完朱团长守山的汇报后，十分开心地笑了，当即填词一首：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于是，毛泽东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把“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故事，讲述到了今天。 “山大王”初识大炮的威力 井冈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可当初这儿有两支土匪占据着山上的主要路口，毛泽东率领红军之所以能在山上站住脚，这其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这两股土匪，一股驻在山下宁岗茅坪一带，匪首叫袁文才；另一股驻在山上井冈茨坪一带，匪首叫王佐。这两个人虽然山上山下各霸一方，却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一旦有情况，他们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吊羊”，这“羊”是指土豪劣绅，所谓“吊”，就是瞅冷子将他们绑架起来做人质，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几百名红军，来到宁岗古城一带活动。他早就看好了井冈山这块能进能退、能打能藏的风水宝地，可这两股土匪已经占山为王了，不好强硬抢占，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将他们收编。 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位袁文才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担任过“宁岗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便派当地党的负责人，一位叫龙超清的同志前去说服。 龙超清回来说：袁这些年吃亏吃怕了，有疑心，他眼下最缺的是枪，只要能给他一批武器，他一定会与红军合作。 毛泽东立时慷慨允诺：给袁文才108支钢枪。 袁文才得枪后大喜，立刻给红军送来600块大洋，还同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收编了袁文才后，毛泽东又叫袁去做王佐的工作。 王佐这人早先是个本地的裁缝，30来岁年纪，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腰间别一支新式驳壳枪，有一身好武艺。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一个小院里，想吃他的闷鸡。他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掏枪，便操起一条板凳，把冲过来的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然后手持一根竹竿，“嗖”地一下撞开木窗，落到院里，没等敌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又“嗖”地一声撑出了院墙，逃出了敌人的重围。 现在，他知道山下来了一支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可不知道是干啥的。袁文才告诉他，红军也是和地主老财作对的，跟他们“劫富济贫”差不多，还告诉他红军给了他108支快枪。 王佐闻听此话吃了一惊。王佐在山上混了这么多年，总共也只搞到60多条枪，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装火药的土枪，他手下的弟兄，两三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红军一下子就敢给他们这么多枪，说明红军不想吃掉他们。 1927年10月24日，王佐和毛泽东在双马石第一次见面。 双马石是井冈山的一大景观，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压在一起，瑰奇万分。这里也是上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山高林密，是伏兵的好地方。 王佐害怕红军使诈，悄悄在林中藏了伏兵。会晤时，看到毛泽东身材魁伟，态度亲切，待人和蔼，而且心地坦诚，随身只带了一个卫兵，立刻也就放下心来。 毛泽东长于言辞，说话极有说服力，他向王佐说了一番革命道理，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毛泽东豪爽地说：“红军打土豪，同你们‘吊羊’是一回事，都是要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你们需要枪，我们给，需要多少，报个数吧！”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王佐一会儿激情喷涌，一会儿热血澎湃。当让他报数的时候，他迟疑再三不敢吐口，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人家不答应。正在迟疑不决的当儿，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佐的心事，大度地说：“给你们70支快枪，够不够？” 乖乖，70支，王佐连做梦也没敢想，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王佐忘情地拉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兄弟，走，我们上山……” 3天之后， 即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式上山落营扎寨。井冈山从此便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最初的革命圣地。 安顿好部队后，毛泽东就带着部队下山了，去开辟茶陵一带的根据地。改造两支土匪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同志，让他担任这支部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俄等好几国语言，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派遣他去从事重要的联络工作。 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工作做得怎样，是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处事十分慎重。 刚上山时，王佐对他怀有疑心，让他成天呆在小半山的一间草房里，哪里都不让他去。何长工便顺水推舟，故意对什么军务也不管不问，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经常到王佐家中坐坐，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上的见闻，使他的亲人首先对何代表怀有好感。 接着，何长工发现王佐有三个交心的好朋友：袁文才、刁飞林、李克昌。每逢有什么大事，王佐必定同他们商量。于是何长工很快又和他们混得厮熟，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王佐对何代表就另眼相看，有什么事也开始同何长工商量了。 但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内心深处，对红军还是存有戒心的，生怕红军把他们吃掉。要清除他这种念头，只有帮他打一次大仗，除掉他的心腹大患尹道一才行。 原来，王佐的山大王并不是好当的，当时的地主武装都是他们的对头，最主要的是“四大屠夫” ，这四大屠夫即东、南、西、北的4支地主武装的头子，东为尹道一，南为肖家壁，西为贾少提，北为肖银光。 在这四人当中，为首的是尹道一，他的势力最大，枪最多，战斗力也最强，他本人还是井冈山七县民团的总指挥，更是王佐的死敌。王佐与他打过多次交道，但屡屡遭败，连王佐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因此，王佐对他恨之入骨，无奈自己文治武功兵力枪械都不如人家，他只好把这口恶气强压在心底。 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觉得消灭尹道一不但可以打击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壮大红军的声势，还可以清除掉王佐心头的恶气，取得王佐的信任，是个一石数鸟的好计策。 何长工把这个想法给毛泽东讲述后，立刻得到了支持，并让红军28团配合行动。 当何长工心里有了底，把这事与王佐谈开时，王佐先是十分激动，继而又有些畏惧，毕竟多次作战，他都败在尹道一的手里，他怕这次重蹈覆辙。 何长工笑着说：“王司令，是不是怕他们人多枪多，打他们不过啊？”何代表一语说中了王佐的心事，王佐只是嘿嘿干笑。 何长工说：“其实尹道一并不可怕，他打仗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一旦打胜，就穷追不舍。咱就从这里赢他，这回用兵，你听我的，你同他一照面、只管掉头就跑，把他们引进旗锣坳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提着尹道一的头去见你……” 王佐一听大喜，连声说：“一接火就跑，这太容易了，跑是咱的本钱，就照你说的办。” 第二天，王佐和李克昌带领一小队精干弟兄，跑到尹道一驻防的掌山进行骚扰，惹得尹道一动怒，带兵来打时，他们也不交战，调头就跑。 这尹道一从未把王佐等土匪放在眼里，见王佐兵不多，火力也不猛，便放胆带兵猛追过来。天亮的时候，王佐一伙从旗锣坳跑了过去。尹道一的兵跑累了，便在坳里休息，生火做饭。 何长工一看机会来了，便瞄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砰”地一声将他打倒在地，这是发起攻击的信号，顿时山坳里枪声大作，军号激昂，红军如神兵天降，从密林里、山坡上冲了出来。 尹道一不愧是民团的总指挥，他立刻指挥士兵利用土坎作掩护，架起两挺机枪，向着冲击而来的红军疯狂扫射。 王佐过了山坳并未跑远，立刻折回来看红军怎样收拾这些仇敌，当看到尹道一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时，不禁也心惊胆战，心底暗自庆幸这回没有与他亲自交手，否则身边的弟兄即便不死光，也剩不下几个。 就在这时，只见火光一闪，“轰”地一声巨响，其中的一名机枪手顿时飞上了天，另一名机枪手见苗头不对，正要往回跑，又是“轰”地一声，爆炒如豆的机枪声顿时哑了。 王佐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家伙，这么厉害，居然能把人炸得飞上了天？事后他才知道，这种武器叫迫击炮，在炮里面，这是威力最小的小炮。大家伙一炮就能把一个山头轰平。 战斗仅20分钟就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消灭民团200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打扫战场的时候，何长工找到尹道一的尸体，让人把他的头割下来，交给了刁飞林。 王佐知道红军打了胜仗，并十分惊叹大炮的厉害，但又不知道这一仗是不是打死了尹道一。 刁飞林将那个装人头的包袱扔到王佐的面前。 王佐打开包袱仔细一看，那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果然是尹道一的，顿时拍着手解气地大叫：“着，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百姓啊！做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这一夜，山寨灯火通明，大摆酒筵，如同过年一般。席间，王佐频频举杯，不时伸出拇指夸赞何代表说：“毛委员派来的人就是有办法，你们那些炮太厉害了，一炮就把他们轰上了天，尹道一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是红军的对手……” 其实，这个小小的伏击战，在红军的眼里实在算不了什么，每一个指挥员都会打。可是落在王佐的眼里，便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思想上也起了巨大变化，认为红军里能人多，力量大，跟着红军走才是长久之计。 打完尹道一后，王佐有心想加入红军，于是借扩编的名义，与袁文才的部队合并，正式宣布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王佐和袁文才原本是铁下心来跟着红军走了，没想到，由于形势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念头。 1928年6月初，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使他们对党的信任发生了危机。在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写道：“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当时，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时，毛泽东认为这段话与井冈山的情况不符，故没有讲。可袁文才这个鬼精灵发现有什么东西瞒着他，便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六大决议案的原件，当他看到这一段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此便有了开小差的念头。 六大文件传达后，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了一些人，因此，大家对王、袁二人另眼相看，持有戒心，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 2月14日， 王佐和袁文才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罗家有一个30多人的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子弹，王佐早就想把它夺过来了。 由于情况摸得准， 清晨5时，他们在罗的姘妇家把罗抓获，还抓了十七八个兵工厂的工人。押回新城以后，王佐便给罗松了绑，还设宴为他压惊。原来袁想把罗拉过来为己用，让他到长沙一带去弄些钢铁和洋硝等造枪的原料。 消息传进了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中，作为地方官，他本来对王佐、袁文才等就印象极坏， 得知这个消息，便连夜赶往红5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还特别提及，六大报告中的关于土匪的一段话，王、袁二人已经偷看，现在已有反水的迹象，如不迅速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后来彭德怀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提及，由于情况紧急，也没有时间去具体查证，于是便听信了朱昌楷的话，派第4纵队跟他去抓王、袁。 拂晓，红5军4纵的士兵包围了王、袁的住处，朱昌楷第一个冲了进去，发现袁正在睡觉，朱立刻开枪，将袁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枪声，以为是民团的白狗子，他跳墙逃了出去，欲渡禾水逃回井冈山，跑到河边才发现浮桥被拆，无奈只好泅渡过河。因他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 毛泽东事后得知王、袁被杀的消息，连连顿足，大呼：“坏我大事！”果不其然，王、袁一死，他的那些老部下立刻反戈投靠国民党军队，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也不再支持红军。红军没有粮草，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只好去另开辟新的根据地。王、袁死后不到一月，井冈山就落入国民党的手中。 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承认“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由此可知，在战争中，大炮的威力的确不同凡响，有时竟有一炮便决胜负的效力，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策略上出了毛病，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大炮都无法挽回的。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念及往事，怀念王佐和袁文才，于是亲自接见了王、袁二人的遗孀，表达了对王、袁的歉疚思念之情。 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吸引千千万万的后来人前往瞻仰。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 历史老人有时常有许多惊人之举。曾记否，这座江西大旅社原本只是一家装修比较精美的旅店而已， 由于3年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周恩来在这里亲自领导了那场使蒋介石3年来无时不心伤的起义， 这家旅店便名声大噪，无人不知了。 1930年10月17日，江西大旅社戒备森严。大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不得靠近一步。原来，蒋介石的“剿共军事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很显然，蒋选在这儿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表达了一种挖根掘地也要将红军铲除的决心。 会议室里，身穿笔挺军服，手戴白手套的蒋介石正在作围剿演说。长条桌上围坐着何成浚、 朱绍良、鲁涤平、张辉瓒、杨永泰、何健等国民党第9路军的师以上军官。 由于在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击垮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团，正是志得意满之时，看到共产党毛泽东居然在闽湘赣一带闹出了气候，声震全国，再不能等闲视之了，便召开了这次军事会议，准备一举荡平红区，彻底消灭红军。 蒋介石在军事部署前，首先讲了一番道理：“诸位都知道，共产党搞的什么共产主义，与我们的国情是不相符合的，他们持枪为匪，占山为王，闹得人心惶惶，到了不加以剿除便国无宁日的地步。从前，各省对他们多次动过刀兵，但是大都有省界观念，往往是将共匪驱出自己管辖的区界了事，故匪等东躲西藏，南击北窜，非但不能剿除，反而地域愈演愈广，声势越造越大。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之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 杨永泰献媚地附和道：“总司令所言极是，过去没有统一指挥，我们是各打各的，匪患越演越烈。这一回好了，我军在总司令的号令下统一行动，一定能够将区区共匪团团围住，全部剿除……” 虽说蒋介石亲自主持剿共会议，并动用大军对付红军，其实在他的心底深处，并没有把红军看得多么可怕，区区弹丸之地，寥寥几千兵马，说破天，他们能成多大的事呢？不过匪患不除，终成祸害。所以，他想调兵遣将，企图一举荡清红军。 蒋介石最后下命令道：“我命令，此次会剿鲁涤平为总司令，何键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统率10万兵马，与本月28日前在江西省内集中，分三路向匪区进攻，一路由莲花、萍乡一带，进逼安福、吉安，一路溯赣江向南逼进，第三路由湘东进入赣南，伺机北进，迫使红军与我们背水一战……” 正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准备向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山上潜心研读《孙子兵法》。 这本书是前不久红军打长沙时，从乡间一位老私塾先生那儿弄来的。线装本，共九卷，也称兵法九章。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读书甚多，但专门的兵法书却是第一次阅读，行目所及，心神所随，联系到自己起义后行军打仗、休养生息的实践，更是觉得这本兵书字字珠玑，爱不释手。 蒋介石发兵10万围剿苏区的消息，此刻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可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主张“迎头痛击，北上对敌”，有的主张以攻对攻，去攻打敌人的大城市如九江、南昌等，毛泽东则提出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以弱胜强之法。 10月25日，红军总前委在罗坊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罗坊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没有打过大城市，还记得么，就是上个月，我们的主力去打过长沙嘛！可是没有打下来，当时我们可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为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线， 我们用900头牛去冒火冲击，为了对付敌人的碉堡，我们的同志用禾桶裹上棉被顶着往前冲，此外我们还挖过壕沟，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整整打了半个多月，伤亡了许多好同志，可怎么样呢？长沙还是没有打下来。我们的弹药打光了，部队伤亡太多了，这时候敌人的援兵又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捞到，只得撤兵。同志哥，这是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再干了……” 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大多数指挥员的痛处，一想到一个月前的那一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痛心的。 毛泽东见还有一些人想不通，便举了《水浒传》中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看过水浒传么，还记得上面有个故事，在柴进家中，有个洪教头想教训一下林冲，连唤了几个‘来，来，来’，接着就气势汹汹地扑了上去，结果却让连退几步的林冲看到了破绽，飞起一脚将他踢翻。” 与会的红军指挥员们听到这里，都开怀大笑起来。 毛泽东止住笑，继续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交手，聪明的拳师往往退后一步，而蠢人则劈头就使出看家的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大部分红军将领同意了他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在蒋介石“长驱直入”的进攻面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入我们的预定战场，然后再同其作战。 根据毛泽东同志拟定的作战部署，红军在集中了主力后，首先后撤到樟树、抚州、永丰地区，使向袁水流域进攻的敌人第一次扑空。 接着，红军又进行了两次大退却，使气势汹汹的敌人再度扑空。红军在小布设伏时，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还草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本来，红军在小布设下伏兵，准备先拿谭道源部开刀，谁知有一个内奸向敌人告密，谭部一听红军有大部队埋伏，马上退了回去。 小布设伏未能打到敌人，这时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有东进之势，红军马上调整部署，前往龙岗埋伏待机。 因军情紧急， 部队无法再进行动员，红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干脆把命令写在路边房的一扇门板上，使大家知道任务的紧迫。“军长、政委示：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落款是：林彪、罗荣桓。 经过紧迫的部署调整， 红3军、红12军、红4军共计3万多人，在龙岗摆好布袋阵，准备一口吃掉张辉瓒部的1万多人。 张辉瓒，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清朝军队的讲武堂中就读，后来又先后去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 1924年任国民党第4师师长，1929年任南昌卫戍司令，与红区的赤卫队交战多次，人称杀人不眨眼的“张屠夫”。 这一回，他被委以剿共前敌总指挥，自命不凡，对畏缩不前的谭道源部甚为不满，于是率军独进，于12月29日逼近东固，乖乖地钻进了红军设下的布袋阵。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来到了设在黄竹岭后面小别山上的指挥所，在这里指挥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此时，大雾漫天，雾锁群峰，对面几乎看不见人，正是“雾满龙岗千嶂暗”的景色。不久，旭日东升，大雾散去，只见曙光初照，枫叶霜红，景色格外壮丽。 10时许， 张辉瓒的前锋部队进至龙岗，与担任正面阻敌的红3军发生激战。此后，战事越打越激烈。打到午后，张辉瓒才发现情况不妙，他的万余人马已经陷入红军重围，于是困兽犹斗，将他所有部队都放马猛冲过来，企图杀出一条血路。 由于敌军人地生疏，再加上所有有利地形皆被红军占去，以逸待劳，以多击少，张辉瓒区区万余兵马焉能逃脱这天罗地网。 下午3时许， 敌军的冲击已成强弩之末，朱德、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随即发出总攻命令。号令一下，漫山遍野军号激昂，杀声震耳。敌军此时早无斗志，全军顿时崩溃。 毛泽东见枪声稍稀，知战斗已入尾声，便同朱德步行走下黄竹岭，沿大路向龙岗走去。正在此时，由远而近传来一片喊声：“捉到张辉瓒啦！”“前头捉到张屠夫啦！” 毛泽东、朱德大喜。“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此时心情的写照。 参谋处长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描述了活捉张辉瓒的经过。 战斗前， 因红4军军长林彪在北伐中见过张辉瓒，知道他的模样，于是向全军将士讲明了他的相貌特征， 要求务必活捉。发起总攻后，红4军10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发现了一件狐皮大衣，在皮衣的衣领上还有张辉瓒三个字，知道这家伙就在附近，于是仔细地搜索。后来发现了一个山洞，洞里有人。 战士们高喊：“快出来，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 一个大胖子战战兢兢地从里面爬出来，这人生得肥头大耳、唇上有两撇小胡子，一件士兵的小褂紧紧地绷在身上，一看到他，战士们马上就高喊起来：“别装蒜，这家伙肯定是张辉瓒……” 在龙岗大坪，毛泽东见到了被捆绑住手脚的张辉瓒。当年北伐时，毛泽东与其也是相识。 张辉瓒一脸哀苦之情。“润之先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您，别来无恙乎？” 毛泽东风趣地答：“岂敢，几天前老兄还趾高气扬，要剃朱毛的头，何言无恙乎？” 张辉瓒面带死灰：“惭愧、惭愧，有罪、有罪……” 这位曾留洋数国的中将师长此时苦苦哀求，愿给红军捐款、捐枪、捐弹药，唯求饶他一命。 毛泽东也不想杀他，想让他到红军即将开办的学校中当一名教官。张辉瓒的亲属得知他被俘的消息后，千方百计找到我上海地下党，恳求只要放他一命，他们不惜筹措重金前来赎人。 中共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派人赶到苏区，万没想到，根据地的军民把他借去批斗，由于他多次清剿，民愤太大，竟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了。 朱德事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他的。留着这一个人，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此次战役，不但全歼了蒋军18师，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从这以后，红军各个师基本部编配了迫击炮连。 二次反围剿胜利后， 又缴获了两门山炮和许多迫击炮。1931年5月，中央军委命令，在江西陂头，以红3军团山炮连为基础，成立了军委炮兵团。这是我军第一个独立炮兵团建制，团辖三个山炮连，一个炮兵教导队，一个运输连，一个步兵警卫连。夏中兴为代理团长，政委为张平凯。 6月，红3军团决定用两个步兵团和军委炮兵团共同行动，去消灭盘踞在赖村的地主武装。 赖村是兴国县的一个重镇，也是根据地一颗扎眼的钉子，这儿的地主武装依仗着高墙大院，就是不肯向红军投降。 指挥这次战役的司令员是谭希林，政委为张平凯。 一切准备就绪后，步兵首先发起了冲击，谁知镇子里的保安团特别能打，而且枪还打得特别准，火力也组织得十分密集，红军连续冲击了五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十分惨重。 谭司令气极了，命令：“马上把军委炮兵团拿上来，把这个镇子给我轰平！” 炮兵团把三门山炮直接推到离目标只有300来米的地方， 瞄准城墙进行轰击。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岂有打不中的道理？所以一炮一个准，没用几炮就把城墙轰塌一个大洞。 但里面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虽然出现了洞口，可是步兵还是冲不上去。夏团长气极了，命令炮手们连打了两个急速射。军委炮兵团的炮手们大多是一、二次反围剿中被俘的俘虏兵，正急于找个立功表现的机会，况且他们以前在国民党部队中弹药十分充足，从来没有限量使用炮弹的情况，所以团长命令一下，他们就拼着劲地放起炮来，有敌人的地方打炮，没有敌人的地方也轰它两下，最后，寨子是打下来了， 可是村子里的民房被炸毁了不少，最令人痛惜的是将仅有的100多发炮弹都打光了。 对此，朱德总司令员十分气愤，立刻撤掉了夏中兴的团长职务，后由武亭同志接任。 赖村一战，也给红军指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大炮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战争是一种综合兵种的较量，如果不解决好步兵和炮兵的协同问题，就不能充分发挥炮兵的特有威力，即便有了许许多多的大炮重炮，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成为夺取胜利的负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随后不久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便尝到了抱着重炮行军的苦头。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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