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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为都城始于西周燕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当今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国大事。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龙脉所系。历代著名风水家对北京都有论述，我们不一一例举，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从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原为嵩山，是为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正谓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劝忽必烈说：出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营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击退建文帝迁都北京，群臣对北京的形势又作了一番论证。有的说，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说，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铁路其位置尤显重要。虽然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向四方修了铁路四条。一条是经天津山海关，通往关外的北宁路。一条是经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路，即由北京经南口、居庸关、青龙桥达塞外张家口。现在青龙桥旧车站还依然保留旧貌，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矗立着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条铁路，也是南控中原至关重要的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经丰台，过卢沟桥，沿着太行山的缓缓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镇汉口。中间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等重要城市，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连一起。当时北京还有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城内，码头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附近，不过民国初年码头已废没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当时一个叫刘伯温的人就向朱元璋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迁都之举。”纵观历史，南京虽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无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没有一统中国。朱元璋不信刘伯温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燕王之乱。后燕王灭建文帝迁都北京，定鼎华夏。历史又何其相似，国民政府依靠江浙经济势力定都南京，国无宁日，又引来了日本人的侵略，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终于退守海岛台湾。共产党统一大陆定都北京。历史为何如此，这须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考证了。 话说回来。北京人口的变迁，简单的概括：外迁的进北京，谪退的迁天津。真正的祖祖辈辈的北京人怕是无从考证，那人数怕也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从现在北京地名来看，也带着历史的痕迹。胡同，在蒙古语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点的意思。文津街、贡院街、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宫门口、惜薪司、武衣库、王府井等等，从名字上就带着皇家和官场的气派。从姓氏上说，《百家姓》中非复姓姓氏408个，现代人统计北京人的姓氏多达230个。占一半还多。 老北京的人口地位反差比较大，一类是皇族、官僚和依附他们的文人学子；另一类则是为他们服务的三教九流，如：戏园子、妓院、商店以及修脚的、剃头的、老妈子、掏粪的、拉车的等等。这些行业都有行帮，大都以地方而分。老妈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安徽小保姆。修脚的是宝坻县来的，剃头的是蓟县来的，老妈子是香河县的等等。 元朝定都北京，迁来一批皇室朝臣及文人学子，明朝迁都北京，又来一大批皇室成员朝臣墨客。清人入关定都北京，也同样带来一批类似的满人和汉人。用现在的话比喻，就是中央各机关各部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专院校。他们住在皇宫、王府、贝勒府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你稍稍留意就会看到北京的大小胡同中彼彼可见名人旧居和重点文物保护的汉白玉石的石碑，如田汉旧居、文天祥旧居、于谦祠。上好之，下必甚焉。说成反话就是皇上和他周围的人的政令爱好举措，臣民会加倍地去做。皇室影响首先在京城然后绵及全国，国都自然堪称国之风范，也就是皇家的“派”。民国以后建都南京，南京终未成为国之“派”，除形势上蒋介石政权没有达到真正统一以外，在心理上更缺乏凝聚力。汪精卫、胡汉民一直在经营广州、武汉。冯玉祥在经营西北，李宗仁盘踞广西，阎锡山封闭山西，西南各路诸侯各有说道。东三省刚刚依附中央，日本人就来了。 其实，北京并不出产什么。玉泉山的水好，用现在的话说够上矿泉水的水平。但是那水是每天用水车拉到皇宫里皇上用的。京西稻好，那是御米，常人能吃得上吗？北京没有工厂，不生产机械，不织布，不造酒，没有上海、天津那样的商业繁荣、金融流通。北京有什么？有“派”，有派就有影响，有影响就是力量。派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国剧京戏，其实那是徽班进京带来的。比如北京烤鸭，山东人一直耿耿于怀，说那是山东烤鸭。京东肉饼，其实那是香河肉饼。香河地方小，没影响，在北京的东面，店大主欺客，你在京城里卖，就叫你京东肉饼，经营不好了，怕砸牌子，表示正宗，添上一笔叫正宗香河京东肉饼！都冠以京东，表示是北京的正宗产品，欺人不！当然，这话也不尽然，用现在的话说，北京也有名优产品，像同仁堂的药丸，瑞铄祥的绸缎，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不过这些也是外地人带来的。它到了北京就沾上了皇家气派，上了档次，那就会誉满全球。再到别的地方开分店，那就是另一番风光！ 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为历史划时代的杰作，都发生在北京。1935年土肥原贤二在北平搞华北自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50个教授联名反对，几乎等于定了案。试想，如果是山东或者湖南的50名农民联名反对，有谁理睬！ 清帝逊位以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都在北京建过中央政府，时气不行，垮了！但后人不想吗？连日本人的大使馆都从北京往南京迁了半个，武官等人还一直留在北京呢！“九一八”以后，北平成立了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何应钦只先后做了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一直是蒋介石，可见蒋先生对北平也是不放手的，只是鞭长莫及。“何梅协定”以后，中央势力退出平津，宋哲元带兵进了北平，那也是中央没办法的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进入平津以后，发展到十万大军，宋本人也不单纯是个一军之长了，一举成了封疆大吏，国之要员，举手投足都会使四方震动。后来在卢沟桥爆发事变，就引发了全民族八年抗战。 话说回来，1935年6月，石友三和吴佩孚的前秘书长白坚武、警务处长潘毓桂叛乱，日本浪人楢碕一良为总顾问，带了500多人占领了丰台火车站，抢了一列钢甲车。是在东交民巷组织人做内应。只要钢甲车冲进城内，无论是占领中南海的居仁堂，还是占领段祺瑞铁狮子胡同的前执政府，或是就在钢甲车列车上一宣布自治，脱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儿就成了。 当时中央军、东北军已经南撤，不过尚有东北军缪澂流率领千余人留守北平维持治安。打，这是不行的，日本人必然出来干预，事情就麻烦大了；不打，束手待毙！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缪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 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把一个月之内发生的事件排列如下，可把华北形势窘迫之相总观一遍。 1935年5月23日，发生“河北事件”（指孙永勤义勇军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暗杀案）。 5月29日酒井隆提出武力威吓。 6月1日何应钦宣布将河北省府迁保定。 6月5日第二次“张北事件”。 6月10日“何梅协定”出笼。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 6月19日行政院发布免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令。 6月27日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与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在北平签署“秦土协定”。 同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叛乱。 同日，肖振瀛向北平军分会建议调二十九军移驻北平。 几小时后，冯治安三十七师开进北平西郊。 从以上时间表可以看出，华北形势在急骤变化，中国方面在紧锣密鼓与日方调整关系，而日方气焰甚嚣尘上，步步逼迫。 1935年6月27日这一天是北平热闹的一天。清晨，土肥原贤二、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就坐着特务机关的黑色专车来到了府右街秦德纯的家（现址自忠小学）门前，没等值勤哨兵通报就闯了进来，副官早已认识土肥原，力图上前“接待”，土肥原挥了挥手，把他赶到一边，就一直闯入了秦的客厅。然后有礼貌地在客座坐了下来，紧跟着高桥坦坐在他的下手。秦德纯得到副官报告，不得不出来接待。陈觉生、雷寿荣得到通知也赶来了。 土肥原仍是笑嘻嘻和霭的脸色，似是老朋友来问安，先是问秦德纯昨天吐血后身体情况，明知秦德纯吐血是被自己气的，黄鼠狼还是要给鸡拜年。话很快转上正题，土肥原又出现一副为国操劳的严正表情，告诉秦德纯：“你们说，是我们日本军人制造事件，我可以告诉仁兄，我这个人到支那来，就是来制造事件的，我们还可以制造第二次事件，第三次事件，第四次事件……” 秦德纯知道他的话不假，事件肯定是愈闹愈大的，上面的意思是苟安忍辱，无法争取的情况下答应土肥原的一切要求。看来争也是没用的，时间拖得越长，日本人的胃口越大，条件越苛刻。 就在这同时，北平街头少有行人。日本浪人们脱下了和服身着中国老百姓的长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膺品”，当然这其中也混杂着地道的中国人——汉奸，他们拉拉杂杂地拉着队伍打着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国话高呼着： “欢迎华北国成立！” “欢迎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日中提携！” “日中亲善！” “民众要求成立华北国！” 也有少数居民出来喊反对口号。大多数居民只是扒在门缝里向外看。 这时候缪澂流留守部队得到命令：持枪监视，不准自由行动，不准开枪。所以他们只得站在路边持枪放哨，像树桩一样站着不动。 欢迎华北国成立，话从何说起？ 原来26日夜，从天津开来的火车上有100多名日本浪人、汉奸和在天津收买来的闲人已经乘火车到达了丰台火车站，与接应的数百名叛军汇合。恰好丰台站停着一列军分会的钢甲车。他们早已收买了钢甲车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沈锡之，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石友三旧部）将钢甲车劫持。此时，指挥他们的石友三正匿藏在北平城里的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原来，石友三在天津想借日本人的势力起事，已经受到当局的监视，尤其在酝酿滦洲自治以后，事情难成，成为众矢之的，他想带着人来北平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先潜入北平，在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组织叛乱指挥部。各路人马分头在27日晨在丰台火车站集中，由白坚武任总司令，然后里应外合，冲入北平城，占领中南海居仁堂，宣布成立华北国。 叛军劫持钢甲车后，利用钢甲车上的通讯设备与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 前面已说，钢甲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缪澂流的部队已经用装上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缪澂流部队此时也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豁口外钢甲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府右街在中南海的西墙外，炮声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土肥原还是秦德纯的座上客。说：“华北国今天就成立，关东军也在入关，仁兄不同意签字，这炮声就会愈加猛烈，难道你愿意轰平整个北平城吗？” 秦德纯在和土肥原谈判的过程中，出去接过几次电话，外面发生的事情大概清楚，虽然预料石友三、白坚武不会成气候，土肥原现在也不过是讹诈，可是禀承上峰之意，求得暂时喘息，只有在“秦土协定”上签字。 何应钦在居仁堂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随时准备打铺盖南撤。华北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石友三等人不过是个信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什么人，会闹得更大更不可收拾。 这时候门外二十九军总参议肖振瀛求见。何应钦同意他进来了。肖振瀛行过上下级拜见礼之后，说：“何部长，平津局势危矣，不知何部长有何打算？” 肖振瀛一直是西北军的政客、文职，与何不是一个体系，来往也不多，不过是官场应酬关系。见这次来见，料其必有说道，互不知心，不得不用官场话应酬。“仁兄有何高见？这局势不是明摆着嘛！” 肖说：“何部长，日本人不允许中央军和东北军驻在平津，实则等于把平津让给了日本人？” 何知道肖在暗示自己丢了平津，国人不容，此时他无可辩驳，只是低着头听着。 肖说：“现在没有办法，离北平最近的就是二十九军了。 平津不能有一日军事真空。” 何应钦低头在想，是呀，离平津最近的有二十九军和现在驻在河北的商震的三十二军。但平津形势险象环生，商震在这风口浪尖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二十九军驻在察哈尔，秦德纯和日本人订了“秦土协定”已遭国人唾骂，难道他们还想到平津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日本人的胁迫下再订什么协定。抢地盘？现在也不是时候呀！二十九军居然想到平津惹是非来！ 何说：“二十九军进驻北平，要报告中央，不过，我想中央不会反对！只是日本人能容？” 肖振瀛从居仁堂退了出来，连家都没回叫汽车夫火速去天津。肖振瀛到天津没有来得及拜访在天津私寓的宋哲元，直奔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求见刚回来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说明来意，着重解释前年在长城发生两军冲突，纯系两国公事，二十九军进驻平津能与日方友好相处。土肥原马上答应了肖振瀛的要求。 土肥原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 原来长城抗战以后，肖振瀛料定日军必深恨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又属杂牌，中央必然不撑其腰，甚至会借敌之手消灭异己。二十九军必处境险恶。肖借机不断向日方输诚以缓和与日方紧张关系。“秦土协定”虽是二十九军的耻辱，二十九军也因祸得福。日本人认为二十九军也是可以利用的。1933年以后，日方对二十九军情况不断研究，认为其为地方军，可以树立为反对中央的势力。土肥原答应肖振瀛的要求，也是他们研究已久的结果。 肖振瀛从土肥原那里出来，又马不停蹄返回北平求见何应钦。此时何已经将肖的要求报告蒋介石，蒋也马上答应。蒋为什么马上答应？用蒋后来对宋哲元评价的话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清楚。蒋认为宋哲元这个人受过正统（指儒家）思想教育，“是个纯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东军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石友三叛乱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经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原因即为与日方“频生摩擦”。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行政院由院长汪精卫主持。后来蒋介石解释说，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务是由汪院长主持。汪精卫后来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态度自不必说了。当时战必败的思潮笼罩全国，尤其是上层。就连主战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战是必败的，败也要打”。蒋介石对抗日并不积极，曾经先后谈到他的观点，认为中日大战在所难免，但愈晚愈好。蒋曾估计中日大战发生可能在民国27年（1938年）夏。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蒋的观点。 但是日本的战时体制刺激其经济、社会结构在恶性膨胀，飞速发展，并不会等待中国的调整和准备。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之事，宋着实愤懑，其实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已经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没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职务，同时还谣传着准备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宋如抗拒，显然被撤军职也是早晚的事。宋在当天即坐专列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不顾影响，当着手下送行的高级将领就发表了即席讲话，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当时在场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头来。宋的讲话及当时情景，很多报纸都作了报导。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丧闭门谢客，准备在哪一天被递解军职解甲隐居。可是，拜访他的客人多了起来，而且大都是过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陈觉生、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陈中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大汉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实业家齐协民等老友。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观宋哲元当时情况及转变为“灵活”的情形： 齐协民带陈觉生进来，陈觉生令随员送上一盒普通的点心匣子为礼物。 齐向宋介绍：“这是陈觉生先生，从日本回来不久，是我们天津政界活跃人物。” 陈说：“宋军长，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应叩见，今日才来，甚歉甚歉！” 齐协民道：“我是搞实业的，政治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这回来拜见仁兄，也是受陈先生之托，引见引见。仁兄不计较的话，我认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来往来往。” 宋说：“仁兄言之有理，我这人只是粗通军略，送迎之事，一向迟拙，认识陈先生三生有幸！” 陈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韬略，怕是在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吧！” 陈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关系，愿为阁下奔走。 若论亲缘关系，梅津将军还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 宋说：“华北局势，阁下如何看法？” 陈道：“当前，阁下在日军和中央军夹缝之中，投靠中央，必为所吞并，亲日尚可生存，日本国小，必以华制华，如满州国。” 宋说：“陈先生高见，我近日劳顿，不胜辛苦，他日再谈。” …… 宋对齐协民拍案大怒：“对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耻，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齐道：“深感仁兄处境之难，不过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随员来告诉宋哲元，把陈的礼物退回，因其礼物太重，有金条二十根…… 后来宋的“前倨后恭”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恰是中央发布“敦睦邻邦令”之后，无疑在“赴江西剿共”的传闻中火上浇油，这是宋最担心的事。秦德纯来津劝宋采取韬晦之计。肖振瀛建议宋公开发表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一方面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地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运筹帷幄，驾驭得体，是否还会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文书，或是再生长城抗战的局面，后来又怎么爆发卢沟桥事变，下文步步分解。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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