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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华北、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武汉，就象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孤零零地悬挂着，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贪婪的日本人唾涎它，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果揣入腰间，再给中国一次重击。中国人关注它，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 武汉，当年人们更多地称它为汉口。其实它是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隔江鼎立而成。长江无所顾忌地从城中穿流而过，把武昌孤零零地划在了江南岸。这里，机关楼堂、要员私宅云集，景点古迹遍地，在青翠的珞珈山、碧绿的东湖水和一片片优雅宜人的景区映衬下，透着一个政治枢纽不同凡响的气度。江北汉口，则以其繁华、喧闹而名噪天下。作为旧中国的大商埠，其名气仅在大上海之下，因而紧紧地吸引住南来北住过客的目光。龟山脚下的汉阳，同样不同凡响。这里有全国规模宏大的军火城，云集了旧中国军火工业的精华。“汉阳造”就是今天提起来，人们也不陌生。事实是，当时国民党军手中的枪炮弹药，除了进口的，其余大部分是从这里运上前线的。 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象往年那样，被春的魅力、绿的诱惑煽起激情。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携金带银的商贾官吏、绝望无助的难民伤兵，象一股股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潮水，涌进武汉的大门。国民政府各部门名义上虽说是迁往重庆，可到了这儿，都没有再向西挪一步。一队队西迁的工厂、学校、民间团体，也极其自然地在这里扎下脚来二工厂又冒出了烟，商店一家家地增多起来，政府的一些军事、政治机关也开始运转。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首都”使武汉三镇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洋楼私宅、旅馆寒舍，只要是个能栖风避雨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街巷市面上同样是人满为思。房租、粮米菜价，随着人潮的蜂拥而至，也象是雨后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窜。大武汉从未象今天这样，拥挤膨胀得象是要裂开来。昔日那种繁华中的平静、有序，早已消失的干干净净。混乱、惶惑和恐惧象瘟疫一般，无可遏制地在全城弥漫开来。 武汉南郊林木青翠的珞珈山蒋公馆里，蒋介石掎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自退出南京后，他变得从未象今天这样对武汉充满依恋。想当初，国民政府建都金陵，蛰居秦淮，武汉从未真正打动过他的心。每年夏天，他一般都要在庐山的清凉中度过些时日。可每次上庐山、回南京，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咫尺之外的武汉三镇。今天，他却突然觉得，武汉成了他手中最后一块明珠宝地。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说：“武汉之价值，今日才真正体会到。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交会日，平汉、粤汉铁路必经此地。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名不虚传。向南，它连接华南地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经香港、广州运到我们手里。向东，则直通苏皖浙，是我们日后收复失地的桥头堡。向北，它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们发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控制武汉，足以控制东西、威震南北。” 蒋介石对陈诚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实际上，仗打到这份上，中国内地繁华的、有影响的大都会中，能容得了他蒋某人的，也就这武汉三镇了。他心里清楚，控制武汉，他就能吸引住全国、全世界的目光，他就仍能自豪地对外界炫耀：中国并未亡于日本，中国政府依然存在，他蒋中正仍旧领导着国共统一战线，在抗击着日本人。非常时期、特殊的形势，给武汉三镇又披上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可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1938年新年刚过，B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介石：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半年多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败了，而且败得挺惨，尽管其间也有台儿庄、乎型关的几缕辉煌。可中国作为一个保种保国的被侵略民族，无论胜败，她的最终意志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已从战争初期的仓皇失措中镇生下来，仗在越打越好。几百年来，遍体创伤的中国对外敌人侵似乎已经麻木了，这是一个弱国、一个闭关自守的悲剧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大国梦”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并未泯灭。他们以令世人无不为之惊叹的承受力，默默地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苦痛。一次次失败后，他们仍能站起来，舔抚着身体创口中涌出的鲜血，继一续在沉默中希冀着、期盼着、战斗着。 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使日本人三五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战争明显有一种指向漫漫无期的趋势。岛国上下，北进苏俄、南下太平洋等种种战略目的不同而结成的军事集团，眼看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中国战事的久拖不决而变得日益无望，愤怒中把矛头指向了内阁，政府一时出现动荡，恼羞成怒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见军事威逼未达目的，便自做聪明，耍起了政治把戏。 1月16日，近卫首相在东京狂妄地向世界声明：帝国令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唯恐份量不足，24日，日本内阁又急忙抛出对华新政策，再次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绝对不容许第三国调停。 好一副胜利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风景秀丽的武昌珞珈山，闻讯从开封前线返回的蒋介石震怒不已。日本人这时企图把他晒在一旁，在政治上给他重要的一击。他明知这是日本人黔驴技穷的一招，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厉害。日本人的声明，无疑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掴他的耳光。尤其日本人鼓励中国各地实力人物，取代他蒋某人，这可说是击到了他的痛处。疼痛中，他抛开了大国领袖矜持的架子，向东京发起了反击。 18日，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哪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无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向来不吃硬的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恶气，针锋相对，据理反击。 气出了，可话不能说说就完，“维护领土主权”，凭什么？两国文兵，真真硬气的话还是在战场上。于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不能给对手以震撼，日本人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在战场上找出些加大这话份量的东西。 李宗仁成了幸运者。蒋介石第一次狠下心，真正帮了这个地方将领一把。尽管李宗仁是他多年的老对手，在他潜意识里也是未来的对手。可非常时期，他顾不了这些了。李宗仁从中央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并从蒋介石手里领到了调动附近中央军嫡系的上方宝剑。奇迹出现了，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仅给中国人，也给蒋介石争回些脸面。在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情况下，让日本现代化军队第一次扔下上万具尸体，败师而归。举国上下欣喜若狂，蒋介石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武汉，为此而度过了几个欢腾的不眠之夜。 蒋介石从东京讨回些面子。可一个台儿庄，并没能拉住中国军队下滑的战车，李宗仁也无力为蒋介石独挽颓势。他毕竟只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通将领。 5月19日，徐州沦陷。正当日本人为占领徐州空城而洋洋自得，武汉军民议论纷纷，猜测着日本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时，蒋介石却早把心思放在了武昌中央银行宽畅、坚固的地下室里，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这时他已开始设计武汉未来的战争了。 客观地说，蒋介石心理上早已做好了血战武汉的准备。为此，他也采取一些他过去想都不会想的举措。既然他的中央军嫡系最终无法替他撑住战局，那他只有接受一切有利于战争的力量和建议，甚至包括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眼下只要能顶住，渡过难关，其它以后再说。一向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情急间，甚至抛弃了他一直念念不安的党派之争，信仰之异。 早在4月，根据共产党建议，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时的蒋介石，既摆出了一副抗战到底的恣态，又一改过去专断、独裁的法西斯作风，放出了一点儿有限的民主。这点儿民主，虽然远不能满足民心、民意，可在被皇命党规束缚千百年的古老大地上，这一举动仍然赢得了阵阵欢呼。国际舆论、民主人士、中共党人和各界民众一片赞誉。蒋介石军事上虽不高明，政治上却相当老练。他不但是个创造环境的能人，也是个适应环境的高手。失地千里、损兵百万之际，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安定军心、民心，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他很难想象如何应付随时可能袭来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内忧外患，使蒋介石暂时停止了亲痛仇快的自相践踏，民主之风缓缓地在中国大地上吹拂开来。武汉，国共合作进入黄金时期。 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新任部长，喜欢标新立异、风头十足的少壮派将军陈诚摆出一副开明姿态，请中共要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连蒋介石都感到惊讶。为了把文艺界名流、中共党员郭沫若请进政治部，他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不知是民族正义的感召，还是陈诚的精诚所至，郭沫若终于铁下了心，把日籍爱妻安娜留在了日本，独自在武汉安下心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 陈诚前言必践，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给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之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有蒋介石在后面撑腰，陈诚出手也极大方。第三厅一次就能从他手里拿到80万元的经费，足顶得上当时一个正规军的开销。这一切，使郭沫若和他的第三厅如虎添翼。宣传抗战、发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政治部政绩斐然，第三厅功不可没。 滚滚大潮，冲击得武汉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参加过北伐革命的郭沫若，目睹这座沉寂了10余年都市旧地的巨大变化，兴奋地操起如篆大笔，在报纸上赞颂道：“《新华日报》复刊了，邹韬奋和柳是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在变，沉睡了10年的武汉，仿佛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武汉确实在变，变得象春天，充满朝气；变得万花怒放，充满生机。 许多曾被国民党取缔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时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几个月里，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武汉冒了出来。 2月，“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汉成立；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平也隆重出台； 同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在武汉问世； 一个个新老团体、一群群热血沸腾的人，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抗战到底，收复失地。经他们的手，一本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一张张充满民族呐喊的传单，雪片般飞散着，落入中国人手中。他们的出现，无疑大大促进了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武汉首先掀起救亡的狂潮。各救亡团体、爱国华侨、外国声援团、学生、市民，都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次活动，使普通的中国百姓第一次听说了西方的绥靖，了解了国家、民族正面临的险境，也弄清了他们自己背负的民族使命。青年从军掀起了热潮。 4月，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到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政治部有识之士抓住时机，动员起在汉的各救亡团体，把祝捷宣传活动椎向高潮。50多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场面。黄鹤楼下，长江两岸，人潮如海，彩旗林立，欢呼、呐喊声惊天沸地。 每个有幸身临其境的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充满骄傲和自豪。胸中涌动的激情使他们更加坚信：中国不会亡。几千年的文明绝不会在铁甲枪炮前涌灭。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似一波波奔腾不息的江水，在大武汉奔涌着。它荡去了多少中国人心中疑虑、恐惧的沉沙，却也泛起了一些人心底的积垢。 这天，军委会秘书长张群驱车上了珞珈山。 连绵多日的阴雨已停了下来，一直象被乌云笼罩着的天空，透出道道金光。不知是天气的缘故，还是几天前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铩羽而归，这几天武汉一直很平静。蒋介石心境不错，邀张群走出居室，来到庭院。 蒋介石走下台阶，柱杖立足，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气，一阵惬意翻滚着涌了上来。雨后，空气象被滤过一般清纯。斜阳透进庭院，驱散了枝头花草中的湿雾，照得水珠静物晶莹剔透。向北远眺，长江象条银链，弯延着拦腰穿过城区。各类建筑错落有致，尽收眼底。最让他留恋注目的，还是隐现在丘岗起伏、层峦叠翠之中的东湖碧波，山湖相映，绚丽多姿。他觉得奇怪，这么些年怎么竟没能发现武汉如此美丽。 “武汉居天下之中，九省通衢，实在是一方宝地啊！”蒋介石触景生情，大发感慨。 “委员长，噢，总裁！如此清新、雅致的天气，武汉也并不多见啊！”张群见蒋介石陶醉在清风静气中，想说的话忍了忍还是憋回肚里。 “岳军”，蒋介石露出一丝笑，“你同我共事多年，不必客气！委员长也罢，总裁也罢，不过是称谓小事，何必拘泥。你随便怎么称呼好啦！” 心情好时，蒋介石对谁都很客气。论感情，他当然希望人人都能称他为“总裁”，视他为“总裁”。这么些年了，枪林弹雨中斗勇，波谲诡秘中斗智，殚精竭虑，他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可他对张群说的，也是实话，他从不把张群当外人了。 张群能有今天，也全是因为有了蒋介石。早年在保定军校，两人便是同窗，只是炮科出身，一向孤傲、自负的蒋介石没与这位步科学友打过交道。直到两年后，两人一同登上东渡日本的大船，方有了接触。一番言语后，张群为蒋所折服，到日本后也改学炮科。毕业后，又随蒋到日本炮兵第19联队见习，开始了与蒋介石共事，日后发迹的生涯。 蒋介石发迹，广招旧友、同窗等亲信组阁，张群自然也投至他的麾下。自1924年后，两人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张群八面玲珑，投蒋所好。开始时舍弃自己的一切，大事小事为蒋着想，毫无半点私心。老蒋的吩咐，他从无异议，而且又总是变着法儿让别人看不出其着意吹捧的痕迹。这让政敌林立的蒋介石大为欣赏，视为知己。张群从此官运亨通。 虽然仕途顺利，可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十分清楚。据说1931年底，因为媚日，激起上海市民公愤，把他从上海特别市长的宝座上轰了下来，闲居在家。一天在院子里浇完花回房，在门厅镜中望着自己身影，摇头苦叹道：“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 虽有自知之明，虽然也感叹，但他并不打算改变什么，这毕竞是他自己选择的一条路，而且日后数十年他也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但从这一日起，他说话办事，变得处处谨小慎微起来。 张群当然也不会白吃蒋介石的软饭。事实上，蒋介石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绝不会让人随便吃他的白食。对蒋介石，张群自认是有功的。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开始明言中立。可蒋军和阎、冯联军都看中了东北军的这位少帅，尤其是他手下的几十万军队。1930年的张学良，恰似当年楚汉之争中的韩信，助汉则楚亡，助楚则汉亡。双方都不惜一切要争得这枚决定命运的砝码。阎、冯方面派去的人虽然也有高官、金钱作后盾，但最终也没成功。而蒋介石派去的张群却颇有耐心。他怀揣委任状和银票，跑到沈阳游说张学良，碰壁后不为所动，厚着脸皮跟着张学良又到了葫芦岛，不行再到北戴河。身前马后的象个马并，一路上忍着东北军众人的冷嘲热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并不算深的私交，软磨硬泡，楞是打动了少帅的心。不几日，东北军出关，南京方面大获全胜，张群立下了头功。1936年两广事变，又是他拿着大笔的金钱，到香港后通过关系买通了两广空军司令。没几天，两广空军的飞机竟一架不剩地都投蒋而去。陈济案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下野，亡命香港。张群再放光彩。 张群虽然在军事上一事无成，政治上却一帆风顺，他成了政学系的魁首，成了蒋介石的贴身幕僚。他利用自己广泛的关系和身后蒋介石这面虎皮，四方游说。拉拢各党派，撮合各实力派，在英美和日本之中为老蒋斡旋。一时间，他成了蒋介石对内对外不可缺少的人物。许多党派、团体因为他的穿针引线，才聚集到南京政府身边。许多曾横行一方的军阀，如陈调元、徐源泉、龙云等，都靠着他的疏通，才密切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就连阎锡山、冯玉祥等军界元老，一度也靠他牵线搭桥，才与蒋介石通了气。因此，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妒恨之余，背后送他“蒋介石的怀刀”、“老头子的浆糊”等一大堆绰号。 张群如日中天，成了蒋介石的亲近宠臣。有难事，蒋介石便会想起他。有好事，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忘记他。 年初，刘湘誓师出川抗战，病死汉口，川军一时群龙无首，川政大乱。见时机成熟，蒋介石便急不可待地要把四川这块是非之地搂在手中。很快，他就下令撤消刘湘主持的第七战区和川康绥靖公署。在考虑川政新人选时，四川出身的张群第一个跃入他的脑中。 正当张群踌躇满志地收拾行装，准备就任四川省主席兼四川保安司令时，川军不干了。一撤一任，川军明显感到了来自武汉那只巨掌的威胁。川军资深将领王陵基联络起川军众将，电告武汉，拒张入川。这一招，既把蒋介石晃荡得下不来台，也把张群羞恼得几天吃不下饭，觉得没脸再见人。今天上路办山，他实际上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 “总裁”，张群想了想觉得还是这么称呼妥当，“宇垣出任外相已有几天了。近来外面议论纷纷，说日本人吃不住劲儿了，暗示外交部，有恢复和谈的意思。”张群从侧面紧盯着蒋介石，轻声说道。每次谈话，他总是急于琢磨蒋介石的心思。 蒋介石收回目光，走了两步，扫了眼身边的这个谋士，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外交部方面并没收到日本人明确的意思。不过话得说回来，近卫一月份的声明本来就不高明。他们以为一两声威胁就能叫我让步？须知，中国已非昔日军阀混战之中国，我蒋中正也不再是20多年前东渡日本时的蒋中正。今天人们推举我为‘总裁’，人心公理明昭天下。日本人想避开我国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蒋介石顿着手杖，声音又尖又高，却不无得意。他觉得有点儿象在拳台上击倒对手一般的痛快舒畅。张群虽觉得这话有股自欺欺人的味道，但脸上却极其自然地堆满了笑，连声附和：“那是、那是！＂ “至于和谈，我当然不拒绝，中国并不要打仗。我也希望能与日本人携起手来，共同防止祸乱，维护东亚之和平。可这种和平，决不能以出卖中国主权为前提”。说着，他叹了口气，“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我怎么会愿意看着中国毁于战祸呢？可如果日本人执意要打，就是再丢个武汉又有什么呢？” 蒋介石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娘希匹，日本军人、政府鼠目寸光，只知道打仗。我看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战略家，没有政治家。要知道，在中国真正要打的不是我，而是延安，是共产党！” 这一下，张群算是号准了蒋介石的脉搏。略一沉思，他小心地开了口：“总裁率全国抗战，已近一载，公心伟绩，世人皆知。何不借宇垣出任外相之机重新言和？” “岳军，这个你就不懂了。言和必须双方都有诚意，眼下，他们要价这么高，我们怎么答应？！共产党煽起民族情绪，是要我们继续打下去。可日本人不给我们台阶，我们想撒也是没法撤下来的”。 “那为什么不再说服日本人降低条件？他们也是一向标榜反共的。” “这个我清楚。日本人反共不假，但他们决不仅仅是反共。我们北面的苏俄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不去打？南京没共产党，他们不是照样打了。我现在怀疑宇垣能不能完全代表日本。要知道，日本的一些军人，财阀是在极力扩大战争的”。 说完，蒋介石长叹一口气。张群也是一时无语。 好一阵，蒋介石才缓过神儿来，扭脸问道：“岳军，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哦，总裁，一点儿小事。前几天一旧友从成都来汉，说川军部分将领在王铭章葬礼上出言不逊，毁谤中央。说中央军见死不救，才致王师长腾县殉国。会后，有人还煽动军民，静坐、游行，弄得个乌七八糟。”张群甩出话题，既痛快又紧张。 “王师长？我不是命令褒奖追赠上将，还在码头宣读祭文了吗？他们究竟想怎么样？”蒋介石本来看川军就不顺眼，火一煽就窜了上来。 “他们实际上是想抬高价码。他们说战前川军无人照管，粮弹枪械没保证，而中央军却有专人、专车负责补给。另外，他们说王师长死守腾县，汤军团见死不救，是中央在有意削弱地方部队。看来，川政……” 蒋介石不是省油的灯，黑白道上都混过，从张群的这里他已经听出了味道。一阵厌恶从他心底涌起。他盯了张群一眼，坦然地说道：“让他们说好了，他们要是再在这件事上纠缠，就让他们去问李德邻（李宗仁）好啦。李德邻才是他们战区的司令官。” 从心里说，张群入川受阻，最受刺激的还是蒋介石。本来川军对他就是阳奉阴违，眼下近卫发表声明，他对一切都敏感得不得了。非常时期，川军这一非常之举怎能不让他恨人骨髓。但他一生中，最恨的就是乘人之危，跑来饶舌卖乖讨便宜的人。当下，他不耐烦地冷冷说道：“岳军，你要有耐心，对付川军我是会有办法的”。 张群大惊，忙不迭表白：“总裁，岳军在军委会工作顺手，决无他图。” 蒋介石此刻也离不开张群这么个能笼络四方，尤其能和日本人说得上话的人。当下冷冷一笑，绘了他一个台阶：“那就好，眼下武汉更需要人。”说罢，又把目光投向远方，轻声问道：“岳军，你们政学系认为目下对日本人采取什么策略好呢？” “总裁，岳军之意，还是那十四个字：‘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京沪、华北，我们已经跟日本人刀枪相见了，损失也不小。如今宇垣出任外相，我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说着，话锋突然一转：“可近来，陈辞修（陈一诚）他们一伙大喊大叫速胜不说，还纵容共党分子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武汉大搞什么救亡活动，弄得满城风雨。这对一今后恢复和谈恐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吧？！” 蒋介石微微一笑，并未表态。他对张群的一些观点虽然欣赏，可想的、做的都比张群要远得多。不大造舆论，焉能遮人耳目，保证与日本人的接触顺利进行。不这么做，他又怎么能被全国拥戴为总裁。再说，陈诚的做法他也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眼下局势扑朔迷离，谁能保证日本一定接受他的条件。把宝都压在与日本人的和谈上，万一日本人转身动手打起来，那他何以招架。民心士气垮了，日本人倒是真可能抛开他，另打中国的主意。这种风险他绝不会冒。 在动荡中起家的蒋介石，深谙旧中国的统治之道。逢到凶险，他总是跳进池中，先把水搅个混沌不堪，尔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对手下人的相互之争，他从不介意，甚至喜欢这样。他知道这么些年来，中国再难冒出个与他抗衡的军政巨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对陈诚，他鼓励打气。对张群，他也极力纵容。几天前，他还授意张群以私人名义给日本新任外相发去贺电，暗送秋波。总之，一切对他有些价值，哪怕这价值是一时的人，他都不放过。一切能走的路他都不想堵死。这一切，张群无从知晓。 “兆铭（汪精卫）他们近年来忙些什么？” 蒋介石把眼光移开，轻声问道。汪精卫是蒋介石多年政敌，资历比他高，眼下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但却绝非安于现状之人。汪精卫韬光养晦，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而且，他还知道，张群与这伙人勾勾搭搭，关系也不错。但他对此并未太在意，原因很简单：张群离不开他蒋某人。相反，他却能从张群口中更多地了解到汪精卫这帮“主和派”的行踪。老蒋没在意，可张群却象个在外面偷情养汉而被发现了的妇人，浑身的不自在。他偷偷翻起眼皮，溜了蒋介石一眼，说道： “汪副总裁是坚持主和。只是近来我与他接触也不多。不过，听说他把高宗武等人弄到了香港，想与日本人搭上线，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可中共象是闻出了什么，也在抓他们这方面的把柄。”张群闪烁其辞。 蒋介石听着听着，眉头蹙成一团：“岳军，你要提醒兆铭他们注意一些。这件事如果让延安抓住什么，那他们是要惹麻烦的！” “总裁，岳军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群萎萎缩缩地问道。 “你说好了。” “总裁。我总以为中共驻汉办事处近来有些活跃得过份，这恐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他们还是要严加限制，必要时关闭他们在武汉的这个点儿也不为过。”张群狠狠地说着。 “这件事恐怕没这么简单呢？我问你，你们政学系研究过中共，研究过毛泽东吗？”蒋介石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如果总裁您下令，他们只有服从，您是全国的领袖啊！至于毛泽东，他蜇居陕北穷山恶水，能掀起多大的浪。”张群言不由衷地拍着蒋介石。 蒋介石摆摆手，说道；“你对毛泽东根本就不了解。过去，人们老爱拿我的下野和他的下台来比。其实你们并不知道，毛泽东被共产党打倒，和我的主动下野那是根本不同的。他的东山再起，自然与我的复出又有天上地下之别。他这翻身，靠得是他自己。他这一下一上，共产党人就死心踏地地聚在了他的身边。周恩来你前几天也见到过，那是个天才，可惜我国府上下能与他相较者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天才，身为共产党的副主席，还留过洋，却对毛泽东推崇至极。”说着，连连摇头，叹息道：“你们政学系不研究毛泽东，实在是一大错误！” “可眼下您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中共不过控制了几万八路军、新四军，权势、民心怎能与您抗衡呢？”张群还不服气，申辩道。他弄不明白，平日里提到中共便皱眉头的老头子，怎么今天例如此高抬他们。 “我最怕的就是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近来，各战区都有报告，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四处扩大地盘，蛊惑民心，强行拉民为伍。可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要记住当年项羽鸿门设宴，就是没想到会有日后的垓下自刎。小患不堵，是要虽出大患的！”蒋介石气恼不已，叹喟连天。 “总裁。一明天最高国防会议上可否提出动议，促请各地将领注意此事？” “暂时不必，岳军，这件事还得考虑仔细。眼下局势极其复杂，在外面说话、办事一定要慎之又慎。既术能给日本人以借口，暂时也别惹恼了共产党。再说，让他们在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周旋也好。” 这时，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转身盯着张群问道：“曾琦你见过了吗？青年党方面下一步到底有什么打算？” 张群凑近一步，说道：“总裁，您放心。曾琦仰慕总裁已久，表示青年党愿团结在中央周围。只是他们……” “岳军，当此非常时期，我们也要讲讲民主。我相信，青年党今后会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该花的钱一定要花。经费一事，你找子文商量解决。” 蒋介石满心欢喜地笑了。张群拉皮条的事又干成一桩，心中也不免得意。 “火炉城”武汉，6月里已是热浪蒸人。武昌军委会作战室里，门窗紧闭，空气火爆。战场上的火药味，随着从前线赶来赴会的众将军的到来，在会场上弥漫着。 徐州失守，武汉血战已无法避免。蒋介石虽然心中“惦念”着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可正面战场的责任他必须承担，武汉他不能不守。再说，日本人将的是他的军，要挽回残局，他就必须在武汉干得漂亮些。为此，徐州会战一结束，他就匆忙召来各地高级将领，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会前，他决定抽出几天的时间，开个“徐州会战军事检讨会议”，本想总结总结徐州一战的成败得失，触动一下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可会开着开着，却被他的得意弟子、有“委员长第二”之称的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弄走了调儿。 陈诚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早已瞄上了他军事生涯上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参谋总长何应钦。会前，他联络了一批黄埔的少壮军官，准备在会上向何应钦发难。何应钦对此却毫无准备。结果陈诚一开口，何应钦便大惊失色。 “请问何总长，台儿庄大捷之后，五战区几十万人马为何不乘胜追击？当攻不攻，致使良机错失。但是，在敌重兵扑向徐州外围时，几十万人为何又当退不退？大本营参谋部战前不是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吗？对对看，究竟有多少符合战场实际？”说着，他会意地扫了眼在座的一些年轻将领，继续发难：“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参谋部缺乏远见，遇事犹豫不决，导致指挥混乱。若不是委员长决策英明，李长官临机指挥得当，几十万人将如何脱险？对此，我希望何总长能多加考虑，改善参谋部的指挥效率，以利再战。” 陈诚颇有心计，会前就已弄出个徐州会战的详细报告，列举了参谋部一系列不当之处，矛头单指何应钦一人。弄得何应钦大汗直冒，狼狈不堪。 蒋介石戎装笔挺，一言不发地坐着。他既没为陈诚推波助澜，也没为何应钦说句话，只是用眼光在手下将领的脸上睃来睃去。 他的目光投向李宗仁。这位台儿庄的英雄、徐州会战的主角却低头不语，面无表情。正用手指在桌上有节律地轻叩着。他把目光又移向白崇禧，这个人称“小诸葛”的聪明人，脑瓜里也不知在转些什么，面目深沉不露。只有何应钦，虽然也不动声色，但他在坐椅上尽量不引人注目的轻挪，却透出内心的烦躁和不安。这时，他把目光又投向了陈诚。 瘦小、精悍的陈诚落座后，观察着众人的反应，揣摸着会场的风向。他的内心里自然也紧张。何应钦身为参谋总长，又曾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过，自然是国民党军中的一棵大树，扳倒他绝非易事。可陈诚的心计，他的为人处事，远不象他的外表那样老实厚道，他所以敢向如此强大的对手发起反击，就在于他抓住何应钦的一个弱点：亲日倾向严重。而这是大部分国民党将领所鄙视的。果然，会场上并未掀起风浪，接着发言的，是陈诚事先联络好的几个少壮军人。眼见出手顺利，陈诚的嘴角止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十多年来，陈诚是笑的时候多，愁的时候少。从黄埔一个小小的上尉区队长到今天叱咤国民党百万大军，陈诚感到春风得意，又时时有种压抑感。很久以来，他一直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他自认上天待他不薄，尤其是1924年9月那天清晨的奇遇。 那时他初在黄埔供职。一日随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无法再睡，便读起了《三民主义》，恰巧蒋介石巡视路过，见他正襟危坐，读得聚精会神，便停下了脚步。 蒋介石也有早起晨读的习惯，所以对早起的人有一种偏爱。当下，他面露欣赏之色，轻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陈诚抬头见是校长，忙起身立正，回答了问话。蒋介石见他读的是《三民主义》，便就书中一些问题连问了几句，陈诚对答如流。末了，蒋介石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说：“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这以后，陈诚随蒋介石东征西讨。枪林弹雨中，他象是着了魔一般势不可挡。官运、权势随之接踵而来，他成了蒋介石手中的一张主牌。没几年，他的成就，不仅令同窗望尘莫及，就连军中一些元老也为之眼红。精明的陈诚心里自然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得来的。那年月，能征惯战的将军有的是，唯独他的每一次胜利总能给他带来令人惊讶的荣誉。 几年后，他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军事上的接班人。可就在他将要冲到仕途的顶峰时，他突然发现面前横起了一座高山，几经冲越都没能成功。这人就是何应钦。按说，何应钦是军界元老，当年又是黄埔的总教官，陈诚适可而止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可陈诚偏不服输，权势利欲已使他欲罢不能。 西安事变，何应钦“逼宫”不成，引起蒋介石嫉恨。蒋介石一度曾想以陈诚接何应钦的班，无奈陈诚还是嫩些。到头来，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何应钦还是军内第二号人物。从这以后，他变得更爱出风头了，尤其爱与何应钦较着劲儿干。这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尤其聚集在何应钦羽下那伙人的嫉恨。但他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兼职也越来越多。他在等待时机。 督理武汉后，他又兼任了军委会政治部长。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显示他的不同凡响，他大胆地起用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一批中共人土。政治部工作一时有声有色，武汉的抗日宣传重新充满生机。各种舆论，甚至中共方面也对他投来了赞赏的目光。名声鹊起，他开始向何应钦发难了。 徐州会战战败，他明知蒋介石并不清白。可战前，蒋介石曾当面允诺李宗仁，决不插手五战区军务。陈诚抓住这一点，把一桶桶脏水泼向负有指挥之责的何应钦，既拍了蒋介石，又损了自己的这个老对手。 何应钦望着面带微笑的陈诚，羞忿、气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实上，他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今天陈诚一开口，他就觉得是蒋介石在背后动了手脚。起来辩驳吧，驳来驳去肯定又得驳到委员长身上，他不敢如此。自1936年“西安事变”，他在南京的那场“逼宫”把戏失败后，惊觉惹恼了蒋介石自己身后无路。“没有我蒋中正就没有他何应钦”，蒋介石挂在嘴边的这句鉴语时常回荡在他的耳边。从那以后，他乖多了，处处仰鼻而息，不敢造次。眼下心了哑巴亏，何应钦更是认定这一定是蒋介石的主意。他只是想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又得罪了老头子。 与何应钦相反，蒋介石对这场节外生枝却颇感惬意。“辞修到底聪明伶俐，胜人一筹，没枉我一番栽培。”蒋介石心里赞道。 这一阵子，蒋介石心里一直背着个包袱。台儿庄战后，他一时犹豫，阻止了前线部队的乘胜追击。过后也觉失当，又把些重兵调向徐州，但这时战机已逝，调入大军等于往日本人口中喂食。战略上频频失误，已引起军委会和前线将领私下里一些非议，可这时他没勇气把这责任揽过来。为此。他一直深感不安。 今天陈诚当着众将的面把矛头转向了何应钦，顿时使他轻松了不少。见时机有利，他息事宁人地开了口：“诸位将军，徐州会战虽然失利，但较之去岁淞沪、南京之战，进步斐然。台儿庄一役，赖诸将指挥有方，将士用命，获空前之大捷。我党国军威远播四方，倾倒中外。当然，我们指挥上尚仍嫌不足，需进一步检讨，加以改进。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诸位将军还是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这个，参谋部工作还是出色的嘛。他们工作勤勉，乃有目共睹。至于一些技术性问题，下去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说着，他转向何应钦：“敬之，这个，这个徐州会战之检讨还要更进一步。另外参谋部可考虑印出专册，下发各军、师，以供借鉴。” 何应钦听着，心中更加苦涩。 台上，蒋介石又开始夸起政治部的工作来。李宗仁这时已没心思再听下去。今天一入会场，就有人私下告诉他：“德公，今天是戏中有戏，你留心看吧。” 当陈诚锋芒毕露地对何应钦大加讨伐，当蒋介石强压喜悦对身边众人的这种自相攻击、内讧又是指责，又是安抚时，他便把这幕戏的前前后后看了个透。他仍是面露微笑，但感情的复杂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楚。对何应钦，他并无半点同情。一个手握军事大权的人，与日本人不干不净，仰他人鼻息而活，什么时候想过前线官兵的死活。代人受过那是活该。对统帅部内部这些勾心斗角的恶心事，他更懒得过问。他只是为前线官兵，尤其那些已在硝烟中化作腐土的忠魂感到悲哀。要是他们看到最高长宫部里发生的这一幕，看到他们的父母官为个人的一点私利而抛弃他们时，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还会不顾死活地往死人堆里扎吗？他想不明白。他只觉得手下官兵，用血和泪，用身躯和信念换来的胜利，被面前这些身着笔挺呢军装的军人政客玷污、出卖了个干干净净。 会后，李宗仁以医病为名，向蒋介石告了假。虽然他相信武汉外围的山川谷地、江河湖沼远胜于台儿庄的中原平地，在这儿他能创造出远胜于台儿庄的辉煌。可一想到武汉这块政治潜流湍急的是非之地，便不由锁紧了眉头。牙床上腭的疼痛也确实要治。他脱下上将军服，进了张学良早年捐资修建的东湖疗养院。 东湖湖滨，李宗仁医病疗养，聚会聊天，十分自在。可湖西珞珈山上的蒋介石却象被搁在了滋滋作响的油锅上，日子难熬。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从前线传来。继6月12日安庆失陷后长江重地马珰要塞又于6月27日陷落敌手。消息传至武汉，蒋介石沉不住气了，连夜召来了陈诚。 “校长，深夜叫我来，有什么急事嘛？”陈诚一进门，便急忙问道。 蒋介石正背手驻足窗前，望着漆黑的夜空。听到说话，慢慢转回身。这时他倒象不着急似地，眼光在陈诚身上停足有半分钟。陈诚有些不安起来。 “马垱要塞失陷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说过，要塞至少可以守一个月的？”蒋介石座也不让，沮丧却不无威严地问道。 “校长，消息刚刚传到军委会，具体详情尚不清楚。” “辞修，这一阵子你忙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你是江防要塞司令，马垱失守你是有责任的，你也是要负责的。” 蒋介石余怒未消，气乎乎地在陈诚面前踱起步来。陈诚一时惊恐不安，大气都不敢出。 “你说说，你说说、马垱要塞战备措施到底如何？” “校长，学生失职。”陈诚头都不敢抬，嗫嚅道：“可要塞确实是按一级战备指标施工的，而且确已完工。” 一通火后，蒋介石心里平静些了，他指指沙发：“坐吧，慢慢说。” “马垱方向自前天传去通电令，通信就中断了，派出的联络员也还没回来。依学生之见，如无意外，马垱决不会这么快就落入日本人手中。那里，山上以要塞堡垒为核心，并有数道外壕，派有江防大队和一个军的步兵。江面，有沉船、礁石和混凝钢同组成的上、中、下三层阻塞物，并布有水雷，怎么会……” 蒋介石伸手打断了话头，面部也平和多了，“辞修，不要说了。要塞已失，重要的是找出失守之原因，最好你弄出个报告。对失职者，一定要严惩不贷。将不威无以服众。娘希匹，年初处决了韩复榘，才有了台儿庄之大捷。今日武汉之守卫，更甚于徐州的数倍，必要时牺牲三两个将领，换回军纪也是重要的。” 说完，蒋介石干瘦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转向陈诚问道：“近来政治部情形怎样？听说一些人对共产党有些看法，你在会上也有所表示，是吗？” 陈诚脑子飞快地转着，马上明白过来。他没想到消息会这么快就传到蒋介石这来。 近一个时期，武汉上上下下流传着一句话：“八路军英勇善战，共产党埋头苦干。”起初，他不置可否。自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人进驻汉口的那幢青灰色三层小楼后，他多少受到些影响，尤其周恩来给他的影响更大。10多年前，当他还在黄埔军校当一个小小的上尉区队长时，周恩来就已是该校中将级的政治部主任。昔日的老上司今日甘当他的副手，见面还极有礼貌地一口一个“部长”，工作又干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让他感慨万千。周恩来的坦荡、才华和敬业精神，使他为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糜烂之气深感忧虑。 谁知这股沉沉腐气竟刮到了他的政治部中。一些庸碌之辈或不应时尚的顽固分子，手中挚起一顶顶红帽子，见谁工作认真，有些成绩，便四处造遥，还把小报告打到他手里，硬说这些人是“共产党”。这使他惊恼异常。他自认自己没日没夜的苦干精神也不逊于共产党，国军中也不乏能征惯战之师。在这些人眼里，难道国民党就没有能人了吗？ 憋着一股火，在军政联合扩大纪念周会上，他怒道：“现在我接到不少报告，从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军政机关中，凡是敢说敢做。积极肯千的人，都是与‘异党’有关的人士。在部队中，凡是能打仗，不贪污，爱兵亲民的军官，都是接近共产党的‘左倾人士’。照这样说，我们国民党军政干部中就没有好人么？真是荒唐。今后再有人打这样的报告，我倒要查查他是什么人？他究竟想干什么？……” 想不到这才几天，他这番原本为维护国民党形象的话，就被人添油加醋地拍成一份小报告，打到了蒋介石这里。 “不可救药”，陈诚心里哀叹，也越发感到有些事不能就此了结。他略一沉思，挺直腰进言道：“校长，近查有些人心术不正，对政绩突出、吃苦肯干的人以‘共党’之名栽赃，陷害打击。这些人不思抗战建国大业，不顾党纪军规，实际上仅为徇私情，泄私愤。学生认为，此风绝不可长。否则既误抗战建国大业，又毁党国声誉威名。学生正是出此目的才即席而言的，当与不当请校长明察。” “那么，政治部里的中共分子是否有宣传共产、蛊惑民心之事，或借机扩大影响的越轨行动呢？”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平静，但十几年的死对头，今天放在他的眼皮底下，还是政治部要害部门，他自然不会高枕无忧。 “校长放心。学生聘用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人士，旨在在利用。但学生一刻也没放松监督职责。他们的计划、行动及所有措施，都必须经过政治部常委审议。另外，共党分子活跃的第三厅中，也有我指定的心腹数人，不可能掀起大浪。如果校长认为必要，我可以收回他们部分权限。”陈诚知道老蒋的心思。若不是非常时期，他岂会象今天这样容忍共产党。所以既表白自己，又投其所好。 蒋介石脸上舒缓下来，他轻轻地摆了摆手，“不必，让他们继续干好啦，在宣传、鼓动方面，他们是实干家。” 蒋介石酸溜溜地说完，站起身，踱到窗前。陈诚正襟危坐，眼睛随着他的脚步转动着。蒋介石眼望着窗外被夜幕笼罩的武汉，口气乎缓地说道：“现在国际社会对武汉的气氛还是很欢迎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一套。我们长期抗战，离不开西方。斯大林的红色共产主义毕竟靠不住。民主，哼！如今我蒋中正能容共产党，天下还有什么人，什么事不能容吗？” 这时，他抉住椅背站定：“辞修，我们和日本人已无周旋的余地了，武汉之战很快就要爆发。你和敬之，健生他们，要加紧战备。前线部队一定要准备充分，补足弹药，早做大战的打算。” 武昌军委会会议室里，蒋介石正端坐在宽大的地图前独自出神。近来他在这里呆的时间比过去多了不少，有时甚至就在这里过夜。他的出现，使陈诚、何应钦都感到了压力，计划的落实情况加快了。每天，从前方发来的各种电文、通报源源不断送到他这里。蒋介石呢装笔挺，金星闪亮，一会儿仄着脑袋听参谋人员分析敌情，态势，一会儿看着参谋们紧张地在图上标绘、记录，一副全身心投入的样子。 两个月前，还是在这里，他曾组织了武汉会战军事准备会。过去的几次大战，他都失败了。国民党各军、师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发现，委员长的胃口倒是不小，可就是战前制定的计划、方案在战场上根本行不通。仗一打响，不是主要方向被日军突破，就是友邻先自溃败，什么反击啦、合围啦到头来都只是一场虚梦。 手下几十万精兵的牺牲使他清醒了。蒋介石意识到他的人海战术需要空间，需要巨大的周旋空间。他盯着地图上的武汉，却发现这是块被湖沼江河紧紧拥抱的死地。可再往外看，他的心胸不禁豁然开朗起来。 苦思数日，四下征询，蒋委员长终于在军委会上得意地抛出自己的想法，“武汉三镇必须守卫，‘惟守卫的不易。武汉近郊，尤其城北根本无险可守。而城区又被长江隔断，城外遍布湖沼，绝非久战之地。那么武汉如何守卫呢？我想请各位将军把眼光放远些。东北遥望潜山、太湖，北面不要错过双门关、武胜关诸险。事实上，武汉外围之幕阜山、大别山和长江，乃我最佳之天然屏障。” 蒋介石打住话头，喝了口水，看了看众人的反应。远道而来的李宗仁、薛岳、张发奎等将，闻言长吁一口气，绷紧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笑容。这笑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笑。到会的大部分将领都在上海吃过地域狭窄、优势兵力成密集轰击目标的苦头。会前，人人都怕“高明”而固执的委员长再来个死守武汉城的计划。 会场一下轻松了不少，有人窃窃私语起来。蒋介石象是受到了鼓舞，更加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诸位可以设想，如果我军据三镇而战，则战火势必殃及城区，武汉之政治，经济重要必失。被围城中，我军也尤如瓮中之鳖。南京教训前尤未远，切不可忘！所以武汉要战，就必须战于远方。概括之，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乃上策。” 蒋介石用眼光扫了扫众人，又故作神秘地说：“诸位也许不知道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一仗，形势与今日武汉极其相似。”说着，他转向“小诸葛”白崇禧：“健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参谋副长白崇禧似乎早有准备，他缓步走向挂图。值班参谋忙拉开布帘，一副早已标绘完好的德国东部地区图展现在瞪大了眼睛的众将军面前。 “诸位，这是发生在1914年秋欧洲东战场上的一个著名战例，各位想必早有耳闻。当时德军兵力有限，为确保首都柏休，起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可兴登堡将军接手指挥后，不但没采取这种消极战法，反而决心利用俄军第一、第二两方面军被湖沼分离的弱点，转守为攻。当时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德军坦能堡空前的歼灭战证明兴登堡是对的，这以后，俄、德两军大、小百余战，德军东战场始终居于有利地位。两战场后顾之忧既除，柏林自然无恙。” 放下教鞭，白崇禧走回桌边，说出了下文：“今日武汉，的确与当年柏林太象了。长江、大别山把日本人隔成两路、甚至三路，这就给我军提供了分而攻之的良机。情况就是如此，只要我军能充分发挥战斗效力，昔日之兴能堡就会出现在今天的武汉。” 台下静静的，众人似乎还未从白崇禧鼓舞人心的话语里醒悟过来。蒋介石也没再开口，但脸上却漾出抑制不住的笑容。 蒋介石虽来完全摆脱消极防御的旧胎，但一年来国民党几十万官兵的鲜血多少触动了他。能利用武汉外围广大的地区和无数天然地障，应该说他在军事上迈出了更高明的一步。 7月，国民党百万大军已在长江两岸、大别山麓部署完毕，蒋介石这才重重地透出一口气来。这一天午后，他邀陈布雷同车来到汉阳的伯牙琴台赏景散心。 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神奇传说，令蒋介石浮想联翩，却心神暗淡。今天，他苦苦追寻的权势、地位都有了，可他有知音吗？手下的文臣武将，个个对他唯唯诺诺，不可谓不恭，不可谓不顺，但这能算知音嘛？ 可一转念，他想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感，把心底涌起的淡淡的愁云抛到九霄云外。他扫了陈布雷一眼，解嘲似地说道：“布雷，很多方面你就象钟子期，啊，哈，哈，哈……” 老实、厚道的陈布雷闻言一愣。少顷，脸上浮起一缕不自然的笑。 武汉，就像个即将分娩的孕妇，怀着一种对痛苦的恐惧和对胜利的希冀，在不安地躁动着。各种各样的人，从难民、商人、士兵、官吏，到学者、流亡学生，都在为国事、家事，为公事、私事而四处奔波、忙碌着。街面上、长江里，无数的人潮南来北往，东西涌动。各种车辆，从进口的小轿车到卡车、炮车甚至畜力车，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左避右闪，缓慢地挪动着。一车车食物、药品和枪炮弹药，从四面八方运到这里，再从这里运到前线。而从前方溃败下来的部队，又必须经过这里转向后方整训。武汉象是要爆裂开来，承受着一种远远超过其能力的重荷。 这天傍晚，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引领着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来到蒋公馆。蒋介石一身青砖色呢长袍，在夫人美龄的挽抉下，笑着迎接了这个来自英伦岛的中年女记者。 蒋介石记忆不错，一见面，他几乎马上就忆及这位看上去心慈面善却极固执的英国女性。几个月前，她曾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如何使用外援经费一事，追问个不休，令他十分厌烦。 “但愿今天别再找什么麻烦。”蒋介石心里念叨着。他最怕西方的女记者，对付男人他自认还有办法，但却不愿在女性面前失了风度，尤其这女性还是来自对中国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英帝国。 起初，会谈气氛还是十分融洽的，这得归功于能言善辩却又不乏魅力的夫人。厄特利女士兴奋时，索性扔掉记录本，即兴与总司令夫妇闲聊起来。从欧洲风云到远东战火，从蒋介石夫妇到普通中国人，从武汉到中国的未来，女士的兴趣似乎十分广泛。而蒋总司令夫妇有问必答，十分谦和，又十分默契，一时颇得女记者的好感。 这时，女记者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口问道，“总司令，有件事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来汉口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问题。伤员们三三两两地被抛弃在大街、车站和码头上，无人照管。他们的伤口在化脓，有的已经长了蛆虫，他们的生命时刻都有危险。汉口市内情况还好些，郊外情况更糟，这类事几乎根本没人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西方的道德观念中，士兵作为人，是战争中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女记者对这件事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依靠士兵支撑的总司令。 其实蒋介石并没把这件事完全放在心上，也许在他眼里，这种事本来就微不足道。他想了想，还是说起了官话：“各部队有医疗救护队，我想他们会管这些事的。当然，0良下前线战况紧急，有照顾不过来的地方也是完全可能的。” 宋美龄流利的翻译，并没能消除厄特利女士心中的疑惑；“那么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是为国家流血啊！” 蒋介石听罢，咧嘴一笑，道：“女士，中国不似大英帝国。这个，这个，我们缺的是钱，而不是士兵。中国的青年壮丁人数比日本人总数还要多。有些小事我是不可能都过问到的。当然，如果贵国政府能给我国一些实际的援助，这方面情况是会好些的。” 女记者闻言算是眼界大开。可宋美龄翻译完后，不识趣地又发挥道：“其实，我们招年轻的壮丁，只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就能送上前线。而这些伤兵，不知要花去多少钱，多少时间，才能重新回到部队，有的也许根本没法再去打仗了。所以从国家角度来考虑，后者更合算些。” 凭直觉，女记者相信夫人说的是实话，可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笔经济帐。望着眼前优雅、高贵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的眼前这时浮现出一双双呆滞、绝望的黑眼珠。 半月前，女记者和另一位美国同行结伴去前线部队采访。在武汉近郊的一个废弃的农舍小屋里，他们发现了5个受了伤的中国士兵。5人挤挨在一起，身上的灰军装一条条的，加上烟黄火燎、血渍灰土，简直变了色。更惨的是，发黑的伤口这时脓血混流，蛆虫在上面爬来爬去，一股股腥臭气直冲脑门。尤其令这两位西方记者难忘的，是那苍白的面孔上的一双双呆滞、绝望却还在转动的黑眼珠。“他们怎么被丢弃在这里？负了伤的士兵没人照管，这么下去不是等死吗？”一团团疑虑在两位记者心头升起。这几个伤兵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归宿。 更令厄特利大土震惊的是，门外奔忙穿梭的人们对这幅令人恐怖的地狱惨景熟视无睹，毫不动心。厄特利叫住了。门外匆忙而过的一个下级军官，把这5个伤兵交给了他。 10天后，厄特利采访归来，专门绕道这里，想探个究竟。但她所能看到的，是5具僵尸仍保持着她走时的姿势，显然没人碰过他们。那一双双仍然大睁的眼睛，把这两位西方人震撼得呆住了，半响说不出话。 眼下，总司令夫妇的谈话。却比那5个伤兵的死给女记者带来的震动还要大。她想不通究竟是什么使总司令对这种无谓的牺牲无动于衷。面前的这位第一夫人面目恬静、柔情似水，怎么内心里却无半点体恤、怜悯。这难道是东、西方道德观念的不同？难道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是，似乎又不是。 这时，一名侍从官走了进来，轻轻报告了一声。蒋介石笑着对女记者道别后，便走了出去。可厄特利女士这时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宋美龄在不远处静静打量着这个年岁不比自己大多少，戴着一副蹩脚眼镜的西方女人，不好好守在英伦岛上，却跑到硝烟弥漫的中国，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时，她想起了自己刚才的翻译，感到有些不得体。她端起茶碟，捉了一口，轻声说过：“女士，你可能还不知民中国士兵中，有很多是盗匪和流氓。他们上前线，对国家的好处有很多啊！”说着，玉齿微露，颇有些神秘地笑了。 可怜的英国女记者，头脑更加混乱不堪。有如坠入五里云中。 另一间屋里，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日后成为汪精卫汉奸死党的周佛海，给蒋介石领来一个特殊的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才从陕北叛逃到武汉不久。此前，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他的叛逃，当时确也曾在武汉国民党上上下下引起过一阵轰动。 张国焘这一出人意料之举，曾令中共党人深感惊讶。但他自己却并不觉得突然。事实上，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挫败他的分裂阴谋，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那颗窃据中央的野心才算最后破灭。毛泽东对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不但没再追究张国焘本人，而且说服了中央各委员，仍把他留在了政治局中。可人心隔肚皮，毛泽东一片苦心，他却无半点感激之意。刚到陕北时，他也是国民党四处通缉的对象。纵使他有意，也没胆量背弃中共和红军。自1937年国共再度携手，戴笠在西安的特务把“招贤”的口风放出去时，他那颗压抑着的野心终于又膨胀开来。他自认是个能干番惊天动地大事的人，在陕北，他永无出头之日，便动起了投向国民党的念头。 4月初，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将至。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南出洛川，直奔黄陵，祭饲炎黄先祖。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了旅馆隔壁间的国民党特务身上。一天的密议和思考，他最后定下了出走西安的决心。4月5日晚，他在国民党特务的掩护下，伴着夜幕，直奔西安。 西安城里，与军统头子戴笠称兄道弟的“西北王”胡宗南大喜过望。在他眼里，张国焘算得上中共首脑，送到武汉，将是一份不薄的厚礼。当下高兴地在西安城又是设宴接风，又是豪言鼓励，弄得张国焘欣喜有加，大有种“重见天日”的快感。而这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正奉中央之命，全体出动，四处寻找他。但一切都晚了。 4月7日胡宗南亲派副官处长及数名警卫，护送张国焘去了武汉。 武汉蒋公馆。张国焘一副迷途知返、痛心疾首的模样。蒋介石越是给他宽心顺气，他这种感觉越强烈，弄得委员长哭笑不得。蒋介石想了想，指指坐在一旁的周佛海说道：“你不必多虑，他也是从你们那里过来的，他今天在我这里不是很好吗？只要你有报国之心，我蒋中正不会亏待你的。过去的已经是历史了，往远看，你仍然会有远大前途的。” 张国焘抹把泪，卖乖道：“委员长胸怀坦荡，令人感戴不尽。我在外这么多年，咳，真是糊涂啊！今后为委员长效力，当万死不辞。” “好，好的！你的生活方面，我已吩附下去，一切予以优待。你在陕北吃了不少苦，回武汉先调养调养。工作吗，这段时间会给你妥善安排的，你放心就是了。” 蒋介石当时挺看重张国焘。分化共产党阵营，增加自己及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张国焘都是一张颇有份量的牌。尤其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部下，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要职。所有这些都是他极感兴趣的东西。另外，张国焘的叛逃，还给他带来种领袖感召的愉快感。都说共产党好，共产党的干部清廉，可如今陕北的副主席都过来了，到底哪个有吸引力呢？ 善玩政治游戏的蒋介石自然不会错过这送上门来的良机。张国焘还没出屋，他就想好了该怎么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很快，蒋介石开动宣传机器，对党政军内外，对武汉、对全国好一通吹嘘、宣传。张国焘也四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4月17日他不仅登报声明脱党，甚至还发表《敬告国人书》，狂泄自己的怨气，对我党滥加攻击、咒骂。蒋介石在一旁高兴地看着，异常激动。他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张国焘能投身国民党怀抱，但他失望了。 中共针锋相对，据理反击。武汉《新华日报》不仅谴责了张国焘的卖身求荣，还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社会贤达阐述了我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正义立场。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及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构采取了紧急行动，声讨叛徒，划清界限。漏洞被堵住了。张国焘的一些老部下，经过耐心地说服工作后都站了出来，表明立场，谴责张国焘。张国焘在我党、我军内部最后的一点儿影响力这时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蒋介石也很快发现，自己手中的这张牌，转眼间便失去了份量。犹如昨天还被视为奇货的珍珠，一夜间就突然失去了光泽，那份懊丧、失落就没法提了。 这以后，张国安虽然偶尔还能出现在蒋公馆里，但他自己都明显地感到一切在变。接见时作陪的要员越来越少Y档次越来越低。到后来，几乎就再没什么人出现过。蒋介右对他的客气、寒暄也不见了，有什么事便毫不通融地命令下来。蒋介石也一直没给他什么象样的差事。 事后多少次，张国焘都在回忆着当初之举是否明智。这时的他，除了生活上得到了一些奢华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还丧失了最后一点自尊。他痛悔当初长征途中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就是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哪怕屈居第二也行啊！但清醒时，他又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船到江心岂能掉头。果真如此，那他就不是张国焘了。这时他的内心里，对毛泽东既充满怨恨，又充满敬畏。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 珞珈山下的东湖，环境清幽，空气凉爽。尽管武汉城内已是热浪翻滚，暑气逼人，可这儿30多平方公里湖面送出的阵阵清凉，却使东湖成了武汉少有的避暑胜地。 6月的一天，台儿庄功臣李宗仁上将邀了前来探访的广东籍故友黄绍hong来到湖边，散步纳凉。 黄绍hong外表虽憨厚，却好交朋友，处事圆滑。几年前，他感到两广湖小水浅，难施作为，便投靠了蒋介石。但他不但在蒋介石面前讨到了好处，又没伤了旧友和气。为人处事他太精通了。与李宗仁，他一直保持着友谊。 “季宽，你不在浙省当你的父母官，跑到武汉来干什么？”作为主人，李宗仁先开了口。 “咳，一言难尽。德公，不瞒你说，我此番来汉，是向老蒋辞职的。” “噢？有这么严重？究竟为什么？” 黄绍hong摇着头、叹着气，道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4月间黄绍hong赴汉出席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会间，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找到了他，商谈解决闽浙边区问题。黄绍站与周恩来是老相识，大革命时期两人就共过事。年前山西抗日前线，又有过几次接触，私交一向不错。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几个月来，浙省局势也确实令黄绍hong头痛。此时，杭州已落入日军之手，他把省府向西迁到了金华。可坐镇浙省的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不顾钱塘江岸防兵力空虚，反倒抽兵包围了粟裕、刘英的闽浙边区新四军。他虽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刘建绪显然有人撑腰，并不买他的帐。 当时周恩来找他，只是想买条路，请国民党军网开一面，让粟、刘部新四军能调敌后战场。黄绍hong对此当然没异议。从大的方面讲，新四军要抗战，没道理阻拦，国共合作他也有义务维护。从小的方面说，中共军队离开浙省，他少了一块心病，还能名正言顺地让刘建绪的国军抽出身来，专门对日作战。 他当下拍着胸脯就答应了。回浙后，他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刘建绪达成了默契，由他作中间人，亲自跑到平阳与中共代表吴毓、黄昂等人商谈，最后达成四项协议：一、所有闽浙边区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到苏皖敌后去担任游击工作；二、刘英、粟裕的部队由浙赴皖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该部留在后方的家属，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政治活动；四、准许该部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 大功告成，黄绍hong高高兴兴地返回了金华。不久，刘、粟率部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抵达丽水上游的大港头镇集中。准备深入苏皖敌后。在粟裕的盛情邀请下，黄绍hong还亲自前去作了番热情激昂的讲话。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此举却没能逃过一个重要人物的眼睛。 6月，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指责他的浙政“声名狼藉”，并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他想不通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头子，自然不服气，更不理解。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但蒋介石的一番话却使他茅塞顿开。 “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地方士绅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此外，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责的地方。我打电报给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说闲话的人多了，要你注意。”蒋介石对他指责归指责，可暂时还不想要他辞职，只能给他说说宽心话，解释一番。 但黄绍hong还不至于呆得连这话的余味都听不出来。“原来是嫌我说了共产党的好话，嫌我与他们交往多了。可你蒋中正不是四处吹嘘着党派之争已不复存在，夸你和中共如何携手合作。原来这一切不过是官面文章？！” 黄绍hong越想越觉得可悲，既为蒋介石，也为自己的幼稚，见蒋介石没给自己个明确的答复，便索性赖在武汉不走了。 李宗仁听完这一切，半响无话。末了，他开口问道：“季宽，你觉得有错吗？” “谁都没错，错就错在老蒋心中有心，我看他一刻也没忘了共产党。”黄绍hong颇为感慨。他原以为事过年，又值大敌当前，委员长会忘了过去的那些干戈对手。可现在不得不承认事情远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李宗仁象是看穿了这位同乡的心事，苦笑着摇摇头说道：“这一点儿不奇怪。事实上岂止是中共，我在东湖疗养治病，不过是一些新朋旧友、军界同仁来看看，聊聊天，就有人受不了啦。陈辞修自己常常亲临不说，还安插个漂亮的女护士。真是庸人自扰，无聊！” 两人一时无语，心情显然已不似出门肘那般透彻畅快。 西天，太阳已坠人地面，岸边的柳林杨木已暗淡下来。湖面上，一片片荷花在暮雹里仍透着谈淡的红色。“出淤泥而不染，谁能呢？这种人我看少之又少。”李宗仁想着，感叹道。 黄绍hong突然想起自己为客的身份，不该让病人为自己的这点儿事烦心。于是，便以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道：“哎，不谈这些了。德公，你脸上吃这一刀，可有什么效果？” “嗯，这倒是件令我欣慰的事。龙济光的这一颗流弹，可折腾得我不轻。这儿的一个美国外科医生，就是这个疗养院的院长，从口腔上腭弄出了一撮碎骨。哎，二十来年，都发黑了。结果真不错，第二天，红肿、疼痛都没影了，真令人舒坦。” 说完，叹口气补充道：“季宽，这科学不服不行啊！美国人的先进决不只在枪炮上。这么些年，枪炮可是把中国毁啦。” “哎，这不是德公、季宽吗？” 一个意外的声音象是从地下冒出来，惊得两人抬起了头。中共驻汉代表周恩来笑吟吟地迎面走来，身边立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汉子。 “恩来兄，久违，久违！”两人见是周恩来，略显惊喜。李宗仁笑着伸出了手。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从鲁西北敌后来的张参议。”寒暄完，周恩来指了指身边一身灰军装却没任何标记的壮年汉子。 “啊，从敌后而来，敬佩，敬佩。”李宗仁、黄绍hong客气道。 “哪里，李长官台儿庄一仗打出中国人声威，更当敬重。”壮年军人诚挚地说着。 “过奖，过奖，德邻台儿庄小胜，全仗将士用命，也得感谢你们的侧翼牵制啊！” “抗战既然不分彼此，那么德公的胜利今天我们也就共享吧！”周恩来一句话，引来四人一阵开怀大笑。 这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了身边的黄绍hong：“哎，季宽。你不在浙江当主席，跑来武汉干什么？” 黄绍hong一阵苦笑，略一沉吟，顺嘴说道：“啊，地方上一些事要办就跑来了。再说，也想顺道看看德公。” “季宽，前些日子多亏你从中斡旋，网开一面，粟裕他们才能深入苏皖敌后，前几天他的前卫部队在镇江城外牛刀小试，初尝胜果。消灭了日军少佐以下官兵数十人，还缴获了一些车、炮。”周恩来笑着说道，话语中透出感激之情。 “入敌后就传捷报，可喜，可贺！”李、黄二人听罢，连声称赞。黄绍hong看上去更高兴些，这几日的不快也象是减轻了一些：“嗯，粟裕文武双全，真是个难摇的将才啊！在日本人几面包围之中，硬是敢用掏心战术，令从佩服！” “季宽，粟裕东进途中曾有电来，说如有机会请我们当面表示谢意，我今天就一并代劳啦！另外，浙江留守的一些新四军家属，还望季宽见日后多多关照啊！”周恩来拉着黄绍hong的手，真诚地恳求道。 “恩来，这个你放心。他们在敌后流血抗日，我们如果连这点小事再办不好，那就太对不住啦！” “那好！我再次代表他们，谢谢你啦！” 说完，周恩来两手一抱，转身告辞。 望着周恩来远去的身影，黄绍hong忽然感慨起来：“我越想越觉得这次来武汉不是滋味。我老觉得武汉就象大上海的戏园，几个对台戏同时在演。你就是知道哪台是主戏，可场子一开，你就懵懵懂懂地不知到底在唱什么了。” “季宽，常言道：林子大了鸟儿多。眼下武汉自然不是只开一台戏。汉口日租界里，汪精卫一伙鱼虾之流一天到晚神神秘秘，搞些什么谁都知道。一些实足的败家子儿。”李宗仁一直对汪精卫一伙“主和派”看不上眼，当下气愤地说道。 “是啊！听说年初，陶西川在《血路》杂志上提出：‘和而不屈服可以不亡，我们似乎不应无条件地反对。’难道老蒋对此没有表示？” “表示？现在他不但容许张岳军（张群）在军委会四处散布所谓的‘战必亡，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谬论，好象还很欣赏。这群文人，就象三国时孙权身边的那些文人食客，一心只想自己，从不为国家、民族着想。” “可老蒋会见伦敦《每日快报》记者时，不是声明抗战到底，不欢迎任何国家出面调停吗？”黄绍hong还是满心疑虑。 “老蒋鬼就鬼在这里。他这是说给西方政客和中国老百姓听的，也给自己打气。你没注意到他的话有些名堂吗？他是说‘非能将主权完全恢复’，才不接受调停。换句话说，只要日本人承认他是中国的领袖，给他名义上的主权，他就能接受调停。”李宗仁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主权’，单单主权就够了吗？难道东北、华北、京沪就不要啦！收复失地就这么一笔勾销了？！这种文字游戏他就是大爱耍弄，可到头来又能骗得了谁？” 黄绍hong越听越觉得有理，心中的迷雾在渐渐散去。他没想到武汉平静的表面下，道道潜流却在交迭撞击，充满险滩。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人共中，粉身碎骨。这时，他感到武汉不再那么选人，充满诱惑力了。 “德公，不临其境，不知其险啊！难怪你今天也贪图起世外桃源的安逸了？！”黄绍hong笑着逗起李宗仁来。 “哎，咱们话可说清楚。我在武汉是为养病，仅此而已。病一痊愈，我马上返回战区。苟且偷安可不是你我所能干的啊！当然，武汉我是不会再呆下去的，还是上前线更轻松些。” “谁说不是。我在武汉再赖下去了没意思，赌这口气干什么？！我准备把地方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写成书面报告，老蒋一批，我马上回返。”黄绍hong来了情绪，快言快语。 “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不能挟他，这时候拿他一把还是可以的。武汉是块是非之地，早走早好。再说不用很久，日本人就会向武汉发起进攻了。”李宗仁盯着渐渐变暗的湖面说道，远处，巴有点点灯火燃了起来。 “走吧，回去。你沉道而来今天我请你再吃一回武昌鱼。吃了这顿，下顿可就没准喽。”李宗仁以东道主的身份，豪爽客气地相邀道。可黄绍hong却从这话中品到了一丝苦涩。 武汉，随国民政府迁来的美国大使馆里，一位神秘的人物也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关注着东方两个巨人的这场生死较量。他，就是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日后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上校。 上年底，当他绕过胶东半岛来到武汉肘，一切都使他那饱受西方熏陶的大脑混池不堪。他觉得自己眼中这个神秘古国和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象他第一眼看到的武汉一样扑朔迷离。混乱的码头、街区，挤满成千上万象热锅上蚂蚁一般的人。大小官吏、投机商人、难民挤在一队队即将赴死的军人和宣传救国的热血人士之中。在这里，他既能看到一种不屈民族团有的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能看到一幕幕令人沮丧的懒散和冷漠。虽然他断断续续在中国已呆了20多年了，但他还是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解开其中错综复杂的网结，比学中国话甚至更困难。 但聪明、固执的史迪威不会裹足不前。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中国20余年的经历，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从武汉城到前线战场，从战略大后方到日本占领区，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问。政府官吏、新闻记者、中日双方将领都是他重点盯住的目标，而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士兵、学生也是他谈话的对象。他观察着、思索着、探寻着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预测着中国遥远的未来。自然，他也在琢磨中国人所做的这种牺牲，对他的祖国美利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确实难。国内，总部军事情报处的顶头上司麦凯布上校处处与他作对，百般刁难，使他即使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深感掣肘。在武汉，蒋介石对他的请示也是一推六二五，再不行就拖。他觉得自己象只被一道道绳索捆住了手脚的饿狼，眼看着别人忙着四处撒网，而自己却只能干吼。他呆在武汉觉得要发疯了。 可史迪威毕竟是史迪威，他的倔强和对事业的狂热追求使他从不服输。他一生的座右铭别出心裁。但眼下对他却再用了国内军界所有的关系，包括同窗好友马歇尔将军，才收拾住“迂腐的小官吏”麦凯态。他又巧妙地利用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关注，通过美国政府对落介石施加压力。他终于获得了成功，他领到了一张能在中国各地四处“旅行”的通行证。 4月中旬，当他在兰州结束探查苏联对中国的军援情况而返回武汉时，觉得这座城市有了令他吃惊的变化。中国人的情绪随着台儿庄的胜利，一夜间振奋、高昂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举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不再怀疑日军也是可以战胜的了。武汉，史迪威在军界、新闻界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西方朋友，这时都说中国最后能胜，他虽未必赞同，当下却也点了头。 兰州之行，使他错过了随汤恩伯军团观察台儿庄战场的良机，他本有这个机会，但麦凯布却严令他这时去兰州。为此，他对麦凯布更是恨入骨髓。“多事的杂种！”他心里狠狠地骂道。错过了头班车，他不会再放走末班车。他匆匆向副手卡尔森上尉作了交待，便径直奔向了徐州。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错过台儿庄大捷观战的良机，他却在徐州见到了使日本现代化部队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举世瞩目的情况下遭到惨败的中国将领李宗仁。 5月的一天，史迪成上校与李宗仁上将在徐州城外的一块草地上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日军飞机空袭徐州，给了史迪威这样一个机会。离开电话响个不停、报告没完没了的司令部，史迪威大喜过望。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使日本人大吃苦头的中国将军。在他眼里，这个瘦小精悍的中国司令官并不象他听说的那样魁伟神勇。高耸的颧骨，使他看上去与中国任何一位南方将领并无多大区别。只是瘦削的脸上那一对灵活转动的大眼珠子，透出智慧和活力。他看上去不象50上下的人，言谈举止的沉稳中分明有股年轻人的朝气。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对方微黑的面孔上浮出的坚毅、镇定和自信。“他与武汉那些毛皮军大衣裹着的国民党新贵是不同类型的人。”史迪威暗付，对李宗仁颇有好感。 “武官先生，听说你对我们的战术颇有看法，能否谈谈？”李宗仁盯着史迪威问道。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美国军人同样象个谜一样吸引着他。粗糙的桔皮一样的老脸，皱皱巴巴的。一对眼睛都蓝得出奇。他有些不理解，这把年纪的一个老军人怎么竟只是个上校，而且还卷进了东方充满硝烟的战火中。外界盛传这位美国武官脾气乖戾、暴躁，可眼前这张刚毅中透着慈祥的面孔，使他无论如何也与外界的传言对不上号。 史迪威开了口：“将军，你的胜利使我深表钦佩。但就一般战术角度而言，我认为你们更需要进攻，向敌人发起攻击。只有积极的进攻，才能有效地消灭日本人。” 李宗仁对谈话能从两人相同的职业上展开，显然很有兴趣。这么些年来，中国虽然不乏战争，但无论南京还是武汉真正就战略战法而引起的争论太少了。昂首阔步的将军们似乎个个登峰造极，厌倦了这个话题，却对政治着了迷。可一上战场与日本玩起真的，这些“政治家”们又都失去了谈论政治时的自负。“畸形的中国军人”。他很想对那些家伙吼几声，可这声音在腹腔里滚来滚去，总冲不出来。今天，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上校却单刀直人地勾起了他的话题。 “上校，你的坦率令我欣赏。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吗？了解我们的部队吗？进攻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可在中国战场上，它的地位也许就得与防御调过来。” “不，绝对的劣势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装备上比你们强，可他们宽广的战线而引起的兵力分散，战场上的山川水地，削弱了他们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而你们数量上占较大的优势，又有最优秀的士兵，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是不该放弃进攻的。关键是中国指挥官的素质，效率不高。”史迪威一着急，便暴露出尖刻、固执的本性来。 李宗仁倒是不急不恼，反而哈哈一通大笑：“上校，你知道吗？你并不是第一个向我们建议发动进攻的西方军人。” “嗯，我相信睁着眼睛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那么请问你所说的这个西方军人是谁？”史迪威火气消了一些，问道。 “法肯豪森，中国军队的德国总顾问。上校，从愿望上说咱们是一样的，从战术上说，咱们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中国的许多事情你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班长，想带你的人冲出阵地，时机也有利，可你的排长命令你固守阵地，你该怎么办？” “将军的意思是说你有阻力？！难道作为战区司令官你还没有选择使用作战方式的权利？”作为军人，又深受麦凯布之苦的史迪威一点就通，满是皱折的脸上充满诧异。 “上校，我们的职业虽然相同，但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渗透在备方面，军事上也不例外。说实话，徐州方面的形势现在非常不妙。日本人10个师团已从三面向这里扑来，我们也在不断地把军队调向这里。可60余万人狠集徐州一点，队形密集，人员混乱，又无法采取主动的攻势行动，请问上校，要是你，你会如何办？” “将军，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你是战区司令，你有权调动部队采取行动。” 李宗仁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武官先生，中国有些事你很清楚。可有些事，以你们西方人的思维考虑是无法可以理解的。法肯豪森总顾问也曾多次强调进攻、出击，但我无法满足他。不是我不想这么做，而是有些部队我根本就调不动。”不知何时。李宗仁脸上笑容已逝，只有几分惆怅和无奈。 史迪威联想到华盛顿总部那几个指手画脚的小官僚和他对中国军队派系纷争的了解，多少也猜出了几分面前这个令日本人畏惧的中国将领的艰难。作为外交官，他知道再谈什么“进攻”就太不知趣了。他及时转换了话题。 “将军，对这场战争你有信心吗？” 李宗仁慢慢收回目光，转向史迪威；“当然！我对中国的胜利从不怀疑。虽然我们眼下不能指望马上打败日本人。但日本究竟有多大，究竟有多少资源、人力？他们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吗？从战略上说，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在中国的战争。他们出兵就已先败了。只是种种原因，使中国的胜利来的可能要迟些，我们付出的牺牲也要大些。” 史迪威对李宗仁的话却颇不以为然：“将军，你的自信令人钦佩，我对中国也充满同情。可我认为，以日本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以贵国军队如此消极的战略战术，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绝非易事。请问失去徐州，就等于失去中原，你们将何以为战？” “先生，你们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不也是连遭败绩，南军强大得多吗？可最终结局又如何呢？中国战场即使失去中原就是再失去武汉战争就结束了吗？请问，就是日本人把全部兵力派到中国，他们能控制住广大的占领区吗？山西失守，可国军游击部队和共产党八路军不还在战斗吗？” “但你得承认，就军事而言，这就是失败啊！”史迪威固执得够可以的。 “失败不同于征服。中国五千年来，曾数度被外敌强占，这个民族却没有灭亡。今天日本人就是想占领也不可能，自然就更谈不上征服。”李宗仁也不示弱，回击道。 史迪威摇了摇头，退缩了：“但愿中国的军人都有李长官的自信。” 李宗仁从草地上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武官先生，关于中国的这场战争，你可以慢慢看，我能说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说着，话题一转：“不过，恕我直言，先生，我认为贵国目前的对华、对日政策不够明智。你们卖给日本人军火、钢铁，间接地强化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有一天你们可能会自食其果，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将军，请讲详细些。” 对这个问题，史迪威一直在琢磨，也感到了它的严重性。为此，他专门向华盛顿送去过一份报告。可至今毫无回音。今天，他倒很想听听一位中国的高级将领对此事的客观评价。 “日本既要在东方建立帝国，他的胃口自然并不止于中国。北面的共产党俄国和南面太平洋上诸岛国，他们一定会做出选择。也许有一天，日本也会成为你们美国的敌人。所以你们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建立机械化军队，增强与日本抗衡的实力，不但有利于维护人类正义，实际上也完全符合贵国利益。我希望今后我的士兵不再吃到日本人用贵国钢铁制造的炸弹。” 警报早已解除，可两人仍在畅谈着。在李宗仁眼里，史迪威虽然直率，直率得有些粗鲁。但他的责任心、正义感和对事物敏锐的观察，都透出一个职业军人的优秀品质。虽然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不似他那么乐观，可他理解这个在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传统“唯武器论”熏陶的老军人。此外，他毕竟能对华盛顿产生影响，因此李宗仁对他还是寄予希望。 史迪威这时心情也不平静，刚才与李宗仁争吵时的激动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他暴躁，连他自己也承认，可事情一过，他就忘了。他深感这次来徐州不虚此行。李宗仁军事上的精明，政治上的敏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位中国将领的话他并不完全赞同，但至少他的乐观、自信感染了他。来徐州前，因为国内总屡屡作梗，他曾心灰意冷地给国内的妻子写了信，诉说了打算离职退休的想法。但这一刻，他改变主意了。他要留在中国，起码他要看看中国人将在武汉能干出些什么。 1942年，当史迪威中将肩扛三颗金星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他对中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已是深信不疑了。当然，这是后话。 7月7日一天天临近了。这一天对中国人，尤其是从北方逃难来到武汉的人，实在是刻骨铭心。虽然日本的飞机还是时常空袭武汉，虽然武汉三镇还象往日一样繁杂、混乱，但一股股抗日救亡的热浪却在冲击着失败的沮丧，在城中滚滚翻腾。 7月4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从1938年起，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中国又多了一个纪念日，一个记载着耻辱、激励国人奋起的纪念日。这在武汉、在全国，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冲击。 为唤起国人、声援抗战，也显示中共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支持，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人领导政治部宣传厅，筹划在武汉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献金支援抗战的活动。消息传出，立刻赢来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社会贤达的同声响应，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很快，筹划活动进入最后阶段。一连数日，设在汉口日租界90号的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那幢灰色的三层小楼，终日门庭若市，热闹异常。 珞珈山上，蒋介石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对这次活动，他是默认的。 近一个时期，日本人越逼越紧。和谈上，”由于坚持以蒋介石下台为先决条件，谈判已陷入了绝境。军事上，日本人也是寸步不让。7月4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扩充华中派遣军编制。将华北方面军第2军拨归华中派遣军，并以华中军主力组成了第11军。40万日军将分别由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仰攻武汉。 条条路都被堵死，蒋介石自然也只能应战。他的态度复又强硬起来。 6月30日，蒋介石在武昌对英国《每日快报》记者宣称；“外传英、法、意、瑞典、瑞士等驻华外交代表均将来汉口，企图斡旋和平。但苟非将主权完全恢复，绝不欢迎任问国家调停。中国在政治上已全部统一，中国人民抗日之决心，亦与日俱增。” 蒋介石此番讲话，虽然是在外交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作出的，但却是实话。他要让国人、军队，让手下的文臣武将明白，此刻除战场上的较量外，别无选择。他要再次鼓起军心士气，在武汉外围的广大地域，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7月5日，在蒋介石授意下，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在《武汉日报》上撰文称：“目前的大武汉，政府要用绝对的力量来加以保卫，上自我们的蒋委员长，下至我们的一般民众，都是具有最大的决心的。已经屡次声明过，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我们对敌决战的开始，我们在这次大战中，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要击破敌人的主力。” 两天后，他更加有力地宣称：“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汽心，人人都下定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要的国防堡垒……” 政府的主战姿态，军民们心中对日本人的仇恨以及宣传厅、各救亡团体广泛的宣传，终于使武汉再次掀起一股炽热的抗日救亡狂潮。很快，这股大潮传向重庆、广州、西安等内地各大城市。 7月7日，这股扑天盖地的大潮被推向了顶峰。 上午，蒋介石慷慨激昂的抗战周年报告已先把这把火烤了起来。虽然他浙江口音浓重，但丰富的表情、豪迈悲壮的言辞，还是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整个武汉倾城而动，公祭抗日烈士、游行集会、宣传演说，一片喧腾。而在这些活动中，最热闹、最感人、最激动人心的，还是武昌阅马场广场的武汉各界献金活动。 前来献金、助兴的男女老幼、官吏商贾、工人农民、车夫乞丐、兵士难民，把诺大个广场围得满满登登。在这里，看不到平日官吏的虚伪、贵妇的孤傲、商贩的奸诈、兵士的蛮横……有的，只是平等和爱心。只有这时，人们才能感到平日一副麻木相的陌生人，原来血管里也在奔涌着激荡的热血，中国人的热血。只有这时，人们才能体会到每一个散发着体温的铜板的份量。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 场面一：一个留着分头商人模样的中年汉子挤过人群，挨近金箱旁。他解开一层层紧包着的绢帕，把厚厚的一摞钱摆在了箱上。他望着台下的众人，叹口气说道：“丝厂垮了，就变当了这500块钱。原想到后方再重新干，现在想透了。回乡下老家去，只要日本人不走，到处兵荒马乱，能办成什么呢？如果这点儿钱能买几条枪，让前线的弟兄们多杀几个鬼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看着钱落入金箱，商人还是落了泪。这毕竟是他的丝厂，他的几十年心血，还有他的梦。但这眼泪中，也有他的骄傲。 场面二：一个拄着拐的伤兵，披着破得象布帘一样的旧军服，艰难地移到台前。他从身上摸索半天，掏出了全部的10元钱。工作人员见状实在不忍，上前劝道：“兄弟，你是功臣，为国家已经献出了一条腿。这钱可能是你最后的抚恤金，捐了它，你何以为生？”伤兵慨然道：“山西前线丢了这条腿，可我不后悔。只可惜我再上不了战场了。如今华北沦陷，我是有家难回。你们就成全了我吧，只当这10块钱是给我自己报仇。”说完，伤兵唏嘘饮泣不已。 长髯飘动的沈钧儒见此情景，不禁泪盈双眼。他走上前去，拿出一元钱投入箱中，其余的硬塞还给伤兵。他握着伤兵的手说道：“好兄弟，你是国家的功臣。如今国家困难，已经委曲你了，决不能再让你把最后的抚恤金都捐出来。这些钱你留着，好自生活，其余的我垫上。” 场面三：一名旗袍鲜亮、浓妆艳抹的少妇，擦了擦被泪水冲乱了的粉脸，慢慢走到前台。她摘下自己的耳环、项链、戒指，又从皮包里掏出些钱都投入了金箱。刚才为伤兵感动的没醒过神儿的人群，这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少妇抬头望着人群，报以感激的一笑。这时，她突然感到，平日她从未注意过的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竟也如此可亲、如此热情、如此富于正义。 工作人员在后面喊道：“太太慢走，请留下名址。” 少妇回头一笑，道：“你该问问刚才那个负伤的弟兄。我嘛，一个中国人。” 场面四：两个手提粥罐的乞丐从身上摸出一把铜子，面带愧色地对工作人员说道：“我们兄弟俩讨了三天，只有这2毛9分，硬是没凑足3角，请你们收下吧。要饭，已经低人一等了，要是再当亡国奴，怕是得钻到地下去了。” 这时，两个擦鞋童想出了聪明的一着。他们在金箱附近支起摊子，吆喝道：“先生，太太，请擦皮鞋。擦完鞋，请把钱放入金箱，算是你对抗日的支持。” 不少人挤了过去，生意一时火爆。可两个小家伙都分文未入。 据统计，当时武汉全城的5座固定献金台、3座流动献金台，一周内就接受了上百万人次的捐赠，所得金款达百万元。相当于当时武汉军民每人捐赠一次。捐款者，从耄耋老人到稚嫩的幼童，各种行业者无所不包。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及另几名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的议员，嘱咐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把国民政府发给他们的薪金全部捐了出来。周恩来也把自己副部长当月的数百元薪金一个不剩地捐人金箱。此外，前线八路军、新四军也把从菜金中省出的数千元钱，派专人送到了武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被外敌压迫到最后一刻时，是最容易动员、唤起的。武汉献金之踊跃，场面之感人，是国民政府多年来所没有的。钱的多少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 珞珈山蒋公馆里，陈诚正绘声绘色地描绘着一幕幕动人的场面。蒋介石凭窗而立，远眺武汉黑沉沉的夜空，良久无语。半晌，才转过身来对陈诚说道；“辞修，这笔钱决不能乱用。另外，前线的部署你还要抓紧，决不能再有失误。” 说罢，长叹口气，补充道：“武汉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出个样子。否则，我蒋中正是无颜再见中国父老啦！”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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