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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指使官房长官爱知揆一 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不允许悬挂中 国国旗，从而使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 定成了一纸空文。…… 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签订了日蒋和约，原想给中日关系带来重重障碍，但未料到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仍风波四起，恶浪滚滚。 使蒋介石惊奇的是，还在他逃离大陆之前，日本经济界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日本就冒出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三个贸易团体。新中国成立１０天后，日本有识之士又召开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议，以强大的社会力量迫使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同意日本从１９４９年底开始，与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其后一个贸易协定接一个协定，搞得红红火火，蒋介石干生气没有办法。 更令蒋介石伤脑筋的是与他关系亲近的日本首相吉田茂１９５４年底下台，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鸠山一郎组阁上台，同意以雷任民为首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于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９日访日，日本掀起了越来越浓的"大陆热"。 蒋介石知道以雷任民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来头不小，日本准备给予这个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以官方代表团待遇，就马上命令台湾驻日大使张厉生全力破坏阻挠。 张厉生急忙到外务省交涉，却被敷衍毫无所得，只得派人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朋友联系，获悉雷任民签证国籍栏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得知雷任民将与日方签订包括互设准官方机构的贸易办事处和中日直接结汇的协定，即向蒋介石急电报告。 蒋介石大惊，忙命台湾外交部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哪里知道，战后日本粮食不足，失业增长，中小企业处境更加困难，又对美国推行冷战政策不满，迫切需要从开辟中国市场中寻求出路。鸠山一郎是个头脑敏锐的政治家，他见吉田茂顽固亲美亲蒋被赶下台，便决定了在中日关系上前进一步的方针，开始中日官方交往。 鸠山一郎把外相重光葵、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请来商量方策，商定鸠山首相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方园"举行宴会，宴请中国贸易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实现中日官方接触。 叶公超得到这个情报，急忙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大发雷霆骂道：“日本人真不是东西！他们难道忘了，他们的天皇制是我强烈主张保留下来的，９亿美元的对华赔偿是我施恩不要的，两百万在华日本军民是我把他们平安送回国内的！现在竟然恩将仇报，这还了得！"叶公超小心翼翼劝道：“总统息怒，请指示具体对策！"蒋介石咬牙切齿说：“告诉鸠山一郎，他若会见雷任民，我就下令停止签订与日本的商务合同！"蒋介石又把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请来，请求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 庄莱德请求美国国务院后马上飞往东京，会见鸠山一郎进行露骨的干涉，迫使鸠山一郎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如何答复雷任民不予接见，鸠山一郎伤透了脑筋，最后总算想了个借口，说成"只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具体技术问题，未能实现"，却派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代替他，设宴招待雷任民，接着又指示高崎达之助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亚非会议期间，会见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寻找改善中日关系的线索。 蒋介石对鸠山内阁恨之入骨。鸠山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主动提出辞职，蒋介石伙同美国在日本寻找适合于冷战体制的政客出任新首相。当时有资格竞争首相宝座的有石桥湛山、岸信介和石井光次郎。在第一次投其中，石井得票最少，被淘汰下去。池田和岸信介两人中，岸信介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国务大臣主管军需产业，战后初期被定为甲级战犯，在反共反华上与蒋介石气味相投，蒋介石和美国调动在日本的势力，全力支援岸信介，但石桥多几票而当选，不久即因病辞职，岸信介受命组阁，美国和蒋介石终于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５日把岸信介捧上了日本首相宝座。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遭沉重一击，英国政府摆脱美国控制，宣布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措施，日本企业界借此向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要日本仿效英国扩大对华贸易。蒋介石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忙命他的驻日大使张厉生拜见岸信介，请求制止日本贸易界对中国扩大贸易的行动。 岸信介对老朋友的要求满口答应，借对英国取消禁运措施发表评论的方式向日本工商界施加压力说：“英国在废除对中共出口贸易统制问题上，单方面地采取行动，是令人遗憾的！日本要对得起老朋友！"日本贸易界朋友冲破岸信介政府的重重压制，开始和中国谈判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商定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可在常驻代表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岸信介内阁对此百般刁难，公开破坏。岸信介又指使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决不允许悬挂中国国旗，从而使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成了一纸空文。 从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０日起，岸信介访问印巴等东南亚６国。 应蒋介石要求，岸信介到处露骨反华，特别怂恿与中国态度友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华。为拉拢岸信介亲台反华，蒋介石邀请岸信介访台。为报答老朋友的“盛情"，岸信介１９５７年６月２日启程访台，特别发表声明称：“在厘定日本的亚洲政策方面，本首相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并不承认中共政权！"此话说得蒋介石喜笑眼开，大肆宣传岸信介访台"是中华民国自１９１２年开国以来第一次接待日本的现任首相"，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岸信介的到来。 蒋介石和宋美龄把岸信介待为上宾，两人围着岸信介曲意逢迎，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与岸信介进行三次会谈，均由张群翻译。 身穿白色西服的岸信介得意非凡，装出学者派头侃侃而谈：“日本人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中日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以为原来与大陆有生意往来，只要现在大陆有生意可做，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在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任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往来，不做贸易，认为在理论上固可有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蒋介石一听这话心里凉了半截，真想痛骂岸信介不够朋友，但见宋美龄频频送来阻止的秋波，联系到昨天的第一次会谈，蒋介石如鲠在喉，拉长脸说：“昨谈东南亚开发及经济合作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如果日本容许共匪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凭公开活动，则共匪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借，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利害甚大，故我以为贵国对于共匪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岸信介不悦，手扶漂亮的黑色蝴蝶结，有意讽刺道：“我们毕竟不能闭眼不看目前的现实，总统是在台湾！"蒋介石被打到了痛处，几乎掉下昏黄海的老泪，伤感地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播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我甚感慨然！"岸信介暗想，你承认惨败，还可与你谈下去，就骄横地说：“我对总统阁下具有重视失败的勇气，给以极高的评价！"蒋介石逃到台湾七八年来，来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一国领导人，只有岸信介一人，对岸信介卖力扮演与中国人民公开为敌的反华急先锋角色，蒋介石真是感激涕零。为报答岸信介对台湾的"厚恩"，蒋介石派张群为总统特使，１９５７年９月中旬开始访日。日本对张群给予国宾待遇，让他礼节性会见裕仁天皇，同岸信介和日本各界要人进行了会谈。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张群在和首相岸信介等日本要人会谈时，将重点放在反对中日发展贸易关系上，特别挑拨离间说：“日本和大陆的贸易，乃是给予阴谋赤化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以可乘之隙，会成为自由世界的祸根。"张群还恳请日方，把这个挑拨性观点体现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日他和岸信介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 为吸收日本资金，蒋介石派台湾银行董事长张兹闿、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林伯寿、台日文化经济协会干事长汪公纪等人，随张群访日，同日方研究岸信介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经济开发计划，加强日台经济合作。张群一行在日本各地考查后，认为应设法获得日本的工业设备，完善台湾四年建设计划。 为阻止中日贸易，蒋介石命驻日人员勾结日本右翼分子制造了长期国旗事件。 １９５８年４月３日，"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长期百货公司"浜屋"隆重举行，会场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广大华侨和日本人民对五星红旗尤感亲切，纷纷前往参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蒋介石得此消息，即命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和驻长期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和长期市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屈服于台湾当局的压力，当即通知长期市政府和中日友好协会，不要在展览会悬挂中国国旗。 对此，中日友好协会置之不理，长期市政府也认为外务省和地方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外务省的通知不是命令，而且市政府没有干涉民间团体的权力，便采取拖延观望态度。 台湾驻日人员沉不住气了，勾结日本右翼势力，派两个暴徒冲进展览会会场，公然撕毁五星红旗，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这是岸信介内阁推行反华政策的必然结果，对两个暴徒仅以损坏他人财物罪名，移送法院处理，就没有了下文。 岸信介政府的反华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岸信介竟忘记现在是什么时代，仍旧以一副甲级战犯的面孔，侮辱中国人民，日本进步人士也纷纷发表讲话，主张严惩罪犯，向中国道歉。 中国政府见日本当局采取所谓"见怪不怪"的顽固态度，就断然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废除签字不久的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不再延长，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停止演出并提前归国。 １９６０年６月，岸信介顽固亲美反华、修订"日美安全条约"，激起日本人民声势浩大的统一行动被轰下了台。池田勇人组阁后开始修复对华关系，他形象地对松村谦三说：“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经松村谦三大力帮助，刘宁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池田内阁诞生１０天之后访问日本。 蒋介石出于本能，敏感地抓住这一动向，与张群密商对策。张群说：“池田勇人搞财经出身，政治意识不强，和我们也没有任何渊源关系，对周恩来提出的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颇有好感，真令人头痛！"蒋介石一听就急了，赶紧指示驻日大使张厉生出面阻挠。 池田首相并不理睬，让内阁官房长官大平正芳专门向记者发表关于中国代表团入境问题的谈话说：“对中共代表团不应在政治上加以妨碍，应该就像长期国旗事件以前那样，做事务性的处理。这是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意见！"池田首相接着又迈出第二步，于组阁不到百日的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７日，派内阁大臣高崎达之助率领钢铁、造船、纺织、机械等各界企业家代表团访华，加深中日官方间的理解；又派高崎１９６２年９月再赴北京，与周总理商定采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商定以易货交易、综合贸易、延期付款五年方式订立长期合同，发展中日贸易。 蒋介石获此消息，几乎气晕过去，催促美国、日本右翼势力破坏高崎访华。在蒋介石祈求下，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警告池田：日本与中国进行贸易是"危险的"，威胁日本不要为"政治目的所利用"；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也劝池田"不要搞为共产党国家利用的贸易"。蒋介石指示张厉生恐吓池田，如果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共出口化肥，台湾将停止日货进口！ 在蒋介石和美国及日本亲台势力猛攻下，池田首相态度发生动摇，声称"台湾和韩国也不同意化肥的延期付款"。 蒋介石刚想松一口气，做梦也没想到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人劝池田遵守对周总理的诺言不动摇，使池田腰板又硬了起来，派高崎再访北京，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９日与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达成了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７年的五年贸易协定，两国政府对贸易合同予以保证，双方互设综合贸易办事处，成为半官方性机构。 蒋介石怎肯善罢干休，严令张厉生向池田施加压力。为缓和日蒋矛盾，池田让亲台分子佐藤荣作和贺屋兴宣同时入阁，给蒋介石以反共政策可能加强的印象，却在此掩盖下，使内阁通过了向中国出口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的决定。 蒋介石闻讯震怒异常，他认为这笔买卖规模大，高达２０００万美元；条件优惠，意使用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担保，立即付款部分仅为５００万美元，其余１５００万美元分５年分付，年息为６分，不但可被看作超越民间贸易范围的一种“经济援助"，而且维尼龙颇有军事价值，也可以算作军援。 蒋介石想到这里大为震怒，命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又吩咐张群约见日本驻台大使木村，从政治立场出发加以阻止。 张群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把木村请到总统府，传达蒋介石的意见，木村根据外务省的指示敷衍解释。张群将脸一沉道：“我并非外交当局，不是交涉的对象，不同你做事物性辩论。蒋总统认为维尼龙事件是政治性事件，因为日本在亚洲反共阵营里处于重要地位，日本对亚洲的安全负有责任，中日之间又有特殊关系。战后蒋总统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原是从大处着眼，希望中日两国从此真诚合作，以确保亚洲之安定。现在日本竟然经援大陆，不但对不其中国，也对不齐亚洲！"蒋介石又命张群向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岸信介和有影响的政治家大野伴睦等发去"情辞恳切"的电报，呼吁他们向池田勇人施加压力，但池田勇人毫不买帐。蒋介石一气之下便召驻日大使张厉生回台，扬言要与日本断交！ 常言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维尼龙事件未了，又发生了"池田发言"事件。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８日，蒋介石忽然接到他的驻日大使张厉生的一封电报，脸上浮出笑容读道：“台北外交部：（一）大陆访日油压机械代表团团员周鸿庆，于１０月７日晨借词散步，逃出旅馆（皇宫大饭店），乘车拟赴我使馆，但因路途不明，转道逃经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庇护。日外务省以该员超过居留期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法为由，向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引渡。俄方一度拒绝，但至当晚终表同意，１０月８日晨，将访员移交东京警视厅麻木警察署，现在该署扣押中。"蒋介石情不自禁地大叫：“好极了，可谓天助我也！"又兴高采烈看下去：“（二）周原籍山东，现年４４岁，此次来日，系担任译员工作，随该团曾赴大阪、名古屋、福冈、神奈川等地考察，原定１０月７日离日，该员即在起程前乘隙逃出者。（三）本馆除嘱山东同乡会馈以果品，对记者要求面会，并向外务省正式要求外，谨先报称鉴察。"蒋介石大喜，即命张厉生与日方加紧交涉。 于是，海峡两岸双方驻日机构马上开始紧张交涉，斗争长达两个月之久，日方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月９日决定将周鸿庆强制送回大陆。 蒋介石犹如听到晴天霹雳，当即命令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媚共亲匪的态度，破坏了中日友谊，今后可能产生之后果，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池田首相见日本和台湾的矛盾日益尖锐，便决定派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为特使，偕自民党外交调查委员会委员长船田中，到台湾向蒋介石祝寿，借此缓和日台矛盾。 大野伴睦一行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抵达台北，蒋介石不敢慢待，命张群在其私邸热情招待。大野伴睦认为日台间种种"不愉快"，完全"出于误会"，"维尼龙事件并无特殊意义，这是多年悬案，现在由通产大臣福田处理后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取得谅解，而福田又是大野的直系分子，平日思想纯正，断无袒共之理“。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指责日本轻视台湾，"若谓维尼龙事件于日本政府无关，纯系事后狡辩之词，殊难令人信服"，但张群头脑冷静，知道大野和船田两人没有谈判重大问题的权限，便发发牢骚，把两个日本政客恭送出台。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３日，吉田茂率日本代表团到达台北，蒋介石将此视为他外交上的重大举措，特派张群和何应钦、莫德惠、谷正纲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然后恭送到台湾最漂亮舒适的圆山饭店安歇。 ２月２４日上午，张群陪吉田茂来到总统府。蒋介石把吉田茂当作与日本打交道的最理想人物，降阶而迎，待如上宾。 吉田茂虽身材矮小，体似短桶，架子却大得出奇，像恩人一样把池田首相的亲笔信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视作珍宝，仔细看过，在手中反复把玩，满面堆笑，对吉田茂访台表示欣慰，愿意借此机会就日台间的各种问题开诚商谈。 吉田茂不想马上谈日台间的种种敏感问题，忙抽口香烟扭转话题，说明池田首相去年访问东南亚时因日程短促未能访台的原因。 蒋介石暗骂池田根本不想来台而找借口，却装作大度样子说：“只要彼此有信心，访问不过礼貌而已，请勿挂齿！"吉田茂熟谙日台官场内幕，适时表示池田首相对蒋介石"极为尊敬"，又特意提到裕仁天皇命他向蒋介石顺致"感德怀恩的谢意“。蒋介石喜笑眼开，请吉田转致他对日本天皇的问候之意，然后稍加停顿，把话题转到池田内阁的对华政府上说：“我别无所求，唯希望池田首相能听从阁下之言，执行贤明的政策，则我就可以安心了！"蒋介石以祈求的目光看吉田茂一眼，将青筋暴起的右手一挥强调说：“不但希望池田首相如此，其他别人任总理，亦希望能继承阁下之政策与精神，是则非仅有利于中日两国，而且将有益于亚洲。日本之前途，实未可限量！”“总统战后对日本的恩德，永世难忘！”“战后自华遣反日军３００万，乃中国对日传统友好精神表现，亦吾人之理想。日本能得复兴，实由于阁下之政策与领导，今后问题之协调合作，亦多有赖于贤劳之规划和指导。阁下复兴日本之功，实高于明治维新时之伊藤博文，在历史上已留下不朽之业绩，本总统至为钦佩！"吉田茂听着蒋介石的吹捧之词，觉得矮小粗壮的身材仿佛膨胀起来，忙抱拳致谢道：“承蒙夸奖，实在不敢当！"蒋介石暗中骂声"娘希匹"，咳嗽一声把话题拉入正题道：“余认为由丰臣秀吉之侵略大陆政策以至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失败，日本实应有所警觉。中日两国应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如仅顾日本之经济发达，不顾及中国之复兴，不仅于日本无利，且甚危险。因之中日必须密切合作，共存共荣，然后方能谋求亚洲之安定，否则亚洲问题将永不得解决。“吉田茂听蒋介石绕了这么大弯子，说来说去还是要他支持反攻大陆，推行反华政策，暗自好笑，眯着眼，跷着腿，好像根本没听见对方讲了些什么。蒋介石心中窝火，又不便攻吉田茂，便声色俱厉指责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 吉田茂身为日本首相，曾访问过许多国家，像这样当面受申斥，还是头一次，但他为完成安抚任务，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连连说：“池田言词欠妥，希望今后不再有此种情形发生"，他见蒋介石仍余怒未息，就哈哈哈笑着以经济利诱手段安抚道：“在与台湾的经济合作问题上，日本可以提出优于对大陆的条件！"蒋介石怦然心动，经济引诱力量可谓大矣，但政治问题又马虎不得，便给张群递眼色驳斥。张群对蒋介石的微妙心理洞察明白，便板着面孔插话说：“池田此种行为欠妥，我们认为并非贸易，而是援助，故坚决反对，此乃一原则问题，并非条件优劣之争！"吉田茂不愿多做承诺，只微微点头，未发一言。 ２月２５日下午４时半，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与吉田茂举行第二次会谈，蒋介石以政治家姿态纵论世界形势，劝日本"转变对大陆的恐怖观念和平共存的幻想"，吉田仅"以充分了解与诚恳接受"敷衍搪塞。 ２６日上午，吉田向蒋介石辞行，他拍着胸脯保证：“日本以日台友好关系为外交之基本，希望今后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交换意见，密切合作。"吉田茂开完口头支票，就要起身告辞，蒋介石岂肯轻轻放过？忙把和张群密谋的套住吉田茂之计和盘托出。吉田茂离台前，与蒋介石制订出五项《中共对策要纲》。 蒋介石送走吉田茂，怕他不认帐，命张群把上述《中共对策要纲》和与蒋介石的三次谈话记录寄往东京，请吉田茂核查并见复。１９６４年４月４日，吉田茂给国民党秘书长张群回信一封，表示他对会谈记录和要纲毫无异议；５月３０日，吉田茂又给张群修书一封，说他保证今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不再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吉田信件》，曾在日本和台湾报刊上大事宣传。蒋介石多次宣称，吉田信件是日蒋和约的"补充文件"。这个密件后来被《产经新闻》记者全文披露，又掀起了轩然大波。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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