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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


  —-战前,日本对外侵略、君临亚
  洲、称霸世界的指导思想是大和民族优
  秀论。今天,这一思想又以新民族主义
  的形式再现于日本社会思潮之中。其核
  心是: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民族,那么对其他民族来说,就理所当
  然地处于领导地位。
  日本右翼分子首先宣传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为日本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右翼文人、学者竭尽全力宣传,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是由于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5世纪统一日本时期,其大脑构造就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品质、语言甚至头脑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因此,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
  右翼理论家则更是为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大造理论根据,他们通过报纸、书刊、广播电台不断发表大量文章,争相论述大和民族的特性。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京都市立艺大学校长、日本学研究所长梅原猛教授。他和他的同事被称为京都派。他们继承战前哲学家西田和文化历史学家高山等的学说,在"战后政治总决算”“争做政治大国"思想指引下,创造了"独特的京都派新民族主义理论",即日本民族紧紧地围绕在神圣天皇的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民族政体的实体,个人只是仁爱天皇意志的延续,因而有着自发的社会和谐意识以及同大自然进行交往的意识。
  日本许多高级官员对梅原猛等京都派的理论都大加吹捧。中曾根对日本学研究所和梅原猛的学说"怀有强烈的感情",并且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说来,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相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
  这类论调,在日本日益泛滥。如1986年11月号《MIME》杂志居然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说"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说"犹太人是万恶之源",因而"使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等都有劣等倾向性"。对此,意大利、美国等国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向日本提出抗议。意大利政治家、学者蒂齐亚诺·台尔察尼在所著《日本人的自负与傲慢》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财富使日本人变得更狂妄,传统的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比以前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新民族主义者不仅蔑视欧洲人,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美国人。中曾根在多次讲话中公开流露出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方经济缺乏活力的轻蔑。他1986年9月在自民党年轻党员集会上说,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压低了总的教育水平,所以美国的智力水平低于日本。受其影响,日本作家马野修二更把美国贬得一文不值,说美国不过是一个由劣等的下层阶级的后裔组成的移民国家。其后,轻视美国的书籍如《美国信得过吗?》、《日美战争尚未结束》等纷纷出版。美国看到日本官方首脑和民间人士如此蔑视美国,朝野人士群情激愤,指责日本放纵民族沙文主义任意泛滥。
  对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许多日本人也有察觉。如新闻记者石塚正彦写道:“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根深蒂固。新获得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正诱使日本人要求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野村经济研究所一个专家则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合适位置。他说:“英国19世纪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并自封为领袖。美国人在20世纪也如法炮制。现在是日本设想出能反映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的时候了。"日本京都派的新民族主义理论,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学者伊恩·伯鲁马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梅原同四十年以前的西田一样,主张输出这样的思想:'一条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将从我们的历史精神中产生;天皇的方式必须于一切国家。'这些理论曾对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如东条英机将军之类有过很大的影响。"伊恩·伯鲁马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东京的靖国神社","使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指出,"关于大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人类学者、血统和土壤论信仰复兴运动分子和靖国神社参拜者,使人感到担心的,并不是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来说不多","这种不合理性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在于这种神秘主义能够导致在国内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其次,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右翼认为,大和民族既然是世界上的"最优秀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世界的出路要到东方文化中寻找,特别是要到日本文化中寻找。
  以梅原猛教授为首的京都学派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得出一种奇怪的结论:西方的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唯一的医治办法是“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即日本精神中寻找"。梅原把日本文化一直追溯到太古时期的绳文陶器文化,说这种文化始于1.2万年以前,"早在中国的文明改变日本的面貌以前",在诸如阿伊努人和冲绳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中既已存在。梅原说:“重新估价绳文化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对全人类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宣扬日本文化,文部省于1986年拨款2000万日元在京都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提供10亿日元的经费,供60位学者从事日本文化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在东京文部省大楼的七层楼上,一个由精选出的官员组成的小组正在梅原猛教授的领导下,研究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的计划。梅原猛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并传授给人类。……外国人必须能引用松尾芭蕉(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的话,就如我们能引述里尔克(德国作家)的话那样。"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角田忠信最近出版了一本在日本很畅销的书《日本人的大脑:特殊性与其遍性》,用彩色计算图片和图表论证说明,中国人、朝鲜人和所有东南亚人,都通过大脑的右半球接受元音,而唯有日本人既用大脑的左半球接受元音,也用它接受辅音,因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造就了日本人闻名世界的含而不露的语言风格,使日本文化比其他民族文化达到更高度的统一和和谐,更能表达声、色、情、思的细致差别。因此,他们竭力鼓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快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固有文化,设法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
  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添要一曾明确地谈到日本文化的作用。他在《宝石》月刊1990年1月号上发表的题为《90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中说:“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亚于明治维新或战败那样的重要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两大变化";"美苏将从和解发展到勾结,而日本将成为它们的新敌手。美国将抛弃日本。”“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并输出日本文化。"他认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此,在上述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在世界普及,成为人们所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这是90年代日本的重要课题。能否在今后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右翼鼓吹日本文化特殊论,是为了使日本文化发挥"称霸世界"的"特殊"作用。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东南亚舆论指出,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实际上和战前的"大和魂"是一路货色。战前的"大和魂"挑起了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今天的新民族主义思潮也会导致出现政治和军事大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驻东京记者卓南生,1989年2月在东京举行的"外国记者眼中的日本及日本报章"座谈会上,发表了引人重视的意见。他说:“对日本是否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亚洲各国都有同样的忧虑,相信美国最近也已发现问题不妙。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提倡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其实就是对战争不清算的路线。"关于过去的战争,"在我们看来,主要的责任固然应由日本的领导人承担,但日本国民也不等于就没有责任。日本人的意识是不是真的有了改变?由于有过去的惨痛经验,这是一个不仅是邻国,而且也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的问题,都担心日本走老路。"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认为,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90年代日本修改宪法的议论升温,日本右翼分子加快了修宪步伐。
  从国际上看,近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本宪法产生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影响。80年代末,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和平宪法得到日本国民的进一步肯定,但是1990年底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在战争中只出钱而不出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日本不出人也并非是其本意,恰巧是受到了宪法的制约。冷战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地区性冲突明显增多,维持和平活动在联合国的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秘书长和西方大国要求日本要与西方大国一样,不仅出钱,也要出人。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本向海外派兵,这显然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这使日本人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国际贡献与日本宪法的矛盾问题。
  从国内看,日本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增大,迫切要求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追求的重要而具体的政治目标。西方大国则把日本是否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当做是否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条件之一。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认为应该在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后追加第三款,其内容是:“根据第二款之规定,拥有维护和平活动的自卫队,接受邀请组建在联合国指挥下活动的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并不妨碍这个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活动。"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之下,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纷纷响应,自民党内修改宪法势力积极支持。当时的自民党最大派竹下派的实力人物小泽一郎率先表示赞同。1993年初,自民党前干事长梶山静六表示:应把修改宪法作为中、长期的课题加以研究。渡边美智雄前外相也赞成修改宪法。在野党的护宪阵营发生动摇,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社会党前委员长山花贞夫认为,修改宪法虽有大国主义之嫌,但在重视宪法为日本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点上,进行议论是有必要的。前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则强调,应首先讨论日本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如何生存,然后再讨论宪法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才有价值。民社党的态度与自民党相仿。支持革新势力的一些工会的领导人也敦促反对修改宪法的革新政党顺应时代潮流,投身到宪法议论中来。财界代表人物也纷纷就宪法问题表态。日本经济同友会1994年7月26日发表《争做新和平国家》的建议,提出讨论宪法,使"保持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和对国际和平、救援活动做贡献",以易为国内外理解的形式法制化。日本一些学者更是积极发表议论,在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议论这点上基本取得共识,连以拥护宪法而著称的宫泽喜一前首相也认为众多的人参加宪法议论是有必要的。
  从日本宪法颁布至今,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国民意识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日本护宪与改宪斗争的焦点是宪法第九条。截至90年代,主要围绕自卫队的存在是否违反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点,由于日本自卫队的发展壮大和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其符合宪法而名存实亡。90年代以来,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争论已转向日本能否在国际上运用军事力量及如何运用的问题。尽管如此,日本宪法仍像当初一样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反对修改日本宪法的力量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日本的"改宪论"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未能修改宪法,这体现了日本人民对和平的衷心希求。但是,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也在加紧制造舆论和声势,以在今后的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宪法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增强防卫力量有密切关系。由于日本人防卫观的变化,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承认。早在50至60年代,为了不让战争重演,在日本曾出现过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在远东增强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日本的北方四岛修建军事设施,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甚至直接出兵阿富汗,引起日本各界的警惕和关心,促使日本人的"防卫观"进一步发生变化,当时认为日本应增强防卫力量的人明显增加。
  社会舆论发生微妙变化。1981年《法律时报》就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问题进行舆论调查时,持否定态度的人为71%,持肯定态度的人为27%,反映出当时多数人认为自卫队不合法。但是,进入90年代,特别是海湾战争后,日本人观念发生重要变化。1991年3月同样调查结果表明,对自卫队持肯定态度者上升至61%,而持否定态度者降至22%。
  《读卖新闻》1994年3月19日、20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有关国民宪法意识的舆论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放弃战争,维护和平"和"天皇作为国家象征使人感到亲近"的各占42%,"基本人权受到尊重"的占30%,"过着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占26%,"拥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的占17%,但是"公正迅速的裁判"的仅占3%,"国民的意志在政治上得到反映"的占4%。"国民主权在政治上得到反映"之低,表明作为宪法支柱之一的国民主权没有受到重视,也表明国民对政治和选举的不信任感已经根深蒂固。"天皇令人感到亲切"是由于皇太子前一年成婚,使人们对皇室的关心和亲切感增加。在战争结束50年临近之际,日本国民的80%对宪法在战后到现在所起的作用给予正面评价,其中"高度评价“占22%,"一般评价"占59%,但是认为"修改宪法为好"的占79%。
  中曾根康弘前首相1994年组织完成的报告《日本的综合战略大纲》,将开展国民对宪法的议论列为面向21世纪推进国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提出要在内阁设立审议会,从各种角度重新评估宪法,并就宪法第九条提出"缺少有关联合国等集体安全的规定和同盟方面义务的规定,是否合适"等问题。
  1992年12月9日,读卖新闻社邀请各界名流创立的"读卖宪法问题调查会"(猪木正道任会长)第一次提出动议,提倡为使自卫队存在的意义明显化,纠正诸多有关宪法的混乱解释,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
  主张坚持宪法前言和第九条一款的和平主义宗旨,但认为就第九条第二款应该进行修改,以利积极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活动。关于修改宪法具体事项,争取在1996年宪法制定50周年之前提出对策方案,并在本世纪末得以实现。
  主要内容与具体目标是:
  (一)将修改宪法第九条作为重点。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规定:“为达到前款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多年来,宪法第九条遏制了日本的扩军,自民党几次提出修改宪法,均因在野党的反对而未果。报告强调,日本今后不应回避日本的军事力量参加国际协调,应积极参加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保障措施,并不失时机的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与之不相适应的内容。
  (二)为"海外派兵"合法化提出新论点。联合国维持和活动不与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是制定宪法时未能考虑的新事物,因此不能说其违反宪法;日本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有义务帮助受侵略的国家。
  (三)将"安全保障基本法"作为向修改宪法过渡的第一步。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拥有主权国家固有的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2)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与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安全保障条约,与条约缔结国采取共同的防卫行动,按该防卫条约进行,但是,这种行动仅限于在日本及该国受到紧急而不正当的侵害后,在联合国集体措施取得效果之前所采取的必要而最小限度的实力手段。(3)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4)自卫队可拥有用于日本防卫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其任务包括上述1-3的活动。(5)自卫队实行严格的文官统制。(6)日本在注意周边国家的军事平衡的基础上,在军控、裁军,特别是在废除核武器方面作贡献。(7)对日本进行经济合作对象国的军事预算、武器贸易、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拥有情况充分留意。
  宪法调查会提出修改宪法报告后,在日本各界引起很大反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宪法调查会强调PKO(联合国维和活动)与日本宪法不相抵触。PKO是在冲突当事者之间就解决纠纷成达协议之后,以联合国为主体来完成这些协议而进行的活动。这种冲突不是与日本的利益有关的国际冲突,也不是以行使武力和威吓为目的的。因此与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的内容完全不矛盾。
  该会强调,一部分人认为在PKO问题上,日本可以拥有用于自卫的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但是不能派往海外,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只要把自卫力量用于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便是理所应当的。PKO的重点是完成除军人以外的非常困难的军事活动,日本即便不是为了自卫,只要是为了世界和平就是无可厚非的。该会强调,PKO产生在日本宪法之后,因此宪法第九条未能涉到不足为奇,既然如此,说参加PKO是违反宪法自然不能成立。
  1993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又成立了"宪法问题研究会",在对上述建议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后,于1994年11月3日发表了"修改宪法草案"。该草案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宪法承认天皇在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性质:承认日本可以拥有自卫力量(军队);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队员等,同时也加了某种限定。其意在为修宪进一步造舆论。
  海湾战争爆发后,为日本当局向海外派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向海部首相提出,希望日本派遣扫雷艇参加多国部队的行动。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日本政府除向多国部队提供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外,还于当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打算以此为依据向海湾地区派遣自卫队和舰艇,但在国内外的反对声中该法案一度搁浅。海湾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出钱不出人的作法强烈不满,使日本政府的面子受到伤害。1991年4月24日,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令形式决定向海湾派遣扫雷艇,协助多国部队作业。此后,日本又于1992年6月5日和15日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0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以自卫队员的身份,携带武器装备,以部队的形式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且在人身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用武器进行自卫。一旦日本因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而与其他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便有可能与日本宪法相抵触。
  PKO法案以立法的形式在国会通过,是日本一个时期以来的大国主义思潮的反映。随着自卫队正式派往海外,必然引起日本战后宪法体制、安全保障及防卫政策的变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表明日本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目前已经跨入世界军费大国的行列。据报道,日本自卫队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已准备购买具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大型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日本陆上、海上自卫队决定从1992年7月开始在民用通讯卫星上搭载军用通讯器材,以确保军事通讯线路的畅通。日本战后成为经济大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平宪法的保障。近年来,日本一些政治家强调向政治大国迈进,日本的鹰派势力更提出“国际安全体制新概念",认为对国际安全履行义务不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主张把自卫队作为联合国机动部队使用。日本舆论认为,向海外派兵合法化必将架空日本宪法,从而导致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路线发生根本变化,使战后和平宪法名存实亡。
  现阶段,日本国内围绕护宪和改宪的斗争仍将继续,并可能成为今后日本政党分化组合的一个斗争焦点。日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最高法规,要对其修改,需要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宪法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1955年以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虽然一直主张修改宪法,但始终未能如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举很难获得国会2/3以上的赞成。一则自民党难以占国会议席的2/3,二则社会党及日共等坚决反对改宪。1994年6月,村山作为社会党领袖,战后以来首次出任首相,此时社会党政策虽作出重大修改,但在护宪这一原则问题上仍未让步。与社会党一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也不像从前那样强烈要求改宪,而是首先考虑维护联合政权的稳定,以免因改宪问题引起自民党与社会党的分裂,加之社会党已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部分满足了自民党的需要。否则,只要社会党和自民党一致同意改宪,是很容易在国会内获得2/3以上多数赞成的。1995年是日本政界重新分化改组之年。自90年代以来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各路小党与公明党等合并为的新进党,有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日本修改宪法的主要势力。而以社会党为基础形成的"民主自由势力"或新的政党,则可能与日本共产党等继续坚持护宪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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