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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助长了军 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气焰！ 令人注目的是二次大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或受其影响的人，以总结日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教训为名，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开脱罪责，洗刷罪行。 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秦郁彦所著《日中战争史》，山冈贞次郎所著《中国事变--它被隐秘的史实》等，都把发动"七七事变"的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一会儿胡说是"二十九军所为"，一会儿胡说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挑起，一会儿又竟称是中国共产党煽动。 这些带主观偏见的主观猜测即"中方说"被铁的事实粉碎、驳倒后，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日方说"，即卢沟桥事变出自侵略中国的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或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的个人阴谋"，但自己也觉没有多大说服力，又做了自我否定：“到目前为止，虽列出了两三个日本人的名字，但都没有逃脱推论的范围，与现地有关的人员都几乎否定它。"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影响，日本一些学者和旧军人撰写的有关二战的著作，如今井武夫等著的《日本军队的研究》、森村俊夫编写的《败者的战争教训》、《指挥者的战争教训》，奥宫正武的《如何正确理解太平洋战争》等书，都不提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单纯地从军事方面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从事研究，由于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大框框的限制，处心积虑地掩盖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本性质，掩盖侵略战争的社会根源，为日本侵略军队犯下的滔天罪行辩解，为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日本侵略军的将领唱赞歌，从总的倾向上是不可取的。今井武夫曾任日本侵华部队总参谋长，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国家及英美反法西斯人民的鲜血，对所犯罪行不去认账，就更谈不上有发言的资格了。至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１０２卷本的巨著《战史丛书》，作者大都是当时日本侵略军队的作战参谋，理应借此机会良心发现，虔诚地向中国和被他们侵略的国家及人民真诚道歉，低头赔罪，但却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仍然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成篇成章地介绍战争指导和战争概况，就失却了起码的公正立场，只为侵略战争唱赞歌了。 还有些日本学者对旧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特别感到有兴趣，津津有味地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 左立平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述评》一文中，对歌颂天皇宫庭集团的战争责任观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辩解史观做述评之后，对此问题有精辟论述：旧日本海军从明治维新以来，同旧日本陆军一直存在着矛盾。围绕着"陆主海从"，还是“陆海并重"的问题，他们之间争吵了８０余年，但这种矛盾是在向外侵略扩张的根本国策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他们的矛盾只限于各自在武装力量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具体作战指导上，并不影响他们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外侵略的工具。可是，战后日本理论界却把海陆军之间的矛盾作为推卸海军战争责任的借口，一味强调旧日本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美化旧日本海军，否定其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宫野澄的《最后的海军上将--井上成美》、生出寿的《反战大将--井上成美》、阿以弘之的《井上成美》、市冈扬一郎的《短视的研究--推动日本前进的海军精英》、中川靖造的《海军技术研究所--电子学王国的先驱者》等。在这些作者的笔下，旧日本海军将领已不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而成了和平主义的使者，成了日本科技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其中《山本五十六》是美化旧日本海军的一部艺术代表作，该书突出和深化海军是和平主义者的这种战争责任观的主题。曾经竭力主张集中全力侵略中国，后来又成为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发动者的山本五十六，居然被美化成一个虽然明知对美战争最后没有胜利希望却英勇地服从国家决定、鞠躬尽瘁的悲剧英雄。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所赞颂的井上成美，确实反对过旧日本陆军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和贸然对英美开战，但他力主对中国实施战略轰炸。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３年７月，井上成美参与推行的对中国的战略轰炸政策，夺去３３．５９万中国人的生命，此外还有４３万人被炸伤。（《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５页）仅１９４１年３月３日日军对重庆空袭造成的一次“大隧道惨案"，就死亡１．２万名片民。可见，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的实质，仍是否定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和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 此外，为了医治日本现代企业的僵化体制的弊端，日本又出现了海军经营管理论。这一理论是"要改变观点，把大东亚战争中各次作战的失败看作是作为组织的日本军的失败，并把它作为现代应当汲取的教训或反面教员加以利用"（户部良一：《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钻石社１９８３版）。就是说，它要从旧日本陆海军的"失败"中找出组织科学方面的教训，并且积极地将它应用到现代企业经营中。主要代表著作有：集体编写的《海军武器管理研究》、户部良一的《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堺屋太一等的《联合舰队的挫折--日本型组织的局限性再考》、村上薰的《今天从太平洋战争史实中学习什么？》等。 这种理论没有对日本的近代化方式和天皇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剖析，只是把海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人的管理--'教育'和‘人事'的失败"（吉田俊雄：《海军式人才管理学》讲谈社１９８７版）。 他认为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影响下的日本社会暗流特别值得重视。 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助长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气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令遭受过日本侵略战争创伤的国家与人民关注和担忧的现象。例如：１９５０年９月，日本把歌颂天皇的《君之代》当作国歌唱起来；复活国家神道，强制人民为伊势神宫捐款；１９５１年１０月，首相吉田茂借靖国神社秋季大祭之时，竟以"个人"身份去参拜战犯的亡灵；８０年代，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曾去参拜靖国神社；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下令将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这场战争性质的内容全部删去；日本军费突破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大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６０％。战后出生者急速增大表明，具有直接战争经验，饱受这场战争之苦的一代人，不得不被"纯战后派"所取代。后者由于对这场战争缺乏亲身感受，在发达的现代经济刺激下，表现出更强烈的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欲望；其中极端者，则成为日本极右势力的基本成员。这部分人对战争责任比较淡漠，认为"这场战争已失去了时效，如果日本人总是拘泥于战争责任，这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亚洲来说也没有好处。"（长欲川庆郎：《再见吧，亚洲！"》文艺春秋社１９８６年版）进入９０年代后，日本做出了战后以来内政外交的两个重大突破性决策：一是出巨资支持多国部队的海湾战争，二是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决定向海外派兵。这些举措虽同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有本质区别，但是日本淡化战争责任，开始试图恢复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地位的轨迹，却初露端倪。 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一事，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韩国深感忧虑和担心，各报共同的论点是，这个法案为日本向海外派兵开辟了道路；它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个转折点；也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表示：“最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也强调指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妥。”（《参考消息》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１日）。由于日本是一个有侵略"前科"的国家，人们对它的某些言行表示关注与忧虑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当然，承认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人们之所以强调战争的责任不容推卸，战争的历史不容篡改，目的不是为了让发动战争的国家与人民，背上父辈们的包袱，时时有"罪错感"，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刻剖析上一代人发动战争的历史根源，总结战争教训，从根本上清除一切不利于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思潮，为人类与社会的进步事业做出一个战败国家应做的贡献。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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