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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终于站出来 讲话，遂使《田中奏折》真相大白于天 下，但日本当局和某些学者仍矢口否认。 被世人喻为靠打嘴巴练出来的"武士 道"精神，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当属 自然，而美国出于战后冷战政策需要，以"真伪莫辨"为由，也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 《田中奏折》一出日本皇宫，就在中国和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桩公案，７０多年欲罢不能，至今仍争论不休。 首先接到《田中奏折》抄件的自然是中国卓越外交家王家桢。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的一天，王家桢正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突然，豆腐西施彭汉贞像一只花蝴蝶，随一阵风飞到王家桢面前，扭动着杨柳蛇腰，嗲声嗲气地嚷道：“王处长，真是个大忙人，在忙什么呀？"王家桢对这个亲日派非常反感，特别对她在田中义一和杨宇霆之间穿针引线极不为不满。他知道，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张学良一答应向床次竹二郎提供５０-１００万日元竞选经费，彭汉贞获悉后就马上报告了杨宇霆，又帮助杨宇霆和田中义一重温旧情。杨宇霆对他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军校教官、现任日本首相崇拜得五体投地，田中义一对他的昔日学生备加欣赏，两人遂暗中联系频繁。田中义一见张学良不听他摆布，便暗中通过彭汉贞策动杨宇霆干掉张学良并取而代之，后来张学良发现了杨宇霆的阴谋而果断地将他杀掉。 王家桢想起这段往事，心不在焉地敷衍道：“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外交秘书办公室能干什么大事？一方面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工作，一方面翻译有关资料，对日本问题做些研究！哪像你彭二小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哪！”“得得得！谁不知道你王家桢才智非凡，能力超群，是张总司令手下的大红人！昨天林久治郎总领事还亲自在我面前夸你呢！”“他夸我什么？"王家桢闻此一愣，稍有警惕，举起手中的毛笔问道。 彭汉贞见她的话引起王家桢的极大兴趣，忙凑到前面夸夸其谈：“林久治郎总领事对我说，他从最近与张总司令的交涉中感到，汉卿似乎非常了解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对林久治郎的激烈言辞也不肯多言，只是用淡淡的苦笑和温和的话语同日本人周旋。林久治郎对此很感纳闷，后来才发现了这一奥秘所在！”“他发现了什么奥秘？”“奥秘就在你大名鼎鼎的王家桢身上！”“此话怎讲？”“林久治郎发现汉卿为研究日本政情下了很大本钱。发现他派出不少下属到日本搜集情报，自己也尽量多同日本人接触。林久治郎说汉卿身边的秘书人员中有很多人才，你王家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是日本庆应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日本政界情况！”“彭二小姐过奖了！”“不，林总领事夸你能熟练地阅读日本报刊，善于从日本的外事消息中研究日本政情，甚至能揣度哪些消息是外务省亚洲局发出的，哪些出自日本情报部门！你经常向张总司令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使张总司令对日本政治局势做出准确判断。……"王家桢见彭汉贞那副轻狂神态，早就腻歪透了，皱着眉打断她的话道：“今天彭二小姐屈驾前来，有何贵干？”“哈哈，王家桢果然料事如神，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本姑娘要做大媒，给你提一桩亲事！”“别开玩笑了，谁能看上我这个穷小子？”“不，她与你一见钟情，说你仪表堂堂，气概非凡，学贯中西，人才难得！”“噢？她倒抬举我了！她是谁？”“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对，中国名字叫金璧辉！你们前几天在北京六国饭店一见面，她就看上你了！她是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又是川岛浪速的养女，对你这个日本通是再合适不过了！”“去，告诉她：我王家桢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找那种风骚女人！”“王处长，你听我说。……”“我公事多着呢？恕不奉陪了！” 王家桢没好气地说完，就埋头处理公务，不理睬彭汉贞了！ 彭汉贞被"晾"在一旁失了面子，撅着小嘴嘟囔道：“你有眼不识金香玉，给你介绍如花似玉的美人，你不要，这个宝贝要不要？"王家桢抬头一看，见彭汉贞手里拿着一封信，挑逗性地向他摇摆：“哈哈，东京来信！川岛芳子这个假日本姑娘你不要，原来有真的日本花姑娘在勾引你，哈哈！"王家桢估计是蔡智堪来信，可能有重要事情，忙站起接过信，好言好语打发走彭汉贞，拿起剪刀打开信一看，果然是蔡智堪的来信：王家桢先生：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只能分批寄来。 此致 敬礼 蔡智堪６月２５日 王家桢刚看完蔡智堪的来信，收发室老张头送来两个邮件。王家桢见是东京邮件，想起彭汉贞借机利用信件的事，忙吩咐道：“张大爷，凡是我的信和邮件，今后谁都不准拿，请你亲自带给我！"老张头走后，王家桢迅速打开一个邮件，见有十几页信纸，拿起一看，见是铅笔抄写的文件，日文字母潦草难认，但其中一段话却使王家桢触目惊心：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频而步我后尘，得寸进尺之势而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进行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许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王家桢看到这里大吃一惊，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寻常文件，是在讲日本当局入侵东三省和内外蒙古的谋略，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新大陆！忙接着往下看，下面的话更使王家桢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遥此种难关如非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既不能坚固，国力自难发展矣！ “啊？这是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太重要了！"王家桢看完第一包邮件的十几页文件，急忙打开第二包邮件，"田中密折"四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字，立刻引起他的警觉，便悄悄看完，将文件存入保险柜中。 其后陆续收到蔡智堪的邮件，到１９２９年９月传来田中义一下台并很快死于他所宠幸的艺妓之怀时，王家桢已收到了蔡智堪寄来的《田中奏折》的全部日文抄稿。 于是，王家桢将抄稿交给外交秘书办公室人员分段译出，然后再将意思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加以添补改正，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时，已经是１９２９年的秋天了。 沐浴着初秋凉爽的金风，王家桢手拿翻译成中文的《田中奏折》，兴冲冲来到设在大帅府的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总司令办公室报告：“汉卿，这是蔡智堪通过牧野伸显的妻弟山下勇，潜入日本皇宫御文库抄来的珍本，我已反复校阅，可以肯定是日本推行侵化政策的总方针，"王家桢说到这里，走上前去，伸手把桌上的文件翻过几页，"我们把蒙古图什业图王爷抓来审问，便可做一个有力的验证！"张学良未置可否，低头看王家桢手指的《田中奏折》的这一部分：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满蒙既为旧王公所有，日本将来之进出，必须以旧王公为对手，方可以扶持气势力。依福岛开东长官之长女，因献身于皇国旗见，以金枝玉叶之质而就未开化民族之困什业图王府为顾问。加之图什业图王之妃乃肃亲王之侄女，因此关系，图什业图王府与日本颇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护而笼络之。在内外蒙古各王府等处，无不以诚意尊我敬我。现在图什业图王府内之日本退伍军人，共有１９人在矣。 张学良神情转趋严肃，大声传令：“谭海，你和警务处人员马上出发，迅即把图什业图王爷缉拿归案！"副官谭海领命转身要走，王家桢忙上前吩咐：“先给当地驻军打电话，将图什业图王爷就地缉捕，速送沈阳！"谭海走后，张学良又把《田中奏折》拿在手中，继续持下去：而向王府收买土地及羊毛特买权或矿权，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权矣。此外继续分派多数退伍军人密入其地，命其常穿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该王府管内。实行垦植畜牧羊毛买收等权。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对图什业图王府方法而进入，到处安置我国退伍军人，以便操纵其旧王公。……待时期一到，则内外蒙古均为我有。 张学良看到这里，拍着桌子气愤地说： “小日本胃口真大，不仅想霸占我东三省，对内外蒙古也早有侵占的狼子野心了，真是可恨！"王家桢频频点头：“汉卿，更可恨的还在后头呢！"张学良听了，更急切地看下去：因乘其领土权未甚明了之时，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之时，日本预先密植势力于其地，如其内外蒙古之土地多数被我买存之时，斯时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欤，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欤？使之无可辩白，日本借国力以扶持我国主权而实行我积极政策也。日本对于蒙古之施为，因欲实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期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１００万元以内，急派官佐４００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来其地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张学良刚刚看完《田中奏折》中有关侵略内外蒙古部分，就见副官谭海兴冲冲引警务处长高纪毅进来报告说：“张总司令，高处长把图什业图王爷抓来了！”“高处长真是年轻能干，手到擒来！"张学良欣喜地连声夸奖。 高纪毅连连摆手道：“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警务处早就发现图什业图王爷和日本人行动可疑，就派人把这个王爷抓了起来，正好谭副官来传达总司令的命令，我们。……”“好，这个蒙古王爷现在哪里？”“已押在老虎厅外听候处置！““速速押来见我！"不一会儿，谭海和高纪毅把图什业图王爷带到。这个蒙古王爷身穿绛紫色团花锦袍，外套黑缎马褂，一到老虎厅，早吓得魂飞天外，只单腿一蹲，行了个蒙古流行的屈膝礼，就一下瘫倒在地。张学良怒目呵斥道：“你叫什么名字？”“叶喜海顺！”“你和金璧辉，也就是川岛芳子，是什么关系？”“我是金璧辉的姑父！”“你和日本人是怎样勾搭上的？”“川岛浪速打着继承清朝肃亲王遗志的旗号，宣扬佛教是日本和蒙古文化、宗教的共同纽带，仍用前些年建立的名叫'汗山所'的秘密团体的名义活动！”“要搞什么名堂？”“川岛浪速说要帮我们建立一个满、蒙联合的国家，在日本人的监护下，由我出任国家元首，起码让我当兴安北省省长！”“你有哪些卖国行动？”“我。……我同日本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日本派出农业顾问并提供粮食，从我的王府收买羊毛和矿产品，我给日本人行政监督权和通商特别优惠权。我让人开垦水田为日本人种植水稻，发展牧场向日本提供军马！”“还有什么？”“日本人还经朝鲜向满洲和蒙古运送军火！"王家桢见这家伙如此无耻地出卖国家利益。气得满脸通红，从桌子上拿起《田中奏折》，厉声训斥说：“日本人早把你的叛国罪行写入了《田中奏折》之中：'其土地所有权先用十把一束之贱价而买定之，然后将可垦为水田者种植食米，以济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垦为水田者盛设牧场，养殖军马及牛畜，以充我军用及食用。剩余之额制造罐头食品运贩欧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日本人已写得明明白白，你还有何话可说？"图什业图王爷叶喜海顺吓得爬在地上磕头不止：“本王爷被日本人所迫，身不由己，请张总司令饶命！"张学良将桌子一拍，厉声喝问：“要想活命，就老老实实回答：你的王府里窝藏了多少日本人？”“１９个！““那１９人是日本军官，还有什么人？”“再没有了！”“他不老实交代，拉出去枪毙！"张学良一声令下，谭海和高纪毅上前，架起叶喜海顺就走。这个蒙古王爷吓得屁滚尿流，哭着哀求：“我该死！最后又来了４００多个日本人！"王家桢冷笑一声，拿起《田中奏折》说：“《田中奏折》上写得明明白白：'日本对于蒙古之施为，因欲实行如上之政策，将从本年度起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１００万元以内，急派官佐４００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图什业图王爷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小日本真不是东西，把我们干的事全写出来了！”“这就是卖国贼的可耻下场！"张学良庄重警告，"叶喜海顺，你要想活命，就带警察捉拿日本人归案！短一个，唯你是问！”“小王不敢再拿生命开玩笑，一定带罪立功！"警务处长高纪毅把图什业图王爷押走后，张学良仍余怒未息，王家桢趁机献策道：“汉卿，《田中奏折》是关系祖国命运的秘密文件，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方针大计。除政治部分外，关于满蒙经济的策划很值得我们参考，特别是日本对于东北管辖下的盟旗所联系的王公名人与采取行动的具体方针，都有较详尽的记载！”“对，这个文件非同小可，你有何高见？““建议将它作为机密文件印刷，只发给东北政治上的负责官员，让他们了解日本人的阴谋，作为采取对策时的参考！"张学良沉思良久，深感日本军阀霸占东三省进而灭亡中国的野心极其嚣张，觉得日本侵略者就像卧在他睡榻之旁的恶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张口咬人；又如安置在他身旁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何时突然爆炸，于是毅然下定决心说：“《田中奏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形势因而严峻而又急迫！为提醒本部官兵对日本军阀亡我华夏的认识，让他们认清日本的国策和战略方针，你马上到官银钱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２００本，发给东北官员并呈送南京国民政府！"《田中奏折》经王家桢主持翻译、张学良批准印刷后，１９２９年末几乎同时在南京、北京披露于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日本为解决发动大规模侵华侵苏战争的军事运输问题，反复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兼吉林督军顾问林大八，催逼张学良批准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铁路。 张学良便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和该署第二科长罗靖寰赴南京请示。 钟、罗临行前，张学良把印好的《田中奏折》交给罗靖寰，精心将文件缝在罗的西服背心内，秘密带到南京，交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张学良还指示北宁铁路局，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准备向国外散发。 中国外交部对《田中奏折》非常重视，认为可以在适当时机，以非政府立场予以公布，揭露并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恰在此时，"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日本代表、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利用东道国地位，在１１月４日讨论"满洲问题"的大会上放厥辞：“日本在满洲所处之地位，类乎英国之在印度，美国之在海地！"出席"泛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徐淑希、余日章对此义愤填膺，在会议休息时秘密商议，以突然公布《田中奏折》的方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谁知竟被暗中监视的日本特工人员侦知，马上报告了有田八郎。 有田八郎闻报吓了一跳，立即向日本外务省请示处置办法，回来后就主动打上门去手举早准备好的长期文章与中国代表辩论，攻击中国代表所说的《田中奏折》纯属伪造，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中国方面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当事人是谁？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中国代表因未得到公布《田中奏折》的指示，觉得在日本不便公开起来源和途径，更不好涉及当事人，只公布了该文件的主要内容。 有田八郎抓住中国代表不敢公布《田中奏折》全文的弱点，利用控制舆论的有力地位，大肆宣传《田中奏折》是中国的伪造，日本根本不存在这个文件！ 余日章回国后，１１月１９日在上海报告参加"泛太平洋会议"的经过，特别提到日本代表《田中奏折》真实性的攻击。 一位爱国将军听了非常气愤，便把他手中的一份《田中奏折》捅给了南京《时事月报》，该报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初全文刊出，这是《田中奏折》在中国首次正式披露！ 几乎与此同时，纪清漪女士在北京也将《田中奏折》公诸于世。 纪清漪是清朝《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的直系七世孙女。 她虽出生在河北献县，但却在东北长大，自幼目睹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种种罪行，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她１９２５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即留北京大学主编《新东北》半月刊，并利用《华北日报》副刊成员身份，频频著文宣传爱国思想。 一天傍晚，纪清漪到《华北日报》送稿。见编辑部人员都已下班，只有总编安怀音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看一个文件。 纪清漪和他一打招呼，安怀音就指着手中文件气愤地说：“多令人气愤！这是日本要征服全中国、全世界的计划。 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应当看看，也应当知道！"纪清漪接过文件刚要浏览，安怀音马上补充说：“对不起，这是内部密件，不能拿走，只能在这儿看一看！”纪清漪见安怀音讲得如此郑重其事，忙低头翻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需要仔细研究，不顾对方刚才的认真说明，直率地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拿回去看一看，明天７点钟以前保证送回来！"安怀音犹豫半天，才同意借一晚上，临走再三叮嘱说：“这是密件，不能给第三人看见！"纪清漪回到北大宿舍，立刻把志同道合的岑日初、马醲馨、余耀华等人找来，分头连夜抄写了一份，第二天７点钟准时把文件交还了安怀音。纪清漪回来和朋友分手时，约定每人各写一篇序言，讲明此事之目的和经过。 第二天，纪清漪与朋友们仔细商议，都同意将文件印成书广为散发，以惊醒国人，奋起救国。只是觉得对不平安怀音，纪清漪说：“为了国家，也顾不得个人恩怨了，不过要在书上向他致歉！"于是，她提起笔在扉页上写道：首先，我要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是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者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如果你的血还在流，你就应该把这个小册子一字一句地读完。你就应该想一想：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纪清漪意犹未尽，又在她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材料本是极秘密的，我们从朋友处间接得来。先是Ｍ君得自日本，节译出来，自己把它印成一种本子，送给他的几个至好的朋友，封七上写着：“极秘，因某种关系，不必公开发表。"后来经过几度转折，到了我的手里，于是我和那位供给我这本书的朋友计划把它重印出几千份，分赠国人。 在Ｍ君的原序里说：“本报告不论何人，皆不能抄录持出，因交情关系，故特许之，请阅者切勿将此报告由任何方面抄出，而公表于世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纪清漪接着把她的长期序文读给朋友们听，最后，更动情地读道：我们读完这本书，应该知道日本的侵略东北，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千辛万苦也要达到的。中国当局、民众应该醒觉了，利刃当头，还在瞌睡吗？ 众人听了连连称赞，纪清漪却喟然长叹：“本人空有报国之志，但没有这笔印刷经费，怎不难煞人也！"岑日初手抚银须笑道：“这有何难，这点儿钱老夫全包了！ 我在本人写的序言中已表明了决心！"于是掏出他写的序言读道：其老矣，海外归来，愧无补于国家，但爱国心长，与日俱进。用敢不揣绵薄，量力斥资，将此密折，付诸铅椠，公布于世，俾咸知日本谋灭中国之毒计有如是者，群起而拯救之。庶乎吾辈之子若孙，不致沦为亡国之奴，吾亦何敢吝此区区之印刷费哉？ 余耀华听了大笑不止，众人忙问其故。余耀华笑道：“我看咱们四人之中，只有岑君能拿得起这笔钱，我相信他有一颗赤诚爱国之心，肯定会慷慨解囊，因此早准备好了褒奖他的序文，诸位请看！"马醲馨抢过读道：岑君日初，字福元，余挚友也，热心爱国，故对于社会公益事，靡不慷慨捐输，助成美举，而报效于党国者尤巨。迩来因日人谋我，得寸进尺，愈益凶狠，乃奋然而兴，语于余曰：“日人之举动，无非秉承明治皇帝所遗之'满蒙积极政策'以进行，倘吾国民众不急起而谋所以应付之，则吾国必终为日本所亡，吾之子孙，必沦为日人之奴隶！吾纵有财产，将亦有何颜面以享受之乎。……"余敬岑君之能自爱其国，而有慨乎近代富人，不独不爱其国，甚或利所私而害及其国，亦不之恤，故乐为述其颠末，以视岑君，当亦有愧色矣。 岑日初听了，摆手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但不知老马有何高论？"马醲馨掏出自己的序文，郑重地说：“我想指出我们刊出《田中奏折》的重大意义，不知提法如何，请诸位指教！"岑日初伸手拿过来读道：今何幸田中之密折竟为我国人所探得。同时复有热心爱国之士，出力以翻译之，捐资以印刷之，分赠国人，俾咸知日本亡我中国，设计至毒，若不急起以防御之，将终不免为高丽、台湾之续也。岂不哀哉！则是书之刊行，谓关于中国之存亡之巨，亦无不可，幸我四万万同胞注意及之。 于是，纪清漪在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把抄来的《田中奏折》送到北京和平里新华印刷厂印了５０００份，分头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和记得起来的机关、团体、学校、图书馆，还特别在书背后封七上写道：阅毕之后，请转别人。 日人毒计，全国周知。 利刃当头，群起拯之。 就这样，《田中奏折》震惊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 “九·一八"事变后，我爱国志士通过种种关系，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底在日本东京的《中央公论》和《中外商业》上，登出了令人注目的消息：在由关系机关提供给政府之文件中，有田中内阁时代满蒙积极政策秘密上奏文，其中一节内记有：在满蒙之韩人，倘加至２５０万人以上，则一旦有事之际，可以韩人为原子，而作军事行动，借取缔之名义，而援助其行动。 日本当局大吃一惊，做梦也未想到在对日本出版物严格检查的情况下，竟有两家有很影响的报刊把承认有《田中奏折》存在的文章登了出来！日本最高当局气急败坏，下令严格新闻检查，并出动警察、宪兵阻止《田中奏折》和有关出版物进口，禁止其在日本传播。若发现传播上述报刊者，一律按危险的"思想犯"论处。日本当局很快从攻占沈阳所获文件中获悉，床次竹二郎和蔡智堪有牵连，便开动宣传机器，骂床次为卖国贼，将蔡智堪逮捕入狱，２００万美元的财产被全部没收。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第六十五届理事会，中国代表颜惠庆就《田中奏折》问题向大会提出控告：自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日本侵略态度稍见减缓。 顾自１９２８年田中男爵重握政权以来，日本又进行其不惜代价惟求得到之积极政策。此项政策，详备说明于一种公文之中，即报纸所载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田中上呈日皇之奏章是也。《田中奏章》之真伪，曾有辩论，然自其披露后发生之事故，与该奏章所载之次第计划，若合符节，故不能不以该奏章为日本对华真正之具体表现也。兹录该奏章一段如下：“九国条约削减日本在满蒙权利特权之处，致使日本毫无自由。日本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采取铁血政策，则不能解除其在东亚之困难。……若日本欲管理中国，必先击碎美国。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各国与南洋各国，必惧而降服。然后世界各国乃晓然于东亚之属日本，不敢侵犯日本之权利矣。此为明治天皇之遗谋，其成功也，日本之生存系焉。"此次日本轰毁上海闸北吴淞及邻近村落，显示所谓铁血政策者，必以名实相符出之也。 出席国际联盟理事会大会的日本代表松冈洋佑早有准备，鼓动如簧之舌，矢口否认存在《田中奏折》，说该奏章是中国捏造的产物，说起"语气与格式不对"，“将田中访问菲律宾误为该问欧美"，"把已经去世的山县有朋等重臣仍写为健在"，“所提蒙古王爷之事并不存在"等等。 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日双方唇枪舌剑，争论激烈，《田中奏折》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间的热门话题。 对当时的情景，当事人、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称：日本新任代表松冈洋佑又代表日方发言。据我回忆，他的确是个对手。他以政治敏锐、能言善辩和主张日本对华采取不妥协政策而闻名。他夸夸其谈，在为日本的不妥协立场辩护时，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 我在下午的会议上为中国辩护，以一个半小时发言进行还击。……我详细申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强调这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国联会议一直延续多日，其中心是松冈洋佑与我不断的辩论。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针锋相对地提问道：“一个岛国，怎么能有与其国力不相符合的野心呢？"对此，中国代表颜惠庆并不慌张，因为他已早有准备，请王家桢起草好了发言稿，因而当即回答道：“当您去马戏团或戏院观赏时，有人在入口处交给您一张节目单，上面印的节目是意大利的欧贝拉（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舞、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您看了这张节目单，一定颇疑惑，不相信这个节目单是真的。您或许会觉得这样一个小戏院，怎能演出这样的大节目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节目，那么，你对节目单上以后的节目，还有怀疑的余地吗？"颜惠庆巧妙而形象地把《田中奏折》比作节目单，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喻为第一个节目，博得了在场记者和各国代表的热烈掌声！这是中国代表首次在国际会议上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立即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 张学良得此消息深受鼓舞，为报国耻家仇，他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身分下达命令，大量印发《田中奏折》的中文和英文译本，分发所属各部官兵和有关方面，提高东北军将士的抗日热情，随时准备打回老家去，但蒋介石一味执行不抵抗政策，害怕传播《田中奏折》触怒日本侵略者，得知上述情况后马上来电严令禁止散发《田中奏折》，胡说"万不可为宣传而予日方以口实"。张学良无奈，只好忍痛把已经印好的《田中奏折》付之一炬。 其后，日本帝国主义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华步骤，于１９３７年７月发动"七·七事变"，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应日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的邀请，日本军部同意把川岛芳子派到天津从事汉奸特务活动。行前，日本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土肥贤二把川岛芳子请到陆军省，白山义则交代任务时特别叮嘱道：“芳子，我认为你去的正是时候。现在，'满洲国'已渐渐趋于稳定。按照田中义一奏折制定的计划，下一个战略进攻要点，当然是中国的华北了。你知道，现在大日本皇军已突破了中国长城各口，我们大日本必须趁着英美无暇顾及，蒋介石又热衷于剿共的有利空隙，像插进一块肥肉的尖刀那样，大大地楔进我们的军队。天津是我们帝国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桥头堡，又是中国的重要港口和海上门户，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天津口岸的大沽口打进去的。天津又住着中国朝野的许多官吏、富贾和军阀。这些人多年来操纵着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命脉，特别是日本在这座城市里还拥有一块租界地，作为凭依，是可以干出许多大事的！芳子，多田将军既然叫你去协助他，我相信你到那里一定会如鱼得水，大有作为的！ 希望你好好干吧！” 于是，川岛芳子带着土肥原贤二的介绍信，偕其"夫人"仙鹤子来到天津，创建起东兴楼，与三野公馆勾结起来，死心塌地为贯彻《田中奏折》而效犬马之劳！ 由于日本侵华步骤与《田中奏折》极为合拍，国际舆论对《田中奏折》渐趋肯定，日本当局对皇宫泄密事件严厉追查，御文库书库２８名管理人员全被免职，又诬称《田中奏折》是中国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根据关东军制定的《关于满蒙政策的意见》加工炮制的，但也无济于事，只得动用日本宪兵和警察，企图将所有的《田中奏折》统统收缴销毁。为追踪《田中奏折》的一个节录本，日寇１９３９年在哈尔滨大肆搜捕"思想犯"，一次就逮捕２００多人！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开始在东京前陆军省大厅，对日本战犯进行严正审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 审判庭位于东京被废墟包围的小山上。那里曾是侵略战争的大本营，日本军国主义者按照《田中奏折》，在那里炮制过侵华和侵略亚洲的狂妄战争计划，指挥几百万日本军队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和亚洲同胞！更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长室就恰恰是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办公室！ 参加诉讼的各大国联合公诉代表达西手举一份编号为１６９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控告东条英机等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的罪行，即犯有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 接着，达西援引《田中奏折》中最典型的几段文字来揭露战犯们的罪行：日本若不施行铁血政策，则不能消除东亚的困厄；但若施行铁血政策，则必将与美国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国的权柄，则必须击败美国。……然而，为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为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倘若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国家和南洋诸国均将畏我并向我投降。……我们如能掌握中国的全部资源，即能转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国、小亚、中亚，甚至欧洲。假若大和民族愿意在亚洲大陆有突出作为，则夺取对满洲和蒙古的控制权乃是第一步。 达西巡视审判厅一周，又振振有辞地指出：“总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的计划，规定了循序的分阶段的侵略活动，以便按日本帝国的需要完全重新瓜分世界。 踏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占领满洲、外蒙和内蒙。这些地区是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跳板与基地！"公诉人达西又举起放在法官席上的《田在奏折》说：“田中将军也没放过苏联问题，在奏折中公然说：'为夺取北满的财富，日本看来还必须在蒙古大地上再次同俄国交锋，这一点也列入了日本的发展规划。'田中义一虽在两年后辞职，但他的计划却继续由日本各届政府始终不懈地推行着，而且这份凶恶之极、厚颜无耻的文件，还被伪善的日本统治集团誉为'田中之积极政策'。"公诉人达西接着揭露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的原因：日本一旦占领东北，向北可对毗邻的苏联领土实施突袭，将苏联滨海地区同苏联本土分割开，并通过外蒙夺取苏联的远东地区；向南可以东北为跳板，挥师进入长城地区，直逼古都北京。达西讲到这里，以更洪亮的嗓门做出结论：“总之，《田中计划（奏折）》的宗旨是极其明显的，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接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对冈田启介、田中隆吉等人的传讯，证明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既定方针实施的，并间接承认《田中奏折》是根据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的"思想鼓吹出来的"！ 特别是曾任田中内阁书记官长的鸠山一郎，向国际检察局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田中内阁即将辞职时的满洲事变的文件"，承认有田中义一呈交裕仁天皇的《内奏抄本》，使东京审判逐步向纵深发展。 日本右翼和保皇派见中国代表将裕仁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并将《田中奏折》列为战犯罪证，又见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步步深入，忙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方面疏通关系。恰好美国出于战后冷战政策的需要，转而采取利用日本和天皇的政策。美国深恐一味追查《田中奏折》会危及天皇制，引起日本社会动乱，因而决定以“真伪莫辨"为由，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并不拟起诉天皇，正如日本研究东京审判问题的专家粟屋宪太郎的《东京审判秘史》一书所精辟分析的那样：鸠山一郎虽然摆出了一副协助检察活动的姿态，但为了辨明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耍了一个小花招。他提供的资料本身都是第一级政治资料，如田中首相呈交给天皇的《内奏抄文》，其中说炸死张作霖的主谋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但是检察局并没有把这些资料作为法庭证据使用。这是因为检察局已经决定了免究天皇责任的方针，而鸠山提供的资料如果使用不好，会是一柄'两刃剑'，成为重新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材料。在田中首相的奏折中，清楚地表明天皇完全知道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是日本军人。可见，鸠山提供的资料和吉田茂提供的文件不同，并没有被当作法庭资料加以灵活运用，只是隐藏在历史的阴影里。 在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活动猖獗，再次挑起关于《田中奏折》的大争论，触怒了两个当事人蔡智堪和王家桢，他俩终于站出来讲话了！ 二战结束后，蔡智堪到台湾居住，出于民族大义，在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８日的香港《自由人》刊物上，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的文章，全文如下：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蔡智堪田中以卖木炭出身素志武力吞并我国日本田中义一大将，是长州军阀最后的巨魁。幼年家贫，买卖木炭为生。稍长，在元老山县有朋家执茶房役，受业桦山老将，读破曾文正公全集和大清一统志，成为日本军阀里第一个"中国通"。他继承山县大将和福岛大将的衣钵，以吞并我国为素志。 当民国１６年时，田中任政友会总裁。时日本有两大政党，一即政友会，一为民政党。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先任首相，主张用经济方式侵略东北满蒙。民国十六年四月（１９２７年）政友会组阁，田中任首相，目视本党北伐，主张强占东北。６月２７日，田中内阁召集"东方会议"，至７月７日止，先后集会１０天。凡日本派驻我东北、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等使领，驻蒙古的特务人员、关东军长官、南满铁道总裁等，都齐集东京，密议占领东北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如何施设；大要为对抗中国国民党，在东北组织"协和会"；怀柔国民党的要员；强擒张学良，黄袍加身，其他称帝或称'满洲国大总统'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至８月１６日，田中又召集驻我东北的外交和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研究"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后某一天（约为８月２５日至２９日），田中将两次会议的结果，即所谓田中奏章，上奏天皇，并向世界宣言说：“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内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各国争欲取得密奏美国开价廿五万美元世界各国对这晴天霹雳的最后宣言，颇为震惊，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我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当地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 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天皇，决心用武力吞并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如何？又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云云。 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取苏俄买去之件，闻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云云。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五万美元，势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田中密奏截至本人亲见抄出之前（民国１７年６月间），并没有落入英美俄任何人的手中。 王家桢寄来邮包大饼一枚传密信 民国１７年６月的一个星期天，正值本人宴请中野正刚、出云代义士和金森贵族议员，在东京私寓的三楼大饮"五加皮"。下女送上潘阳寄来小包邮件一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中野正刚说：“中国大饼转赠与我如何？"本人答以：“饼非煎过，食之有害。"散席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水笔写成，置于饼内）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乃王家桢先生之大号。在此我先稍稍说明我和王家桢的关系，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国民外交。十三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理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张大元帅作霖被日本炸死后，我向王树人先生（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对日外交）提供炸弹破片。多年以来，经常把所知日本内幕政情，纯义务地供给张学良将军，都由王先生经手。王先生每到东京，都下榻本人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不采间谍手段利用国民外交 接到饼信之后，很是惊愧。我虽然知道田中决定武力吞并东北，但并未注意外面所传田中秘密奏章上给天皇。这是日本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的。万一事败，在日本法律立场（我系日本臣民，时台湾已归日据），我非牺牲生命不可。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定不可使用"间谍手段"，因为这不单性命危险，万无一成，而且空费金钱；必须运用国民外交，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使民政党拿出政友会（田中）的秘密文件来。 办法决定后，我私人分别宴请前内务大臣属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本人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频有往来。原来日本改革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下文将要谈到的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的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得很好。此嗜好皆由近卫及犬养老传授的。 日本政界矛盾促成任务完成 我先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我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藉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永井立地谢绝。我又要求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会，应该揭发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说：“田中奏章对满蒙虽然利害，无如国民舆论不容何？你如果必要，我当为你打听线索。"不出数日，床次来说：“保皇党（皇道派）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 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岂有成功的可能性。请你准备高等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宴请元老之用"。我即约请梅兰芳的旧厨师崔某，给以五千日金，预备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内开席。席上床次致词云：“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惹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我的演说也和床次呼应，以敷衍之。 六七日后，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我接到床次传达来的牧野所提条件后，立即利用东京每夕新闻纸，硃点要字，把这条件秘密函告王树人先生。 又过四五日，王先生以"王川"名义电汇五千元来，并有一电文曰：“病床费五千元奉返（按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其余是答复牧野所提的条件。我和床次持电往谒牧野伯爵。伯爵见电大喜，拍髀言曰：“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当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约妥日皇室书库官，布置本人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偷渡断足桥涉入日禁宫 日本皇宫有大门二十四，偏门三十六，皇警多名，穿长衫，持长刀，日夜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呼为"断足桥"，如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民国１７年６月某日的一个夜间，１１点５０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片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圆，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７２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营，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５０分。 田中奏章采用日本内外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制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中，用铅笔以描写。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细心抄观。 抄出田中奏章后，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先生曰：“我务既果，明去赔罪。”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沈阳。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先生手收，王先生大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二十八宿归天两百万美元没收 以后，田中奏章成国际联盟座上中日代表舌战的大问题。日本代表松罔洋右指陈田中奏章系由我国伪造，我代表竟也泄漏田中奏章系由皇室书库抄出。松罔代表电之日本政府追究责任，结果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当时日本报纸大字标题云：“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我当时幸逃法网。但山下勇等免官以后，生活费二万五千日元由我私人拿出，不久又强行占去我的私宅，至今仍然未能索回，迁延许久，我也入狱，在日本的全部产业约值二百万美元也被没收。 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 事隔２０余年，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 田中奏章是日本军阀断送日本，断送自身，也断送中国的疯狂政策的结晶；若不是我蒋总统极力主张战后保持日本天皇制度，这一文件也便断送了天皇。 牧野和床次先见及此。藉我国之手泄之于外，原为打倒田中政策。从一切断送之后的今天看来，牧野和床次应该是见谅于日本君民的。我为此件遭受的产业牺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声牺牲似乎不同。牧野床次因安定天皇，不惜泄漏机密！我则是为了中日和平共存共荣才从事国民外交，日本朋友应知道，我蔡某不是"间谍"，而是一个九分爱国民之中国却也一分爱日本的人。但他们却连十分之一的产业也没有给我留下。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９日，６８岁的蔡智堪在台北病逝前，仍不忘向亲友讲自己从日本皇宫获取日本侵华机密的经历，驳斥日本当局否认《田中奏折》的言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中，发表了题为《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叙述了《田中奏折》的背景及翻译、公布的经过：这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来的，只能分批寄来。原来这个文件，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呈奏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的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因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而且语气夸诞。……但是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因为内容所提到的好些具体事实，以及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满蒙的经济开发，全是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阐述的；对于某某蒙古王爷的密契也全是事实。我这才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这次我将原稿面呈张学良，说明了它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请他当时批准了。因为是机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只印２００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４本（当时共发出１２０本，其余存在我家）。 蔡智堪、王家桢两位重要当事人的文章的发表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田中奏折》的真相至此大白于天下！ 日本当局大为恐慌，下令开动庞大宣传机器，抓住蔡智堪、王家桢文章中的某些细节差异，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于１９６５年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日本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观点，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我国学者章伯锋、培棫、高殿芳、赵连泰、俞辛、沈予、甄容、师堪等，也纷纷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王家桢生前对此问题极为重视，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逝世，曾５次与研究《田中奏折》的学者高殿芳谈此问题：由于我与《田中奏折》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我很关心它，也有责任尽我所能给予协助。国内外的文章，我都阅读，访问我的人也不少。谈的还是一些老问题：真假问题、呈奏方式、非田中手迹等等。 我知道的有关《田中奏折》的基本事实都写在《两个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那篇文章里，对这个历史事实，不能轻易地无根据地否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实存在的，既不是臆说也不是伪造。公布以后引起国人和世界舆论如此强烈反响，对日本当局震动如此之大，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如此之重，更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确确实实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确确实实博得了全世界舆论对我国的深切同情。日本的一些当权人物极力否认它，还硬说是中国人伪造，是我王家桢伪造，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是欲盖弥彰！ 王家桢说到这里非常气愤，然后又很有远见地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它的目的是设法解释它存在的矛盾，发现新材料，去科学地论证它。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舍本求末。要看日本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他们进行侵略的实际步骤，完全与《田中奏折》的主张相吻合。再说《田中奏折》是一个未公布的绝密文件，侵略意图很露骨，如果不是蔡智堪秘密抄到手，中国不予公布，日本是绝不会公布于世的。我国公布以后，中日两国哗然，全世界哗然。日本统治当局矢口否认，这是自然的！"时至今日，仍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中外学者对此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毁于战火。１９４５年３月９-１０日，５月２４-２５日，美军对东京发动两次大规模空袭，共出动Ｂ-２９轰炸机１３２８架次，投下五六千吨燃烧弹，在东京引起冲天大火，皇宫作为重要轰炸目标也烧起大火，灭火时被烧死５０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无数。《田中奏折》原件很可能便毁于两次大火之中！ 二是日本统治当局为销赃灭证秘密烧毁。苏联学者A．Ｈ斯米尔诺夫、Ｅ·Ｂ·扎伊采夫在所著《东京审判》一书中，对此有如下看法：日本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同意无条件投降，但直到８月３０日美国第一批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这１６天内，东京保全下来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烧毁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绝密文件，因为那些文件能暴露日本帝国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 不仅首都销毁秘密文件，而且外地，凡是有日本陆海空军兵团与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销毁文件。各战俘营、监狱、省府、警察厅、宪兵厅都把文件烧毁了。因此，被告人和证人自然就是异口同声地断言政府根本没指示过要销毁国际军事法庭需要的文件。 但这只是托词，目的是为被告人开脱对这一事实应负的责任。极端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日本政府机关（第二次大战时尤甚）一向等待上边指示，下边从来没有主动性，在对待销毁事关国家且属绝密的文件这类重要问题上，尤其如此。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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