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１９３６年１月，汤原县几乎变成了一座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汤原游击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人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冯治纲等人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在那里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过协商，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议。联军总司令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１军、第２军、第５军以及饶河游击队都未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上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实际上都只是北满地区的。１９３７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还为此专写信给周保中和第５军党委，说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尽管如此，这个总司令部对于统一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功不可没的。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汤原抗日游击总队就是在这个总司令部成立后，由第３军司令部帮助改编为第６军的。 第６军成立后没几天，便开始和第３军的同志们一起着手建立汤旺河沟里的后方军事根据地。此项工作主要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以第３军、第６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和政治军事学校（此学校也正在筹建中）教育长的名义，来具体负责落实。 ３月２９日，张寿篯接到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要求他迅速组织部队，消灭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敌人。 老钱柜，顾名思义，就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就在现在的伊春市林业局北面的小兴安岭腹地里汤旺河畔。日本人占领汤原以后，为了推行其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日本人还给于四炮配了７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便一面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一面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我抗日队伍，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地威胁着我根据地的安全。因此，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打下老钱柜、消灭于四炮，其意义之大不用说也明白，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当时６军的主力部队都被军长夏云杰带去打鹤岗了，军部只剩下２０多个警卫战士，武器差，人员战斗经验也不足，有的人是刚刚拿起枪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和于四炮手下的那１００多个装备精良的伪森林警察比起来，相差也太悬殊了，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８００多里，这仗可怎么打呢？ 张与戴研究后认为，这仗就一定要打，但光凭目前６军这点人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把汤原县洼区区委书书记李风林领导的游击连也拉上。这样，便由张、戴、李等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游击连一共有８０多人，加上６军军部的２０多人，在人数上与敌人差不多了。但是敌人拥有以逸待劳和装备上的优势，那么他们有没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弱点呢？ 张寿篯认为，有！而且不止一处。 第一，此时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里给他的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之敌群龙无首； 第二，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敌人互相照应不上； 第三，这支汉奸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还没吃过什么大亏，官兵都很傲慢，警惕性不高。 善于从强敌身上找出弱点并对其加以利用，从而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挥员最可贵的素质。张寿篯无疑是具这种素质的。 张、戴、李经过一番细心的筹划后，便在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带着队伍由东向西出发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发，是因为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查巴溪，那里是于四炮为了保卫老钱柜的安全设下的第一道哨卡。 当走在全队前面的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山林警察大队的木克楞房子里的时候，正在里面喝酒的两个家伙顿时吓呆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采访”了：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４０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搞清楚情况就好办了。李风林和战士们一起押着这两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扑去。因为当时风大夜黑，那个站岗的家伙直到被李风林紧紧勒住了脖子时才发现有人过来了，但已经来不及叫出声来了。 摸掉了敌人的岗哨以后，李风林带着３０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２０多人进了东院，封锁了所有的门窗。 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等几个头头，当张寿篯破门而入的时候，这几个人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呢。 “不许动！缴枪不杀！” 要是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吓得不敢动了，但开过阵仗的黄毛却不服气，只见他一伸手抓起了身边的烟灯，“呼”地一下就撇了过来，紧接着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此时站在门口的张寿篯一点也不含糊，他先是甩手一枪打落了飞过来的烟灯，然后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说了一句“不许动！”几乎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这帮家伙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他们也马上动手，迅速缴了西院屋里伪军的枪。 至此，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个动作便顺利完成了。 解决了查巴溪的敌人后，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了。但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准备奔袭下一个目标——南岔。要求部队作到的，带队的几个领导首先做到——张寿篯亲自去做黄毛等几个头头的工作，启发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配合我军行动；戴鸿滨组织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进行必要的伪装；李风林则深入到套户们中间，动员他们赶着自家的大马爬犁支援部队的行动。李风林作群众工作是一把好手，没过多久，就带着十多张四马大爬犁来见张寿篯了。 张寿篯一见，十分高兴。他冲着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对大家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 一见张寿篯这么客气，那些爱说话的老乡急忙回答说： “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 而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也不好一言不发呀，这些朴实的山里人便呲牙一乐，把刚从李风林那里听来的，也是他们感到最实在的话重复了出来：“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就这样，张寿篯带着队伍很快就乘着那些在冰雪上行走如飞的大爬犁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队伍出发后不久，前面爬犁上的一个小战士便发现前面河床里有一团黑影正迎面而来。“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道。 “是一张马爬犁！” “不错，正是一张马爬犁。可这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求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一边对身边的战士说，一边告诉赶爬犁的老板，“迎上去！”。 飞快的爬犁很快就使他们迎头相遇了。戴洪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自己的爬犁来到对面的爬犁面前，那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对面爬犁上的人一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走到跟前一看，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我…，我……”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就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了。因为他早就听说戴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这小子说的五炮，名叫宋喜斌，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是于四炮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被于四炮委任为查巴溪、南岔一带哨卡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也是伪山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五炮在这个时候来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戴、李三人一碰头，立即定下了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队不再强调隐蔽行动，而是让赶爬犁的老板儿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个战士押着黄毛、丁山坐在第一个爬犁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告诉他说：“呆会儿如果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给“撑腰”，黄毛岂能有办不到的事。 工夫不大，五炮就到了。 在双方相距２００多米远时，五炮的爬犁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听对方喊道：“什么人？”随后便听见一阵喊里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的声音，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什么的？” “是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一边说着一边收起枪赶着爬犁走了过来。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这边爬犁上的战士也把枪给他支上了。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一下子被弄糊涂了，既没有动也没举手。这时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 直到这时，五炮才明白过来。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知道只有交枪了。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枪后，发现没有人来搜他的腰包，也没有受到什么侮辱，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顿时大为感动，再一听张寿篯和他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道理也觉得在理。所以当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警察营地的枪时，他便满口答应了下来。由于他本人就是那里的头头，所以那里的敌人也在天亮时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准备明天凌晨３点出发，直扑老钱柜。争取在明天晚上９点前到达老钱柜，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凌晨３点，队伍准时出发了。当天晚上８点多钟时，他们便赶到了老钱柜。由于有五炮带路，于四炮在那里苦心经营的营垒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掉了。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住的那座房子了。在解决这座房子里的鬼子的时候，李风林充分展示了他的机智勇敢。 他巧妙地绕过了那间房子外面的哨兵，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森山的面前。此时森山正在抽大烟。李风林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手枪，立即飞步上炕夺枪。森山急忙蹿起身来，将他拦腰抱住。但他哪里能抱得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这个小日本便从炕上落到了地上正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果然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是不少。打开这个“钱柜”的飞将军们从那里得到长短枪械１００多支，子弹３０多万发，大烟土１００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１００多个“活物”和７个日本“死倒”了。 当赵尚志听到６军的部队已经按照他的命令打下了老钱柜的报告后，这位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总司令，立即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 从政治军事学校的领导人事安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地位还是很高的。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任教育长（后为侯启刚），张文廉任秘书长。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抗联各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 政军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原来伐木工人们住的工棚里。这间大工棚是东北林区常见的那种木刻楞房子，呈南北走向，里面有东西两铺通房的大火炕，南北两头开门。屋子很大，里面能住一百多人。整个政军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这一座大屋子里，上课的时候大家就坐在火炕上，讲桌在南头，桌后有一把椅子，那是教员的位置。最初挂在墙上的那块黑板，其实那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一块“白板”，教员手中的“粉笔”是学员们自己烧出来的木炭，学员们手里的笔记本则是被订在一起的桦树皮。 在屋子的北头，大家用木板隔出了一间装粮食和做饭用的粮仓和厨房。在屋子的南头，也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里边有一个能住十多个人的小火炕，这就是教员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整座房子最好的位置——朝阳的南头给教员们营造了如此“优越”的公办和住宿环境，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时抗联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政治和军事是政军学校的两门主要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学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通过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为什么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学员的革命斗争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通过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坚定学员们对抗日必胜的信心。此外，他们还经常学习巴黎《救国时报》（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居然能够经常读到国外出的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内游击战争的活动材料和消息，以及莫斯科印的中国书籍和《共产国际》等刊物。 军事课则主要是结合东北抗日战场的实际，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同时，校领导们还鼓励学员把眼光放得更远。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在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说：“现在我们打游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万乃至十几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政军学校的教材都是教官们根据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接受能力自己编写的。 学校的教学活动安排得很紧。白天，由教育长和教官们轮流给学员上课；晚上学员们就坐在大炕上分组进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说来也是不落后的。 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的讲台上讲的人都是从抗联部队中抽调来的很有一些本事的人。 军事教员王玉升，就是一个被学员评价为“很好的军事教官”。王玉升原本是抗联第３军第３师的师长，也是原先珠河反日游击队的一名“种子队员”（游击队有１１个人时就有他一个），是一个为了打日本可以自己什么都不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每次作战时，他都身先士卒，为人也十分豪爽、大度，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有一次打仗时，他的手被打伤了，落了个终生残疾，也得了个“王坏手”的外号。其实“王坏手”最大的毛病不在他的那只坏手上，而是他那爱喝酒的坏习惯。有一次他喝多了，大白天站在那里往天上放枪。治军极严的赵尚志知道这事后，立即下令撤了他的师长职务，把他调到了政军学校来当教员。 那年月，在抗联里当师长和当教员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王玉升丢了师长职务当了教员后，干得仍然挺来劲。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来带领学员出操。他讲话声音宏亮，越说越有劲儿，经常结合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后来抗联第３军许多他经历的战斗实例，总结经验教训，军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 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则是一个当时抗联中少有的深入研究过马列主义原作的人。政军学校的学员王明贵说他“看过马列的很多原作，知识面也很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丰富的抗日斗争经验，讲话哲理性很强”。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平时讲话常常引经据典，甚至有些傲气（据说他曾自称东方侯大林），不少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他对别人说，《资本论》对他裨益很大，那个人挖苦他说：“马克思在天之灵给我们送来了老侯。”而他则回答说：“就是这样。” 侯启刚对许多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时时用辩证法的眼光来分析当时抗联面临的问题。曾经写过《论统一战线》、《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论文。这位抗联队伍中的第一号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也很有些哲学家的味道。下面这一段他自己关于其在病中思想活动的记述： “……自该病发作后，我曾每天陷在无限的思索之中。有一天曾发现了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从时、空来说，是纵横的三角形；因而一切事物也都是纵横的三角形。继而夜里观星，发现一切基本形式是三角。因为某角形的星群可以分解为无限的三角形，因此，圆周也无非是无限的三角形的一角向内部的结合，线也是无限的三角。最后想起了一切事物在尽量的发展，全部是波浪式运动的辩证法。质量无非是不同的波浪式运动的发生，波浪式运动当然是不断生起的纵的三角形，因此认为三角形是一切形式的本质。于是就越来越确信：一切事物是纵横三角形。又想起了在战斗队形上，各一角是其他两角吸引与推动的结合，进攻、退守、待机包围就是进退并行，静动并用，公开的秘密的联系的行动——也就是确保辩证法的一致。就是说以全力采取辩证的综合或综合的方法，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最后，我认为：无限的‘辩证三角体’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阵式或队形。 “有如上述，我的英雄思想在病中复活，使用的武器是辩证法，当然首先应该解决东北问题。就是说：如何突破１９３８年即将到来的敌人的‘讨伐’。结果在似病非病的思想中决定了：应在党军一致行动之下，尽可能地配备无限大小‘辩证三角形’，即：南满１、２军成一角，这能由１、２军的同志配备，我来建议其他两角的方法，即：４、５、７、８、１０军赴吉林中部长白山脉老爷岭西东形成一角；３、６、９、１１军赴黑龙江小兴安岭嫩江流域形成一角，而且每一角则编成等差三角形。以全满为范围，用大三角来牵制敌人。这样，敌人就不可能各个击破……” 这所政军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当时，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团长等职，这些人在抗日战场上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期学员王明贵将军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小兴安岭松涛阵阵，汤旺河波涛滚滚。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许许多多的同志通过学习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将军还特意提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在抗联打下老钱柜时俘获的伪森林警察中队长宋喜斌（即五炮）。宋在被俘后参加了抗联，此后，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作战也非常勇敢，被送进学校深造。他毕业后回到部队任团长，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下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带领３０多名战士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日本讨伐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４０多名日本鬼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宁死不降，最后把满腔的鲜血都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军政联席会议之后，第３军和第６军除了加紧建设汤旺河后方根据地工作以外，同时，还在积极组织准备西征，继续开辟通河、东兴、巴彦、木兰、铁力、庆城（今庆安）、海伦等地的游击区。 １９３６年３月，赵尚志率第３军第５、第６团、少年连、保安营共３００多人开始了西征。 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便不断有捷报传来。 ４月初，赵尚志带领西征部队攻占了通往巴彦、木兰、通河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日伪军１００多人，缴枪３００多枝，一举拔掉了日伪设在松花江北岸的这个重要据点。此后不久，西征部队又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并缴了伪军一个连和１个伪警察队的枪械。夏初时节，西征部队顺利到达木兰县境，以那里的蒙古山为基地，在东向通河、西向巴彦的一些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收编了４０多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抗日武装，第３军的第５、第６团的实力迅速得到发展，被扩编为第５师和第６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所到之地，使日伪极为震惊。他们迅速调集重兵于滨北线一带，企图一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但赵尚志却不与其进行正面作战，为此，他决定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一带西征的计划，率部队迅速返回了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赵尚志带队西征的同时，第３军的第１、第２、第３、第４团在松花江南岸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同样也在战斗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分别扩编为第１、第２、第３、第４师。这样，第３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已经从原来的６个团变成了６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２０多个县。在这种形势下，第３军于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正式发表通告宣布： “决定于本年８月１日起，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收编各队，联络各军，消灭此疆彼界，各树一帜，尔东我西，各行其志。以发扬光大我抗日之旗帜，以巩固我反‘满’之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刚成立时，下辖６个师，其后不久又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建成了第７、第８、第９和第１０师，得总兵力达到了６０００多人。 在第３军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第６军也由原来的４个团扩编为７个团，并于１９３６年９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６军。 人多了，枪多了，游击区的地盘大了，这就需要有一个更加有力的领导机关来统领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全局了。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及抗联第３军和第６军党委在汤原帽儿山北坡第３军的被服厂召开。是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珠汤联席会议”。 “珠汤联席会议”做出了两件重要的决定：第一是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并选出了以赵尚志为主席的１５人执委会及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三人为省委常委；第二是决定突破敌人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 “珠汤联席会议”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又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进一步研究确定了第３军和第６军的反“讨伐”对策。最后决定：第３军司令部迅速率主力西征铁力、海伦、龙门，然后直插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活动。根据这一精神，赵尚志率第１师、第５师、政保师和少年连组成的５００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９师部队会合，然后又于１２月间到达了铁力，与已经在到达那里的第６师会师。 到了铁力后不久，敌人就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对他们进行“围剿”。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赵尚志他们赶到山里去，使其陷于冻饿绝境。 赵尚志带着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走了几里后，后面坐着马爬犁追他们的敌人便接近了３军的后卫部队——６师７３团。我部战士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了，７３团的战士们在团副杨宏杰的指挥下，很快就将敌人打了下去。 当杨宏杰兴致勃勃地向赵尚志汇报时，赵尚志立即意识到，日本人不会白吃这个亏，肯定还会再来的。于是，他传下令去：全队火速前进，甩掉敌人！ 赵尚志的命令传下去后，３军的战士们立刻加快了脚步。但是，没走多一会，他们又接到了赵尚志让他们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去开会的命令。战士们一时都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 原来，赵尚志在带着部队一边向前快走的同时，心里却一直在想，像这样自己在前面靠两条腿走，人家在后边坐马爬犁追，迟早会追上来，所以走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子才是上策。这样，他在走的同时就一刻不停地留心着周围的地形情况。当他来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４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每个木营都很大，足可以容纳２００—３００人。在木营附近，有一眼常年流水不止的山泉，由于此时正是冬季，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时，便在所流经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道高低不平的冰层，故称为“冰趟子”。 赵尚志仔细地察看了冰趟子附近的地形后，对大家说：大家都看见了吧，这４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下伏兵；你们看见那沟口了吧，那里很窄，我们在那里既可以断敌退路，又可以阻敌增援。总之，这里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地方，咱们就在这等着小日本鬼子们，好好打他一顿吧！ 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当年在赵尚志身边亲历了这次战斗的３军６师师长张光迪回忆说： “按他的指挥，我们设了伏击圈。……下午，敌人来了，都是伪军，他们进沟进了一半，发现有埋伏，赶紧仓皇撤退。我们开了枪，打死了一个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滚带爬地跑了。 “这边刚打完，冰趟子方向就响了几枪，赵尚志立刻带领我们去支援６师。到了那里，敌人已经跑了。听哨兵说：他们二人正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爬犁拉着一百多鬼子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数枪，因为太突然，把鬼子吓了一跳，征来拉爬犁的马没受过训练，受惊之后扭头就跑，只捡到了日军的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听完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鬼子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他们老远就跳下爬犁，跑步向马架子冲来，我们把司令部的两挺机枪和５师、６师的四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烈射击。鬼子被我们打倒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拚命还击，并屡次发起冲击，但都被我们打退了。看来，鬼子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天渐渐黑了，也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们隔一会儿就得到马架子里暖和暖和，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趴在冰上的鬼子不断得到增援，一爬犁一爬犁的鬼子从远处奔来了。但我们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他们怎么也冲不过来。日本鬼子很恼火，指挥官几次挥舞战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决不肯撤退，企图冲过来和我们拚刺刀。我们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因此，是决不能让这些鬼子冲过来的。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开始急骤下降，呼啸的北风吹得地上的积雪直冒白烟，到了零下四十多度。渐渐地，有些枪支冻得都打不响了。逢这种时候，我们就跑回马架子里烤烤火，再出来打。到了后半夜，鬼子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可还撑着不撤，我们就组织了几个小分队，轮流从马架子里出击，从侧翼袭击敌人，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外一个小分队再去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敌人被我们打死打伤不少，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敌人纠缠。我们撤到山上，天已大亮，从山上往下看，到处是鬼子的尸体、武器、装备和军毯。鬼子眼睁睁地在山下看着我们撤退，也没来追击，看来，他们已经没有这份力量了…… “冰趟子战斗，是以我军伤亡七、八个人，鬼子死伤四百多而告结束的。” 第６军在军长夏云杰的带领下，坚决贯彻落实“珠汤联席会议”精神，于１９３６年秋开辟出了依兰、桦川游击区。但是就在他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服装准备再次亲自率队远征佛山的时候，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敌伏击，身受重伤。多年后，刘铁石还记得讲述了当时夏云杰受伤后的情景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太阳落山了，我们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做尖兵的少年连李连长和两个战士，中间是夏军长、吴长江副官和我，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后，埋伏在道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我们三人顺山一上，敌人枪响了，我眼见夏军长从马上跌下来，我和吴副官赶紧下马去救他，把他扶到一个山窝里让他躺下。夏军长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他对我说：‘老刘，赶快去告诉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我们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军长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尽管这时他已经疼得冷汗直流，却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我们把夏军长抬到密营后，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可夏军长却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当时我们既无医又无药，疼得受不了时我就用大烟给他止止痛。 “在他负伤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睡醒一小觉后高兴地对我说：‘老刘，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们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我看见他的泪水流满了两颊。他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１１月２６日，夏云杰永远地离开了这支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６军军长。根据中共北满省委指示，第６军确定了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形成的高级会议来解决重大问题的领导体制。随后，又对第６军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将原来的７个团，扩编为４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６军各师活跃于松花江下游地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夜袭汤原的故事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１９３７年５月，第６军主力部队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指示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就只有６军参谋长冯志刚带着１００多人的留守团看家了。可就在这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却接到了这样一份情报：日寇下了血本，要血洗汤原县，并为此派来了１７名日本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开完会后，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说：“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汤原县城？就我们这１００多人，行吗？”干部们听了以后，张大嘴巴问。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捣乱这个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１００个，何况我们人数还不止几百！” 听了冯治纲的话，干部们更糊涂了——“那有那么多的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也不多解释，便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了。大家也满怀疑惑地去做准备去了。直到天黑以后，他们才明白冯治纲话里的意思。原来，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都来了。曾目睹当时壮观景象的刘铁石后来回忆说：“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更有许多人手里提个洋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几乎是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了汤原城外。这时候就见城门开了，接着又闪了几下红灯。进城后便在更夫们一声接一声的“平安无事”的吆喝声中控制了城中的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然后悄悄地来到了县府大院外——这些都是在事先安排好的内线的协助下进行的。 队伍进了县府大院后，立即分成两股。一股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一股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汤原县城里便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当然，在这密集的枪声里，有多少是从洋铁桶里发出来的鞭炮声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枪声响起来后，农民自卫队员和各种群众武装便把日军和伪军牢牢地困在了院子里，他们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敌人不敢走出来一步。 在“内线”的帮助下，住在县府大院旁边的３００多名伪军很快就停止了抵抗，交出了手里的武器，而住在东厢房里的日本守备队的４２名鬼子则一个不落地统统被送回“老家” 去了。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没费太多的力气便打死了新派来的那７个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看着眼前这一切，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什么字？”冯治纲有点不解地问。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子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然后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的时候，冯治纲等人带着缴来的３门迫击炮、３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 “抗日志士，杀敌疆场， 争独立，求解放，冒雪披霜， 坚持抗战，山高水长， 宁战死，不愿国家亡， 不除日寇不还家乡……”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