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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朵里的时候，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日本人拚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 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需要有枪，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怎么办？ 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学胡子的哪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段的伙计们来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牌儿的，但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宁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１００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响，那个连很快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地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走。”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都纷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荆璞，被跟在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诱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 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说的一个名叫“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６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因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照“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因为从地图上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号。 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南洋是总队长，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亮、上书平南洋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来入伙的人也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的事还多着呢。 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给大家定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第三，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啊？ ……” 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你看，日本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地说。 “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 “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队交给党，不是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应该将队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地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 于是，“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２４ “日本探子”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辍学了。１５岁时（１９１７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入云南陆军第１师教导营当学兵。８个月后学兵期满，被编入靖国军第８军，并随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在“靖国护法”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但此时的周保中却因看不惯上层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遂不顾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１９２１年春被选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１７期工兵科学习。１９２５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白族人），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著名军事家杨杰，介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６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营长而上校团长，由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 １９２７年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６军中工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此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２８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军事。 １９３１年９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当时在那里的吉林自卫军内部。只有先进到里边去才能谈下一步如何领导他们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 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 １９３２年５月，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口音太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便怀疑他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报告了上去。当时，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对他们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来的。”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对他们讲了当前的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自卫军所面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他说：你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势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日的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老百姓对你们这一点很不满。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去打日本人。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周不是日本特务，而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请周保中留下来，到他们左路军的总指挥部的宣传部里作指导工作。周保中也就这样实现了他要打入自卫军内部的愿望。 周保中来到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传方向，把反共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了自卫军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这样呆在上面对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求，便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东京城、攻安图县、克敦化城，后来又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现了。 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１２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可见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６日）后不久，由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范围扩大到吉敦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１０００人之多。 １９３３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１９３４年２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３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５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３月１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动的中心力量”。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日伪将这一地区列为１９３４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这次“讨伐”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军”——伪靖安军，采用四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１日，工农义务总队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了，于洪仁当时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了几个毛贼之手！ 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还虏走了５０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在８月末和９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荆璞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９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讨伐”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被打死２００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和前来支援他们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４团第５连向宁安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４团４连分别返回南湖头和汪清，借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季大“讨伐”以失败而告结束。１９３５年１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１９３４年６月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到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第５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 “最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反日救国的中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队。……这次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５军和珠河、延寿的第３军及密、饶一带的第４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１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２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发展救国运动，在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说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有参加的权利…… “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政治家、社会团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第５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１９３５年１月到３月这段时间里，第５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３个团，共有９００多个人，８００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１师和第２师师长。 第５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了头”，使得伪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地辽宁去了。 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家抗日军在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病。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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