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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 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１９３３年３月来到了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夫并非等闲之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来，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埋没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１９３３年７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中共满洲省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启刚到孙部找到了赵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８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议，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反日义勇军中不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就在他们进山不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说，赵这个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番挑拨离间的话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全的战士把这些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等７人带着一挺机关枪和１１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后，都十分重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张寿篯，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篯，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辽阳县人，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１９３２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１１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作，１９３５年５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张寿篯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及赵尚志与张寿篯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以下５项重大决定： １．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 ２．在游击队内建立党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传委员，李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 ３．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 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信联系，与其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５．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大后再向延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１３人和１３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了。当年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的１３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了。从此，便用没收日伪汉奸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三股流一带的好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忆他当年做为一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有人来回走动。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地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人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时，留下８角钱，说是给苞米茬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１９３４年３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５０多人，义勇军‘黄炮’队伍１００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７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５月１４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４００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１０００余人，加上４００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１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７次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１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装进了２０多斤火药，１４～１５斤碎铧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就这样，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珠河游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７月，各地代表来到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一种办法。 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８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大队下是中队。全队共有４５０多人，其中有９个中队（１８０多人）是由中共领导的队伍，实力最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政委则由张寿篯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卫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队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报告中说： “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但是现在队员已达４０名，内中还只有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朝阳此次叛变的第３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志的队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队以后才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１５分钟，他们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的叛变。 ７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在乾松顶之战中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为当初游击队发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击队的关系可以说是不疏也不亲，６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区，经过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进，到宾县南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志带队东进之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印发哈东支队《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 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起来。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把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信下战表，并主动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１９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军的团结，他急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人说，他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开投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发起进攻。在那里烧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赵尚志听说黄炮把黑龙宫给闹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队去支援在那里与叛军战斗的反日群众武装。黄炮见赵尚志和他动了真格的，不敢继续抵抗，逃走了。 虽然哈东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重建了黑龙宫根据地，但他们知道：要想摆脱被动逆境，重新打开局面，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就必须在军事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是说破了大天也没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为此，哈东支队的领导们决定要打出几个漂亮仗来给抗日队伍和群众提一提气。８月份，他们先小打小闹，袭击敌人的铁道交通线９１次，造成了１６次脱轨翻车事件，使日伪感到“实不可再忍”。９月份，赵尚志决定要干个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３０华里的一个重镇，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设施的坚固程度也是五常县城都比不上的。小镇的四周是很高的“镇墙”，墙外是深壕，“镇墙”内围着的是东、西、南、北各有３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镇墙”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口上都设有炮台。镇内除了驻有警察队、商团、大排２００多人外，还有一些备用枪支。一旦有事时，里面的人都能执枪上阵。 五常堡里的人听说赵尚志和张寿篯带队向五常方向开过来后，并没太害怕。他们大咧咧地说：事变那年，冯宫、宫姚旅等自卫军都没敢进，小小游击队敢进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吗？赵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们的这股牛气。他先放出风去说，哈东支队这次非要打下五常县县城不可。但暗地里却悄悄做好了进攻五常堡的准备。 ８月１５日，赵尚志指挥哈东支队及义勇军、山林队在内的２００多人已经把五常镇包围了起来。随后，经过４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该镇。哈东支队进城后，军歌震天，将日伪统治机关和炮台烧毁，除了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外，还从敌伪的当铺和商号里弄来了不少布匹、胶鞋和面粉物资。此外，他们还把以前拒绝他们要求救国募捐信的６０多人抓了起来教训一顿。然后，便很快撤了出来。当敌援军赶到时，他们已经撤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上来。 从五常堡撤出来后，眼前很快便来到敌人设在四道河子的据点。赵尚志决定“搂草打兔子”，顺便把它也收拾了。但这次他却不想硬打。 根据赵尚志的命令，哈东支队的骑兵队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道河子。传令兵向里面的包队长报告说：“‘国军’刚才和赵尚志的部队在五常堡打起来了，没干过他们，现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们快去迎接！” 那包队长信以为真，赶紧集合起队伍到场院里列队迎接。这时赵尚志率队进来了，他对那帮伪军训话说：“赵尚志已经打进村子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吓得包队长一个劲地陪不是，但赵尚志那里管他这些。他下令说：“把他们的枪给我缴了！” 在四道河子，游击队把缴来的布匹一部分给部队做冬装，一部分分给当地老百姓，一部分送回老根据地。群众一得到实惠，立即就被发动起来了，不久就组织起一支３００多人的自卫队和５０多人的青年义勇军，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 强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这些胜利不但使哈东支队解决了过冬的军需物资，更主要的是扫除了自和于九江冲突及黄炮叛变后哈东支队头上的“秽气”，中止了山林队和义勇军脱离联合军的“连锁反应”。 人们常讲“乘胜前进”，其实倒不如说“乘胜取胜”更为合适，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往往也是一串一串的。赵尚志他们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连取得了犁树沟、肖田地战斗的胜利，打退了叛徒黄炮对根据地的进攻及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１１月进行了“肖田地突围战”。当时，赵尚志带领２００多人在行军途中被日伪军８００多人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经过７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他们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日伪军１００多人、白俄警察２０多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战结束后，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击队的战斗力，说“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样。 哈东支队打仗失利的时候，联合军就动摇、分裂，根据地也不稳定；在打了胜仗后，这些就立即翻了个个——联合军内的那些原本想闹分家的不闹了，根据地的红地盘不但大了而且也更红了。 日本人说那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哈东支队连战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断扩大使得赵尚志的名声越来越大——“哈尔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反日联军赵尚志”。可是这位带头创出“共匪哈东乐园”的人却不是党员，这岂不是有点不那回事了？其实，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他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多次给中共满洲省委写报告，要求省委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却迟迟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办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间省委还接到了其他有关赵尚志的报告。 在抗联的领导人中，赵尚志可以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一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也是很不一致。 对于赵尚志，当年哈东支队少年队的队员刘云阁回忆说： “少年队成立之后，我们和赵队长朝夕相处，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有时像个大哥，有时像个老妈妈。在行军中，他看谁走不动了就说：小崽子，上马！随后就挑到他的马背上，自己却步行。到了宿营地，他把我们这些小战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却睡在地下，这已成常事。在和赵队长接触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作战勇敢，为人师表，说到做到，要求严格，是全军著名的。战时，他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平时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首长。他非常善讲，特别是战时宣传鼓动工作，有几次战斗就是他宣传喊话，使对方把枪扔出炮楼，缴械投降。赵队长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每到一地，总爱跟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讲故事。在他的宣传下，像吕老妈妈和她的儿子都为抗日联军做了不少事情，支援我们抗日。有人形容赵队长善讲叫他“赵铁嘴”。赵尚志队长平时的作风就像一老农。那时，我们游击队大都活动在山上，每到宿营地，他常爱蹲灶坑，蹲下来就蹭脖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铮亮。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风趣地说：‘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这玩艺护着，还能挡风耐寒呢！’ “他的穿戴总离不了那件花绺条条的羊皮袄。冬天穿的乌拉，是战士不爱穿的，他捡来套在脚上，连乌拉草都包不住，腿绑也几乎是全队最坏的。行军时，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垫的乌拉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马给吃了。他依然昂首阔步，乐呵呵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 王明贵回忆他对赵尚志的第一印象时说： “赵军长身材不高，不修边幅，穿戴和战士们完全一样。战士们都说：赵军长一点架子都没有，如果没有人介绍，简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 但是在此期间，中共满州省委却接到了不少反映赵尚志的种种毛病的报告。例如，在满洲省委巡视员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２日的《巡视报告》中写道： “……老赵在承认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还是很勉强不彻底，一点一点地接受。他认为称义勇军为匪军没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实际上这些义勇军还都联合我们，关于我们称义勇军为匪军，他们并不怪，因为他们都是称掌柜的。在队内，老赵完全不经过党和团的同意和讨论，任意地开除队员，说是肃清不良分子。在过年时，老赵召集队员讲话，问弟兄们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就不能请假了，当时有几个队员请假，以后来队，老赵就不要了。他说：这种办法就是看看哪些队员有动摇……”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共满洲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１９３３年春，由于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故“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 好事成双。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的半个月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出任军长，冯仲云（当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 第３军成立后，珠河游击区不断扩大。在哈东地区几十个县的范围内，敌人的军事据点不断被摧毁，“讨伐”不断被冲破，对敌伪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样，珠河根据地也就遭来了敌伪一次接一次的“讨伐”。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１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大的（笔者注：指１９３５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线南１０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３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１９３５年秋，第３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２团和第３团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继续坚持活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１９２６年入党，１０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３４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５年２月，当时我刚满１３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当时人们好像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１９３５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太郎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２０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１０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勋最先受到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 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争取了过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中，把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 一切都在计划进行着，到６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６０元（韩勇义卖掉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６月２４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６月２８日晚上开始行动。 ６月２８日晚９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３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６月２９日上午７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行追捕。经过调查６月２８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 ６月３０日早５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曼（如果再向前走２０里路就到了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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