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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这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的关于杨靖宇的民谣中的一首。 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古至今，每当有大事发生都会出现相应的民谣。而这些民谣往往又是最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老百姓们都说：“众人口是天”。按照这一说法，如果要我们给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们排个座次的话，杨靖宇当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把杨靖宇排到了这个位置，就连敌人也是这样看的。１９４４年５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１９３３年）９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杨靖宇带领抗日队伍打日本的时候，他的名字本身就是战斗力，如果用个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就好比许多名牌商品的牌子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样。 杨靖宇三个字到底有多大威力？我们只要听一下那些“过来人”是怎么说的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代表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南满地区的韩光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即是唐聚伍兵工厂的一位马技师，反日情绪极高，在唐失败后到现在，已稍患精神病了。某日他访我军，到司令部后，即与杨司令和个别抗日军头子，谈起抗日工作等情况，谈至中途，忽有一人起来为马技师介绍说：‘此位即是红军之杨司令。’马技师听罢即忙立起，垂立地下不坐，静听我司令之讲话，并口口声声称道：‘这回我才得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司令了！’约一小时多，杨将讲话完，他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坐下并说：‘这回我才有坐。’其后他还告诉我司令很多军事秘密，表示出反日的真诚……” 其实，杨靖宇这三个字不但在爱国群众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征服了一些伪军的心。曾任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的赵振华在回忆录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１９３５年春天，有一次我们的部队从辑安走到桓仁县，部队走得人困马乏。这时天已经大亮，杨靖宇同志让大家休息一下，他就和一些领导同志研究如何通过公路的问题。正在这时，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３点多钟，廖旅的人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一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一连的徐连长去了。他去了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人都下了卡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实，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们给你们一些子弹，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的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出去了。我们部队刚刚撤出，他们就和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 杨靖宇何以能有如此大名？ 打出来的！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１９３３年的前４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４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成为一面对各支抗日队伍都颇有吸引力的旗帜。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５０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１９３３年９月８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笔者认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伯阳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有许多材料可以为其作证。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全面，因为杨靖宇名气那么大，并不完全是打出来的，还因为他有一个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的胸怀。下面这两件从众多材料中随便抽出来的事便可使读者略见一斑。 一件是关于赵旅和马团的。 所谓赵旅和马团，顾名思义，就是两支头头分别姓赵和姓马的队伍。赵旅的首领叫赵宝林，马团的头头叫马立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磐石一带实力较大的反日武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日坚决，但对游击队却不太“感冒”。虽然杨靖宇对他们也做过工作，但他们却不怎么买帐。可是杨靖宇并不打算放弃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团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了伪满靖安军的重兵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一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突不出去。 这可怎办？赵宝林和马立三的冷汗立时就下来了。找谁来救呀？谁又能救得了他们呢？找杨靖宇的游击队？他们倒是在这附近，可是咱以前对人家那态度也太那个了，现在怎么有脸去找他们呐？ 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杨靖宇派人给他们送信来了。 杨靖宇告诉他们说，你们暂时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们！ 果然没过多久，赵、马二人就听到在伪军的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其实那主要是赤卫队、儿童团放的鞭炮声），伪军也一时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陷入混乱之中。赵、马则趁势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 战斗结束后，赵、马对杨靖宇不但感激不尽，而且心服口服，赵宝林握着杨靖宇的手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果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再一件则是和胡子有关的。 １９３３年冬，在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了一股好几百人的大绺子，大掌柜的叫“长山好”。这股绺子一出现，日本人和杨靖宇就都开始了说服工作。杨靖宇为此专门找过“长山好”，对他说：“长山好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用到抗日上来！”那“长山好”嘴里应着“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兄弟没来齐，３天后你听我的信儿”，暗中却和日本人来往，杨靖宇虽然知道他的这一套，但仍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工作。 转眼就到了第３天了，杨靖宇打发两个机灵的小战士去给“长山好”送信并试探他的态度。这两个小战士很顺利地通过了“长山好”的３道卡子——因为守卡子的胡子们一听他们是杨靖宇派来的，都一路绿灯放行，只有到了最后一道卡子，才有一个小崽子（胡子中的“兵”）提着六轮枪问道： “哪来的？站住！” “站住就站住，何必这样凶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害怕吗？” “怕什么？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吗？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 这时，“长山好”正在和日本派来的人谈得火热呢，听到外面说杨靖宇派人来了，吓得赶紧让日本说客“踏条子”（藏起来）了。自己出来见到两个小战士后，摆出一副大掌柜的派头说：“把杨司令的‘海叶子’（信）给我！”杨靖宇派来的那两个小战士并不害怕，对他说：“看来你就是大掌柜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 “小小毛孩子，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快给我！……” “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说长山好义气，原来是这样啊！” 一听这话，“长山好”只好一摆手，说：“请吧！” 进屋后，“长山好”看了信后就进里屋与日本说客商量夜里如何去打游击队的事去了。然后下命令说：“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码起来（捆起来），等队伍滑（撤走）完了，就插了（杀死）他们两个！” 然后，“长山好”留下一个胡子看着他俩，自己带胡子们行动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战士对那个胡子说：“这位大哥，外边都走净了，你怎么办？” “还不是留下来我们断后吗？” “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他想的美，咱们杨司令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这四周早就被我们卡住了，他休想逃走！这位大哥，我看你不如早点把我们给放了，咱们一起去见杨司令。” 一听说去见杨司令，那个胡子就动心了，“那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起找杨司令吧！” 当他们来到杨靖宇面前时，杨靖宇已经指挥游击队基本上打完了这一仗。 这一仗下来，“长山好”被打死，那个日本说客被活捉。这股绺子里的７０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另外，还有２０多个想回家的人则每人拿着杨靖宇给他们的３块大洋走了。 １９８０年春天，率黑龙江省代表团到靖宇县参加杨靖宇殉国４０周年纪念活动的张瑞麟，在归途中专门来到了磐石县烟筒山镇。 一踏进这个小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用急切目光寻找着。岁月沧桑，在小镇上已经很难找到旧日痕迹了，但张瑞麟老人心中那个关于４７年前的往事、始终活在他心里的“曹大哥”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他的曹大哥名叫曹国安，原是北平毓文学院的学生，中共党员。“九·一八”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当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办法——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是打入敌军内部组织哗变。 从北平回来后，他先是在永吉县的老家组织起了几百名地方“大排”进行抗日斗争，但由于队伍成分过于复杂，领导权又握在地主手里，所以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跨了下来。 第一种办法没行，他又开始尝试第二种法子。他盯上的目标就是驻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５旅１４团的迫击炮连。这个连原本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队，“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仍有抗日情绪。根据党的指示，曹国安利用该连招兵的机会，打进其内部。于是，他便和张瑞麟一起来到了乌拉街，要求当兵。 经过一点小小的周折（找保人）后，曹、张二人当上了一等兵，分别被编到３排和１排。他们一当上兵后，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为了把更多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们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盟兄弟”的办法。没多久，他们就把串连起来的２０多个人带到一个小庙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大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后定要亲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后，大家按年龄大小进行排行，结果曹国安成了老大哥。于是，他便以老大哥的身份给弟兄们做指示，讲抗日道理了。 那时候军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曹国安很快便因假条上的字写得好、话写得漂亮而被连长看中了，当上了“贴写”，受到了信任。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又领来了一个名叫宋占祥的人，并把他安排到了２排。 １９３３年４月，伪军１４团奉命去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这本来是个起义的好机会，但迫击炮连的连长让曹国安留在吉林市里照顾他的老婆孩子。曹对张、宋二人说：起义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要多对弟兄们做思想工作，抓住机会组织起义，不必等他。最好能想办法和游击队取得联系…… “讨伐”结束后，伪军１４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驻在了镇南头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那个院子本是一个“响窑”，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墙角上都有炮台。 不久，曹国安护送连长家属也来到了烟筒山镇。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和张、宋二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东北角上的炮台里，分析了迫击炮连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一，目前士兵反日情绪很高，如马上起义，可以有８０％的人响应； 第二，驻地接近山林，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联系上； 第三，时值农历四月下旬，青纱帐基本上起来了，便于以后活动； 第四，迫击炮连的这个烧锅大院远离营部和其他部队，行动方便。 几天后，他们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端午节的午夜，并规定口令为“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行动暗号是高喊“日本人来缴械了！” 要说这事也真巧，端午节那天午后，伪连长因被提拔为少校团长特地请一帮军官喝酒。当官的都去了，当兵的照吃高粱米籽，弄得大家气不顺。这时，曹国安他们三个趁机自己掏钱分别请本排弟兄们的客，大家吃着他们的菜、喝着他们的酒，也就愿意听他们的话了。 晚上，他们三个人分别对一些人打过了招呼，说夜里可能有情况，要警惕点。那些人心里也有数，便个个装做喝多了，和衣而“睡”去了。 午夜过后，大院里响起了“不好了！日本人来缴械了！”的喊声，那些装睡的骨干们立即从炕上跳了下来，其他人也赶忙跟着跑了出来，不一会全连１００多号人就都在院子里集合起来了。就在曹国安带着他们准备出大门的时候，伪连长出来了。他问道：“怎么回事？” “日本人来缴械了！”黑暗中有人答道。 “这是谁说的？”伪连长问，“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半夜三更的，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要是真来缴械，还有我这个连长在？现在大家听我命令，各排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余的弟兄们回去睡觉！” 曹国安一听，事情要坏，便当机立断，打死伪连长！于是，便对张、宋二人命令道：“干掉他！” 曹国安他们几个的枪一响，骨干们便纷纷响应。伪连长、排长几乎同时被打死和击伤。这时，驻在镇西头的机枪连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曹国安趁大家带没弄清怎么回事，大声喊道：“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我们了，大家赶快跟我走！”说完便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张瑞麟见曹国安和宋铁岩已经把队伍拉出去了，便喊上几个正在上夜班的工人，扛起迫击炮和炮弹跟着冲了出去。 天亮的时候，队伍会集起来了。曹国安开始讲话了，他说：“现在我们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又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里的枪要去打日本鬼子。要抗日，就得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嘛！” 大家说：“我们愿意跟着大哥走！” 曹国安说：“那好！我看咱们这支队伍就叫“抗日迫击炮大队。下面，我们大伙选一下大队长、政委和中队长吧。” 经过选举，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被选为大队长、政委和第一中队长，另外两个骨干为第二、第三中队长。选举结束后，队伍即在曹国安的带领下向东南方的山林里奔去。 几天后，他们在玻璃河套找到了南满游击队。他们受到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和正在那里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热烈欢迎，并被正式授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的番号。 南满游击队自１９３２年６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１９６４年回忆说），在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了。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３００多人，还没有我们今天一个团的人多，但却挺正规。该师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师长（也称司令）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１０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２０００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 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一师全体战斗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更希望工厂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今天，当我们认真查找一下当年各支抗日队伍所发表的文件时，就会发现，以上这两个文件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靖宇个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能体现杨靖宇个人政治水平的应该说还是在独立师成立后（１０月９日）所发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奋斗目标、斗争任务和重要对策。其主要内容是：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对日宣战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推翻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武装民众，保护民众权利，建立东北民选的人民革命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及分给反日战士与民众；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被压迫民族等。 独立师成立后，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写道： “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咱们自己这样说，就连敌人也这么说——“人民革命军均规律整严，似无禁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名为“满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中写道： “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严戒着士兵胡做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 “１９３４年五、六月顷，第３１号保线工场所属保线工人，因有红军要求，议定：每人提供１元８角５分的水袜子（一种胶鞋——笔者注）８３双，提供给红军。同年７月顷，李德以同僚的捐款采购了誊写板，原纸五、六十枚，白露纸五十枚，铁笔五枚，手交陈万富。同年阴历十一月顷，李德采购豆油５斤，煤油２斤，蓝条绵布、棉花２斤、蓝线一轴、盐５斤，手交陈万福。同年十一月顷李德采购了白面一袋，提供给红军。” 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上写道：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定送到。” 伪军管区的文件上说： “（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 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独立师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尽管在其成立后即面临着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独立师力量一强，说话也就有人听了。所以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１日，当独立师司令部召集南满带１７支反日武装的首领来开会时，大家都来了。会上，他们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并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的总指挥。当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的１７张票，１６张写着杨司令。” 到１９３４年９月份独立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８００多人。 这一年１１月５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杨靖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南满特委的提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及各个直属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１、第２师师长。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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