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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 1947年7月13日 拿下了郓城、定陶，据守在曹县的国民党军队闻讯弃城而逃，王敬久的钳形攻势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东路军向北蠕动。 至此，刘伯承“造势”成功。 陕北毛泽东来电： 要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则山东粉碎敌人重点进 攻，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 于是，制造错觉、击敌弱点的第二部曲开始了。 7月11日，刘邓大军各纵队接到总部关于“我全力歼灭东集团，将敌分割包围”的命令。各路大军星夜兼程，奔赴指定位置。 具体部署是：第1纵队于13日由郓城地区进至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第32师，尔后攻第70师；第6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第32师与第66师的联系，主力于14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1纵队歼灭第32师；第2纵队由曹县向东，歼灭谢家集第66师一部；第3纵队从江上集插至羊山集以东，割歼羊山集第66师；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2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原来被钳制合围的刘邓大军一下子反过头，像一把迎面剪刀向一字长蛇阵剪去。 卓越的统帅对战争的指挥就是创造，就是选择，就是预见。 夜暗星明，鲁西南宽阔平展的大道上，疾驰着人马车炮。有的向南，有的向东，一条路上常常行走着几路部队。后面的紧盯着前面的背影，这样才不至于掉队和错队。刚刚下了大雨，路上泥泞不堪，足陷泥中，拔出来时鞋子掉了，顾不上找，光足走，又在稀泥中触到了别人掉的鞋子，蹬上，继续走。前面一旦受堵，就一个人挨一个人，靠得很紧，一步一挪。好不容易距离拉开了，忽然又是一溜急跑要追前面队伍的人。两支队伍交叉行走时，好像扭秧歌穿花一样，一个插一个，就是这样，仍然没有一个掉队的。一夜到了宿营地，算算竟走了140里。烫过脚，还不肯休息。卫生员给新战士挑脚板上的泡，不识字的还缠着有文化的念《战友报》。 这八开四版的《战友报》通过军邮直到连队，上送稿件直达报社。“千里战场一日还”。部队作战的胜利消息和英雄事迹，首长的嘉奖和指示，发生在战士身边的故事、小插曲，还有外国的战争小说连载、选载，都成了指战员最亲密的“战友”。 第1纵队的一个解放战士看了报上的人物通讯《多余的担心》，心情不平静，找到排长说：“我就像这个人物，对周围的同志存有戒心。排长给我送病号饭，找我谈心，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套，收买人心……” 排长也检讨说：“我做的也不好。打郓城冲进城的时候，我找不到你，心里就想：完了，这家伙跑了。没过一会儿，你押着几个俘虏来了……” 第6纵队的新战士胡正国不识宇，听别人念《铡刀上的血》，兴奋地一拍腿：“咦？这不是写的俺嘛！俺跟那个赵小法一样，从小胆子小，别说杀鸡，就是蚂蚁我都不敢踩。俺娘说我是猴子托生的，不敢见血。去年翻了身，俺娘说，咱分了几亩地，人家都参军保卫果实，你也去吧，我这才参了军。没想到一接过枪腿就哆嗦了。以后出的洋相，大家都知道……” 胡正国打住话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胡正国到班里头一天就门头睡觉，班长找他谈话、他也不起，一听让他练打靶就“唉哟唉哟”叫肚子疼。 躺了两天，把班长弄急了，问他：“你倒底有病没有？！” “没有……” “起来！给我写检查！” 直到天黑班长带着打靶的同志们回来，胡正国还躺着。 “起来！你写的检查呢？” 胡正国递过一个小本本。班长一看：第一页画了一头牛，第二页画了一个人，第三页画了一个烧饼。 “叫你写检讨，你咋画着玩？”班长火冒三丈。 “俺不会写字……这就是检讨。头一个是说俺老想着新分到家的黄犍子牛和几亩地；第二个画的是俺娘，做梦老想她；第三个是说俺有享受思想，光想过好日子。” 班长乐了：“嘿！胡正国，检讨还挺深刻！” 晚上开会，班长当众表扬胡正国。 他哭了，站起来说：“俺还有心最里边的话，藏着没说……俺装病是……是胆小，怕……怕打枪。” 后来胡正国随部队过了黄河，南岸敌人的暴行震动了他。就像《铡刀上的血》里那个后来转变了的赵小法，他胸口聚了一疙瘩气，从此啥也不怕了。打定陶，他打死六个敌兵，有两个是用刺刀捅死的，血溅了他一脸。 打完仗，班长问他怕不怕，他说：“定陶也有俺的娘，为她们报仇，啥也不怕！” 胡正国个子矮腿短，这次急行军他一溜小跑，惟恐掉队。他问班长：“俺要是也写写自己，中不中？” “中！咋不中？” 有人笑了：“咋写？还画大烧饼？” 胡正国涨红脸，啥也没说。从这天起，他除了缠着有文化的人读《战友报》，还求着他们教识字。从“胡正国”三字认起，每天识五个字。他找了块树皮，把生字写在上面。行军的时候，他把树皮往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挂，一边识字一边行军。 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发现了，跳下马，问：“小鬼，你这是干什么？识字吗？” 胡正国又脸红，点点头，念了两个字。 张际春把胡正国的事迹登在了《战友报》上。 《战友报》是张际春亲自抓的野战小报。报社、印刷厂就设在四轮胶皮轱辘车上。撰稿人行军走路、骑马构思，到宿营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就成了“书写桌”。这“背包文学”、“马上创作”通过《战友报》迅速传到连队，又通过新华分社转播到延安、各解放区，甚至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 除了办《战友报》，张际春还领导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八开四版的小型政治工作报纸《军政往来》。这个报纸由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主办。 张际春是这两个报纸社论、专论的主要撰稿人。他以透彻的思想和锐利的笔锋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刘邓重要的口头指示也往往由他写成稿子发表；甚至电报下发的刘邓指示，可以并需要传达到营连去的，也多半由他改写成报道文字刊载出来，“一竿子插到底”。他还指导宣传干部如何改写电报，如何掐头去尾，加字减字，既达到了宣传教育目的，又不致泄密。他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号人物——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他不认为做这些工作微不足道。他说：“报纸办好了，不知要节省多少干部的唇舌、时间和脚力。” 刘邓称张际春是“难得的宣传家、教育家”，部队则称张际春为“老妈妈”。 张际春随朱德、陈毅在湖南起义前是个教书匠。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又和学校打上了交道。这使他的气质比一般工农干部多了一层书卷气，加之他性情温和，极少动肝火，便更显得平易近人。 在张际春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说，他批评人最重的话就是：“你错了嘛，你不对嘛。”就这么一句，语调轻轻的，但被批评的人常常觉得受到了震撼，个中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折服他的为人体现了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张际春的平易近人源于他内在的品质。他默默地做着他认为应当做的事，尽心竭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却从不突出自己，从不显露他怎样尽了心、出了力。他尊重人，无微不致地尊重别人的自尊；他领导了你，指导了你，扶持了你，却让你不知道、不察觉，达到了行不言之教、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 40年后，笔者在采访中提及张际春，当年的老战士、老记者、老作家热泪潸然而下，第一句话几乎都说：“这样的好首长……我们想他呀！” 作家曾克在她回忆张际春的文章中写道：“我的记忆深处怀念着一个人，一位领导和长者。时间越长，怀念越深。” 文章的题目是《政委妈妈》 就是这位妈妈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从前线接回野战军政治部，说：“来了很多教授、学者，咱们要热情接待他们。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务。” 警卫员把曾克送到一个群众家。走进那个小四合院的西屋里，警卫员对客人说：“曾老先生，张副政委把你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这时，曾克才明白过来，认出了两个瘦弱、疲惫的老人是她离别八年的父母。他们是开封解放后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区来的，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许多著名教授、学者。 资深记者李普曾作为重庆《新华日报》特派员、延安《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在刘邓大军工作了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写了许多极有分量、震动了南京和蒋介石的文章。 李普回忆说： “那些稿件之所以有些分量，不过是多少反映了刘邓的一些现实罢了。而这些，是应当归功于张际春同志的。是他巧妙地给我创造了经常接近刘邓的机会。他老人家是有意这样做的，可我当时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 “每天吃过晚饭，张副政委便对我说：‘李普，我们到刘邓首长那里去。’到了司令部，刘邓也刚刚吃罢晚饭，我们就一块随他们到村外去散步；有时候天不好，就在刘邓住处谈天。天天听这三位大首长、老前辈谈天，实在是我的幸运。作为一个后生小子，固然获益匪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所得就更有用了。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们并不因为有我这样的小青年在场而有多少忌讳。” “我长期在蒋管区当记者，初到解放区，不知天高地厚，又加上年轻，才20多岁，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仅随便插嘴提问，还时常冒冒失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刘帅50多岁，邓政委、张副政委40多岁，竟把我这小后生看作一起谈天的人，平等对待。他们谈天的话题，当前形势总是主要内容。他们的观点，凡是我能领会和消化的，便成了我采写那些稿件的根本。我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军事记者，主要秘密就在这里。” “回想起来，张副政委带我去散步，正是有意要我做这件事。当时，他的这种意图完全没有表露出来过，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当他叫我‘到刘邓那里去’的时候，没有任何潜台词，至多不过是表示‘去看望刘邓’罢了……” 直接在张际春领导下工作的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总忘不了张际春的一句话：“我们只会创造历史，不会记载历史，而人们是从记载的历史中了解历史的。” 这句话被陈斐琴奉为格言而伴随后半生。几十年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极有史学价值的军旅文章。离休后，他又不顾年事已高，背着干粮走访当年的鲁西南战场、中原战场，拄着一柄竹棍重上大别山…… 当笔者采访陈斐琴的时候，他已患脑血栓行走不便，语言发生了障碍。他不再会见一般客人，但一听说我们是写刘邓大军的，立即让人搀扶着坐起，艰难地说：“跟随……刘邓多年了……每一仗……我都经历过……本来可以……详细……给你们饼，现在……” 他生气、着急地张大了嘴，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我们热泪盈眶，握住他温热却失去控制的手说：“陈老，等您病好，我们再来。” 他不让我们走，就这样艰难地选择可以发声的词句，谈了两个多小时。 陈斐琴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当年的回顾。回顾仅是历史的本身，而他给予我们的是超越历史的一种浩瀚，一种经天纬地的博大和忠贞。这更增添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层思考。 当年，在刘邓大军里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前线记者团”；晋冀鲁豫文联主席陈荒煤又给前线送来一批优秀作家，如李南力、胡征、柯岗、曾克、葛洛等；还有一些优秀的美术家，如艾炎、关夫生、邹雅、范云等。 正是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这些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知识分子的领导，有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做火种，刘邓大军这块军旅之壤上才会繁花似锦，全军上下一致，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和共振、情绪上的活跃和高涨。 李卓然老人说：“打六营集我和张副政委到前线去，看到战斗命令下达了，战士们有的揣起报纸，有的把报纸放在地下一跃而起，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报纸上的英雄人物……” 鲁西南 金乡——六营集 1947年7月14日 战场上的形势时尔族旗蔽日，轮毂交错，时尔静若深潭，稳若泰山；有时山势崩颓，如江河倒悬，有时风平浪静，如细流涓涓。 定陶一丢，王敬久急命各师迅速构筑攻防工事，并连连电催各师派出一个团搜索侦察。 两天过去了，却没有发现敌情，鲁西南似乎一下子平静了。王敬久越发坐立不安。 他到第199旅训话： “此番会战非同小可，委员长亲自筹划指挥，各路雄师云集鲁西南，只等一声炮响，就从四面八方兜抄过来，把过河的共军全部干掉！共产党是很好对付的，我们可采用的办法很多，说简单些，也就十个字。第一个字是稳。稳；就是不要慌嘛。第二个字是狠，更毋须解释了。第三个字是准……第四个字是硬……这第十个字嘛……” 王敬久把第十个字忘了。直到晚饭后，他才想起这第十个字是“活”。王敬久有几分迷信，恰在这个关头把个“活”字给忘了，这使他神色沮丧，行止更加失措。 参谋人员私下议论：“王司令官吊儿郎当，讲话时竞把活命的‘活’字忘了，预兆不妙。” 就在第二天拂晓，刘邓大军第1纵队进抵狼山附近地区，切断了王敬久的第70师与第32师的联系。第2纵队中午歼灭了谢集敌第66师的一个团，向东协同第3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第66师。这样，第32师与第66师的联系也被切断。 迅雷闪电般的行动无异晴天霹雳，王敬久的一字长蛇阵一断三截，顿时势乱神散。 王敬久慌乱之下先令第70师向南，第66师向北，向第32师靠拢，以求形成“核核儿”，避免被分歼。接着又改令第32师到六营集接应第70师南下，解救羊山之危，而后一同突围。 王敬久的部署混乱。第32师师长唐永良不再相信他。唐要通了陈颐鼎的电话：“你我所据六营集、独山集均为荒野小镇，又无工事屏障，即便突围靠向羊山集，也是出了小圈进大圈，仍在被围之中。依我之见，趁共匪仓促之时，你我两厢靠拢，冲出包围，撤至嘉祥。你意如何？” 陈颐鼎说：“嘉祥城高池深，工事坚固，似是可攻可守之地，而且有我一个团在那里接应。只是……”沉稳、老辣的陈颐鼎想到，突围并非易事，弄不好即全军覆没，于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望兄能向六营集靠拢，你我从六营集突围较便利。” 形势险恶，不容分秒贻误。唐永良不再计较，速率兵向北突围，向第70师驻地六营集靠拢过来。 唐永良的第32师一出独山集，守在大路左右的第1纵队立即抓住战机，迅猛追击和侧击，歼灭其一个整旅，剩下的一个旅和师部虽逃向六营集，也被打得残缺不全。 14日，远道奔袭而至的第6纵队赶到了六营集，协同第1纵队将六营集团团围住。 六营集是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两个半旅、两个师部猥集在那里，人马相踏，粮食、饮水供给相当紧张，第70师和第32师残部乱成一团。 刘邓面对新的敌我态势分析：羊山集守敌第6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战斗力比较强；而且羊山集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曾是当年日军多年经营的一个老据点，敌可依托这些！日日的寨围及重新构筑的坚固工事防御。六营集则地带狭窄，工事薄弱，又两个师挤在一起，不可旷日持久，必谋突围。于是决定先打弱一些的六营集之敌。 同时考虑：如果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徒增攻坚的难度。遂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6纵队受命在西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促成其突围决心；第1纵队受命在东面示意留有生路，以诱敌夺路逃脱。 7月14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66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愤愤地说：“这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连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已是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对此，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在当日的日记中感叹： 中共刘伯承之一部突入独山集与羊山集之间，另一 部突入羊山集与金乡集之间。余甚忧其围攻羊山集。王 敬久令70师、32师南下攻击共军，32师唐师长竟将 独山集放弃，合守六营集。王敬久又令其向南突围，接 应66师后，向金乡靠拢，32、70师又请准向东突 围，即不攻击共军，也不顾羊山之66师。此种将领如 何能望其做好事！ 是夜，云黑大低。解放军的炮攻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打响。唐永良、陈颐鼎察情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32师为左翼、第7O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两个师争着往东跑，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部队建制就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1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急促而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这种精神战术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似的横扫过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军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夹裹的一串串惊雷。 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第7O师和第32师的最后墓地。9连8班的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次即捉到14个俘虏，缴获四门小炮。营部通信员车金保用一颗手榴弹“捉”来了16个敌兵，还有一挺轻机枪。饲养员扬着鞭子、炊事员抡着扁担自动加人战斗行列，追赶、捕捉三五成群跑散了的敌兵。 当年的第1纵队第1旅第2团9连连长王崇乐如今已离休住在郑州，他回忆说： “那真叫痛快！方圆十来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吆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你再听就有敌兵响应：‘我这儿有一条枪！’‘这里有一门炮！’手往蒿草地里一抓，一个俘虏；往地上一摸，一支捷克枪。嘿嘿，那一仗我们可发大财啦！战斗一结束，全连换上了最新式的装备，一个班一挺轻机枪；120人的连，一下子扩充到190人。 “那时候我们开始愿要解放兵了。都是苦出身，一说就通，掉过枪口就朝国民党军队打，还挺勇敢。我挺喜欢他们。 那天夜里，故事可多啦。我们押着俘虏往收容所送，路上听到高粱地里哗啦啦响，就喊：‘干啥的？’回答：‘缴枪的！’一拥而出十几个哆哆嗦嗦的敌兵。没走多远，发现一门山炮，一个敌兵举着手说：‘俺在这等你们哩！’我问：‘还有没有？’他说：‘有！我们的山炮连都在这里呢！’我命令：‘你快喊，把他们都叫来！’他就扯起嗓子喊：‘山炮连的到这里集合呀！’一会儿嘟噜嘟噜从高粱地里出来一大堆，数一数40多个。他们领着，在前面又找到了一门山炮。嘿嘿，我当时威风得很呢！” 笔者采访当年的国民党军第70师上校参谋处长刘学基，他叙述该师和第32师覆灭的经过时说：“70师和32师被歼原因只有八个字：兵无斗志，将帅恐慌。这是整个国民党的膏育之症。” 他抽着烟，陷入昔日的回忆： “自从刘邓大军6月30日渡过黄河，我们兵团的参谋部里就开始乱套，朝今夕改，莫知所措。弄得各级参谋人员面对着军用地图，不知该把手里的小纸旗标志往哪里放。上下一样，两眼漆黑；人人都知有敌情，但谁也不知解放军意图何在。有人说下郓城取荷泽，有人说下郓城取济宁。直到4日郓城吃紧，70师集结金乡后，依然争论不休。 “5日奉命转进嘉祥，夜里抵达纸坊街，忽又命令转到济宁。连夜马不停蹄，6日赶到济宁，人困马乏。9日又奉命进驻嘉祥，让确保嘉祥。10日复命除留278团外，全部向巨野前进。待11日进至杨官屯，忽闻羊山集被围，全蒙了：这叫什么事呀？共军怎么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兵团指挥官王敬久一面电告徐州，一面连忙命我师集结六营集，与独山之32师靠近，以相互策应。当时我们哪里知道这是给人家‘送礼’呢！刘邓大军步步围近，官兵惶恐万状。13日下午，32师师长率部到六营集后，与陈师长商定，当夜向嘉祥突围。忽接王敬久电，严令不准动；及14日晨，又电令两师并进，向金乡撤退。 “结果这天夜里炮声大作，部队刚出六营集就中了伏兵，许多官兵莫名其妙突然中弹，像割断喉管的大公鸡一样，乱蹦乱跳，很快就溃不成军，人人自逃活路，东跑一阵，迎头有枪声，就向西跑一阵，迎头又有枪声，再转向东，人马辎重全部失控了。那真是乱兵、乱将、乱马、乱车、乱炮，乱冲乱撞、乱喊乱叫……” 刘学基闭上眼，摇着头，不堪回首。良久，才又说：“……彩号和被挤撞倒的人都来不及重新站起来，就被人马活活踏死。我亲眼看见177团2营营长江树屏负伤倒地，被师长的马踏死。师长在马上一脸惊恐，帽子也跑掉了。” 刘学基无限感慨：“70师自日寇投降即开赴台湾接受训练，足足一年半，可是真正用之战场与解放军交手不足24小时而已。” 六营集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全部（师长唐永良仅以身免），歼灭第70师（缺一个团），共计19000人。生俘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缴获山炮、野炮30门，战防炮10门，迫击炮40门，六○炮161门，轻重机枪517挺，长短枪4625支，子弹100万发，各种炮弹1000余发，电台21部，骡马857匹，军用大车181辆。 第70师师长陈颐鼎原以为自己逃脱了，最终还是当了俘虏—— 是日晚，陈颐鼎和罗哲东在混乱中落荒而逃，一气驱马50余里。枪声消逝了。天边一弯残月淡淡的。夜风起了，多少有些凉意。 陈颐鼎松下马僵。 路边高粱叶子哗哗响。 罗哲东惊问：“谁？” 没有回答。 陈颐鼎说：“是风。这里不会有他们的人。” “师座，我们去济宁？” “不，去嘉祥。那里毕竟还有我们的一个团。”陈颐鼎说出这句话，方意识到一夜之间他丢了一个师，一阵悲怆。 罗哲东和陈颐鼎是多年的搭档，配合默契，私交很深。他此刻的心情和师长一样。少时看《三国》，读到关公败走麦城，一种大英雄的悲壮冲腹而动。而今全军覆没，月冷风清，马蹄踏踏，敲着万籁的死寂，除去凄凉便是游魂般的茫然，竟无半点悲壮之感。作为军人，这也许是最大的悲哀了吧？ 罗哲东突然驻马：“师长，我去方便一下。” 如此驻马“方便”，没出10里竟数次。 陈颐鼎内心一阵自疚，很觉得对不住这位仁兄。 罗哲东肠胃不好已有月余，本来也不至拖这么久，只是连日奔波，食宿不定，越拖越重。陈颐鼎曾多次让罗哲东到徐州治病，罗哲东说：“你我多年同舟共济，这个关口我哪能走！” 罗哲东被肚子折腾得没了一点底气，十指冰凉，双膝酸软，“方便”之后连上马都困难了。 “瞅——” 突然一声冷枪。 听了20多年枪声的陈颐鼎今天才感到枪声竟有如此的震慑力。 罗哲东掏出手枪。 陈颐鼎辨出迎面而来几匹白色日本马，心头一喜，喊道：“别打枪！我们是202部队的！” “我们也是202部队的，一家人，快过来吧！” 二人皆以为是嘉祥守军前来接应，于是策马上前。 “举起手，不许动！ 忽拉一下子，陈颐鼎、罗哲东被围住了。马上全是穿灰衣服的解放军。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不容反应，陈颐鼎竟问了一句废话：“你们不是说也是202部队的吗？” 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鲁西南 巨野胡海村 1947年7月15日 陈颐鼎一夜胡须拱出半寸。 作为阶下囚，他为自己双手不曾沾满鲜血而庆幸。第70师自台湾返回大陆，战场几易，却没打上仗。他是这场内战的参加者，却可谓一枪未放、一炮未发，没有血债。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堂堂中将指挥官，他又为此感到羞辱，无地自容。第70师清一色的新装备，属军中姣姣者，却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他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发落他，他后悔当时没有拔枪自戕。 下午，来了一个挺精干的人，自我介绍叫杨松青，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工部部长，黄埔5期的。样子很和气，对陈颐鼎说，刘伯承要接见他。 陈颐鼎大惊。 走出收容所，他下意识地拉拉衣领，抻抻衣袖。 刘伯承这个名字对于陈颐鼎来说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中高级将领到国防部幕僚及至蒋介石从不敢小觑此人。这次从台湾回大陆，蒋介石召见陈颐鼎三次，两次提到刘伯承。有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举行“座上研究会”，来了九个军长；墙上挂满了地图，蒋介石出情况，让军长们出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即将结束时，陈颐鼎说：“鲁西南地区空虚，如果刘伯承从那里捅过来怎么办？”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刘伯承如果那么做，就不是刘伯承了。” 会议结束。蒋介石留了陈颐鼎一步，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共产党不敢走那一步。那是一步死棋，而刘伯承一贯是棋看三步的人，不会往死路上走的。” 时隔几个月，不可琢磨的刘伯承偏偏“往死路上走”，“从那里捅过来”。陈颐鼎身为败将不禁悲从中来。 来到一个四合院，杨松青示意进北屋。陈颐鼎走进去，看到屋子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个粗磁碟子盛着丰盛的菜肴，旁边还有一尊酒壶。 陈颐鼎又是一惊，这怕是一场“断头”酒宴了。 背后突然浓浓的川话：“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一个急转身——一个身材略高，微胖，有着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神情温雅，戴着一副虎黄边眼镜的人走进屋来。他看到了那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和掩映在安静温雅中的轩昂器宇。直觉告诉他这是刘伯承。 刘伯承满面笑容握住陈颐鼎的手，又是一声：“陈将军……” 陈颐鼎诚惶诚恐：“不敢当，不敢当！” 刘伯承说：“请陈将军喝杯薄酒，压压惊。战场上是对手，战场下来就是朋友嘛。快请坐。” 刘伯承那淳厚的微笑、诚挚的目光给人以如对宾朋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陈颐鼎近于绝望的心绪平息下来。 待陈颐鼎落座，刘伯承说：“陈将军，我们跟蒋先生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之争。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很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合作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安定，盼望和平，这也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你知道，我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根本的对立，只要能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共同合作，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颐鼎连声应诺。 “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善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自由和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蒙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这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人心所向，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颐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 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心，甘心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45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一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狐，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摇竹扇还汗流浃背；他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讲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发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陈老先生已经86岁。他面色红润，双目有神。和笔者交谈时，那深沉的情感时常溢于言表。他不抽烟，只喝浓茶。 “可以感觉到、刘伯承、邓小平感情融洽，配合默契。刘伯承对邓小平很尊重，写好电文，每每把眼镜一摘，对工作人员说：‘送政委定稿。’邓小平个子不高，散步或出门迎接什么人，刘伯承总是走在邓小平后面或侧面稍后。这种细微之举令我感动不已。邓小平称刘伯承‘刘师长’。看我有些不解，就对我说：‘这一嘛，伯承是129师老师长；二个嘛，伯承是我的老师，我敬重的长者。’有一天，他拿了一副字给我看。我问他喜欢什么体，他很认真地说：‘刘体，集柳、颜为一体的刘伯承体。我临的就是他的帖。’ “住了四天，刘伯承看我老是闷着，问我：‘想不想到我们后方看看？蒋先生说我们是土匪，共产共妻，你看是不是那样。’我笑着说：‘好，我去看看！’走的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为我饯行。在座的还有罗哲东、郓城被俘的55师副师长理明亚。 “席间谈到蒋介石主办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训练班。理明亚6月底刚受训回来，7月初就被俘了。他说：‘蒋委员长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讨战术，一是解决士气。有什么办法呢？统帅部绝对不承认战略有错误，反而责备将领们不注意战术，不关心自己的存亡荣辱。蒋说：我个人已经老了，没有关系，你们不好好干，最后失败了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理明亚接着说：‘这回我受训一趟，花了40多天，其实无论如何一个月足够了，可是大多数人躲来躲去，根本无心归队。所以我们营师长福霖说我：明亚，你还算老实。’ “我的副师长罗哲东有头脑；他是湖南人，带点辣椒性格。他说：‘我们那边的问题是没有政治资本。北伐的时候，我们有明天的远景，今天打军阀，明天革命成功，中间只隔着一个短短的黎明。人人为肩上的重任自豪。那时黄埔同学见面，就问哪个做了烈士。没有怕死的，都以死为荣。现在呢？今天为了什么？明天是个什么样子？眼前一片漆黑。哪里有勇气流血牺牲？怎么能不打败仗？’ “理明亚苦笑道：‘我们现在成了那时的北洋军阀。行军找不到向导，打仗找不到担架队；天一黑赶紧宿营，几个部队挤在一起，即怕被解放军包围，又怕地方民兵骚扰。放出去的侦察不但弄不到真实情报，反而常常遭伏击。简直就像聋子、瞎子。而解放军对我们的情况却摸得清清楚楚，连我们师长个子有多高、眼睛有多大、鼻子有多长都知道。’ “邓小平笑了，说：‘不光知道师长的，你的我们也知道。’大家正笑着，就听旁边的收音机播出了国民党中央社的一条‘新闻’：‘鲁西消息，刘伯承所部溃不成军，国军连日来获得空前大捷……’当时我很难堪，便说：‘中央社从来不说真话。’刘伯承笑笑说：‘从反面听嘛！鲁迅先生的推背图，对蒋介石很适用。’ “饭后，送我们的车子来了。过黄河走寿张，经过邯郸，再去太行山。张际春副政委也来送行，并派了保卫科张科长专程护送，保证我们的安全。临别，刘伯承把他写的《指挥纲要》一书送给了我…… “在那个四合院住过的四天，对我的后半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不曾意识，其实我和刘邓一接触，我原有的信仰就开始崩溃了，新的思想亦已孕育。在解放区参观结束的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回南京，可以回家乡，可以留下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我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刘伯承；如果有，我想我会改变称呼，称他‘刘师长’的。” 陈颐鼎老先生谈了许多许多。临别，他送我们出门，指着门口的“黄埔同学会”牌子又道：“民族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我在努力做，也算不辜负刘伯承师长的教诲。”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老人。他一米八的个头，虽年逾七旬，又大病初愈，但腰板笔直，像个小伙子。 我们听到不少关于这位保卫科长的精彩故事，也看过他的《南征年历》。他机敏勇敢，又严谨心细，刘邓大军的许多重大事情都能从他的《南征年历》中找到记载。 他讲了护送陈颐鼎等人过黄河到后方去的片断—— 那天晴空万里，静风，河面上仍是巨浪叠起。船行至河心，面对几里宽的黄水浊浪，罗哲东惊诧道：“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涛，对面又有重兵把守，刘邓大军究竟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张之轩暗示他问理明亚。 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55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乎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保存实力，全师收缩，进了郓城。” 陈颐鼎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面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罗哲东接道：“像我们这样一年里这么多将领一个个被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 理明亚摇摇头，叹道：“不奇怪哟。在南京受训的时候，我跟老头子（蒋介石）对面坐，他一张嘴，露出红的牙床，满口牙掉得精光。我算了算，他正好60岁，心里就叫了声：不好！” “为什么？”罗哲东挺奇怪。 “这你老兄还不知道？60岁是‘牙运年’。没有牙，就是‘倒运年’。他倒运，你我之辈焉能不遭厄运之灾？” 罗哲东笑了：“原来理师座还懂相术。既有此术，怎么没给自己相相面？” “这倒叫你说着了。今年3月我给自己相过面。那一天又正巧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突然死了。我就知道大运不佳。” 张之轩在一旁听着，暗暗好笑。过河后他一直随第1纵队行动，打郓城，打六营集，他都参加了。可以说，这三位黄埔生、国民党的中将都是他的俘虏。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陈颐鼎、罗哲东从南京受训回来后根据蒋介石叮咛亲手制定的，很有意思。 文件规定，为避免被俘要采取特殊措施： （一）长官对部下称名号，部下对长官称“先生”， 平级则称号或老张老李。 （二）长官一律穿士兵服装，不戴领章、臂章、肩 章，统一钉于衣袋内。各级长官所带卫兵、传令兵应避 免一切恭敬动作，携带手枪时，藏于衣袋内。 （三）司令部万不可选择好房屋，其间若有居民应 使其离开，另集一室，并多设伪装司令部，门卫一律单 哨，使用步枪。 （四）行军时如遇老百姓询问，以“八路”答之，友 军询问，以“打八路”答之，万不可暴露番号。 （五）进入公共场所，如在酒楼、澡塘、商店等， 均不可谈论军事，严禁与老百姓闲谈。 缴获的文件中还有一本第70师第40旅第279团2营6连长的日记，从中可见国民党军下级官兵的心境和士气—— 5月1日：由克州出发，逃了两个兵，今天又逃 了两个。本连阵地，又向后延伸了，我实在时时准备 着，有事时一个死。 5月13日：今天又跑了两个。连部号兵洪明德开 了小差。8班那个背机枪的兵，拐一支步枪跑了。天 啊，叫我如何干下去！根本就补不胜补，你今天补一 个，他明天要跑两个。 6月17日：我们在昌邑集停了很久，连一个老百 姓也没看到，简直八路军是想向我们封锁，弟兄们两餐 没吃一点油了。 6月19日：自昨早上起，全旅人都没有饭吃，真 要命！什么都没有，只有挨饿。 7月8日：今晨55师师部逃下来三个长官，都狼 狈如丧家之犬。我问他们郓城情形，他们不胜悲忿地 说：“郓城完了！”他们自昨晨由郓城逃出后，一直没有吃 过饭，白天藏在高粱地里，夜晚走路，肚子饿了，就啃 高粱杆。 7月10日：今天在途中碰到55师师长，穿着便 衣，满身泥巴，狼狈地坐在一辆牛车上，垂头丧气。迫 击炮连陈连长斥责他为什么把牛车拦着路，他的卫士 说：他是55师师长。我们都把舌头一伸。唉，多堂哉 皇哉的师长啊！而今坐着牛车，落荒而逃。这是他做梦 也没有想到的吧？老天爷保佑，不知我们的下场会是个 什么样呢？！ 在这个连长7月10日发出如此感叹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师长都成了俘虏。 自上船，陈颐鼎很少说话。眼睛一直看着河面上来来往往运送后勤物资、伤员、医院、马匹、车辆的船只。那些船工赤身裸体，喊着号子，阳光把身上的汗水映得像闪光缎一样。浪大船不稳，一件医院的什么器械落人河中。那水有10多米深。只见一位船工“咚”地扎入水中，稍许，举着那东西露出头来，哈哈地笑着。 陈颐鼎喃喃的：“即便攻下解放军的一城一池，也占不住。民心所向，大势已去矣！”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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