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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是世界法西斯集团迅速走向衰落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迫使德军转入全线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国军队打垮了日军的外防御圈，日军被迫退守以菲律宾为支点的内防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它的全部国防力量都投进战场。陆军的大量兵力当时已深深地陷入中国近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拔不出脚；海空军的主要力量，也都分散在广阔的太平洋海域上，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抗战初期，日军的进攻处处得手，占领区的范围越来越大，战线也是不断延长，在华兵力已感不足，太平洋战争又需要从中国占领区内抽调部分兵力，这无疑加重了在华日军的负担。到１９４４年初，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在山东，日军的兵力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上的更多。到１９４４年春，在山东的日军只有第５９师团和独立第５混成旅及临时编成的独立第１旅团大部，一共只有２．５万人左右，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虽然伪军增加到２０余万人，但总体上讲，日伪军的力量是下降了。 日军曾经在东南亚有恃无恐，但这时已走向没落。这正像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中唱到的一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１９４４年春季，八路军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战场上陆续发起了反攻。反攻共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局部反攻，时间约为一年；二是全线反攻。在局部反攻的一年时间内，全国八路军就从日军手中夺取了３７５个县，在全线反攻中又夺取县城１４４个，这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强大战斗力。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内，迅速实施局部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日军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山东八路军的力量却在不断壮大。当时山东八路军的总兵力已达到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却只有７万人。在山东三大力量的较量中，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明显地提高了，罗荣桓等领导人的心里都十分高兴。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仅剩下７万人左右，大小共２１股（其中千人以上的１２股）。这些国民党军队，有的与日军保持秘密联系，配合日伪军“扫荡”八路军；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如树倒猢狲散，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这与山东八路军的团结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 一次，山东军区的《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这反映了当时山东八路军中的很多人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过于乐观，有轻敌麻痹思想。 罗荣桓认为，这种轻敌思想和情绪对今后的作战十分有害，如果不除掉，山东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于是，他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１００期的纪念会上，对这种提法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３０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 “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战后作准备，这反映了他不只是考虑到眼前的斗争形势，而且还考虑到将来日本人投降后山东的斗争形势，他已开始着手为今后国共两党在山东的斗争做准备了。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看到长远。敌人只看一步、两步，而共产党人则要看到第三步、第四步。 其实，这些问题罗荣桓已考虑很长时间了。１９３９年，他就提议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还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进攻，准备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并积聚强大的武装力量。 长期的武装斗争，已经把罗荣桓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战略家。 但抗日战争毕竟还没有结束，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于当年４月５日给山东下达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自卫。”“……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日军，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防御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既然有力量进攻正面（即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此后，山东的日军对八路军虽然未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罗荣桓对那些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的警告，为八路军的局部反攻和最后反攻扫除了思想障碍。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 ７月１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４７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 城市是各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要想彻底打败日军，就必须攻占日军控制的重点——城市。八路军把作战的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产党不但在为最后反攻做准备，而且也开始为应付战后的不测事件做准备。可是，就在此之前的６月５日，国民党在《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中谈到，共产党的第１８集团军及其在各地的一切部队，只能合编为４个军，计１０个师，总兵力１５万人左右。国民党限制八路军在１５万人左右，共产党觉得自己４７万还不够，双方矛盾在不断加深。 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在政策方针和兵力部署上为反攻做准备，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也在进行准备，这就是从“游击战”发展为有条件的“运动战”。 在接到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之前，山东的八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其内容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军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老山前线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同时，罗荣桓在谈到作战原则时，也提到了运动战。敌人兵力的收缩，使得八路军的回旋余地增大，在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 罗荣桓所说的运动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免自己弱点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不能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 罗荣桓还指出了攻势作战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上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 根据上述原则，山东军区从１９４４年初开始，连续实施了系列攻势行动。首先于１月２１日，在日（照）莒（县）公路的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１９４４年初，罗荣桓关注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但到１９４４年仍有１万余人。这股伪军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地区，威胁沂蒙区。他们是山东八路军发起反攻的障碍。为了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领导人，反复研究了吴化文部的情况。 １９４４年１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作鹏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６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６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３月２５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八路军开始对吴化文部发起进攻。 吴化文遭到攻击后，就把其第６、第７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以外，还以其第５４旅团、独立混成第５旅团各一个大队，于３月２９日分别从莱芜、临朐出动，对吴部进行支援。 山东军区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分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４月初，日军从西南两面共２３００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山东军区决定抓住机会，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的日军始终未能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其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落空，不得不于４月８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军区，对吴化文进行再次攻击。４月１５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的吴部第４９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又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４旅的６００余人（不久后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４月１８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１９日夜，歼吴之总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２０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４９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所控制，整个战役到此结束。 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伪军１３００余人，俘敌少将以下军官３２３人、士兵４８００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７０００余人，占其总兵力的６０％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山东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被八路军所控制。不久，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中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在讨伐吴化文战役结束后，为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卫夏收，罗荣桓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到１９４４年８月，山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日伪军于８月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准备进行报复。罗荣桓不断接到各地情报站的报告，说敌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残部及荣子恒部等共１万余人，集结于莒县、临沂、青口、海州等地。日照有敌６００余人已经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区“扫荡”。 罗荣桓获悉上述情况后，进行了冷静的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领导机关。 这时，罗荣桓在山东已呆了五六年，对日军的脾气和惯用战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当时我军住得比较分散，情报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报，其中有些情报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对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次他又判断得十分准确。 当“扫荡”的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军埋设的地雷，因此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上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而粮食都是由济南、兖州等地抓来的民夫挑运的。因此，罗荣桓估计敌人“扫荡”时间不会太长，便准备沉着应战。他命令胶东和渤海军区，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之敌，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８月２１日晚１０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军区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其间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的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有人插话进来，在电话中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还对八路军进行谩骂。肖剑飞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他便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痛斥日军和伪军的罪行，做起了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当时电话的质量不高，肖剑飞的声音很大，吵醒了睡在隔壁的罗荣桓。 罗荣桓命令肖剑飞立即停止与敌人通话，然后命令机关马上转移。以往八路军的转移大都是在黄昏以后，而这次却定在上午，机关的很多参谋都感到这样做容易暴露目标。罗荣桓认为，上午转移存在危险，如果等到黄昏再转移，危险就更大。因为敌人可能已经测出与其通话的一方是领导机关，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如不及时转移，十有八九要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都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说：“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 走出２０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摆脱了敌人，才命令部队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有做好，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就是这样，罗荣桓靠其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机关，并赢得了广大参谋人员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东八路军逐渐摆脱了困境，从被动到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毛泽东看人看得很准，罗荣桓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８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 是啊！日本鬼子已经“扫荡”了我们７年，这下颠倒了位置，八路军开始“扫荡”日伪军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电报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辟地区工作。” 其实，这段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东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是指山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对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和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他决定采取行动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这次行动的方针就是：以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软硬兼施，攻心为上，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争取伪军的起义。 在山东的各种力量中，伪军的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实力最强，但也是最受气的。他们经常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要受日本人的气。这些人成份复杂，既有原来的土匪，有日军招降的国民党军队，也有日军占领山东后新组建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头，多数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谁的势力大，就跟谁走。在他们感到走投无路时，是很容易做通工作，举行起义的。 早在１９４４年７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就取得了成功。当时，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便以１２个连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出击。这时，伪军建国军暂编第１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的丰城。此前，王道部倍受日本人的气，在渤海八路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道的工作。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是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当萧华１９３８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他曾去过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过统战工作，还到过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牟宜之到达王道的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棠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经过半年的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他率领１６００余人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１旅，王道任旅长。 罗荣桓决定对伪军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也是从王道起义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又取得了成效，争取了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了莒县县城。莒县是山东的大县，处于滨海区中心，当时就有９１万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历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城防工事经营了５年多。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３０个中队，其中１６个中队驻城内，１４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枳沟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是莒县人，贫苦人家出身，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员王东年共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正民任旅长。他脱离高树勋部队后，在日军的压迫下当了伪军。１９４２年７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到滨海八路军的严重打击。莫正民为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系。于是，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１９４４年３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当八路军向日军发动进攻时，莫正民部的第２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后，捎带着将他的第２大队击溃，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指出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随后，山东军区又派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莫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 为了促使莫正民反正，罗荣桓决定对莫部反动分子王介千所率的第３大队进行打击。莫正民亲自带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八路军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态度好转，与八路军的关系也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更是深受感动。不久，他又听说７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他又开始怀疑动摇。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其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的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山东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４、６、１３团，鲁中军区第１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１旅约一万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１４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炸掉了日军的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开始发起进攻，城内莫部发动起义。八路军在起义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莒县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日军教官和军事顾问等。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和萧华嘉奖了参战部队。莫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２旅的番号，并由莫正民任旅长。 在王道和莫正民起义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１３００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１０团团长韩寿臣部１８００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８３００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四个独立旅。此外，还有千人以下规模的反正伪军１５０多股，共７０００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１７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军共６００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日军奉行的“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投降后，山东伪军大多数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的战场。而１９４４年山东军区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对蒋介石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力量已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很多战场上，抗日力量，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开始实施反攻，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已由１９４４年的４７万增至９０万，几乎扩大了一倍。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荣桓被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当会议的有关情况传达到山东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干部们纷纷向罗荣桓表示祝贺。 为了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并结合山东军区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罗荣桓于５月８日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当时，在党内有上述错误倾向的人占一定比例。抗战８年来，国民党先后掀起了３次反共高潮，但有些人还是没有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国民党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把搞好两党之间的关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勇气去做可能会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事情。还有的人觉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的反攻必须依靠国民党。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中国抗日力量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荣桓在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１９４４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的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即５月９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弥漫在欧洲战场上空的战争硝烟开始慢慢散去。在亚洲，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但他们却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山东，干部战士非常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但也有少数战士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想“打败日本好回家”，战斗意志有所松懈。 《打败日本好回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首歌，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１９４５年，便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多数战士都是从本地入伍的，参军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乡，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受“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影响才参军的。本地的日军被消灭后，还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打击敌人，侵入中国的日军被打败了，如果国民党发动进攻，八路军该怎么办呢？ 罗荣桓及时地提出：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以它来代替“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口号，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所必须具有的长远战略意识。他看得很清楚，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两党要和平共处，国民党必须作出让步，这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结局是国共两党冲突在所难免！ “以我为主，不依靠国民党”，这是具有远见的战略观点。只有以我为主，才能扩大抗日根据地，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队伍；只有不依赖国民党，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争取在将来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后的事实证明了罗荣桓的正确性。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主持下，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主要意图是要把山东的５个战略区联成一片。可是，就在这时，日本突然增兵山东，并用３万人的兵力进行以鲁中、滨海为重点的全区性“扫荡”。 罗荣桓立即决定暂停执行《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１９４５年６月９日，他突然接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罗荣桓自从得病以后，始终没有查清病因，治疗手段也跟不上，好在有罗生特大夫在，病情没有再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但仍是不断地尿血。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离职休养了，罗荣桓有惊人的毅力，自己肩负重任，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毛泽东担心罗荣桓的病情，决定让林彪来山东接替他的工作，以减轻其压力，为他养病创造条件。 为了治好罗荣桓的病，山东军区曾想过不少办法，早在１９４４年初，罗生特建议他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了这一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毛泽东却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于１９４４年２月８日给罗荣桓发来电报，电报中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毛泽东电报的实质是不大同意罗荣桓去上海治病。山东分局收到电报时，罗荣桓已在去上海的途中。２月２７日，当罗荣桓一行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的驻地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经过仔细的考虑，大家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事实上，罗荣桓的腹部有伤，如果去上海治病，很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冒险性是很大的。罗荣桓当即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 这样一来，上海没去成，罗荣桓的病也就一拖再拖。当罗荣桓已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时候，毛泽东又想起了这事。在当时，肾病是很难治愈的，是不是有生命危险，谁也不敢打保票。所以毛泽东考虑让林彪去山东接替罗荣桓是非常有道理的。林彪去山东，可以减轻罗荣桓的工作负担。 毛泽东只是在征求山东军区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来不来山东还没有定下来，即使定下来了，从延安到山东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罗荣桓还得坚守岗位，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在粉碎敌人的“扫荡”以后，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被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基本形成，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罗荣桓的病仍未减轻，但胜利的喜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与此同时，美国也于６日和９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招架不住，鬼子的末日真的到来了。 这些消息都让罗荣桓感到高兴，可高兴的事却不只这一件。８月１０日深夜，在莒南县大店村的一所普通民房里，罗荣桓正在灯下研读毛泽东于前一天刚刚发表的文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罗荣桓很快看完了这份内容不长的电文，高兴地对正在收拾床铺的林月琴说： “好消息！” 林月琴放下手中笤帚，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丈夫。罗荣桓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他很少把一些事情告诉自己的妻子。可今天他却是这样地高兴，在高兴中还带有激动的感情。林月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有说话。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又补充了一句： “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小日本被打败了！”林月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亿万中国人民，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抗日武装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事情。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有的人竟不敢相信会来得这样快。 罗荣桓又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林月琴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一定还可以订好多个五年计划。”胜利的消息使他们再也不能入睡，你一言，我一语，回顾８年抗战的历程，怀念过去，展望未来。清晨，整个驻地沸腾起来，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的负责人，纷纷相互祝贺。人们喜气洋洋，都忘记了吃早饭的时间。 这天上午，罗荣桓又收到中共中央１０日发出的电报：“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在同一封电报中，中央要求：“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 中央的指示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即实施进攻，以扩大八路军的控制区；迅速扩大部队的规模，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罗荣桓召开了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讨论全面反攻和扩大部队规模等问题。 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已经给八路军下达了命令，要八路军所属部队在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的部队，应该接受各战区司令官的指挥，不能随意行动。同时命令各地伪军在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让其他部队收编伪军。 共产党不会甘心听蒋介石的摆布。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的共产党也迅速行动起来。在１１日这一天，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就发出了一系列命令、紧急指示和布告，其中包括山东分局的《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山东军区的《紧急动员全体军民保证抗战最后胜利》的布告，山东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牒》以及山东军区的《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在这一系列指示、布告和命令中，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等领导人发出号召：“在此紧急关头，尤须我党政军民以战斗姿态，紧急动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证民族战争之最后胜利。” 当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召开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行政委员会高级干部（包括党外人士）会议，讨论大反攻和扩大部队的任务。罗荣桓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占领徐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准备接受敌伪投降的指示，以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七道进军命令。他在会议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敌人乞降了，还不等于缴械。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同我们争夺山东。因此，不要认为日本乞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备长期斗争。” 就在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军队编制的决定，指出：为适应今后的作战，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备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的兵力，编为野战兵团，并向各战略区下达了关于充实野战部队的指示。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的领导下，迅速进行了部队的整编。他们把山东第一线部队编成８个师、１２个警备旅、１个滨海支队及１个海军支队。每个师辖３个甲种团（每团充实到２５００人以上），主要担任机动作战、夺取大城市的任务。每个警备旅辖两个团，担任次要方向上的作战任务。 整编后，滨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１师、第２师、山东警备第１０旅、第１１旅，其中１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２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鲁中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３师、第４师、山东警备第１旅、第２旅、第３旅（后来又编了个第４旅），３师师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４师师长廖容标，政委王一平。胶东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５师、第６师、山东警备第４旅、第５旅，５师师长吴克华，政委彭嘉庆；６师师长聂凤智，政委李丙令。海军支队也隶属于胶东军区。渤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７师、山东警备第６旅、第７旅，７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鲁南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８师，山东警备第８旅、第９旅，８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 另外，滨海支队，即由万毅率领的部队准备按朱德的命令进军东北。 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山东各军区广泛开展了参军运动，以组织八路军的第二梯队，县区武装升级后，又立即补充起来。 不久，山东八路军的总数就达到了２７万余人。 就在山东军区接受日伪军投降、扩大解放区的同时，蒋介石也迅速在山东采取行动。他任命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在日伪军的保护下进入济南。何思源一进城，就要日军“就地驻防，加强防务”，同时将山东所有的伪军都收编为国民党军队。于是那些在日军统治时期为非作歹的汉奸，转眼之间都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蒋、日、伪完全同流合污了。 由于有国民党在背后撑腰，山东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 “不投降，就消灭它！”罗荣桓说。 ８月１３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出《决心彻底消灭日伪军》和《夺取大城市的部署》，１５日又发出《部队作战方向的规定》，对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决定兵分五路，首先扫清孤立于解放区内的中小城市，再向山东铁路沿线地区和大中城市进军。罗荣桓将这一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同时建议将部队名称改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中央复电表示同意。这是在我军历史上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 山东八路军在罗荣桓等人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奋战，所属部队边动员、边行军、边扩大、边编组，冒着酷暑，昼夜兼程，很快就席卷了解放区内的敌占中小城市，并开始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疾进。 鲁中部队为第一路，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的率领下，连克临朐、博山、益都、莱芜、淄川、章邱、周村和新泰，切断胶济路西段，并从东南方向进逼济南。 滨海部队为第二路，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委唐亮率领下，攻克胶县，切断胶济路东段；南占莒县、日照、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和连云港。 胶东部队为第三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率领下，解放威海卫、牟平、烟台、福山、篷莱、黄县、龙口、招远、莱阳、石岛、即墨，并突破了敌人之崂山防线，攻占了流亭机场，逼近青岛。 渤海部队为第四路，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委景晓村率领下，解放了昌邑、寿光、临淄、广饶、博兴、高苑、桓台、长山、阳信、临邑、邹平、宁津、吴桥、辛店，切断了胶济路中段，与第一路大军会合，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 鲁南部队为第五路，由前线指挥张光中、政委王麓水率领，切断了津浦路，解放了泗水、曲阜、台儿庄及官庄火车站，兵临兖州和徐州。 在以上这些攻势中，唯有临沂战役打得时间最长，也最为激烈，罗荣桓为这次作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东京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的“停战诏书”。第二天，驻守在临沂的日军就逃往枣庄，临沂只剩下伪保安大队长许兰生的部队，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部也集中到临沂城里。他们又与盘踞在临沂以北、汪沟西南坚固筑垒地区的王洪九部互相策应。这三股伪军加起来共４０００余人，企图依靠坚固的工事和日军逃走时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固守顽抗。 山东军区决定组织滨海第４团、山东军区特务团、鲁中第１１团和临沭独立团攻城。由于各团属于不同的部队，罗荣桓就派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去临沂前线指挥。 ８月２０日和２２日，八路军发动了多次攻击，皆因准备不足、配合不好和敌人的工事坚固而未能成功，攻城部队的伤亡不小。当时罗荣桓率军区机关正在大店，对进攻临沂的情况不了解，几次想去前线，由于身体不好，加上别的人一再阻拦，没有去成。 ８月２６日，李作鹏从临沂回到大店，汇报了前线的情况。罗荣桓听完汇报后强调，临沂是滨海、鲁中、鲁南三区的联结点，必须拔掉这颗钉子。然后，他批评了李作鹏的轻敌思想。 接着，李作鹏报告了下一步作战方案，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在城西北角实行秘密的坑道作业，准备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罗荣桓同意了这一方案，并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德、参谋尹健一起去临沂。 李作鹏返回临沂前线后，于８月２８日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前几次攻城失败的教训，确定了作战部署。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９月１０日炸开了城墙，９月１１日上午占领临沂全城，歼灭伪军２０００多，活捉汉奸许兰生和邵子厚。尔后转移兵力围攻城北的王洪九部。不久，王率残部逃走。 ９月２０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挥机关进驻临沂。刚到不久，罗荣桓就提出要出去走走。他当时的身体非常不好，在林月琴和卫生员的陪同下沿着城墙边慢慢地走。他仔细地察看着城墙和攻城部队挖的坑道和架设的云梯。这时，大家才明白，罗荣桓不是为了散步，而是察看地形，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在进行临沂战役的同时，山东军区的其他部队仍在不停地反攻，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到９月中旬，山东八路军共克县城４６座，占领了烟台、威海等６个港口，占领火车站３５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６万余人。山东的５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华中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取得了直接联系。 山东八路军的胜利还直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指出：“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８０余县（包括津浦路以西地区及过去已解放的县城），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 由于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由共产党控制，９月１９日，周恩来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任命省长的四省之一。 １１５师和山东军区的出色成绩，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一大片战略基地，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地位，增加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筹码。 罗荣桓与林月琴自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结婚以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在那十分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特别是罗荣桓有病后，林月琴更是关心倍至，这也是罗荣桓的病情没有很快向坏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八路军已经大反攻的时候，两人却吵了起来。 当临沂战役时，罗荣桓的病情已日趋严重。他听到攻城失利后，非常着急，就喊警卫员：“快去备马，到临沂去！”警卫员出去转了几圈就回来了，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警卫员怯生生地说：“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罗荣桓真的生气了：“乱弹琴！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 快去把牲口找来！” 什么名堂，林月琴最清楚不过了。原来，刚才警卫员到林月琴处讲了罗荣桓要他备马去临沂的事。林月琴知道罗荣桓病情严重，根本就不能骑马，她急得没法，只得让马夫把马牵走。此时，他看到罗荣桓真的发火了，自己不出面不行了，就走到罗荣桓面前，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 林月琴说后，罗荣桓压了压火，但脸色很难看，警卫员一看事情不大好办，就出去了。这时，罗荣桓严厉地责问林月琴：“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这是医生的嘱咐。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火更大了：“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严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件小事吗？”“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呀？”说到这里，林月琴眼里闪着泪花。自从结婚以来，她还没有听丈夫说过这么重的话，对自己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感到又委屈，又难过。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比罗荣桓小１２岁。她１９２９年入团，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四方面军。１９３２年，张国焘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她因家庭成份被错划为地主，受株连被送到劳改队。当四方面军向河南、陕西转移时，林月琴及其他几位女同志被遣散，可她们仍然紧跟红军队伍。后来她们又成了部队的骨干，林月琴曾担任过妇女工兵营营长，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林月琴吃苦耐劳的作风。在延安，何长工把林月琴介绍给罗荣桓，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相爱了。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６日，两人结婚。结婚后，林月琴一直照顾罗荣桓的生活，没有再参加工作。 林月琴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她深知丈夫工作的重要性，怎么会在关键时刻阻拦他去前方指挥作战呢？只因她知道罗荣桓的病情十分严重，经不起这样的劳累了。她感到自己很委屈，但仔细一想，在这种时候，她一人是劝不动罗荣桓的，只好出去“搬兵”。 正在院子中玩耍的东进，头一回听到爸爸妈妈吵架，趴在窗户上偷看，见妈妈出来，脸上还挂着泪珠，吓得“哇”的一声哭了。林月琴也顾不上他了，径直走到黎玉的住处，把罗荣桓想骑马到前方去的事对黎玉讲了。黎玉赶紧去劝罗荣桓，这才打消了罗荣桓去临沂的念头。 据说这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有的一次吵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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