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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１９３７年可谓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１９３７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战时期，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 １９３７年，中国结束了１０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１９３７年，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名正言顺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场。 １９３７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 虽说在抗日战争的８年中，蒋介石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积极抗战，但他也没有如汪精卫之流那样投降日本，并曾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领导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说他是人民的公敌，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吃够了蒋介石的苦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又一次把中国四万万人推入内战的深渊。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３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 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３月１８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进行讨伐。 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５次“剿匪”行动，头４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人进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北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１０万人减少到约７千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２５军、陕北刘志丹的红１５军团，陕北红军总共只有约３．５万人。 蒋介石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但他仍对自己所取得的战果沾沾自喜。红军兵力的大幅度缩小让他感到亢奋。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３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可是就在第三次围攻红军的过程中，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下搅醒了蒋介石“彻底消灭共党”的美梦。１９３７年１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开始就有关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１９２４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北伐，消灭北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１９３７年１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１月３１日，蒋介石指示拨给红军每月军费２０到３０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２月８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早了整整４７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２月１５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２月５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３月６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１９３３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７月８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７月９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２６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１０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１００个师，预备军为８０个师，并要求于７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６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１００万人，军马５０万匹和６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７月１０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１１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１３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１４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１９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７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１８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８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６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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