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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它是延安的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日军与蒋介石集团都对此地区虎视眈眈，以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手段妄图毁灭中共的战略枢纽。 1940年1月中旬，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皑皑白雪覆盖着晋西北大地。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以后，开始处理“十二月事变”后遗留下的种种难题。这时，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贺龙、关向应等人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于是，贺龙、关向应等人认真分析了晋西北地区的基本形势。然而，他们面临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主要部分的晋西北，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之一，然而，在结束“十二月事变”之前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阎锡山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使各级政权、财权大多为国民党所掌握，群众的动员和组织，人民武装和抗日政权建设，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抗战组织的活动，经常遭到干扰和破坏，因而根据地的许多建设工作，此时几乎还要从头做起。同时，日军在晋西北周围驻以重兵，配置有第二十六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的部队以及一批伪军。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大“扫荡”，扩大占领区，而120师主力转战晋察冀，长期作战，两期整军计划都未完成，亟待休整；留晋西北部队在阎锡山“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阴谋活动中，减员严重，新358旅主力714团仅有1000余人，警六团、独二团等则不足1000人，战斗力有所削弱；新军长期以来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人多枪少，成员比较复杂，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以来，思想上问题不少，极需整训。 财政经济问题更是困扰根据地建设的严重障碍。晋西北处在西起黄河，东至同蒲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之间的黄土高原上，东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西邻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军控制的神木、府谷地区，南面为阎锡山统治的晋西南，北接绥南游击根据地，南北长约270公里，东西宽约160公里，幅员比较狭窄，而且没有扩大发展余地。这个地区内有30多个县，但抗日政权管辖下的人口仅一百几十万，地瘠民贫，其北部更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区域。以本地资源供应众多军队和地方脱产人员，支持长期战争，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不足。抗战以来，由于日寇的摧残，战争的破坏，连年的天灾，加上阎锡山数十年的残酷盘剥，晋西北人民生活已极其困难。“十二月事变”期间，阎军对晋西北又作了一次洗劫，把本已不多的财富掳掠一空。晋西北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据调查，到1940年初，农业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工矿、手工业大部分被毁，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更是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极度匮乏。部队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是用来喂牲畜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是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有时部队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把黑豆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干饭，其味苦涩。当地把这种做法叫做吃“黑豆糁糁饭”。师副官处怕贺、关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健康，想设法给他们弄点白面、小米来调剂一下，但是，贺龙不允许，他说：“大家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关向应也笑着说：“比起我在国民党监狱，这种伙食太好了。”有时候，续范亭等领人来，120师招待他们的也是黑豆糁糁。在穿着上，许多部队的衣被鞋袜皆无着落，新军几乎完全没有被子。 阎锡山统治山西，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和办法。他并没有把蒋介石政府真正放在眼里，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经济和财政，曾明令各省不得自行发行纸币，然而，阎锡山对蒋介石却玩起了阳奉阴违的把戏。他一面向蒋介石政府要钱装满自己的腰包，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怕蒋介石干涉，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刷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1元可买小麦1．5公斤，两年后，由于发行过滥，屡屡贬值，以致1元钱买不到0．5公斤小麦。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十二月事变”之后，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使晋西北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也给120师的财政带来严重危机，为此，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抗日政府真可谓一贫如洗。部队那一点点生活津贴一连六七个月发不出来，连买冬衣的钱也没有。进行经济建设，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重重困难。 贺龙、关向应迎着这样的困难，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 贺龙、关向应首先决定，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行署成立以后，很快任命了各专员公署的专员。续范亭、牛荫冠等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革命战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为了统一协调动用各种力量，还由各界代表组成了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由贺龙任主任委员。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一场“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运动在晋西北大地蓬勃开展起来。 淳朴而正直的农民们，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于是，把最优秀的青年送进了部队。阳光下，院落里，姑娘、媳妇们热情地为部队做着军鞋…… 仅仅两个多月，“四大动员”运动就取得了成果：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献粮600万公斤，献金折合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81万元。 这些成果，对解决根据地的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对此给予了肯定：“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动员”运动中，曾涌动着一股逆流，产生了严重的错误。 临县。 商会会长冯锡蕃忐忑不安地在客厅里踱步。一个个令他心悸的消息不断传来：东庄的地主王德柱被决死队吊起来了，正在拷打，让他献金、献粮；七八户富农被抄了家，搜出了许多银元…… 冯锡蕃掏出手帕拭去额头的汗水，他意识到，自己也逃不过了。不久前那可怕的情形又浮现在面前。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候，阎锡山的晋绥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驻临县的阎军一夜间便逃得精光。冯锡蕃见状，惊恐万分，于是随着溃退的阎军一同逃往他乡，但第二天他又自行脱离了阎军返回了临县。结果，被人诬告，说他是汉奸，当过阎锡山的方正县县长，还杀害过抗日干部。因而被临县新政权扣押，并没收了他的财产…… 眼下，虽然事情基本查清，他被放了出来，可是又碰上“四大动员”运动。昨天决死队来人通知，他已被列入“四大动员”的重点对象，要他积极支援新政权，要带头多交粮食、多交银元。 冯锡蕃焦急地踱着步，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没收，用什么来支援新政权呢？ 这时，决死4纵队的十几名队员来到了冯锡蕃的宅邸。冯锡蕃慌慌张张地迎了出来。“冯锡蕃，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是交粮食，还是交银元。”决死队员们大声问着。 冯锡蕃为难地说：“弟兄们，我的财产已经交了公，眼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没等冯锡蕃话说完，一个决死队员冲上来，一把抓住冯锡蕃的衣领，厉声说道：“冯锡蕃，你敢对抗抗日民主政权！谁都知道，你是临县的商会会长，全县有名的大财主，现在却装起穷来，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完一挥手，几名决死队员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将冯锡蕃捆绑起来，押走了。 冯锡蕃被扣押，决死队要他拿出1万元银元，否则就关着不放。 “冯锡蕃被抓起来了。”这消息使地主富农们心惊肉跳，他们纷纷私下议论：现在这共产党可了不得啊，说抓就抓……我看，这共产党还不如那阎锡山呢…… “四大动员”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晋西北地区各级领导的重视。 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1940年9月21日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指出：“‘四大动员’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因此，纠正“四大动员”中的错误，便成了当时建设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虽然当时正忙于组织指挥春季反“扫荡”和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第69军可能从黄河以东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是，对“四大动员”中发生的问题，他们仍然十分关注。贺龙曾对晋西区党委副书记赵林说：“老赵呀，你们把筹来的钱、物交给部队，这是对的。可是，工作中有缺点啊！动员嘛，还得做工作，搞强迫命令可不应该。过去我在旧军队工作，要筹款筹粮，就把土豪绅士们找来，要他们出钱出粮，他们还能不给？可现在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既要向他们筹款筹粮，还要团结他们抗日，特别是中农，搞强迫命令更不对！”春季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入纠正“四大动员”出现的错误上来。 5月15日，晋西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 为了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贺龙、关向应等人参加了会议。 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起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做法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感到失望。关向应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错了，就要及时纠正。于是，会议总结了“四大动员”的经验教训，确定组织军政民联合考查团分赴各地检查纠偏。贺龙、关向应为此从120师抽调了300余名干部组成19个工作团，参加区党委主持的纠偏工作。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把周士第找来，关向应对他说：“你马上去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详细汇报。” 中央书记处听了汇报，于6月8日对晋西北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的这一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于是与林枫、赵林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会议不能开了。他们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后来，晋西区党委根据贺、关意见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从而提高了思想和政策水平。 在贺、关等领导下，这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因而，中共中央于1941年2月14日将贺、关、林、赵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的报告提纲批转各根据地参考。 贺龙、关向应对于“四大动员”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十分重视，对有些做过了头的事情也亲自了解，并作了干预。 一份份情况报告摆在贺龙和关向应面前，当看到临县开明绅士冯锡蕃被扣押的情况后，关向应的眉头紧锁起来。他知道，冯锡蕃对晋西北抗战工作是有贡献的。贺龙也感到意外，于是拿起电话，要通了决死4纵队司令员雷任民。 在电话中，贺龙告诉雷任民：冯锡蕃是120师的老朋友了，他从1937年起就为八路军办事。1937年冬，120师刚到晋西北，前方指战员没有冬装御寒，贺龙让供给部找冯锡蕃想办法。冯锡蕃经过多方奔走，冲破诸多难关，为120师筹制了1万套棉衣，价值银洋约20万元。此后，也经常为八路军解决困难。贺龙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哪里还有1万银元。快做点工作，把冯锡蕃放了，送他到120师师部来。” 雷任民放下电话，立即对冯锡蕃的情况进行了解。几天后，雷任民在临县请冯锡蕃吃饭。席间，雷任民望着满脸迷惑神情的冯锡蕃，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对冯锡蕃说：“实在对不起你，让你在军法处住了这么久，今天请你吃点便饭，座谈一下。 贺老总打电话来，要你去师部。饭后我派人送你去。”在决死4纵队骑兵护送下，冯锡蕃来到了120师师部。师部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接待了他。参谋长周士第专门来看望，对他说：“你可以到司令部来玩嘛，不用怕。贺老总为你的问题，同雷司令谈过多次。贺总说，如果有谁杀害冯锡蕃，我同他算老帐。”听了这话，冯锡蕃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战线上积极工作，为改善晋西北经济环境而努力。后来，随贺龙入川，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医药贸易公司、医药公司的负责干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7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纠正“四大动员”中“左”倾错误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在外的富户364户，占逃亡富户的三分之二，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为解决晋西北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关向应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1940年2月在窑头村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贺龙、关向应要求各部队集中人力、物资进行后方建设，力争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为晋西北人民分忧。他从工人自卫旅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和技术工人，让他们带着几台旧机器，以120师修械所为基础，去黄河西岸陕西葭县（今佳县）办兵工厂。1940年3月，他们办起了晋绥根据地第一个兵工厂——悖牛沟修械厂（后改称晋绥兵工厂），从此晋西北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军工企业。 为了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贺龙、关向应决定，大力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25％，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1％，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 早在1940年1月，120师刚回到晋西北，师领导就认识到经济问题对于120师立足晋西北的重要性。于是，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而后范子瑜又奉命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 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120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银元。”甘泗淇、周士第互相看了看，然后对贺龙说：“老总，你决定个数字马上送去吧。”贺龙衔着烟斗沉思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陈希云着急了。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呢？他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范子瑜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来，贺龙都让他给延安送钱。整个抗战期间，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已无法统计了。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财经委员会决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这是一个重大任务，在银行负责人的人选上，贺龙、关向应、林枫都想到了刘少白。刘少白很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1937年8月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公开身分的党员。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预科，在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商品检验局当过科长，有相当的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对山西的经济情况比较熟悉，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因此，贺龙亲自出面邀请他出任总经理，筹建银行。经刘少白多方筹措，筹集到了开办银行必需的资金。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又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银行的成立，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金融，争取晋西北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晋西北进入了更加困难的时期。春季和夏季日寇对晋西北的两次大“找荡”，特别是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的冬季大“扫荡”，使晋西北尚未来得及解决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1941年春，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贺龙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心工作，党政军民，要一致努力，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下决心把生产建设工作做出成绩来。”会议确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党政机关将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青联、妇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产粮食；第二件，解决服装供应。主要是发动部队种棉花，建设河西被服厂和用土特产交换布匹。至1942年夏天，120师每人都领到了1套夏服，并且拨给新军8千套夏装；第三件，解决副食品供应和燃料。要求各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挖煤炭。晋西北煤多，独1旅、独2旅（358旅返抵晋西北后，新358旅改称独2旅）各抽出一部分人来开矿挖煤，供应部队和群众燃料；第四件，开办商店，活跃经济，解决部队的日常开支。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一共开了16个商店，赢利法币70万元，农币60万元。在贺龙和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部队生产发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经过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晋西北的经济状况，已有显著改善。 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1940年10月，贺龙和关向应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120师358旅和决死2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1个营兵力的交通大队，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1941年3月，又成立了以120师干部为主的晋西北军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参谋长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员，进一步加强交通部队，做好护送工作。许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江苏等地去延安开会、汇报和出差的人员，都要经过晋西北，在兴县落脚。120师为此设立了两个招待所，由副官处长陈仕南负责接待来往人员。贺龙对陈希云、陈仕南说：“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毛主席看好这个大门。一方面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方面要把过往同志的生活照顾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要帮助解决好，使他们满意。”1942年10月，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一路上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被褥、替换衣服等都不便随身携带。一到兴县，供给部就给刘少奇将这些东西一一补充好。中共其他领导人从敌后来到晋西北，也都是缺什么补什么。对于一般过往干部也是这样。1942年5月，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一批学员迁往延安，一个100多人的女生队，在过同蒲铁路时，被敌人冲散，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全部丢光了。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到达兴县时，供给部及时给她们补充了被服。贺龙知道了很高兴。他说：“延安生活很困难，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给党中央增添麻烦。要想方设法减轻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革命义务。”1942年秋，彭德怀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经过若干道封锁线，东西都扔光了。他路过兴县时，对120师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们说：“感谢你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吃的，穿的，还有牲口，还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让我们好好休息。贺总在晋西北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黑豆，也要招待好过往干部，这一点，人人皆知，我是很钦佩的。”120师的文化建设，在八路军中是很著名的。在贺龙的倡导和支持下，120师成立了战斗剧社。1939年，120师又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冀中参军青年中动员了不少人参加剧社，编演了许多好的话剧，使战斗剧社成为敌后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团体，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后来，活跃于电影界、话剧界的著名导演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都曾在这个剧社工作过。1941年，120师成立了战斗平剧社（京剧在当时称平剧）。贺龙向负责组建平剧社的刘西林、张一然说：“演旧戏一定要除掉封建毒素和低级庸俗的内容，要表现历史上除暴安良的正义人物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使人增长历史知识和民族意识。”平剧社成立后，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后来，这个平剧社与鲁迅艺术学院剧团合并，组成延安平剧院。解放后，活跃在京剧界的薛恩厚，就是战斗平剧社的领导人之一。在120师各部队中，体育运动历来蓬蓬勃勃。最负盛名的是120师战斗篮球队，许多队员都是专门挑来的。在冀中，贺龙发现了曾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员刘卓甫，可是，人家已经当了抗日政府的县长，可贺龙爱才如命，想方设法经冀中主任公署把他调到了120师。当时这个业余球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晋察冀根据地都是很有名气的。 有的队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体育界的领导干部。 1940年5月4日，晋西北召开文化界救亡联合代表大会，成立晋西北文化领导机构。会上，关向应作了《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贺龙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二，文化不能脱离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要起先锋和推动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运动是不会杀头或被捕的，我们反对对文化的压迫。今天在这里有枪杆子给你们放哨，笔杆子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子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联合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贺龙又即席讲话说：“晋西北的大学生很少，这可见一般文化之落后。”他举出几个具体事例后风趣地说：“许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不会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级不知道执行，这都是文化程度不够的缘故，所以，要发展晋西北文化。”他还谈到晋西北的戏剧艺术面临着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他说：“戏剧一方面应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 随着晋西北农业生产的恢复，人民生活的改善，晋西北的戏剧运动以120师战斗剧社和区党委七月剧社为中心开展得十分活跃。1941年8月15日，120师政治部召开戏剧运动座谈会，总结一年来开展戏剧运动的经验。贺龙在会上讲话说：“一，对于战斗剧社，我们要求它一方面领导和团结各旅、团的剧社，一方面还得有三大本事。什么本事呢？第一，要能为纪念大会、干部会议演出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都好的多幕大剧；第二，要能在千万人的大会上，演出有教育意义的、大众化的、战士们一看就懂的独幕剧；第三，要能演出给老百姓的、为老百姓所欢迎、所了解，而且能教育和组织他们的戏剧。”“二，对各旅、团的剧社，我们要求演大众化的、配合政治工作、巩固部队、宣传组织群众的戏剧，同时还要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 “三，我们要组织戏剧游击小组，配合敌占区工作人员和少数武装，以闪电的姿态到敌占区去，演些短小精悍的好戏，振奋敌占区的群众。”“四，要多多创作，无论是戏剧、歌曲，还是舞蹈，不要老一套。唱歌，几部合唱不好，还是齐唱受群众欢迎。要组织采访团到各分区去搜集材料，多创作新的东西。”“五，为了开展部队和地方戏剧运动，我们要培养艺术干部，以战斗剧社为骨干，从地方学校和部队中，有计划地调艺术干部受训。”“六，对平剧（京剧），我认为应接受其优点，删去有封建毒素和庸俗落后的成分，用严肃态度来研究它。演出的剧本应该是表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使观众增长民族意识和历史知识。”“总的来说，我们的戏剧要深入部队，面向战士，教育群众。” 不久，120师组织了战斗剧社“游击剧团”，到敌占区去进行武装宣传。贺龙对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说：“现在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部队和老百姓都很困难，尤其是敌占区的老百姓。你们要去给他们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巩固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且从他们那里搜集材料写出作品。”著名作家肖三在听了贺龙讲话以后感慨地说：“谁说贺龙同志只是一介武夫？称他为中国的恰巴耶夫（苏联十月革命后，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俄国战争中的英雄、红军名将，在中国有的译为“夏伯阳”），我看，除了某些特点外，并不相似啊！” 大青山地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晋西北战略枢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20师主要领导十分关心的问题。1940年7月，贺龙、关向应根据中共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决定将雁北和绥远合并，成立中共绥察区党委，由白如冰任书记。接着，贺龙、关向应又提出了建立绥察游击行署的意见，以统一全区行政，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还从晋西北抽调了200余名干部支援大青山财区。1940年8月，召开绥察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副主任杨植森，并且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专员公署和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 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军民在抗日政权的领导下，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扑灭抗日峰火，日军反复地对大青山地区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半年当中，绥西、绥中、绥南被烧毁的村庄多达1700余座，群众被迫大批逃亡，抗日政权和军队失去了依托，陷入难以存在下去的严重困境。 贺龙、关向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大青山地区是一块完全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之中的根据地，和晋西北不一样，必须执行一套灵活的政策，方能长期坚持。贺龙说：“他们那里不能照晋西北这一套办，一切要有利于站住脚跟。”关向应说：“除了敌人残暴之外，主观上是领导思想上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根据地不明确。”贺龙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就是大青山地区陷入困境的内部因素。他们向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中共绥察区党委书记白如冰提出：“大青山今天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能是一个游击区。地方党、政府必须正确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初，贺龙更加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过去那种暴露政策，不利己，亦不利人，应禁止。”要求他们不要盲目地去扩张声势，而应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执行隐蔽政策，积蓄自己的力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做扎实的工作，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并且对如何执行隐蔽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贺龙、关向应的这些意见，从思想上明确了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和进行建设的方向和策略，从而使那时的抗日政权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41年5月，条件成熟，经贺龙、关向应批准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 微风送爽，艳阳高照。在秋色宜人的季节里，关向应病倒了。 他忍着痛苦，静静地躺在床上。 早在1940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10月初他日夜不停地主持四五天会议，终于病情大发作，不得不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 贺龙望着关向应日渐消瘦的面容，感到非常痛苦。关向应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也是120师乃至晋西北根据地的主心骨。关向应走后，整个军政领导工作都将集于贺龙一身。 关向应躺在担架上，伸出瘦弱的双手与战友们一一握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等人挥动着双手目送关向应远去。一群战士擦去脸上的泪水，心中默默祈祷：我们的好政委，祝你早日康复，盼你早日归来…… 1942年春，中共中央令贺龙速返延安。贺龙将晋西北的工作和反“扫荡”任务向周士第等人作了交待，便匆匆奔向延安。 3月25日，在明媚的春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120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115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贺龙和林彪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在人们的眼里，这是两位战功显赫的英雄，会场中，一束束钦佩的目光投向了他们。 大会主持人谢觉哉把主席台上的人员一一向大会作了介绍，并首先请林彪师长讲话。 林彪怔了片刻，也许因为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话，也许觉得此时此刻不宜多讲话，于是，很得体地说道：“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尽管如此，还是迎来会场一阵热烈的掌声。 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并向大会介绍道：“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会场响起了热烈掌声。贺龙站起身来说道：“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的欢迎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加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比较短，从1939年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时间不过14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了，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7月，第一次会议可以开幕。”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 毛泽东望着贺龙，心中充满信任，毛泽东这次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会后，毛泽东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贺龙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贺龙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命令发布后，毛泽东曾既认真又玩笑地摸着自己的脑袋对贺龙说：“党中央和我的这个就交给你了。” 对于毛泽东的信任，贺龙充满感激之情，决心当好联防军司令，并决定把120师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机动警卫部队来使用。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20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358旅、359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这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快，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120师独一旅的1个团已于1941年调整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整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120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359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6月，中共中央军委将358旅调整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358旅进驻今富县以西黑水持、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延安进行了紧急动员。 在动员会上，贺龙感慨地说道：“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人，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1938年1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贸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山的小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送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产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以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恶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120师及陕甘宁部队掀起了训练热潮。贺龙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120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军语。按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或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贺龙历来重视练兵，他一贯认为部队训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艺高人胆大”，训练出战斗力。早在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以后，他就提出要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又特地把富有部队训练经验的刘伯承请来，指导训练二方面军的干部。这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贺龙亲自抓了边区部队的训练工作。他提出了“人人参加，个个都练，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官救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充分调动干部、战士的高度积极性。他强调，部队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扎扎实实；要提倡苦练、巧练，多练几手硬本领；要注意思想、作风、纪律的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以学习三大技术为主的大练兵热潮。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近战、夜战和野战的能力，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英勇、迅速、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经过这次大练兵，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犹如出山猛虎，人人敢于刺刀见红，个个惯于近战夜战，部队里涌现出成批的优秀射击手、投弹能手和刺杀标兵。 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去359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士，你们要保卫边区每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120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旅政治部根据王震的讲话精神，很快在359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359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年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358旅考核的结果：全旅步枪命中率由48．5％提高到了93．4％，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84％，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68％，山炮命中率达100％，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6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的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戟入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局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其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言。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们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的。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采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造成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中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此后不久，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同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度过困难。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的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了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你银行的资金不就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十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尽管这样，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仍十分注重勤俭节约。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的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下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 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 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花了半个月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片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丝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以致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区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贺龙来到延安后，重任在肩，每日忙于繁重的工作，同时，他的感情生活也掀起了波澜。 由于种种原因，贺龙与他的妻子骞先任感情越来越疏远，鉴于感情已经破裂，俩人终于离婚了。 贺龙离婚后，延安的一些老战友、老朋友都忙着为他当起红娘来。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贺龙。 薛明是河北霸县人。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妇女抗日队伍，从北平辗转到长江以南，宣传抗日。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她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的一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贺龙到延安县委。 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他们。 高岗对贺龙说：“这就是薛明同志。”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 谈话中，贺龙很认真地问薛明：“你认识叶群？” 薛明说：“认识。” 贺龙说：“今天是星期四，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 叶群是同薛明一道从江西来到延安的，彼此是很熟悉的朋友。薛明感到，叶群这样做确实不对。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对同志的关心，所以点头说：“可以。” 贺龙高兴了：“那很好。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回答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贺龙点头说：“那好，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得很不错。” 临走时，贺龙问薛明：“听说你是天津人？” 薛明回答：“离天津很近，霸县人。”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甩开大步子走了。 这次见面给彼此的印象都不错，从此，两人开始有了交往。 1942年8月11日，贺龙与薛明结婚了。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都来了。 席间，林伯渠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呀！他们俩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然后，转过身来对贺龙说：“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 站在贺龙身边的薛明心里十分着急，她曾听贺龙的部下介绍过，贺师长有胃病，不宜喝酒。于是，她立即接过林伯渠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大家见状，都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窑洞里笑语欢声，喜气洋洋。 没过几天，120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贺龙陪着毛泽东来了。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薛明拱拱手，笑着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贺龙在一旁微笑着。在延安，他有了一位伴随终生的伴侣。延安的岁月，贺龙是难以忘怀的。 在而后的日子里，薛明伴随着贺龙，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历程…… …… 往年的南泥湾， 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每当听到这富有陕北韵味的悦耳的歌声，120师359旅的老战士们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想起了当年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艰苦岁月。 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拿西北地区来说，从1939年冬到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遣几十万大军，西起宁夏、陇东，南沿泾水，东迄黄河，构筑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既企图从军事上消灭八路军，又妄想从经济上困死八路军。 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经济落后，加上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八路军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八路军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没有菜吃，没有油吃，吃粮也很困难。 在这严重困难的关头，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支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活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在敌人包围封锁面前，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来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号召鼓舞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于1940年2月20日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结合自己的条件都陆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朱德于1940年初，在延安提出了“屯田”政策。他认为军队劳动力多，体力强，组织性好，主张军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359旅在1939年秋奉命从华北调回陕北绥德一带，担负守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0年春，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旅就在绥德一带积极开展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生产运动。359旅于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分三批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新的战斗生活。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距离延安城约45公里，是延安县金盆区一个乡。它与临真镇、九龙泉、马坊等地接壤，纵横60公里，土质肥沃，适于开垦。 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在南泥湾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顽军在那里驻扎着1个军部和1个师的部队。南泥湾是顽军进犯延安的必经之路。359旅进驻这里，一手拿枪杆，消灭敢于来犯的顽军，一手拿锄头，在广阔的荒山野岭里开荒种地……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双重任务。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南泥湾一带，在100多年以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方，由于清政府制造回汉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加上军阀横行，土匪的抢劫，人民无法生活，相继逃亡，这里便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359旅来到这里的时候，眼前只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横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鸡成群，沟底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体。 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始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是思想上的障碍。 当时部队中对农业生产存在着几种不正确的认识：一部分干部不懂得发展生产须以农业为主的方针的正确性，他们单纯从营利出发，认为农业生产费力大，周转慢，获利小，把“自己动手”只看成一个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因而主张多集中力量搞商业，少搞农业；还有一部分干部则担心搞生产会影响部队的训练和军事生活管理，以至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广大士兵中，则对部队实行屯田政策的意义认识不清，认为“当兵是打日本的，不是来种地的”，“在后方生产不如在前方打仗光荣”，因而对生产不够热心。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359旅领导决定在部队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使全体指战员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而这个严重困难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造成的，认识到边区人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支援战争，负担已很重了，仍不能满足需要，大量部队的吃穿成问题，都取之于民是不可能的。搞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生产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和保卫边区。在干部中则大力宣传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生产方针，使干部明确认识到解决财政困难和保障部队供给的根本途径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商品流转中取利则是补助的办法，只有坚决实行屯田政策，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才是解决物质困难的最可靠的途径。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正是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只要管理教育工作做得好，开展生产运动，不但不会松懈部队的战斗纪律和生活纪律，相反地能够加强这种纪律，并使部队的战斗意志能够得到严格的锻炼。至于生产和训练时间分配，只要计划得好，生产就不会妨碍部队训练。生产搞好了，个个身强力壮，情绪饱满，自然可以提高训练效果。 在明确了生产的目的、方针和政策，解决了思想上的抵触和顾虑之后，部队中就很快掀起了一个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屯田政策，开展生产运动的高潮。 第二是物质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没有住的地方。当时南泥湾地区几十里渺无人烟，仅有的村镇也只有几户人家，几眼破烂不堪的窑洞，经过修整，大都做了团、营生产指挥所。部队人多没处住，只是在村边、河边露营，有的用树枝搭成简陋的窝棚栖身。部队进驻时，天气冷，还下雪，尤其夜间露宿，虎啸狼嚎，寒风刺骨，大家衣单被薄，难以御寒，久久不能入睡。为了御寒和防野兽袭扰，就捡些树枝、柴草，点起堆堆篝火，渐渐地睡着了。后来，部队搭临时棚，挖土窑洞。指战员们有的上山砍柴，有的挖土掏洞，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浑身汗水，土沾上去简直成了泥人。窑洞刚挖好，尽管里边非常潮湿，有的还渗水，同志们铺些干土、草灰或柴草，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尽管环境如此艰苦，而部队的情绪却十分乐观、高涨。战士们高兴地唱道：“窑洞草房好军营，茅草床铺软腾腾；三尺雪地绫罗被，茂密梢林好屯军。” 其次是缺乏吃的东西。吃粮食要到50公里甚至数百公里外去运，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没有汽车，骡马大车也很少，必须由干部战士背粮，背粮没有口袋，有的就把自己的裤子扎上裤腿当口袋，有的把旧军毯卷成长筒，捆上两头装粮食，背一趟来回要走三四天，特别是春冬背粮，雪天爬山，过河涉水，更加艰苦。沿途老乡看着走在山沟、田野的背粮队伍，感动地说：“八路军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要是国民党军和军阀的队伍，赶着老百姓去送粮，还送不过来哩！” 没有菜吃，就在山上、河边挖野菜。如果打到了野猪、野鸡，就可以打一次丰盛的“牙祭”。饭菜不多，吃不饱，但大家干劲很足。 三是穿的很困难。每个战士一年只发1套军衣，平时就是缝缝补补，开起荒来，在树林草丛里穿来穿去，衣服磨损得更快。战士们为了节省衣服，夏天不顾烈日曝晒，冬天不顾寒风凛冽，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同志们的长裤磨破了改成短裤，短裤磨破改成了裤衩，裤衩再磨了，就编成布条打草鞋，或糊成布壳纳成鞋底，总是一块布头也舍不得丢掉。 四是开荒的工具少。买吧，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么多生产工具。于是359旅领导就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想办法解决。这一来，办法就多了。有的上山伐树成材，到几十里外的村镇换工具；有的到河防两岸搜集敌人轰击边区的炮弹片；有的到周围几十里处寻废铁换；有的派人潜入敌区扒铁轨，锯断后打工具。717团1营有个战斗英雄名叫王福寿，他带领10余名战士偷渡黄河，到日军占领的火车站去搞钢铁，搞到一点钢铁后，没有炼铁师傅，王福寿又派刘顺清跑遍了方圆百里路，从金盆湾小街上找到一个从河南逃荒来的会打铁的王铁匠，把他请到连队。王铁匠与连里的几个战士一起动手，连续几天苦战，终于打出了镢头、锄头、斧头。同志们激动地向老师傅道谢，王铁匠感慨地说：“我走南闯北，眼见日寇和国民党兵的烧、杀、抢，他们把老百姓害苦了。可是你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减轻群众负担，要自己开荒生产，冒着生命危险去搞铁，什么苦都吃尽了，我一个做手艺的，出点力气算什么！你们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我就是豁出命来也值得！”由于大家动手，旅团又统一购买了一些，工具基本上解决了，部队及时投入了开荒生产。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生产自给的指示，更好地领导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359旅于1940年就成立了由旅团领导同志和旅供给部长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各营、连指定1名副营长、副连长负责领导各自的生产工作。1941年部队到南泥湾地区以后，王震旅长兼政委（1942年起还兼任延安军分区和卫戍区司令员），主持卫戍区和军分区工作并统管全旅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的日常工作。当时部队的分布是：旅直属队及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政委谭文邦）驻金盆湾，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李铨）驻临真镇，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驻马坊，719团（团长张仲瀚、政委曾涤）驻九泉、史家盆，补充团（团长苏鳌、政委龙炳初）驻南泥湾。 南泥湾一带的荒山上，到处是很深的蒿子草和大堆的羊胡子草以及很大的山桃树，还有“咬人”的狼牙、蝎子草、黑葛兰，它们都成了开荒的“拦路虎”。羊胡子草一棵一大堆，软绵绵的，一镢头上去见不到土又弹回来，镢好多下才能挖掉一颗，狼牙刺和黑葛兰是一种多年生的灌木，根粗叉多，枝上黑刺长、尖、硬，还有毒，一不小心就挂破衣服刺伤皮肉，火辣辣地痛。然而生长这些树草的地方，往往都是土质肥沃的好地，同志们舍不得放弃，宁肯多花些力气，也要“攻坚”。由于有这样的拦路虎，战士刚上来又缺乏经验，就是最强的劳动力干上一天，也只能开出四五分地，与计划中的开荒指标差距很大。后来通过实践，办法越来越多，刨树根时，先把根扒出地面，大家把这叫做“侦察敌情”，然后砍断支根，这叫“扫清外围”，最后看准主根，使劲把它砍断刨出来，叫做“发动总攻”。这样干，开荒效率明显提高。同时，由于每天测量开荒效率，公布成绩，更加激发了大家劳动积极性，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了挑战应战，竞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旅的《战声报》和各团的生产快报，定期报道生产情况，公布各单位开荒成绩和日开荒的最高纪录，各部队你追我赶，捷报频传，开荒纪录不断刷新。717团劳动英雄、班长李黑旦，1942年首创纪录，1人开荒2．5亩，随后这个纪录又不断被人刷新。718团组织了一次170多个劳动英雄参加的开荒大比赛，有6人创造了日开荒地3亩以上的新纪录。其中李位、赵占奎分别达到3．67亩和4．7亩，被边区评为特级劳动英雄。赵占奎是5连6班班长，1943年，他响应王震“每人开荒30亩”的口号，带头报名担任该连10人开荒组组长，结果开荒地380亩，每人平均达到38亩。旅部及时表扬和奖励了这些劳动英雄和开荒先进集体，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于是“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口号响遍了部队，从而又掀起了新的竞赛热潮。 当时，359旅从旅长到排长都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所不同的是，凡出现困难的地方，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旅长兼政委王震，经常挤出时间参加劳动，曾被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表扬他。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不禁赞叹道：“他的双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苏进副旅长和王恩茂副政委和战士们在山上同吃同住同开荒。718团的英雄团长陈宗尧，每年开荒，都是带着团司令部的人员，住在荒地，和战士开荒在一起。他组织了一个开荒小组，由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8人组成，陈团长担任组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镢头带领小组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白天他还要到各连检查布置工作，晚上还得忙着开会，就这样他的开荒小组每人平均开荒1．4亩，他自己也达到了日开荒地1亩。在战斗中失掉右臂的该团政委左齐，拿镢头开荒有困难，就给战士们做饭，并挑桶上山给战士们送饭送水。曾在战斗中负过15次伤的补充团团长苏鳌也经常参加劳动。至于营连干部，更是与战士们一同劳动、生产和学习。如718团9连连长白银发，一次参加开荒比赛，他连续劳动15个小时，挖了5．46亩地，获得全旅第1名。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使战士们很受鼓舞，也受到毛泽东称赞。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了22名生产英雄，其中359旅团以上干部就占4名。 开荒告一段落，为了不误农时，部队及时进行了春播和夏耘。沉睡了百年的土地翻了身，大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看着满山遍野长出了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谷子、豆子、玉米和土豆，十分喜人。1942年359旅又开始在河沟两旁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上了稻子。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连年的丰收，耕地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自给自足程度逐年提高。1941年，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79．5％，经费自给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96．3％，经费自给率达到90．2％。1943年，开荒种地原计划3．9万亩，由于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开荒后半个月内即被突破，在改订计划6万亩之后，又被突破，最后达到了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万石，加上南瓜、土豆折粮（3斤折粮食1斤），共为1．5万石，粮食自给有余，并且上交公粮约万石。群众称赞说：“尔格（即你们）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队伍啊！能打仗，能生产。过去反动军队是吃粮的，尔格军队还生产公粮，军队不打扰老百姓，还减轻了人民负担，真是天下大变样，人民坐天下了。”这一年，全旅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达到了王震旅长提出的“两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要求，1944年，播种面积26万亩，农业生产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主副食经费全部自给有余，粮食平均每人生产细粮600多石。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全旅指战员还打了1000多个窑洞，建起了600多间平房，置了1万多件家具和农具。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部队新到垦区，食油、照明用的油和医疗用的酒也很困难。1941年秋后，在金盆湾东头开办一个综合油酒厂，修建了简易的厂房，雇请了两个老师傅，抽调了30多个战士当徒工。用部队收获的豆子、麻子榨油，用玉米、高粱酿酒，并将豆饼、酒糟作为部队养猪的饲料，综合厂生产的油酒，不但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多余的还向附近村镇出售，并通过关系把酒外销国民党统治区的宜川、韩城，换回药品、棉花等等。 纸张是学习、办公的必需用品，当时有钱也难买到。因为缺纸，部队用桦树皮代替。为了解决部队用纸问题，1942年部队在油酒厂增建了造纸设施，从延安请来技术工人自己造纸。开始是从部队、机关中收集破麻袋、烂绳头、碎布片作原料，曾生产出300多刀黑粗纸和厚草纸，不久原料就供应不上了。经过调查，试用当地野地繁殖快、纤维长的马兰草当原料，生产出了质量较好、可印书报的马兰纸，部队用纸问题得到了解决。 此外，还创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有自己的盐井、煤井、磨坊、骡马店。旅供给部办的大光纺织厂能够织出闪光布、斜纹布、华达呢……，远销葭县、清涧、吴堡等地。 部队在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生产自给有余的时候，仍然勤俭节约，把好日子当困难日子过。旅首长曾向全旅发出号召：“生产要多，消费要省”。1942年以后，绝大多数部队已经达到了粮菜全部自给，可还是将瓜菜、红薯、土豆等掺和在粮食里做“八宝饭”吃，而且每天仍然坚持吃两顿干的一顿稀的。从1941年起，部队基本上没有向上级领过被子，战士们被里的棉絮，早就滚成了一团团的疙瘩了，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军服的供应改善了，战士们仍保持着垦荒初期的艰苦作风。夏天，他们仍然光着膀子干活，宁肯叫背上被太阳晒掉几层皮，也舍不得穿上新军服。天冷了，也只穿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上级发下的新军服，都仔细收好，只在过节或检阅时拿出来穿一下。领到了新鞋，也放在包袱里，平时就用马兰草和破布条打草鞋穿。因此，到了1944年，部队由延安南下轻装时，许多战士还保存有两套崭新的军衣和几双鞋袜，临出发前，他们高高兴兴地将这些东西交给了上级，请上级转交给兄弟部队。 359旅在南泥湾地区屯垦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了“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和农忙生产、农闲练兵、劳武结合的原则，做到了生产、战备双丰收。平时在地里劳动，把枪架在地头上，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正像贺龙说的：“敌人来了，拿起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种地。”1941年至1943年，359旅曾数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袭扰。例如：离延安只有六七十公里的鹿县城，是西安通往陕北途中的一座重镇，718团在这一带驻防，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蠢蠢欲动，经常派兵进攻袭扰。1943年五六月份，顽固派1个营进占我峪口等村，对群众枪杀抢劫。359旅驶防部队迅速赶到，奋起反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毙伤80多名。部队每年还利用农闲的冬季进行4个月的大练兵。在各团、营驻地，都修建了训练场地，自制木枪、单双杠、木马、山关和平台、天桥等多种训练器材。军事训练除队列操作外，以演练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为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同志们在练兵场上，个个勤学苦练，人人争当先进，做到了风雨无阻，假期不休，涌现出了许多“贺龙投弹手”和“神枪手”。1943年冬训后，全旅投弹由平均25米提高到40米以上，不少人达到60米，最远的投到72米。实弹射击命中率由原52．9％，提高到86．3％。还出现了11个百发百中的连队。717团3连、9连，718团6连被评为边区的射击、投弹的优胜单位。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有效地保卫了边区。毛泽东称赞359旅部队说：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你们到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南边，南边就安全；你们到北边，北边就安全。敌人来了你们拿枪去战斗，敌人不来，你们就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建设好南泥湾。 359旅部队经过几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获得物质上的丰硕成果，而且通过大练兵，使部队军事素质和人员体质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和增强，真正达到了兵强马壮，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359旅在生产运动中的贡献，和干部战士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官兵同甘共苦、与困难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博得了中外记者的高度赞扬。 朱德曾多次到南泥湾视察，有时还住上几天。每次视察都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到班排，与战士们亲切交谈，问寒问暖，极其关心部队的生产和指战员们的生活，并高度赞扬他们的生产搞得好，对部队鼓舞极大。1942年7月，朱总司令视察南泥湾后兴奋地赋诗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 1943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经西安乘车返延安途经南泥湾交道镇时，视察了屯垦部队，并沿途巡视了绿油油的庄稼，听取了情况汇报，赞扬359旅生产搞得好。周副主席说：我们在重庆时，对顽固派说过，别妄想用军事和经济封锁来困死我们，还是把军队调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的好。你们看，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哪个不吃得身强力壮。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高度赞扬了359旅。他说：“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发展边区的作用。”1943年9月6日，毛泽东还亲临南泥湾，王震、苏进和王恩茂及旅政治部主任李信，陪着毛泽东视察了部队。毛泽东走进刷得雪白的窑洞，看到桌子凳子和一切家具都是战士自己做的。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当听了部队生产情况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甚至连许多国际友人支援我们的药品也封锁起来，使我们在抗日战场上负伤的伤员没有药物治疗，想最后消灭我们。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顽固派的阴谋。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即大骨节病，丘陵地带慢性骨关节畸型的地方病）都消灭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1944年6月6日至9日，美国、英国等国以及国民党的中央社等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曾到南泥湾参观、访问了4天。他们看到南泥湾生机盎然，气象万千，真是“陕北的好江南”。记者们不仅看到训练有素、抗战精神高昂的八路军部队，而且看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边区壮景。南泥湾屯垦的成效，使他们感到吃惊、震撼。中国人民之友冈瑟·斯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林·福尔曼等著名记者，纷纷著书写文章，以敬佩的字句来描述赞美南泥湾，歌颂英勇的359旅战士们所创造的奇迹。 贺龙对大生产运动十分关心，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359旅718团。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 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 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 陈宗尧在一边得意地笑着。 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 陈宗尧答：“11连。” 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 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359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在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80％，一部分军队如359旅应该完成100％。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2年11月2日，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我责备人，首先要责备自己。责人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个司令员嘛。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群众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针对这些现象，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他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搞独立性这东西？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像什么样子嘛？不像样子。我当个师长，120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个好干部？不是的。”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贺龙参加这次讨论。红二方面军、120师，经历复杂，在长期的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120师各部队领导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 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有认识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已解决了。” 1943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过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 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120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坦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120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关向应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时，关向应的病情已经很重，于是向全党留下了遗嘱： “我在此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关向应在养病期间，仍然时刻不忘党的工作。经常同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起前方战事，谈起晋绥建设和干部的教育。医生劝阻，他总是说：“二十几年的政治工作，已养成习惯了。”没法子，有些事情只好不让他知道。他笑着对医生说：“我总会知道的，从人的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绪，这个我很熟悉。”一次病重，他请示医生：“告诉我，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待清楚。”他多么想在生命最后时刻为革命多做点贡献！ 关向应在养病期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凡是为他准备的东西，他总是注意是否浪费，那怕是很少的一点购置，他都要亲自过问。中央给他的生活待遇，他总感费用太大，他经常叮嘱警卫员，打饭不要打得太多。“我是病人，剩下了你们吃了不好，丢掉太可惜。”他经常教育周围的人们，要记住我党过去的艰苦生活，记住生产每粒米的老百姓的血汗。他常说，革命是长期的，要处处注意节约。 1946年5月，关向应病情恶化，嗓子肿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疼得汗如泉涌。特别是后期，肋膜化脓，疼得睡不着觉，但他始终咬牙忍受，他说，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年到二十年，当他想到不能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也不颓丧，他说：“如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还可以做别的工作，还可以写东西。”最后，他的左手已浮肿起来，他还是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面对着死，他严肃地说：“留恋，自然是留恋的，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所以如果糊里糊涂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待，那是非常痛心的。”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因多年疾病，治疗无效，在延安逝世。党中央立即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写下了挽词，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战友关向应光辉的一生。 毛泽东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以志关向应同志千古！” 贺龙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痛失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写下了《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住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7月23日，在延安东关外飞机场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关向应遗体安葬仪式。延安各界数千人参加了安葬仪式。朱德、任弼时等亲自守灵、抬灵。在墓地上，朱德致悼词：“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与敌人搏斗，以致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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