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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 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在作着《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 人们心里都十分清楚，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传达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他的一番讲话在会议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他的讲话与洛川会议精神相悖而未能最终形成决议，但是他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要向党内传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八路军120师内，在如何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意见分歧。 1937年12月3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离开岚县，日夜兼程，5天后到达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参加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俗称“临汾会议”），其内容是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及王明的报告。 在总部，贺龙等人见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的主要领导。当贺龙同朱德见面时，二人都激动得紧紧握手，共同回忆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1936年7月。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那几天，甘孜欢腾了，原驻在这里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紧紧握着二方面军同志的手，边揩泪水边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他们腾房子，送粮食，送牛羊，送毛衣，情深似海。当地的藏民苏维埃政府组织藏民，跳起欢乐的舞蹈，捧着飘香的酥油茶，夹道欢迎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去看望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回到指挥部后，满面笑容，装了一袋掺有树叶的烟草，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在一张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走近方桌，发现是些油印材料，封面刻有“干部必读”四个字，翻开一页，又有四个字“国焘讲座”。心想：为什么这个时候送来这样的材料，难道张国焘写的东西是“干部必读”吗？有鬼！有鬼！ 他忙把警卫员唤到身边，问： “这是谁送来的？” “刚才张政委派人送来的。” “发下去了没有？” “听说下面已发了，这些是留给军部的。” “哦！”贺龙眉宇紧锁，思索了一下，便拿起一本，慢慢地坐在当亮的地方，装了一袋烟点燃，含在嘴里，一字一句地看了好久，急急忙忙地翻着页子，哗哗作响，然后猛然站了起来，握紧着拳头，走到方桌前，一拳打在那叠材料上。 贺龙严肃地对警卫员说道：“你赶快通知各师团，这个材料是错误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全是反党的话，一律不准下发，发了的要迅速收回，集中到团部，放把火把它烧了。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这些东西，你也把它烧了！烧了！把灰埋到土里去！”他愤慨地拿了几份“国焘讲座”，撕得嚓嚓响，然后揉成纸团，使劲掷在地上。 为了把这场斗争的具体情况弄清楚，贺龙准备去见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他披了件干净的旧军装，取下八角帽，用衣袖把五角星揩了又揩。他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大步流星，来到朱德同志的住所。 朱德和贺龙紧紧地握着手，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激情满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呀！南昌城头，他俩肩并肩，心连心，在党中央代表、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叶挺、刘伯承同志一道，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南下到潮汕地区时，他俩率领起义军与疯狂的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是团结战斗，患难与共啊！转眼分别了9年。如今又在这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风雨中见面了，怎能不叫他俩高兴呢！贺龙爽直地对朱德说：“朱德同志，你有什么指示就说吧！ 你是晓得我贺龙的。” “你们来了，我们要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对，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切身的经验教训中，从湘鄂西和湘鄂黔的革命斗争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我们二方面军坚决拥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 “好啊！”朱德面对着这位对党、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的战友，无比激动。 “朱德同志，我们刚刚到这里，张国焘就发下了反党的小本本，什么‘国焘讲座’？嗨！他的胃口真不小哩。” “是呀，贺龙同志，到里面坐，我把情况给你详细说说。” …… 天渐渐黑了。贺龙同志听完朱德同志的话，才完全弄清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这一下，他心中明白了，认识到眼前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党的存亡、红军存亡的大事，一定要站稳立场，针锋相对与他斗！临分别的时候，贺龙向朱德坚定地表示：朱德同志，请电告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的分裂主义，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眼下，贺龙与朱德又紧紧地握手，二人心中都清楚：党内又出现了新的斗争。 听了“十二月会议”精神传达。贺龙、关向应等人都没有发言，心中却颇生疑惑：为什么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呢？ 关向应眉头紧锁，对于王明的思想方法及理论原则，他是很了解的，同时，对于国民党的两面派手法，他也是有深刻体验的。 1930年底，关向应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而后，他被调到上海，在总工联工作。当时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因党的机关被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在狱中，国民党对他进行了酷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但关向应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他对国民党的凶狠、残忍和腐败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31年6月，中国共产党设法将关向应救出狱，后派其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 当时的湘鄂西根据地，因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正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关向应来后不久就和贺龙等人在一起，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夏曦进行了多次斗争，力争在襄北建立根据地，以粉碎敌人的进攻。1932年3月，关向应和贺龙一起率红三军奔赴苏区外围，取得襄北文家墩大捷。但是，由于夏曦坚持王明错误路线，实行消极防御，取消了红军中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杀害，使得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8月，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经过7000里的艰苦转战，于1933年初到达湘鄂边。这期间，关向应与贺龙等同志一起与夏曦在作战原则、肃反、对敌策略和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关向应同贺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贺龙同样眉头紧锁，虽然没有发言，但愠怒之情已形于色。 他在旧军队里从营长当到了军长，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对蒋介石其人，也深有了解。就他自己说，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的不少亲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西安事变”时，他高兴极了。“打倒蒋介石”这个喊了10年的口号，看样子真是可以实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民党、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时间，贺龙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贺龙从革命道理上懂得中共中央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但是，在感情上一时还有点接受不了。有一次，贺龙在叙述当时的心情时说：“双十二，国共合作，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抗日，阶级矛盾起了变化。我主张杀蒋介石，奉命东下，半途听说放了，全身都软了，气愤得很。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参加了洛川会议，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弄清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在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上我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解决了感情上的矛盾。”到晋西北以后，他尽力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去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国民党政府军共同抗日。傅作义的第35军在日军进攻太原时损失很大，1个军仅剩了几千人。为了团结抗日，贺龙批准将收容的散兵游勇和部分参军青年约3000人输送给他。贺龙更注意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论在作战上、地方工作上，他都不愿受蒋介石、阎锡山的无理限制，特别是在壮大八路军上，他力主“招兵买马”。遇有矛盾，则进行严肃的斗争。可是，现在怎么回事呢？他不理解，也不了解“十二月会议”的具体情况，心里很不自在。 临汾会议结束了。贺龙、关向应预感到，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全党全军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面是不小的，在晋西北和120师中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认真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速回晋西北。 这时，贺龙接到通知：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2战区将领会议。于是，他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前往赴会。 会议是1月15日开始的。1月7日，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八路军将领。 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贺龙端坐在蒋介石对面。 蒋介石先询问贺龙关于120师兵力部署等情况，然后问道：“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没有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点头说：“喔，困难不少。”他心里很清楚，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40万元，120师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4至6万元。按照他的旨意，现在拨给八路军的军饷正逐渐减少。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蒋介石转换了话题向贺龙问道：“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说完，当年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又翻腾在贺龙的脑海里。1927年7月下旬，贺龙在第20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也笑了。周逸群是陪着周恩来进屋的，看见他们要谈事，就准备离开。贺龙却扬手叫着：“逸群，你去那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恩来说：“好，坐下听罢，你也要谈谈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周恩来讲完以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说：“好，我服从。”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一说，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大笑起来。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政见不同”，话语不多，落地有声，此刻的蒋介石一时语塞，心里暗想：贺龙与林彪可真是不一样。两个小时前，也是在这间房间里，蒋介石接见了林彪…… 林彪恭恭敬敬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询问了一些有关八路军中的黄埔军校学生的情况后，站起身来，拍着林彪的肩膀说道：“平型关一役，你指挥得不错嘛。” 林彪说道：“全靠校长教导有方。” …… 眼下，蒋介石望着贺龙不卑不亢的神态，心中不断地嘀咕：不一样，贺龙和林彪确实不一样。 为了打破僵局，蒋介石说道：“过去的事情算了。”接着，以关心部下的口吻问道：“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冷地看了一眼蒋介石，然后回答说：“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人被杀光了。” 这个回答，出乎蒋介石之所料，一时十分尴尬。愣了片刻，蒋介石把脸一沉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着，蒋介石以领袖的口吻说了些要抗战到底的话，把这次会面敷衍了过去。 列车在豫北大地疾驰，贺龙坐在车窗前，望着严寒笼罩下的原野，回想着蒋介石那副尴尬相，心中升出几许畅快。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有事要见周恩来，去了武汉。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同国民党军驻晋将领一道乘火车向潼关而去，然后准备转道风陵渡返回山西。 列车隆隆。伴着列车隆隆的节奏，一位国民党军官走近贺龙。他整整衣帽向贺龙问道：“请问，您就是贺龙将军吧？” 贺龙抬起头，见来者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足蹬闪亮的马靴，中等身材，颇为气派。 贺龙点点头，然后询问：“请问尊姓大名。” 来者谦恭地答道：“小弟是国军第35军第101师师长董其武。” 贺龙听罢，笑着说道：“你是101师，我是120师。咱们真是兄弟部队啊。” 董其武被贺龙风趣的话语所感染，于是坐在贺龙身旁笑着问道：“贺师长，委员长同你们见了面，同你们谈些什么？”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摆说：“嗨，他是肤皮潦草，谈不出什么国家大事。”见董其武满脸迷惑，贺龙话题一转，“董师长，你是山西哪个县的呀？” “津河县，黄河边上。” “嗨，你家是河津的名门望族吧？” “哪里，哪里，小弟出身贫寒。”董其武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小弟家里很穷。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借了债还不起，父亲只好去给人背炭，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别人，自己去当了奶妈……” 贺龙听完后说：“你出身好嘛！不知道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一路上，两人谈得甚为投机。 贺龙等人回到山西，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华北军分会会议。 会议期间，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几个抗日文艺团体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慰问八路军将士。许多著名作家、戏剧家也都在这里。 这天，大家正在排练、聊天。忽然听说贺龙师长来了，大家都有些兴奋和激动。丁玲、刘白羽、欧阳山尊、贺绿汀、崔嵬、塞克等人，曾为贺龙那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一生所吸引，千方百计要找他采访。贺龙为人豁达、开朗，历来愿意与文化界人士交朋友，听说演出队要找他，于是不请自来，主动登门了。只见贺龙掏出一个小本子，向大家询问着：“你姓什么？” “噢，你在戏里演的是那个角色吧？”这些文化人，没有想到贺龙这样的高级将领竟如此平易近人，他们立即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大家围上来，凭着职业的习惯和敏感，向贺龙提着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的征求对慰问演出有什么意见；有的询问八路军打仗的情况；有的问120师的历史。贺龙一一作答，还拿出一张山西省地图，把120师在前线作战的地方指给大家看。 刘白羽说：“贺师长，我们想请你谈谈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嘛。”可是他还是讲了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活动，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 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开往常德，但由于护法军互相吞并，贺龙被关押了7天。 被释放后，贺龙决定离开常德回乡重新组织部队。路上，他碰见一位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向他打听去桑植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问他：“你去洪家关干什么事？”小伙子说：“我的爷爷让我去投奔贺龙，还说贺龙很仗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贺龙问：“你爷爷是哪位？”小伙子说：“当年跟贺龙一起在泥沙夺枪的吴佩卿，和贺龙有过命的交情。我是他的侄孙儿叫吴玉霖。”贺龙笑了：“我就是贺龙！”吴玉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贺龙。他突然双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笑着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各交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贺龙问他：“你找我来打算干什么？”吴玉霖说：“跟着你杀富济贫。”贺龙笑着摇摇头说：“过时喽，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贪官恶霸脑壳，一刀头落，用不着两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看，称赞地说：“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霖笑着点头，跟贺龙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这些人护卫着一乘4人抬着的轿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大概是太疲惫了，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两个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步枪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牢了这两个掉队的护兵。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玉霖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事后得知，那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此后，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条枪，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以后的两个月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条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多年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 贺龙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谈笑风生，诙谐风趣，使刘白羽、丁玲等文化界人士折服不已。贺龙一边同大家聊着天，一边鼓励他们到敌后去，到八路军里来，特别欢迎他们到晋西北去。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到120师来吧，部队里许多故事可以编成戏演呀！你们不来，我可要来拉你们了。” 在与贺龙短暂的接触中，这些文化人感到非常轻松和愉快。 山西离石县大武镇。 国民党第35军101师师部。 董其武站在八仙桌前，手握毛笔，挥写着几行大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董其武喜欢书法，也颇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此刻，他望着自己挥就的这幅中堂抽轴，觉得不太满意，于是换纸易墨，准备重新书写。 “报告，”副官走了进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返回晋西北，路过此地。” 董其武听罢，放下笔墨，说道：“快做准备，我亲自去迎。” 董其武见到贺龙后，高兴地说：“虽分别数日，但如隔三秋，恳请贺师长在大武镇住上几天，小弟以尽地主之谊。” 贺龙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寻思：董其武乃山西国民党军事骨干，应与他们搞好关系，以利共同抗日。于是慨然答应。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属下设专宴为贺师长洗尘。还专门请来正在离石的战动总会主任、爱国将领续范亭和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辞刚结束，贺龙便端着酒杯笑着说道：“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要吃好啊，不要抢。”一语双关。董其武、续范亭、程子华等人皆心领神会，满座笑声不已。 闲聊中，董其武让副官拿来一个精制的小盒，然后打开，里面摆放着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枪。董其武笑着对贺龙说：“这支小手枪是我珍藏的心爱之物，特赠送贺师长以资纪念，请贺师长笑纳。” 贺龙接过手枪，打量片刻，连声说道：“好枪，好枪，我要用这支手枪多打几个鬼子，以表对董师长的谢意！” 席间董其武问贺龙：“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坚决？看看我们国军，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这是为什么？” 贺龙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嘛！连队里有共产党支部，班里有党员。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开会讨论一番，弄明白了，自觉自愿往前冲。所以，我们打仗，敌人连我们的一双草鞋也拣不着。” 贺龙还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战的情况。他告诉董其武，忻口会战时，他曾去过前线，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去过前线，多次建议阎锡山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是蒋介石、阎锡山一味消极抵抗，军事指挥上漏洞百出，否则日军进攻不会那样顺利。 贺龙走了，匆匆赶回晋西北。然而，这次会面却给董其武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后来，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平津战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作为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有第二区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直接委派县长。阎锡山还在晋西北建立了反动的群众组织“公道团”。这样，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摆在120师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会议”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120师内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带来了一定困难。 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义正辞严批评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指责国民党政府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 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离120师，去延安“学习”。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党内同志的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贺呀，要冷静嘛。”关向应走过来安慰着。他很理解老战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认为，借口将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不妥。 贺龙望着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贺龙喜欢直来直去，一贯反对那种内部互相争斗的倾向。早在苏区党内“肃反”时，贺龙就大声疾呼过：“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后来贺龙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关向应望着贺龙那痛苦的面容缓缓地说道：“中央会理解你的，有机会，我要向中央说清楚这件事情。” 后来，毛泽东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那种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以及将贺龙调离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龙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在毛泽东与贺龙交往中，互相之间都充满了信任和关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仍然这样评价：对敌人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这三条不能驳，对人民有功。毛泽东的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背靠在木制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对面墙上挂着三个草体大字“中”、“种能”。 阎锡山颇为欣赏这几个字的内函。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所以把“中”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以致于他死后也要把“中”字刻在墓碑上。至于“种能”，阎锡山认为，宇宙的本性是心物合一的“中”，而这个“中”是静的，因有“种能”故能动，动即演衍成阴阳的两个方面，阴阳异性要吸，就成为“种能”和“种能律”，“种能律”会成就“种能”。就阴阳而言，阳为种能，阴为种能律。阴阳交经表现作用而发生心物，心物相成而为质能，由质能而成为万物。万物又各具种性而继续演变为各子。“中”、“种能”集中代表了阎锡山的哲学思想。阎锡山，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生于1883年。小名叫万喜子，字百川，号龙池。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对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后，他主张守土抗战和联共救亡。先后组织大同会战、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但在日军进攻面前，他一败再败……。 “报告”，贴身副官走进来，将一封电报呈在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接过电报一看，是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从武汉打来的。他挥挥手，副官退了出去。 阎锡山扫一眼电报内容，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交蒋介石的日本政府所拟的6项停战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和内蒙古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阎锡山放下电报，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些条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的。” 他又看了一眼电报，目光停留在“中日共同防共”几个字上。抗战以来，他逐渐感到，中共军队在山西虽不如国军多，但已经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尤其在晋西北，贺龙、关向应所部的影响日益扩大。晋西北的中共党组织虽然不公开，但八路军120师却大大利用了“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 阎锡山叹了口气，他后悔当初承认和容忍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7年9月初，晋北战事处于紧张激烈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到山西就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等问题和阎锡山谈判。9月7日，阎锡山在岭口行营同周恩来面谈。谈判中，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山西，光靠军队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八路军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以组织民众，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组织游击战争。是时晋北的天镇、阳高均已失守，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亦已落空，正准备将军队从大同一线撤到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阵地防守，也就是说晋北的十几个县就要丢失了。而且随着军队的撤离，阎锡山的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旧官吏纷纷弃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周恩来的多次说服，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2战区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但规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必须限于在沦陷区，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他要求中共方面先拟出一个工作纲领来。9月13日由续范亭等将这个纲领送至岭口行营交阎锡山批准。阎锡山看后，对纲领中规定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一句很不高兴，他认为将大片沦陷区（此时整个雁北和绥远都已失守）交给共产党方面去领导，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当时在牺盟会总会工作的薄一波向阎锡山解释说，现在把这些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得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就默许了。但他还觉得这个工作纲领缺少什么，于是又加上了他提出的“合理负担”、“民族革命战争”等词句，才予以批准。 阎锡山虽然默认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不肯就此放权，千方百计地想把他的人安插进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去，坚持要派他的人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一职。周恩来对阎锡山说：你们的军官不会打游击战争，我们干部都会打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在沦陷区，在敌后打游击战争，我们的人可以，你们的军官就不行。这样一说，阎锡山无言以对，只好同意由共产党方面派代表担任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武装部长。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 在战动总会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了高级党团。党团书记是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程子华表示：“我任党团书记，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以及120师贺、关领导。”1938年3月，战动总会迁驻120师师部驻地岚县后，贺龙、关向应对战地总会的领导更为直接。 阎锡山干咳了两声，然后叫来副官吩咐道：“把这两天的情报信快些送来。” 控制地方政权，阎锡山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专门办了个训练班，许多村长都进过他办的训练班。毕业时，阎锡山同他们一起照像，并送给每人一张阎锡山签名的照片，约好每周直接通信，阎锡山通过这些情报信了解共产党和120师的活动情况。这些村长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对阎锡山非常忠实，成为各地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阻力。 副官很快赶了回来，手里拿着几封“情报信”。 阎锡山看后，脸上布上一层阴云：贺龙、关向应正在各地“招兵买马”…… 就在阎锡山在晋西北竭力限制共产党和120师的同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等人对晋西北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具体的分析，他们认为：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活动更为猖狂，阎锡山已日趋反动。晋西北已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120师占有优势；二、军事方面，120师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权方面，阎锡山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事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120师的领导人们决定：大力扶植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上很明确，他们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各个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地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120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贺龙、关向应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动委会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一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到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120师大力动员群众，“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贺龙、关向应多次强调：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359旅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寇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八路军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回村了。 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经常看到这种景象：一群农民围在一起听宣传员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满脸兴奋的神色；一个小战士在教儿童团员唱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村口，进来一群收割归来的农民和战士，他们挑着金黄色的谷物，边说边笑。屋檐下，妇救会的会员们正赶着做军鞋，“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村外边的打谷场上，游击队正在练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一声号令动员参军，小伙子们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一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连不够年龄的儿童团员，也哭哭啼啼闹着要当小八路。部队机关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没有几天，359旅的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队听说八路军和上村的老百姓团结无间，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便千方百计和八路军争群众。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 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是穷光蛋！”喊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去报名。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四十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爱的不是钱，爱的是真理。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人们却在背后议论：“白洋买不了我们的心。” 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横眉竖眼，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他妈的贱种！”谁知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们惯用的那一套搬了出来——抓。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难幸免，弄得下村一带的群众，叫爹唤娘，昼夜不安。尤其恶毒的是，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都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晚上，常有只穿短裤的小伙子，吁吁带喘，满身是汗地跑来上村。逃来的人用这样两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谣来咒骂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遭殃军，不打日本害人民！” 由于和国民党军队还是统一战线关系，有些来往。一天，国民党派了个军官前来，问左齐：老百姓为什么都跟你们走？左齐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舟共济，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们都能自觉使人民自愿地起来抗日；你们对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压榨的错误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那个军官不知是不感兴趣，还是无理反驳，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送这位“客人”过河的时候，左齐站在桥头，望着小河潺潺流水，心中无限感慨。上村和下村仅仅一河之隔，却是两种景象：八路军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采取了种种发动群众的办法，结果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奋起抗日；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执行了片面抗战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的办法，结果是众叛亲离，阴风惨惨，人们根本无心抗日。两种方针，两种办法，就必然产生这两种结果。但是，河水永远东流，真理必定获胜，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必然将在全中国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120师在晋西北极力推动战动总会把动员农民参军、补充抗日部队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收复7城之后，战动总会在主任续范亭主持下，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兵的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动员1．3万人。晋西北人口稀少，要动员这样一个数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影响的扩大，战动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组织作用，动员的新兵大大超过了计划。据1939年7月战动总会的一份材料记载，那一次，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28180人。这些新兵，除补充给120师、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自卫旅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以外，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经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批准，也补充了一部分给驻晋西北的国民党军。 山西吉县古贤村。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在主持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 他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此次会议，是我军的生死关头，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庆功会，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军的追悼会。” 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露出迷惑不解的目光，便进一步解释道：“某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就增加了4倍，我军某军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4分之一，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会后，他又对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嫡系们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今后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抬着棺材去抗战！” 阎锡山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久久停留在晋西北的版图上。他心里在盘算：欲与八路军120师抗衡，必须扩张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充分利用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 于是，他召来了杨集贤。 杨集贤是左云县的大地主，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得知阎锡山召见，他受宠若惊，急急忙忙赶到了吉县古贤村。 见面寒暄后，阎锡山拍着杨集贤的肩膀说：“眼下八路军日益猖狂，晋西北眼看就要姓共了。” 杨集贤问：“如此，尊意如何？” 阎锡山说：“据查，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武灵初是共党分子，准备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你要坚决守住第2区这块阵地。” 杨集贤受领了密令之后，匆匆走马上任。 撤换了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后，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召开。会议，亲自制定了抗战行政10大纲领，提出了抗战人员必戒20条。其中对汉奸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他说：“做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诽谤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会后不久，阎锡山得悉汪精卫公开投敌当了汉奸，他思索了一阵说：“兆铭走得太早了。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后来牺盟会草拟讨汪通电送他签字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个人从来没有用个人名义去反对另外一个人。”牺盟会再表示，对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如果不表态，会使全国人民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但阎锡山仍坚持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 阎锡山心头之患，就是在他的地盘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共产党和八路军。1938年12月山西临汾失陷以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政策逐步演变为对日妥协。他看到大势已去，山西的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对他们的“存在”构成威胁。于是他开始对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开始积极反共。 杨集贤得意洋洋地当上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召来了几个心腹，密授机宜：要严密监视共产党，尤其是贺、关的120师。他明确规定，战动总会没有权力调换各县县长，并且停止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当120师的部队用钱去购买粮食时，杨集贤的心腹们逼迫人民群众不得卖给。贺龙愤怒地申斥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难道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吗？” 阎锡山嘉奖了杨集贤，同时，又派出“敌区工作团”到晋西北，撤换进步县长，争夺县级政权，加紧制造摩擦。这样，晋西北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斗争逐步尖锐化。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多次研究对策，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有代表随阎周围，可能随时将我们的意见传达给阎。”这个建议，在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反共的情况下，对缓解国民党在山西搞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研究决定，对阎锡山采取团结和促进的政策，力争其不要公开投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巩固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8月，朱德从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吉县古贤村与阎锡山会晤，经商定，设立第18集团军驻第2战区长官部办事处。 阎锡山深知，这是共产党设在自己身边的一根钉子，于是，他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反共阴谋……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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