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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撤离巴西 厉兵秣马战香江


  巴西的业务如火如荼扩展,不料到1977年巴西经济大萧条,八佰伴陷入绝境,虽经银行资助,最后还是于80年代初撤出巴西。和田一夫挥师到强手如林的香港发展,他仍奉行“间隙理论”,到新市镇发展,1984年底,第1号香港八佰伴在沙田新市镇开幕。

和田一夫如是说

  邱永汉的名字,我想多数人都知道。他著作等身,在日本拥有几百万的追随者。
  邱氏以身作则,实践了自己在书中提到的经商致富理论,不仅是个作家和财经学者,同时也是十分成功的业家。
  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邱先生的著作里或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成为成功的商人。更有些人在商业危机中得邱氏施以援手,然后起死回生地重振事业。
  在日本,人人尊敬邱永汉先生为“财神爷”。

  新加坡首间八佰伴分店的开幕,是巴西连锁化成功经验移植新加坡的结果。从1971年到1975年短短四年间,巴西八佰伴先后开设了4间分店,业务发展十分顺利。
  由和田一夫大弟主持的巴西八佰伴成为巴西最大的百货公司,也是日本百货业在南北美洲最大的集团。
  巴西是南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与墨西哥一样,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展经济的,本身也是南美最大的债务国之一。
  巴西石油自给有余。1973年11月起的石油危机对巴西没有直接影响,但却影响巴西的债权国美国。美国从1974年起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国内消费市场萧条,致使巴西产品减少了出口美国的数量。而美国因国内财政紧张,减少了对巴西的贷款援助。
  从1975年起,巴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已是不争的事实。
  1977年4月,从遥远的巴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巴西八佰伴的经营陷入倒闭绝境!
  消息传到日本,也许是出于70年代以来八佰伴在海外发展迅速、声名鹊起的缘故,各大报纸竞相渲染,大做文章,把八佰伴形容成事实破产的惨状。而一些大公司的发言人,以侥幸的口气,庆幸自己目光锐利、作风稳健,没有贸然去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的地方发展。
  八佰伴虽未像传媒所说的那样,情景却是十分危急。
  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由于巴西石油自给,只对内销石油价格作了小幅的提价。但因为国民经济衰退加剧,石油走私至邻国严重,同时又在国内石油公司的要求下,政府批准内销石油大幅提价。结果导致灾难性后果,1976年一年间通货膨胀率高达60%。这样一来,巴西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大幅下降。
  消费水平的下降,令零售市场的生意一泻千里。
  巴西政府制定出一些应付经济危机的紧急对策,其中一条是将银行利息提高了40%一50%,紧缩银根,以阻止国民抛出货币购货保值。1977年这一年货币仍贬值3成多。紧缩银根,会进一步促使市景萧条,八佰伴雪上加霜。
  更令八佰伴头痛的是,在那个时期,为扩建店面,八佰伴向当地银行借了600万美元的贷款。而利息急升50%,银行方面还要附加安全金上去,八佰伴偿还银行的利息,便增加到了80%。八佰伴在财务方面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鉴于国内经济的窘况,巴西政府限制消费品进口,对进口消费品课以4—6倍的高额进口关税。这对八佰伴又是致命一击。
  八佰伴的大部分货品来自日本和国际市场,高额关税,实际上截断了八佰伴的货源。八佰伴为减少资金积压和库存,只储备一个月的消费用品。那么,一个月后,八佰伴弹尽粮绝,只能向顾客敞开空空的货架!
  祸不单行,巴西政府为了压缩国民消费,竟颁布禁止星期日营业的法令。
  巴西八佰伴向来以星期日生意最好。为解决进口货品被截断的困难,八佰伴准备忍痛放弃经销日货洋货的特色,在巴西国内采购货品。禁止星期日开业,无疑又是一道绞索。
  和田尚己急电大哥从国内调拨资金去巴西救援。
  由于受国内花菱购物中心的拖累,八佰伴总公司也陷入财政困难,哪有余资调往巴西应急。现在内外交困,和田一夫作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不行就从巴西撤退。
  和田一夫两手空空飞往巴西。
  焦头烂额的和田尚己,见到大哥,在汽车上,就急切地向大哥汇报。
  他已把所有的八佰伴分店缩小了规模,以经销食品为主,员工减少了一半,仍以超级市场的形式经营。尽管作了最大努力,但物价及薪金不断上涨,各分店的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现在,摆在和田一夫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趁早停业,撤离巴西;一条是支撑下去,等待经济形势好转。巴西是和田一夫海外投资的第一站,若失败,会给今后的海外投资蒙上一层阴影,也会失去八佰伴部分股东的支持,还会遭到同行的耻笑。
  和田一夫怎么也要撑下去。
  他去拜访在巴西的日资银行,寻求帮助。他走进一家日资银行总经理室,恳切地说明来意,银行负责人冷冰冰地说:“和田君,你没有拿钱来,就想我们伸出援手,恐怕不可能吧?”
  又是先要存款纪录!和田一夫声明,他是走投无路才到这里来的,我们都是日本人,这次你们帮了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以后往来帐户就在贵行设立。
  “我看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没有一家日资银行肯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和田一夫只得返回日本,把巴西的困难向董事会作汇报。
  董事会一致认为:巴西的困难是外来因素造成的,不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也就无能为力了。看眼下情形,恐怕几年内不会出现转机。为了不拖累总社,还是收盘撤退为唯一的选择。
  和田一夫也表示唯有这样,打算通知巴西方面撤退,处理善后事务。
  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败下阵来,在乘飞机的头夜,他去拜访了骏河银行执行董事冈野喜一郎。八佰伴开设第一间巴西分店,骏河没有给予支持,但看到巴西业务红红火火展开了,又大力支持八佰伴的海外投资计划。冈野喜一郎明确表示:“这个时候向巴西方面投钱,等于扔到大海里。”
  和田一夫力陈利弊,指出巴西分店如果申请破产,将会给骏河带来更大的损失。
  他匆匆赶往巴西,以忧伤的心情说出没有一家银行愿支持,董事会已决定巴西分店撤退。
  但兄弟俩都没有宣布撤退计划,更未实施。他们在等待,在幻想会奇迹般地出现转机。
  奇迹果真出现了。日本骏河银行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全面支持巴西八佰伴。执行董事冈野喜一郎亲自从日本飞赴巴西,他到达后,才把消息告诉和田兄弟。
  接着,巴西的南美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巴西分行也先后表示支持八佰伴。
  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后,和田尚己认为巴西分店造成损失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辞职。和田一夫尽力挽留无效,还是接受了大弟尚己的辞呈,任命三弟和田光正接任巴西八佰伴总经理。
  巴西八佰伴暂时站住脚跟,经营也渐渐恢复正常。
  可不久,巴西的邻国阿根廷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的金融业也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又一次滑入大衰退。
  这次大萧条,致使八佰伴再次陷入绝境。和田一夫吸取上一次教训,没有注资救急,含泪宣布巴西分店全面撤退。
  这是八佰伴早期海外投资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巴西遭受了重大挫折,并没有阻止和田一夫海外投资的步伐。他抱着从零开始的信念,把目光对准香港。
  和田一夫投资香港,是受邱永汉的启发。
  邱永汉是台湾人,年轻时留学东京大学。50年代初在香港生活,1954年移居日本,立志做小说家,曾以小说《香港》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直木奖”。他以小说家的身分闯入财经领域,撰写“赚钱文章”,是日本拥有读者最多、最受人欢迎的财经作家和理论家。
  邱永汉的赚钱文章受人欢迎的最大原因,是他从不闭门造车,他写的都是自己在赚钱方面的亲身经历、感受、经验乃至教训。他涉足的行业有几十个之多,他的商业王国遍布日本、台湾、香港、美国以及中国内地,先后开办了50多间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文人富豪。他由此而获得“赚钱之神”的称号。
  他是东京最早经营超级市场的商家之一,他是超级市场领域唯一的行内理论家。
  他在写作和经商之余,还从事顾问业。他为经营不善、市道不利的公司诊断下药;为陷入困境、一筹莫展的商人指点迷津。许多公司和商人得他点化,而重振雄风,梅开二度。日本人、台湾人把他奉为“财神爷”。
  邱永汉与日本商界交往甚密,他得知八佰伴的困境,对和田一夫说:
  “你何不去香港发展?那里是世界上最好赚钱的地方。”
  是呀,我怎么不去香港发展?正像邱先生所说,香港是世界自由港,货物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没有外汇管制。邱先生一直把日本的税制税率称之为“罚款”,说香港税制之简单、税率之低,对日本商人来说,等于免税,并且,香港基本上没有关税。香港经营企业能享受高度自由,政府不加干预,对香港资本和外来资本一视同仁,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内外有别,设置歧视性政策。
  和田一夫曾有意在香港发展,他在1973年10月19日,在香港注册了一间私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港元。和田一夫要求办事处职员进行市场调查。办事处作出的结论是:
  “香港紧靠共产党中国(内地),不宜投资。”
  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事实,还是谣传,有关内地的报道,都令人触目惊心。八佰伴办事处的职员向社长形容道:“在共产党鼻子底下的香港人,像是枪口下的惊弓之鸟。”他们列举1967年香港动乱的事实,当时传说解放军会占领香港,吓得香港富人纷纷抛售股票房产,逃往国外,香港的股市地产狂泻,市景空前萧条。
  好些年来,这个办事处只充当采购站的角色。因为香港是著名的世界商品的集散地,它本身也是轻工产品加工中心。
  现在和田一夫要求办事处,围绕八佰伴开设分店作市场调查。调查有了初步结果:“香港前景看好,可以考虑开设分店。”
  和田一夫正准备与晃昌安排时间,去香港作亲身考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对香港主权问题的强硬态度,使得咄咄逼人的撒切尔夫人锐气大伤。香港股市顿起抛股之风,恒生指数急挫。股泻楼塌,地产崩溃,紧接着整个经济界显出萧条之状。
  海外传媒以耸人听闻之辞宣称:“共产党中国接收香港之际,就是香港死亡之时”、“香港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城市”。
  在八佰伴董事会议上,除和田一夫外,所有的董事都反对到香港投资。
  和田一夫也开始犹豫了,他拨通邱永汉的电话。邱永汉说:“我正好要去名古屋演讲,可顺道在沼津下车,你给我安排一间温泉旅馆。”
  在温泉旅馆,邱永汉对和田一夫分析道:
  “香港的未来,有两种可能,第一,英国继续统治香港,那你就不必有那么多的忧虑;第二,北京方面收回香港,那你也不必过虑。我的理由是:一、现在的中共不比过去的中共,更不比文化革命时的中共,过去的中共要消灭私有制,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现在中共铁腕人物邓小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户,也就是私人老板的存在。既然中共在法律上保护他们,怎么会在香港革资产阶级的命呢?二、中国大陆在开放,鼓励外国公司和财团到大陆投资,虽有诸多限制,但所去的外国公司,都得到减免税之类的优惠,如果收回香港后,限制或歧视香港的海外资本,那会给大陆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三、我们退一步讲,就算中共的改革开放会夭折,收回香港后会重复过去的政策,收回香港还在1997年,这十多年,若八佰伴在香港经营分店,早已赚回几个八佰伴了。”
  邱永汉谈到他任主编的,在台北出版的财经杂志《财讯》,上面有一篇介绍香港英资势力逐步衰退、华资力量日益强大的文章,华资的中坚是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等地产商,他们发迹的机缘,却是1967年香港动乱,地产按市崩溃,他们买下大量廉价地皮,奠定了事业的基础。
  和田一夫深受启发。几个月后,1983年9月24日,香港爆发金融危机,港币急泻,与美元的汇率几乎接近10:1。市民如临末日般地涌进商店抢购食米、食油、食品。这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六”,银行业在六七年间仍动荡不安。
  和田一夫心里却不惊慌,他认为别人视香港为险途,正是可以考虑进军的机会。他承认他在当时的气候下投资香港,的确有些冒险。但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绝对没有风险的投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983年4月,CapitalLnternational机构公布了世界各国各地区1972—1982年间的投资回报率,香港以19.3%雄居榜首,排列其后的名次是:新加坡18.3%、日本17.7%,瑞士9.4%、加拿大9%、联邦德国8%、英国7.5%、法国6.6%、美国6.3%。
  香港是世界上最好赚钱的地方。和田一夫相信,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宽松自由的政策,今后也会是世界最好赚钱的地方。
  最好赚钱的地方,必然是商家必争之地。香港是购物天堂,消费水平高,商店云集。全城市有大小百货商店近6000间之多,大型的有150间。以公司论,大型公司有连卡佛、先施、永安、国货,其中前3家牌子最老。连卡佛创办于1850年,现属英国犹太人马登家族的会德丰洋行(者注:1985年为华资包玉刚家族收购);1900年,华商马应彪等人创办先施百货公司;1907年,华商郭乐郭泉兄弟创立永安百货公司。他们的市场定位是:先施、永安经销中高档商品;连卡佛更是以经销精品、名牌而著称;中国百货公司则经销国货。
  香港的超级市场发育较日本要晚10年,这是因为香港的劳务工资水平相当于日本10年前的水平。1970年,后来属英资怡和系的牛奶公司开设了香港第一间超级市场,连锁店统一商号为“惠康”。1973年,后来属于华资长实系的黄埔集团屈臣氏,也闯入超级市场领域,开办了第一间百佳连锁店。到八佰伴来香港发展时,惠康有98间连锁店,百佳有87间,而屈臣氏本身也有约40间。全香港有大小超级市场约550间。
  和田一夫来香港考察时,发现几乎所有的较大规模的百货超市,都集中在港岛、九龙的老城区。
  香港零售市场竞争激烈,服务水平都比较高。和田一夫认为,它们在热情、周到方面,与日本的商店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时已有几家日本百货公司在香港经营,对香港零售业的冲击还不大,未构成灾难性威胁。最早的一家是大丸百货公司,由大丸与香港华资张玉良合办,各占51%和49%股权,地点在最旺的铜锣湾,该店于1960年11月3日开业。此后,空档长达10多年。
  1973年9月27日,伊势丹百货在九龙尖沙咀开业;1975年4月2日松坂屋在铜锣湾开业。进入80O年代形成一个小高潮,1981年8月26日,三越在铜锣湾开设分店,店铺面积竟达11000平方米;同年9月21日,松坂屋在金钟开设香港第2号分店;1982年6月1日,东急百货在香港旅游商业中心尖沙咀也正式开张营业。
  同年9月,由英国首相访华引发香港信心危机,日本百货商开始裹足不前。
  和田一夫在筹备阶段,数次赴香港。考察日本的同行,也是他来港的一大目的。他原来就对这些本国的同行了如指掌,又发现它们来香港后市场定位和经营策略基本没变。它们都经营中高档百货,并且,都在港岛、九龙的商业旺地。
  和田一夫再次以“间隙理论”进行策划、决断。必须回避竞争激烈的地区,到相对薄弱的地方进行发展。
  他把目标投向新市镇。
  香港的新市镇都在原属“乡下地方”的新界。
  新市镇的建设,是香港政府为减少市区人口、地皮、房屋、交通的压力,于1972年开始进行的。最初是屯门、荃湾、沙田3个,80年代扩增到8个。和田一夫去时,沙田正在大兴土木,至90年代沙田仍在建设之中。
  沙田的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九龙市区北面,走隧道穿过狮子山仅2公里路程。沙田有大型住宅区、工业区、中心街区。中心街区在九龙至广州的铁路两侧,内有大型商场大厦、巴士站、大会堂、酒店等,行人在区内可完全与车辆隔离,人行天桥四通八达。沙田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4所院校,计划设立53所中学和47所小学。当时人口约30万,到本世纪末规划人口为75万。
  以其气派,沙田完全是一座中等规模的新型城市,它与老城区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拥有大片的绿化面积。
  那座面积10万平方米、层叠式的商场大厦——新城市广场,是新鸿基地产兴建的出租物业。大厦内仅小型戏院就有6间。由于当时处于地产楼市低潮,租价较低,承租的商家不算踊跃。有八佰伴这样的日本财团肯来沙田发展,新地集团主席郭得胜正求之不得,这样可以带旺整座出租物业。
  于是,八佰伴以每平方英尺(折合0.0929平方米)不及10港元的优惠租价,承租下大厦共四层约10900平方米铺位,租约一签就是10年,每月租金仅170万港元,算是便宜之极。论面积仅次于三越公司的分店面积。
  据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陈启铭回忆,“1983年展开招租活动时,我们觉得如此大的商场,必须有一个大型百货集团,租用数十万平方英尺的楼面,才能令这个商场(出租)经营成功有望。在一家日资银行帮手安排下,我到日本去与10多家百货公司会面,见过不下10家百货集团。”
  由于中英谈判,香港前景不明朗,那些日本大百货公司都裹足不前。只有八佰伴的反应是积极的,结果达成协约。陈启铭说:如果不是八佰伴,“日资百货来港的速度,恐怕不会像目前(指90年代)这么快。”
  正当八佰伴进行开业前的筹备工作,传来了好消息。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声明强调,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香港股市立即回升,各业出现一派兴旺的景象。当然,物业租金水平也会高涨,但在此之前,八佰伴已经租下铺位。这等于为前期投资节省了一大笔资金,减轻了日后归本的负担。
  同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联合声明”。
  3天之后,1984年12月22日,香港八佰伴第1号分店在沙田商场隆重开幕。
  这间面向大众的超级市场大获成功,到次年底已进入盈利阶段。和田一夫由此而总结出“黎明理论”。即黎明前有一段最黑暗的时间,黑暗的尽头正是曙光普照。中英“联合声明”仍未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顾虑,信心危机仍出现时阴时阳的局面。和田一夫坚持“黎明理论”,顶风逆潮,继续在香港发展。
  这一时期,八佰伴在美国的分店也开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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