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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生


  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
  只有我才会帮助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

                         亦舒《我的前半生》

  都说,亦舒很擅长于写白领丽人。
  其实,她所着意展示的,也许是一个现代社会知识女性对人性解剖的过程。只是她往往把解剖的对象放在婚姻的城堡里。
  而在技巧上,她又把小说的功能在最通俗的意义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们便经常只看到她所编造的美丽而传奇的幻景,却不太留意她所作的抗争。
  《我的前半生》为她一展文学抱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当代的娜拉出走后竟然能取得如此成就,是亦舒的一厢情愿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她的子君,确实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寄托作者审美理想最为明显的人物。
  对于《伤逝》的子君来说,支持她从黑暗的现实的黑屋子中挤出来,是一种新鲜的爱。她是饱含着期待,勇敢无畏逃出家庭,和涓生组建崭新的生活的。涓生并不如她那么坚决。
  “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全身有些瑟缩,只得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微微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新的生活在支撑着子君,让她以为沉溺于这爱里已足够,渐渐地向本我的状况复归,慢慢地堕入一种凝固的形态中。
  她早已什么事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了,倘若只知道携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子君最终也没有超出旧式女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爱情曾使她勇敢地蔑视一切,暂时地变作一个自主的人,但根本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她的生命意向。她依然不是独立的,把自己从旧式家庭与严父的塑绳圈套中挣脱出来,然后携着涓生的衣角生存。
  这样她就无法不再次失落,因为她并没能摆脱女性的依附心理去建树彻底的女性独立意识。涓生失业的消息,使“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怯弱了。
  怯弱的子君最后是坠入“四周是广大的虚空,还有死的寂静”中去。
  子君的死,涓生自然难逃其咎。他对现状的逃避和意冷,并把这一切转移到子君那儿去,在在显示了男性的脆弱与虚伪。
  郭小东对此有很理性的批判:
  姑且不去深究这其中有许多来自现实的不幸潜伏,其中,我以为涓生最是残忍之处正是在骨子里渗出男人在男女关系中隐含优势的潜意识行为。他骨子里对女性的轻慢态度以一种极关切极利他极负责任的假象,实践着极不负责的虚伪。他明知子君是为着盲目的爱和他一起出走,让她归去的最好方式是委婉地撕毁这爱的宣言,而归去意味着死亡,他还是以男人的方式,残忍地令她归去。
  鲁迅在《伤逝》中对于人性的解剖,是浸润着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度警惕,并以此为依托去实现这种解剖的。所以他对于君作为女性在实现独立人格之途中的挣扎,不仅仅看作是女性个体与社会的一般撕杀,其中一方所处地位之可悲的愤感。
  子君和涓生一同出走,或者说涓生“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起点就有所倾斜,即涓生是在寂静和空虚时,需要且期待于君来帮助自己逃出这寂静与虚空。于君如期而至,一同度过一年的时光。
  她藉着他勇敢地减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当最初的爱的焦躁日渐平淡,爱的色泽日渐斑驳,回复生活的本色时,他却无法承受这灰色的负压。或者说,他没有足够的责任感去承受两个人的生活压力。当初期待子君的浪漫的焦躁,转换了内容,把子君视作携住自己的衣角,将会拉住自己一同夭亡的累赘。
  于是,在子君需要灵魂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时,他推开了她,堂而皇之地推开了她,把她交给了严威的父亲和冷眼的旁人。
  在《伤逝》中,鲁迅既非站在女性立场,更非站在男性立场,来结构小说的意蕴,他是站在大文化的视角上,透视中国男女在现实中的窘态之根源。
  相对来说,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费则是站在女性立场上,来看待当代都市的男女关系。男强女弱转变为女强男弱使势在必然。
  香港子君的前半生,虽然物质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但她的心态与《伤逝》中的子君是一样的。她没有工作职业,没有理想追求,靠喝茶逛街购物打牌消磨时光,根本不在乎当代女性努力获取的社会地位及独立性,置自身的自由平等于惘然。
  亦舒对她的子君的前半生是不以为然的,她对鲁迅的“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理解,主要是体现在对离婚后的子君的形象塑造上,一种智慧的火花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迸发。
  两个子君,都是不同的时代里逾越于那个时代规范,企图寻找自己独立的生存意义的女性,只是她们在起步时就已经分道扬镖了,各自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实现完全相反的人生历程。
  前一个子君是企图走出那时代却完全被那个时代吞吃了,那不全是她的责任。后一个子君,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她自寻职业,自食其力,不怕困难,终于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经济上独立的女性。
  亦舒这部作品似乎在探索当年鲁迅提出的问题。七十多年前,鲁迅写了《柳拉走后怎样》一文,痛彻地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亦舒却倔强地在为子君寻找第三条出路。
  香港子君的故事,明显看出她在为自己的写作面对现实,却又不至于丧失女性的特征作努力。
  她笔下的子君离家之后,要不回来也不堕落,只有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自力更生。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香港的子君就曾几乎崩溃。
  无论什么人,在环境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死。
  但同是女性的唐晶却提醒她: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想的是如何改良环境。
  毕竟时代不同了,智慧的女性已不在少数。
  是的,这一代的女性踏上自我解放的征程,由自信到自强,已成功地跨越人生两个驿站。
  当然,还有一个驿站在女性的生命中至关重要。它可与事业平分秋色,那就是婚姻和爱情。
  不过,在《我的前半生》里,它并不再构成重点话题。
  从《我的前半生》里,我们可以看出亦舒的妇女观,也可以看出她对现代女性的出路与命运的关注。
  而这一切,不可能没有男性的形象参与其中。
  男性的任意所为,是那些被称为白领丽人的女人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亦舒不惜把他们漫画化。
  她几乎是极力去挖掘男性的很琐来实现对女性的礼赞,读来令人深有感触,虽然还达不到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伤逝》中的涓生脆弱自私,居然以“人是不该虚伪的”为遁词,说出了“因为我已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但在子君死后,他却永远地忏悔和悲哀着:“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控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中国的知识男性觉悟到这一点,在当时无疑很具超前的意义。
  香港的涓生也承继了他的前辈的自私和卑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更缺少担当。
  他居然可以这样对毫不知情,毫无感觉的子君说:
  “子君,我已找好了律师,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分居,我已经收拾好,我要搬出去住了。
  “你不知道?你竟不知道我外头有人?天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连安儿都知道,这孩子没跟我说话有两三个月了,你竟然不晓得绒一直以为你是装的。
  一下子便残忍地宣告了他们十三年的婚姻结束。
  这对子君是很不公平的。
  并不是说子君不求上进的大安主义没有错,虽然唐晶说的也有道理:“跳探戈需要两个人,不见得全是史涓生的不是。”但是,这十来年,涓生从来没有鼓励子君与他携手共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他患了婚姻疲乏症,干脆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到外头寻找新鲜感去。
  因为嫌子君呆板,十几年如一日,他便找了一个当演员的情妇,相貌一般,素质不高,但演技尚可。
  史涓生和她一起上《秘闻》周刊,控诉子君的“无才无德”。
  这一着,倒让伤心欲绝的子君萌发了要好好活下去的念头。因为“世事往往如此,想回头也已经来不及,而使你肯沦为劣马,也不一定有回头率在等着你。”
  没有一生一世的事。子君的转折点到了。
  这样的男人,亦舒这样去“糟蹋”还不算,最可笑的是描写他想“覆水回收”的那一段。
  当子君还是他的妻,他只觉得她没有味道,像块美丽的木头,一点生命感也没有,就将她一脚踢出门去。
  当子君不是他的妻,在社会上历炼得活色生香,人见人爱时,他居然敢说想回来和子君复婚。
  这一下轮到手君不认识他了,真后悔当初怎么会挑了这么一个卑微的男人。
  她不是一只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史涓生觉得她无能,立刻快快滚开;史涓生发现她有药可救,又赶快爬回他身边——但偏偏,潜意识中史涓生就是这样想的。
  多么悲哀。不不不,于君到这时已很明白,她不必再回头,这一仗打到最后,原来胜利者是她。
  河东,河西,世事如棋。
  出来外头挣扎的一年来,子君已看尽了世上的男人。有自私的,有龌龊的,有善良的,有识趣的,有不同文不同种的,也有温文大方得体的。
  但是最值得咀嚼回味的是活生生的唐晶和子君本身。
  “他妈的,你跟我比?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外头苦干十五年,你在家享福十五年,现在你想与我平身7”把“国骂”都使将出来的是唐晶。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情意绵绵地在闹市念诗的也是唐晶。
  子君也不逞多让。
  听到“离婚”一词便惊慌失措得如堕下无底深渊,身体飘飘荡荡,三魂七魄晃晃悠悠,无主孤魂似的可怜巴巴的是子君。
  自食其力,活出七彩,捏一串小泥人就唬得鬼佬一愣一愣的也是子君。
  精彩是精彩了,不幸的是结局又落入老套子里去了。
  亦舒这边厢在控诉“婚姻如黑社会,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那边厢却又迫不及待地把唐晶、子君、包括子群都送进婚姻这个耸人听闻的“黑社会”里去。
  《我的前半生》最让人失望的是那结尾的一场“美丽的邂逅”。
  邂逅是一份惊喜也是一份忧伤,是一份感动也是一份失落,是一份牵挂也是一份快乐。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客。不相识的人,不经意地邂逅,彼此相视微微一笑就已足够。然后各奔东西,如飘萍各自流转,经年之后再回首,心中自有一份莫名的感动。
  遥想当年,诗人崔护在春游时,邂逅一美丽女子,一见钟情,但却把爱埋藏在心底。翌年复往寻访,只见亭台依旧,却不见伊人。感慨之余便题诗于门上: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遂成了一阂千古佳句,自唐代流传至今。
  这样的邂逅,多么让人荡气回肠。
  但是,子君和翟有道这么一邂逅,等于撮合了一段不知祸福的缘分,令人深觉无味。
  这样的结局当然不会比在子君独立生活得很好时要然而止,更有袅袅余音的味道。
  亦舒在此,考虑市场的需要比考虑作品的意蕴要多,这是毫无疑义的。读者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女主人公终于一伸冤屈,扬眉吐气,且找到一个完美的如意郎君,多么的振奋人心。
  读者喜欢这调调,作者就要跟着读者的意愿走。流行作品的基础是在读者的口味上。
  这就是亦舒的子君和鲁迅的子君另一种的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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