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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一向有此毛病，早十年，编辑都不大接受，因从来没讲过神仙故事，主角统统是凡人，自私虚荣贪婪软弱。 亦舒《讲故事》 亦舒很会讲故事。 她开始写作的时候，看来是不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列入流行小说当中的。当别人问她小说是不是可以分为严肃和流行的两类时，她宁愿说只有两个潮流，一是谈人生哲理的，一是说故事的，每一个潮流又可以分为许多等级，有好有坏，有高有下。 如果用别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既有坏的严肃小说，又有好的流行小说。 用亦舒自己的分类法，她的小说是属于说故事的，而且又只是说爱情故事的。 近年来，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别人的眼中的形象已不再介怀，承认自己是写流行小说写得不亦乐乎以及一本正经的作家，但仍执着要把好故事写出来。 故事本是文学肌体中最简陋的成份，在亦舒的生花妙笔下，却成了作品中的最高要素。她总是吸引着读者，想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欲罢不能，非一气呵成不可。 《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两段情感生活跟唐晶和子群的情场遭遇几乎是不分伯仲的，有一种并列的味道。尤其是作品的后半段，子君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操心得更多的是子群和唐晶的婚姻。 子群作为子君的妹妹，却没有子君和唐晶那种对生活的悟性，更谈不上对人生的识见。她总是处在一种混饨状态。 即便是亲姐妹，对于子君生活得好，她不服气，要什么尽管向子君要，但总免不了“单单打打”，有话无话的讽刺几句。 她又势利，一见姐姐落难，更是“迎头痛击”，还净出馊主意：“史涓生既然给你五十万，你就拿来租房子住，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再钓大金龟，到时不愁穿不愁吃。” 她自己就是这样过日子的，租了人家！回房子的一间尾房，很受二房东的气，夜归开多一盏门灯也不准。但她情愿把薪水供一部日本跑车在街上飞驰，充大头鬼，闲时告诉那些牛鬼蛇神“我住又一村”。 她还贪图虚荣，步跟外国人混。出事了，又让子君到派出所去保释她。气得子君几乎昏厥过去，她还未曾打算与史涓生同归于尽了，伊倒要与外国瘪三效同命鸳鸯。让斯文惯了的手君也破口大骂： “咱们受洋人的气，打从国联军时开始，你似乎不必再做殉道者…令港的洋人，拿把扫把随便在哪间银行门缝子里扫一扫，扫出几千个，个个一模一样的德性，你还跟他们打打杀杀的动真情？吧女还比你高几皮，混不来不要混，祖宗的脸都叫你丢尽了…” 于君的泼辣其实就是亦舒的泼辣吧？亦舒对洋人好感似乎不大，很少写到异国鸳鸯，就算写到了也没什么好结果，如《人淡如菊》的乔和比尔。 子群最后还是嫁了一个老洋人，老头头发斑白，身体臃肿，看在子君眼里，不是不替子群委屈的。 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她一直泡在外国人堆里，名声已不怎么样。华人的心胸容量也一向不怎么样，不见得有谁会真心和她过一辈子。 有了子群的例子在前，子君对唐晶的莫家谦，一开始就很有好感。 小客厅坐着一个男人，粗眉大眼，约三十七八年纪，我知道这就是莫家谦。他不英俊，但看上去无限熨贴舒服。……西装半新不旧，腕表毫不夸耀，鞋子洁净光亮，领带半松，衬衫颜色配得恰恰好，系一条黑色鳄鱼皮带，沉默地名贵，浑身没有刺目的配件，随手拈来，益见大家风范。 子君用鸡蛋里面批骨头的眼光去打量莫家谦，结果只觉导他无懈可击。 我立刻有种打败仗的感觉，像这样的男人，又未婚，本港还剩多少名。 他跟唐晶，真是一对璧人。 不过，子君也很有“后福”，史涓生不要她，出来历练了一年多，遇到了一个跟莫家谦一种类型的人。 辗转一番，三个女人都成家立业，各得其所，求仁得住了。 但亦舒的故事，确实很明确作为流行小说的定位原则。淡淡的哀愁，点点的无奈，人生哲理已在其中，读者倒不一定在此希冀更多的收获，看重的往往是故事的吸引力，若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如何能让人手不释卷，并一直追随？ 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上，亦舒在流行小说界的声誉是有其真正基础的。她会讲故事，既能使读者保持悬念，又能勾起他们的好奇心。她具有这种创造力。 亦舒没有只讲一种类型的故事，她希望她的故事多姿多彩，哪怕这一类型的故事与那一类型的故事有冲突，目相矛盾，也一样不妨碍她的尝试。她是黑与白都讲。 最拿手的故事自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她身边的人与事了。职业女性的处境，亦舒最为感同身受。 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懊丧，因为她把职业女性首先看作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而作为一个现代人，经济必须独立，所有账单自付，所有生活细节亲自打理，并且，要懂得自处。 最成功的是从不把工作的烦恼摊出来与伴侣分享，但凡娘家琐事，工作上的困境，人事斗争，全都靠自己的能力解决最好。至多只请教他：“普罗那件衬衫终于到了，可是售价五百美金，买还是不买？” 因此写出了唐晶、妮娜、邓永超、姜喜宝、杨之俊、任思龙等等这样的女子。 办公室里的“众生相”也很有瞄头。写字楼里三五七位年龄、学历、职位都不相上下的同事，免不了也会比较一下衣着派头，谁大方成熟，谁天真可爱也可成为作家笔下的蓝本。 A君最谦和，人家一问在何处置装，伊便笑说：“我们这种小老太婆衣裙，数百元一件，乏善足陈。”不再讨论。 B君就较寄突，老爱指着他人新衣说什么山寨厂可打四折。子君也是，不停夸口，“我家有一百五十对鞋子”，一直想用嘴巴把别人压下去。 据此，亦舒写出了苏更生、子群、贾姬、在安妮、凌叮当等人物。子君也算一个，但她属于后知后觉的人物。 “高处不胜寒”，独立无依的个案，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层出不穷，自然也会落入亦舒服中，从而升起一股悲凉之气。 也许姚晶、贝秀月、宁馨儿、勖存姿、博家明、周至美等人的形象正由此而来。 但《喜宝》、做好看多了，生活中也希望看到明朗愉快的人与事。像《倾城之恋》的女主角那样，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着呢”，令读者从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利璧迦、慕容琅、乔穆、黄振华之流就是这种意念下产生的人物，黄玫瑰更是当代《倾城之恋》的女主角，白流苏换了黄玫瑰，多有趣。 后来的故事更发展到天马行空的地步，香雪海、风信子、曼陀罗、蔷薇泡沫、花之物语、寂寞鸽子什么的全出来了。 香港的天空已容纳不了她的一支彩笔，自然就伸展到了域外，纽约、尼泊尔、新加坡，还有雨雪交加的英国，充满阳光的加拿大等等，统统成了她的故事的背景。 历史的兴衰也是她目光停留的聚焦点，但她却用了那么一种故事模式去架构，有哗众取宠的嫌疑。《风信子》就是一开篇让人眼前一亮，读完让人心里一跳的作品。 最为荒诞不经的是那些涉及到外太空、异形、未来世界的事的想象。但异乡人的故事，从未能最大限度地煽起读者的好奇心，那真是一场“绮惑”。 倪匡的影响力在这些“朝花夕拾”的故事中不可小觑。 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些非常态下的人与物了，在阳光烂烂的日子，他们是不出现的，只有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才能见其影影幢幢。《美娇嫔》如是，《绮色佳》如是，《花解语》也算是。 移民潮当然也没放过，亦舒是不折不扣的“写实派”，如此摆在眼前的好题材，哪会放过？于是也有了《西岸阳光充沛》等等。 上述种种，皆是亦好在“我之试写室”里炮制出来的故事。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好故事，也有参差，但基本上都是过得去的故事，也就是说，在水平线之上，所以流行。 故事，除了一件接一件地叙述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它是构成小说的主要要素，而好的小说，会包含着作者的人格。 亦舒的作品中，人格魅力是不可忽视的。 如她对不地道洋人的批评，对女性独立的激赏，对不负责任的人与事的鞭挞，对游手好闲的看不惯，在在都体现了她的价值观生活观。 她说： 连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认为女性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搞身心经济独立，然后才决定是否成家立室，希望工作可与家庭并重。 不知怎地，年轻一大截的小朋友却表示渴望做金丝雀，受保护，被宠爱，一生毋须挣扎，生活有人照顾。 那是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种营生，在这地球上，每一件事都有阴暗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无需付出代价……不如自力更生，工作能力一旦获得机会赏识，则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自信十足，顾盼自如。 《一条路》 《曼陀罗》里，慕容琅在尼泊尔游荡了几年回来，依然想自怨自艾地躲在家里悲秋，被乔穆一把提将出来，骂了一顿： “你看娜娜，她多能干，一个人搞一本一百七十多页的杂志，管十多个职员，还打算写一本小说，天天忙得透不过气来，杂志去印刷房的时候，她有三天三夜不眼的记录，真不容易呵。她对这社会有参与，所以她有满足感，你有什么？这不是钱的问题，坐在家里久了就坐懒了。”慕容琅让他骂得狗血淋头，暂时忘了她原有的痛苦，答应他去做模特儿。 职业无分贵贱，总比在西藏尼泊尔流浪好，比在豪毛里不事生产好。 《香雪海》里，关大雄对香雪海的飞扬跋扈很看不惯，尤其是看她在主持高层商业会议时，当着富豪群雄的面，她竟然旁若无人地在理发： 在座的中亨老翁们纷纷发言……忽然见到大门推开，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对在座诸位视若无睹，担着工具箱走到主席位旁，打开工具箱，取出一方白布，围在主席身上。大伙愕然而视，不知发生什么事，而那个小子提起梳子与剪刀，竟然全神贯注地替香雪海修起头发来。 众哗然。 在开大会当儿修头发！ 侮辱呵侮辱。 亦舒的挪揄不言而喻。 故事，始于原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学诞生初期。人们在懂得阅读之前，它已对人的原始本能具有感染力了。 但故事发展到今天，人们会希望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那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只有故事的小说终究会淡而无味，只想表现深度的小说显得晦涩难懂。如何居中、调和、融汇，是横亘在所有小说家面前的难题。 写作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亦舒，除非她不想再写下去，否则，她一样必须面对抉择。 亦舒生活圈子小，专写知识阶层的悲欢离合与情场风波，题材狭窄，写得多了，自成模式。 幸而，她的天赋高，见识广，涉猎多，以传奇性、趣味性与娱乐性取胜，扬长避短，得以吸引读者。 《寂寞鸽子》其实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但依然能吸引人看下去。除了情节有转折，还因为塑造了贝秀月这个有点邪气的人物，而由她所串起的生活场景，很能撩拨起读者的好奇心。 她跟邵子贵是孪生姐妹，男主角许开明本来爱的是邵子贵。但一见到肌肤胜雪，嘴角弯弯，风情无限，慵慵懒懒，什么都无所谓的她，便不禁心神荡漾。 跟金庸一样，亦舒也喜欢她的主人公肤色白白，晶莹剔透。写香雪海如是，宁馨儿如是，贝秀月如是…… 她先嫁了一个大概在点黑社会背景的日本年轻阔佬，在东京住了三年，丈夫很爱她，短短几年间，找世界各大名摄影师替她造像七次之多。 但不知怎地，她的心已变，不拿丈夫之分文，悄悄回到香港的娘家来。害得那痴情的日本鬼子“追杀”而至。 第二个丈夫，是新加坡青年富豪，她才去新加坡两个月，就已订婚。迷得那名门之后差点众叛亲离。 但不久又变卦，她又跑到伦敦，跑到加拿大。 许开明情迷意乱，不能自己，也跟着全世界到处跑，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异域情趣。 《曼陀罗》也是，从尼泊尔写到香港，又从香港写到纽约，各式人等，穿梭其中，五光十色，让人目不暇接。 就是非常简单的素材，亦舒也有本事把它弄得悬念很强，味道很足。 有一个短篇叫《密码》。 说的是一个灯塔管理员叫刘昌源的，很喜欢灯塔控制这项寂寞的职业。 直到有一天，政府宣布将用电脑取代人手操作。 他很怅然，因为他实在喜欢这个工作。当有一天，他被远处的一种亮光吸引，他马上认为那是摩斯密码。 “密码”打出的是：“我名马利安，愿意结交朋友……别吝啬你的友谊，让它开花结果。请伸出你的手来。” 刘昌源终于忍不住，他做了一件十分失职的事，他利用灯塔上的大灯，拍出方园一百公里都看得见的密码：“马利安，我愿意与你通讯”。 “密码”中的“马利安”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她在他最彷徨的时候给他友情，她不知道那对一个孤寂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刘昌源永远不会看到这一幕：在一个小村庄中，一户最普通的人家，吃完晚饭，年轻的母亲处理妥家务，唤七岁的女儿与六岁的儿子上床。 只见两个孩子把卧室的灯一开一关，亮光不住闪动。 这，就是刘昌源收到的“密码”。一切全在他的想象中，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个篇名叫《请按》的故事，在电话上“做手脚”，也很有趣。 现代科技发达，电话也由电脑控制。有一天，女主角江世平接错电话，正想挂。忽听得录音机说：“假如你找余仁邦，请按一，假如你找余仁杰，请按二，假如你打错号码，请按三。” 世平笑了出来，太幽默了。她很想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她继续把这个有趣的游戏玩下去。她按下三字，录音机里的男声愉快地说：“其实心理学家说，打错电话是因为心急想与同伴交流，可见你是一个寂寞的人，如果我说对了，请按四，我说错的话，请按五”。 世平讶异，这余家兄弟好不趣怪，竟想出这么别致的通话方式。 当时她感得有点突兀，放下了电话，但日常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她忍不住又按下前次那个打错了的电话。 这次的电话录音更为详尽，问她想谈什么问题，有中东局势，美国股票走势，人类感情问题…… 人类感情问题分为有关父母与子女的，有关男女感情；的。 男女感情呢，也有是想摆脱一段感情和渴望爱人与被爱之分。 结尾更让女主人公觉得希望在眼前： “如果你愿意约会我余仁邦，请按十九，如果你选择我弟弟余仁杰，请按二十，如果你不愿与任何一人见面，请按二十一。 世平笑了，她轻轻按了十九。 亦既想象力惊人，通篇用的是对话，平易的事物在她那里也能翻出新意。所以，她总能给人惊喜。 但正如有论者曾提及的：对于一个流行作家来说，同样面临着质与量的问题，创作丰裕固然可喜，而质量上的不断突破、出新更可贵，此乃艺术的生命之所在。 亦舒嘴上为自己辩解，声称即便是专写小说也要像博士那般专业化，其实心中也未必愿意默守成规。她知道局囿于原先的小圈子写下去，终非长久之计。 《银女》和《曾经深爱过》可称得上是亦舒努力拓宽视野，扩大生活面，开辟写作新路的较为成功的尝试。 《银女》中，亦舒把笔触深入到下层社会，这与她的其他非象牙塔里进行的粉红色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味道更浓。 《曾经深爱过》的故事趣味弱了，生活价值的启迪却浓厚了许多。虽然周至美最后还是又一次痛失所爱，但邓永超的那一声声“我要为国家做点事”的细语，却给他很大的精神支持。 人们说；亦舒的小说可谓是带刺的玫瑰花，而非色被艳却剧毒的曼陀罗。她写的虽是生活琐事，清场纠葛，却无色情渲染之类的低级趣味。 她把那个最欲望的城市和多姿多彩的女性结合得颇为完好，小说的画面充溢着都市与女性之间的混合气息。 面对这种类似“鸳鸯蝴蝶”的大都会场景，读者却丝毫没有觉得有一丝丝很琐的感觉。这说明了亦舒的作品是“女性”的，却并非卖弄“女”字号来赚钱。 她以摹形写意之笔，描绘着都市浮华背景下的“丽人行”，倾听她们的叹息，窥视她们如寂的内心。于是，小说的每一篇，几乎都是一方都市女子写意的水彩册页。 她们的焦虑同政治同意识形态无关，所涉及的是如何面对男权价值体系在都市生活中已出现的松动与裂痕问题。 在香港这样的都市里，松动的男权价值体系比之几千年僵硬的男权价值体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 在这种考验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是抗争，而是自处问题，是在繁荣世界中如何自怜、自珍。自强与自卫。 亦舒的生活价值观在这一层面上体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 这就不仅仅是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那么简单了，亦舒在此融入了强烈的爱与恨。 这一代的女性比起母亲辈，只有更苦，上至扬名立万，下至家头细务，都是女性份内事。 但精神上毕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因为养成了独立性格和获取了谋生能力。 亦舒通过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告诫读者，特别是女读者：身为女性，要处世立身，惟有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而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是在经济与人格上的平等独立。 在亦舒看来，真正男女平等在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仅要经济独立，还要精神独立，唯其如此，才不致于沦为男人的花瓶。 像《我的前半生》、《独身女人》、《胭脂》等作品，亦舒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昭示：求人不如求已，靠自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如鱼得水，自由驰骋，无拘无束，享受人生。 《憔悴三年》更是一则现代女性与命运、环境抗争而最终能更好地生存。生活下去的都市文明最生动的“传奇”。 作品中的刘玉容是平平常常的都市女性，一份苦闷的工作，菲薄的收入。最不幸的是，丈夫离开了她，留给她一个两岁的孩子，娘家环境欠佳，也不容她回去。 而那位黑衣女子，却是死神的化身。 作品的故事发展就在这两个女子之间展开。 生活累人，同事互相倾轧，刘玉容真的就想一了百了。 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有什么在等着你。”“前程掌握你自己手中，何用假他人之手。” 一言惊醒梦中人。 有伙伴当然好得多，并肩上路。但像刘玉容不然一身那般奋斗而成绩骄人的，也大不乏人。 世上凡事均需付出才能得到，这世界还算是公平的。 也许，只有勇者才会默默地过最平凡的生活，不间收获。 在这个短篇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亦舒把死亡的化身写成那么一个形象。一个沉郁的故事，用了她一贯的幽默无忌辛辣犀利的彩笔，而画出了一抹明亮的色彩，确实是很有励志作用的。 连死亡女神都可以是这付模样： 甘七八岁年纪，大热天，穿黑色套装，却态度从容，笑脸迎人。她通身打扮考究到极点，一副珍珠耳环发出晶莹的光芒，衬得她肤色更为明亮。 亦舒还会去写传统小说惯常见到的“歹角”吗？ 当然不会。 生活本身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也不一定是灰色的，大都是“椒盐式”的。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中的人，自然也是“椒盐式”的。 她从不在文字上谴责什么人，只是把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写出来，把一个人的性格写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有他的缺点和惹人厌处，也有他的优点和惹人喜处。 《喜宝》中，喜宝的出卖自己令人齿冷，但她那么执着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中保持自尊，又令人。已生同情。 当勖存姿说： “也不止是物质，情感上我还是依靠你的。你为什么不能爱我：“ 姜喜宝回答： “我在等你先爱我。” “不，你先爱我。” 勖存姿很困惑：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我要那么做？你为什么不能先爱我！” 一个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喜宝在出卖自己之际，并没有要求自尊，她可以忍受侮辱，甚至掌捆。喜宝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出卖的时候，她不要求什么自尊，只是买卖。 但当说上面那番话时，他们讨论的，并不是买卖，而是爱情，这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在爱情面前，喜宝需要自尊。 她是一个矛盾的人，却有着真实的人性。 亦舒很擅长写这一类活生生的人，这也是她的故事耐读的关键之处——总是在变化转折中。 在《两个女人》中，谁知任思龙和她的外表反差那么大。 一身洁白的衣衫，显示的就是高洁吗？她一样有不为人知的不堪。 就如施扬名的变化，也有客观环境的不如意。 亦舒关注入的本能在外界力量冲击下的种种反应，留意不同人格间的纠缠与摩擦，并无心表现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更很少扫描个人如何归附时代潮流。在她的一个接一个的爱情故事中，读者只能嗟叹，却无从怨艾。 对世界摒弃道德感的投入，却时常露出陌生迷惑的神情，是亦舒在创作时的一个特色。假如透过狭隘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窗口，便会对她的作品发出指责的口吻，从而遗落许多闪光之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从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 张爱玲这一段话用到亦舒的创作历程上，也是相当的贴切的。她的作品并不是耸立在现代都市的神话与寓言，她对现实的真切描绘和对都市中的小布尔乔式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嘲弄，有为疲惫的心灵寻找短暂停泊地的努力。 悲天悯人与鞭挞入里是她的心理走势，嬉笑怒骂的背后潜藏着她的良苦用心。根扎在中国，渊源于民族，虽饱浸欧风美雨，可念念不忘的仍是这些。 我们与其苛求她给我们带来什么现成的答案，倒不如在细读她的作品后，随意联想。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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