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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岭南


  他在岭南求学、工作、成名,他的青春与梦想植根于岭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的是国际经济。
  然而,他的兴趣却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师中有好几位文史专家。从前的老师简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们常常聚首,纵论诗词,吟风弄月,相互唱和。还有冼玉清教授、金应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过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既有当前无边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隐若现。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在北方,学生们走上街头,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淹没了平静的校园。这是一个无法平静地在书院作学问的年代,爱国的激情必须转化成行动——直接而坚决的行动,才能获得认同。
  在那样一个时刻,学习国际经济能够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当时的词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测,他该是一名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着祖国的和平与繁荣。
  1949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达香港,进入《大公报》工作。这是一家左派的报纸。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场,一直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据说,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一件很受珍视的广东古物给广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相当稀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刘猛进碑被简又文收藏,简氏非常珍视,曾把自己的寓所称为“猛进书屋”。他自称将这块碑石带到了香港,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试图说服简氏将此碑石献给台湾当局。
  七十年代初期,简又文告诉梁羽生:碑石埋在广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方面送了个拓本给台湾。
  国民党当局为了挑拨离间,其“中央社”发出报道,说简又文向台湾献出了原碑,以使大陆方面以为简献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来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间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诗人、画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与梁羽生结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卧床,却仍惦记着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才有办法。常见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刚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
                     冼玉清1965.5.1

  发出此信五个月以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师们的博学、关爱,为这位作客岭南的异乡人带来了力量与温情。异乡也渐渐地与他的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另一个故乡。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报》期间,曾与金庸同事,这两位武侠大师未成名前的相遇实在令人寻味。他们当时一起谈武侠,一起下围棋,一起写文章,虽然谈不上如何亲密,却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报社作编辑,就是作专业的写作人。如果没有武侠小说,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编辑,靠写一点短文章打发岁月。
  与金庸、古龙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显得平淡无奇,他过的是一种闲散的写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养养花,下下棋,读读书,聊聊天。
  也许,梁羽生的性格比较适于作学者,难怪他在成为一代武侠名家后,还会感叹:“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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