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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赵忠祥(代序)


梁晓声

  赵忠祥当然是名人。
  名人和名人是极不相同的。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是一些著名的普通人。
  而另一些人的知名度,却完全超出了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被最广大的民众所熟悉,就像熟悉自已的老朋友一样。他们的名字与广大民众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他们的名字在民众中“普及化”了。他们的知名度最大剂量地溶解在民众的“公共情感需求”中了。
  他们是一些普通的名人。
  他们的知名度既有别于前者们,也有别于歌星、影星、体育名星们,他们的知名度不需要狂热的“追星族”们出醉如痴的支撑和拥戴。他们的知名度也与五花八门的商业包装毫不相干。他们的知名度是以长期的敬业精神为基础的,并且是逐渐被公众所接纳所认同的。他们非是由于“一不小心”成了名人,而是很合乎必然逻辑地成了名人。所以他们的知名度不会被公众轻易从头脑中抹去。
  赵忠祥便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名人。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首先是不普通的——这地球上只有一个12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男新闻播音员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
  但是那又怎样呢?并非所有新闻播音员下岗后都能顺理成章地转为专题节目主持人和解说人,而且被公认是全国最优秀的之一。
  还是赵忠祥自已回答得好。他在《昨夜星辰夜风》一篇中坦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提携了我,我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长大,我是这个宏伟机体的一个零件。尽管我深感自己的渺小,但我有生之日总在思考如何施展才华,为我从事的工作竭尽全力,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在此篇的结尾,他记述了自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随行记者初访美国的种种感受,讲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善意地提出希望他考虑留在美国工作的事——而他说:“谢谢,我已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了。”——而他自省:“我知道,我在美国所以受到热情接待,受到尊重,那是因为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老资格的播音员,离开了这个背景,我就难以存在”——“再见,美国。”
  就如此简练地为此篇画了句号。
  他简练中包含的终生无悔的率真,意味儿可谓深矣,可谓大矣。
  人贵有自知之明。
  名人尤其贵有自知之明。
  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很缺乏自知之明的。有时简直到了太缺乏自知之明的地步。
  诚哉挚哉,羡哉敬哉,有自知之明的赵忠祥!
  “一个零件”——赵忠祥心目中的赵忠祥,难道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么?
  非我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座标上。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赵忠祥永远普通,赵忠祥将永远不失为一位得公众尊重的名人。
  而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并不值得公众尊重的。
  一切名人都如同三维绘画,甚至五维绘画。你表面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那绘画的真本。真本隐藏在表面的色彩、线条和图案的后面。那真本需要首先将目光散视开来再凝视起来,需要将绘画贴近了移远了再贴近了才能看到。表面的赏心悦目的风景的后面,兴许豁然凸现的是别的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
  读者,你想了解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接近本色的赵忠祥吗?那么请一读他的这一本“随感录”吧!
  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们了解一位一著名的普通人或普通的名人的可靠方式,大抵还是一读他们记载自己成长经历和对世事人生发表自己感想、感受以及种种感慨的书。在这一点上,“文如其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文人可以借其小说粉饰自己包装包藏自己,但是散文、随笔、杂感这些文体,却堪称文人们自己的心灵的镜子。好比给你一把斧子一把锯,你拿了可以摆出某种维妙维肖的架式冒充木匠,但是你一旦拿起刨子,拿起凿子,被人以研究的目光注视着创一个平面凿几个孔时,你究竟是不是木匠,是几级木匠,则就原形毕露了。以一而欺也是极可能的。但若企图以十几篇二十几篇蒙蔽读者的理解力识别力,却往往是办不到的。小说大抵是文人为别人们而“创作”,别人们为自己而阅读的东西。散文、随笔、杂感,却往往是文人们受自己的情绪左右,为申明自己主张表白自己心迹而写的。是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创作”意识的“精神产物”。当然也就给了读者最大程度地逼近文人的可能。“创作”痕迹明显了然的散文、随笔、杂感,我一向认为其实是劣等货。因为对于读者意味着布了障眼法,具有了欺骗性。
  赵忠样不是作家,起码不是职业作家。所以他还没怎么沾染上某些作家惯常通过“创作”掩饰自己和粉饰自己的毛病。何况他是个忙人。是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忙的人,也便没那份儿时间没那份儿精力细细地“打磨”自己的文章,也没那份儿闲情逸致将“打磨”后的文章作为漂亮的羽毛自己裱糊自己。读他的这一册集子,仿佛每文每章,皆咕嘟咕嘟从内心里往外冒出来的。正应了苏轼的话——“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也正应了洪仁酐的话——“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
  这一本集子,绝少当禁的巧言。你可以与他对某人某事之所议所论保持歧异,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皆是“为情而造文”,非是为“造文”而扭捏出的矫情。有几篇文章,诚谓“辞已尽而势有余”。
  赵忠祥是个颇不受别人观点影响的人,他的文章也就少有“俯仰随人亦可怜”的圆滑。那好比生鱼片,足斤足两地就将“精华”奉献上来了,且连佐料也不提供。佐料似乎要靠了你自己通过联想通过感想为自己提供。仿佛自说白话,“开口发言”之前,并不环顾左右而察他人之颜而观他人之色。大有一种冲撞了谁也就索性冲撞过去的意味儿。这在时下未执笔先自四面作揖的世风中,未免显得“拙”而“倔”,却又“拙”得可爱,“倔”得可爱。
  我尤其欣赏他写到毛主席、周总理、时传祥,陈永贵的几篇。
  写前两位伟人,他无疑是满怀崇敬之情的。却并未因这一种由衰的崇敬之情,而令自己成为精神上的侏儒。恰恰相反,他仿佛孙悟空,因了两位伟人的高大,自己也高大起来,高大得足以对伟人也取一种平视而非仰视的目光,以便在这种平视的前提之下。同时还伟人以人的前提。人而论人,其崇其敬,犹可信其诚也。至于自谓“一粒草芥”,不过如实交待当年心态,而非今日仍作状自贬,以突出伟人的更加高大。
  赵忠祥是一个心有温爱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普通劳动者们身上之时,其敬意便不禁地充满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无法自抑。也根本不想遮掩不愿遮掩。他写时传祥,分明的尤其这样。
  时传祥,今人心中,有几个还记得当年那位掏粪工?
  然而赵忠祥心中深深铭记着深深缅怀着时传祥这个名宇,并且怀有那么大那么真挚的敬意。只因3O年前他是一个年轻人时采访过时传祥。能将对一位掏粪工的敬意和爱戴保存在自己心内30年之久,进而情真意意切切地写下一篇迟见于世的悼文。赵忠祥,就凭这一点,你和别的某些名人们已在本质上大不一样了!
  “像时传祥这样的汉子,你一生能交上一位,足矣。”
  “老时,我想你!”
  发自肺腑的话语,读来令人动容。
  陈永贵——这位当年一方农民们苦干治穷的带头人,后来被中国的畸型政治严重污染了形象败坏了声名的“大叔”,在赵忠祥笔下,也部分地,重新获得了我们今人理应对其保持的一份儿起码尊重。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一篇最直抒已风最仗义直言地替“永贵大叔”说句公道话的文章。完全没有这一种公道,完全丧失了这一种公道,则未免显得令人评价人与事的心理太不磊落太晦暗了。卡特并非从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自然是美国之幸卡特之幸;“永贵大叔”由农民带头人而国家副总理,自然是中国当年之不幸是“永贵大叔”当年之不幸,但这不幸毕竟非是一个农民的野心酿成的,陈永贵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当年的悲剧还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都难逃摆布。好比棉铃虫在哪一棉株上产卵,哪一棉株就必遭殃。
  “永贵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离开咱大寨啊!……”
  赵忠祥借用大寨人哭迎“永贵大叔”时的这一句话,用的正是地方。
  将大寨放在当年去谈,将“永贵大叔”放在当年去看待,人和事,便自然而然的,都从当年的背景中显现出了几分客以观。
  赵忠祥虽非作家,但写人物似乎深谙史笔风格,几句对话,一个细节,人物便跃然纸上了。写时传祥介绍与刘少奇握手的那张照片时的对话,真切感人。写陈永贵劳动时挥镢不止旁若无人的情状,寥寥数语,简练且生动。
  时传祥,陈永贵,在赵忠样心目中,用他的话说,都是“杰出的普通人”。
  赵忠祥是个极善于从普通人身上发现美点并会情不自禁地由衷地予以赞扬的名人。
  比如在《先人遗风与先人遗训》一篇中,他记下了他在孔老夫子的家乡汶上听到的两件事。其一是一位妇女捡到了一个钱包,想方设法寻找到失主后,失主深为感激,当面以一千元相谢。相当于百分之十的回扣。而那位妇女却说:“我为什么要你的钱?如果我想要钱,我就全留下了!”
  于是赵忠祥敬意顿然升起——“这脆生生的话语,掷地有声、那么合情合理,坦坦荡荡,显示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尊严。
  其二,一位牧羊少年,路见一辆弃之路旁边未锁的自行车竟替主人连守了三天。白天守着,晚上推回家去。三天后还无人认领,才推送到失物招领处……
  于是赵忠祥在乘车告别汶上时,望着山坡上一个个牧羊少年,竟至于“他细辨认着他们,不知那等了三天失主的少年是哪一个。好像都是,也可能全都不是。”
  名人赵忠祥仿佛天生的有一颗极易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普通心。
  赵忠样强调——写作能力、应该是走上屏幕的主持人、评论员、记者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
  他是具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基本功”的。不但具有,而且功底不浅,甚至可以说功底颇深。
  比如他写到井冈山的竹—一“路边斑斑竹影,洒满一地,算是个‘花阴凉’。”
  “花阴凉”三字,使一个寻常的句子,顿添了几分俏皮的文韵。
  比如他写到井冈山的蝉—一“一个隐约闪烁的灰色虫影一折一间地掠过。”
  “一折一闪”四字,尤其一个“折”字,把蝉在飞着时的敏捷之姿写得活了起来。
  而他写井冈山蝉鸣的一段,其耳所濡其目所染。又是多么少独到呢!且看——一“井冈山的蝉鸣惊人之处,是它同时发出两种音响。低声部位嗡嗡然,颇像萨克斯管奏出的布鲁斯曲调,喑哑哽咽、如果只是这一个声部,那就‘寒蝉凄切,对长亭晚’,使人伤感了。井冈山是革命圣地。革命圣地的蝉儿也非同一般。它在低声部行进过程中,又发出了高亢的呜叫,像号角,像钢琴的强音,更像一节老竹管被敲击的圆润的梆梆声,而且其声音大得惊人,震人……”
  赵忠祥此集总体而论风格平实,笔调纯朴,但于读者不经意间,他每每会冷不丁地甩出一句名人的“名言”来。
  诸如:
  “采访提问要像迷路时问路,不能像公堂上审贼。”
  “‘粉碎性’追问不但不符合新闻道德,也大有点儿‘欺行霸市’。”
  “汽车是最现代的代步工具,但我不想象像牵条狗似的老惦着它。”
  “卡特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不是直接从花生地里入主白宫的。”
  赵忠祥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读书对他毫无疑问将是一种终生的“享受”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确乎极似某些以书为友的文人。如果你送他一本书,不管是你自己写的书,还是别人写的书,他是必然会读的。不管别人们对那本书的评价如何。他绝非那种只翻看一下内容提要就会跟你谈论某一本书的人。在文人们之间业已开始“友情拜读”的当今,想想文学还有他这样的读书人,真是文人的一点儿福气呢!如果你送给他的书是你自己写的,那么保不定哪一天,你会接到一个电话,或收到一封信,于是知道他刚刚读过你的书,于是向你坦言他的读后感……
  而你差不多早已忘了你曾送给过他书这一回事。
  我和他就是由书缘而后来成为朋友的。
  我曾代人向他讨要一幅字,那时我们还没什么友情。
  他来电话问我替谁讨要?
  我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是我的一个北大荒战友,为了解决工作的事儿,没钱送礼,求我代讨。因为对方指名道姓,专要他赵忠祥的一幅字。
  他当即爽快地说——如果我的一幅字竟能为普通人们排忧解难,何乐而不为?
  不久他便寄来了。即有字,亦有画。比最大的挂历还大的一幅宣纸上,画了一头壮壮实实的毛驴,且是需要点儿透视功夫的毛驴“正面照”,空白处两行大字乃是——“倔驴不踢善主,忠祥俯首百生”,图文并茂。
  后来我便回赠他一本我的小册子《黑纽扣》。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句话便是:“晓声,我刚刚读完你送我的书……”
  当然,赵忠祥尤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名著。他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是认真地读,可能有时还朗读,否则,某书的某章某节,或某个人物的精彩话语,他又岂会耳熟能详地背得下来?
  唐诗宋词是他案上书,枕旁卷。如果他和你交谈,妙语如珠之际,一段诗两句词忽然地由他口中吟哦而出,你是不必“友邦惊诧”的,也千万不要误会他是在向你自炫文骚。
  我敢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仅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达,简直还溶解在他的思维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或可日之谓“诗词性思维链”。好比化学家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关系都可以用分子之间的排列组合来说明似的。出现在他笔下的诗句词句,都是由过人的记忆力经年累月的储备,而非是笔到滞处现翻典籍的应急摘抄。
  最后我想说,此集中,提及了他的一些师长、同事、友人,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他对他们的尊敬、赞赏,与由衷好评。
  他是个善于从别人身上发现长处的人。并是一个绝不会转过身去便忘了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的人。
  当然,为职称而进行“战斗”那一篇除外。那一篇是他将自己的另一面写给别人看。没有“另一面”,赵忠祥非赵忠祥了!
  最后的最后,就该我目己说这一篇“序”了。
  “忌为人序”的话,我是知道的。心中常掂量那“忌”的意味儿,却也有不忌那个“忌”字的时候,故已作下了三四篇“序”。但都是受工人、农民、当年的“兵团战友”,以及偏远地区的文学青年群体的重托而作的。可以称之为“遵命的序”罢。自思这一种“遵命的序”,是不应摆起清高的臭架子,借故推诿的。
  但为名人作序,此第一遭也。
  月前忠样大哥打电话来,口吻相当郑重地说:“晓声,你不是常督促我动笔写些什么吗?”
  我说:“是啊,你为什么还不开始?”
  他说:“其实我早已在写着了。马上要向出版社交一部书稿,希望你给我写序。”
  “我?……”
  我一时怔住。
  他的口吻不但郑重,而且深长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其实我也并不认为有序的书便一定比没序的书形式上完美。但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社方面对它有这个要求。好比我是个大姑娘,不日该出嫁,让我自己选位陪嫁娘,我当然选我亲近的人,而不必劳驾比我更是名人的名人。我对你的‘直言快语’式的文风情有独钟。”
  于是我不再犹豫。当即回答两个字是——“遵命”。
  现在,自审我这“遵命的序”,竟不仅的有几分不安了。因为我知道,忠祥大哥所期待的,非是这等“温良恭俭让”的东西。至少,他是乐于看到出现在我笔下的一些“直言快语”式的挑剔的。
  然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他奉这样的一条作人原则为座右铭——“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吾今以此为原则陪兄“嫁”,不忒刻苛,亦何妨焉?
  至于书中的“蛇足”,还是由愿意领略赵忠祥这一道名人风景的读者们自己去指指点点吧,可以不必由我充什么“导读”的。
                        1995年10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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