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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徐州受困


       “狗肉将军”张宗昌,“撤退大帅”臭名扬;
       沃伦孤胆闯徐州,血雨腥风路茫茫。

  话说史迪威和老赵,到徐州的时候天色已晚,闪闪烁烁的灯光里,只见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来往往,间有骑兵奔驰而过,还有些醉醺醺的白俄在大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找了几家旅馆,都不收留他们,老赵只好领着史迪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汤会长的家里借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街上一看,徐州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了!

  徐州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的交会地,四省遭饥荒、战乱逃难出来的老老少少露宿街头,靠当地的一点点施舍维持生命。街上的倒卧者、死尸无人过问,路人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死尸绊倒。难民们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和要饭的瓦罐,一无所有,他们能乞讨到的也仅仅是一块豆饼。这些常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车和牲畜被军队征用,青年男子被抓去当兵,粮食被蝗虫般的大兵吃光,连房屋的木料都被拆去当柴烧了;妻子遭污辱,家庭流散……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史迪威看在眼里,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强烈。他在笔记和日记中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也在发泄这种按捺不住的感情中煅造了刚烈的性格。

  史迪威说,他要去见张宗昌,但多方试探都告失败,便趁这个时间到市区游逛起来。最使他讨厌的是大街上奔驰而过的俄国佬骑兵队。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兵器,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没有国籍的亡命徒,他们最凶狠,最残忍。除了这支“百人骑兵队”以外,为张宗昌卖命的还有一个由白俄将军率领的3000多人的步兵旅。这个旅还有4列装甲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列由俄国人担任机组成员的装甲列车。他对部队番号有兵力进行推测时发现,士兵有枪的不过30%,别的人是赤手空拳的;20%左右的士兵身高不过一米四五,年岁也很小。史迪威想;这群乌合之众一打仗除了逃跑还能干什么呢?有人对史迪威说,北洋兵最怕“红枪会”。红枪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乡下人,拿起大刀长矛袭击小股散兵的群众团体。为保卫乡里平安,打起仗来毫不留情,只要被他们的长矛刺中,四五个小时以后就会死去。

  在徐州的几天,食物的补充全靠老赵多方奔走买到一些罐头。张宗昌的部队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史迪威几次去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记录了运兵列车的数目及兵力装备情况,他还多方推测张宗昌的企图。他从士兵中得知,部队已5个月没有发晌,有的甚至1年没有发饷,他们的给养也只是馒头、米饭、白开水。史迪威心想,这样的队伍哪里挡得住南军的进攻?

  史迪威获悉,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占领郑州。这个消息使史迪威振奋,却加重了张宗昌部队的恐慌和混乱。1922年史迪威在陕西和冯玉祥共事的那段时间是愉快的。他对冯玉祥怀有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冯是真正的军人。现在,他的队伍有20万人,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本来冯属直系,后来,他变换了盟友,为发动北京政变而和奉系、皖系联合。但奉系的各种违约行为和背叛,迫使他辞职,赴莫斯科考察。现在他回来重新统率国民军,自西北转战到河南,攻占了郑州,使张宗昌的侧翼受到威胁,如不撤退难免受到南面和西面的两路夹击。

  不出史迪威所料,张宗昌的队伍开始撤离徐州。这时,史迪威离开天津已经五六天了,北去的火车每半小时开走6列,他和老赵很想尽快随车离开徐州。张宗昌的火车都停在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运兵车,同样被赶了下来。

  史迪威再没有办法离开徐州了。他想向西去找冯玉祥。老赵说有上百里路,难以穿过红枪会区域。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而且还有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留下来坐等南军到来。基督教青年会的汤会长认为南军好,他有朋友在南军,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6月2日上午,汤先生告诉史迪威,国民党军队到了徐州,他们不打人,不抢劫,行为规矩。汤先生怕惹出麻烦来,仍不准史迪威上街抛头露面。史迪威也担心国民党军队不问青红皂白,把他逮起来。这样他又在青年会躲藏了整整4天。这是非常难熬的4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每天以画画、跳木马消磨时间。又过了两天,他终于在老赵的帮助下到了大街上。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南军士兵是些很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小个子,他们身体瘦,脸黝黑,很健壮;他们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更叫人高兴的是,街上的店铺有的已经重新开门营业,妇女也敢在街上来往了。古城徐州像是又复活了。

  史迪威返回天津后呈上的报告,给了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再一次证明他的军事观察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是公使和将军坚持要选他南行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事物,情报才真实可靠。南军和北军的鲜明区别,首先在军纪方面,南军军纪严明,老百姓欢迎,妇女敢于出门,就是凭证。再就是军官素质,南军的连级军官是18至22岁的学生,北军的连营两级军官,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在任何情况下,南军都能打败北军的“乌合之众”。但南军没有把运输车辆运过扬子江,只靠马车和牲畜运送补给品,所以只能打到徐州。张宗昌把铁路机车、车皮都开到了北面,南军只有恢复铁路运输,才能向北挺进。

  史迪威断定,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之外,根本没有战斗力。南军进攻只要不停顿,毅然北进,张宗昌的军队很快就会上崩瓦解。

  公使认为,史迪威的报告,是关于当前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又当面听了史迪威的叙述,问了许多细节,并热情表示对史迪威的刚毅品格十分钦佩。卡斯特纳将军也在部属面前郑重地表彰了史迪威的办事才干和效率。这位经过长期艰难磨炼的将军,最懂得史迪威英勇行为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他动情地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任何一个人要想像史迫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部队中,同数万名无知的,并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国军人进行接触,还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中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发生了变化。南军北氏到徐州,再没有北进。这决不是因为张宗昌把火车都搞到了北面,而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那样,被新旧军阀的派系斗争和掌权后的腐败断送了。

  原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徐州之后,便扬言20天之内包围武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得知,便把河南省交给冯玉祥,要反蒋的唐生智、张发奎部从郑州、开封地区调回武汉,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这样,原定要打到北京推倒奉系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雄踞中原战略要地的冯玉祥,成了蒋、汪拉拢的对象。冯先是参加了汪精卫“讨蒋、分共”的郑州会议。接着又参加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徐州会议”。会后蒋、冯联名发表“意见一致”的通电。冯发专电致江集团,促宁、汉合作早日实现。冯已决定和蒋介石站在一起,在所属部队里,将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和苏俄顾问“礼送”出去,并多处作反共讲演,令所辖的“豫陕、甘三省政府通饬各具,严防共产党”。很显然,冯已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离开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北伐大厦倒了一根大柱子。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群众,并扬言发兵南京讨蒋。这时,日本拉拢蒋介石与张作霖结盟反冯,遭蒋拒绝,蒋把此事如实告诉冯,取得了冯的亲近和支持。冯为援蒋而驻兵武胜关,钳制唐生智东进讨蒋,又为蒋克服了一大危机。

  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一部分主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冯玉祥致电蒋介石,呼吁宁汉双方合作。但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宁方则坚持反汪、反唐生智的立场。这时,宁方桂系李宗仁愿与汉方妥协,并调其部队控制了南京周围。当蒋令桂系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时,白拒绝执行命令。蒋感到指挥不灵,便以退为进,下野离开南京,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登船去了日本。

  史迪威看到京沪报纸关于蒋介石“昨天已到长崎”的报道,和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蒋不会善罢干休,将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

  就在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遂命令张宗昌、孙传芳沿陇海路攻击冯玉祥,沿津浦路向南京反攻。

  南京方面,桂系指挥不动全局,局势相当混乱。冯玉祥的部队自顾不暇,无力支持南京。南京以放弃让汪精卫下野并可来宁为条件,向武汉呼吁合作,共同出兵对孙传芳作战。9月,宁方部队挫败孙传芳的进攻,汪却没捞到大权,便返回武汉去了广州。10月,南京决定举兵讨伐唐生智。11月,讨唐战争胜利,桂系部队占据武汉,结束了宁汉对立局面。

  1927年冬天,史迪威应《哨兵报》邀请,撰写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因此,他对中国局势的变幻有了更深一层的观察和了解。他和编辑都认为,中国正在痛苦中挣扎,处于这个国家中的报纸,应该认识周围的环境。他们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所持的怀疑看法,不赞成美国国内一些“感情色彩很浓”的人物的见解。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以美国利益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导致误解。报社希望史迪威每周写一篇头版的文章,介绍中国的风云人物。

  史迪威写的第一个人物是张作霖。对这位1875年出生的奉天海城人,他认为他的发迹主要是在1904—1905年,在打了19个月的日俄战争中,他包揽并垄断了日、俄双方共50多万军队的粮食、军需买卖,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使他登上军阀宝座有了雄厚的基础。史迪威经过一步步考察之后。为《哨兵报》撰写了可供几个月连载的《张作霖小传》。

  这时,张作霖已把北方各省督军的军队统一为安国军,拥兵60万。其方针和部署是:京汉、津浦采取防御;正太、京绥采取攻势;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正太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至于关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还拥有充足的后备兵力。坐着北京执政官第一把交椅的张作霖,又有如此重兵,也像当年的袁世凯那样,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主持政务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外出时也仿效帝王规格,金沙铺路,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清朝贵族和遗老们,见此情景眉开眼笑,升腾起恢复旧日天堂的希望。日本人在北京和华北的活动更加猖狂、放肆。然而,史迪威的考察结论认为:张作霖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他的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一要事是操办和宋美龄的婚礼。这位41岁的新郎官,不惜重金,搞了两次婚礼,先在宋家按基督教仪式举办,接着在大华饭店舞厅里举行盛大的世俗婚礼,宾客达1300多人。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和外国领事到场致贺。法国报纸讽喻说,蒋宋联姻,不仅是枪杆子和钞票的结合,而且他通过来氏家族可以进一步和美国拉关系。

  在此期间,呼吁蒋介石复职最积极的,要数冯玉祥了。蒋和宋美龄蜜月期间,阎锡山与冯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蒋复职。这样到1928年2月,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才重提“北伐”。

  北洋军阀中“治军有方”的孙传芳,这时已率主力五六万人攻占了徐州。冯军和蒋军立即从南面和西面两面夹击,又把徐州夺了回来。蒋介石感激冯玉祥的鼎力相助,赶到郑州和冯结拜把兄弟。

  蒋介石如此急着和冯玉祥拜把子,是为拉拢住势力最强的冯氏军队,进行军事整编。这样,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的部队,到4月便实现了军事编制的统一。第一集团军4个军团17个军和1个骑兵师,由蒋介石兼总司令,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5个方面军16个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自新乡以北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三集团军6个军和1个炮兵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桂系部队为第四集团军,有8个军和2个独立师,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部队。为了给粤系一个地位,任李济深为总参谋长,到南京就职。蒋的总司令部设在徐州,主持全面军事工作。冯玉祥坐镇开封督师

  4月10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此时,张宗昌的精锐部队早已被冯军歼灭,这次开战仅一天即全线溃退,张宗昌乘装甲列车一溜烟地撤退,由济南而德州,最后退到了滦州。孙传芳不知道张宗昌已逃跑,按原计划猛攻蒋军并连克蒋军的丰县、沛县,向徐州逼近。蒋介石急电冯玉祥援救。冯派出孙良诚、石友三率预备队反击,收回丰县,击毙孙部袁家骥军长,又在鱼台取得大捷,使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再无力应战。至6月初,孙在北京发通电下野,残部向冯军投诚。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并于当夜撤离北京。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预设的炸药包炸毁,张作霖当即身亡。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撤回东北。

  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看到开往东北的张作霖的专列,有20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豪华卧车和货车拉着奉军从天津站隆隆驶过。天津租界的各国驻军立即填补了天津站的权力真空。天津市和北京市一样,由北洋元老和商会组织了维持会管理市面的行政秩序。根据以往经验,第工5步兵团的防卫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非常严格。

  日本一个师团突然侵占济南,美军兵营立刻紧张起来。巴特勒和卡斯待纳将军奉命组织海军陆战队和第15步兵团在营区进行联合警戒演习。史迫威跑前跑后,协调各方关系,使演习很顺利,对于防范日军在京津妄动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巴特勒的海军陆战队南行归队了。但又发生了更紧急的事件。原来张作霖撤离北京时留下的后卫旅,由北京商会和英、美等5国公使馆作保,待南军到后准予安全撤走。但这支部队撤到通县以东时,却被冯玉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军长韩复榘解除了武装。5国公使为此去见韩复榘,韩非常恼火,说这事用不着外国人管!并命令卫兵把公使们赶了出去。外国公使门还没有在中国人面前碰过这样的钉子,以至恼羞成怒,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冯玉祥知道了,则向南京致电,指责公使团袒护敌人。美国公使担心冯军有更激烈的行动,立即要第15步兵团紧急戒备,做到随时可到北京援救。幸好事态没有发展,很快平静了下来。

  史迪威晋升中校时已过了45岁。但团里的《哨兵报》发表了专文表示祝贺,赞扬史迪威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是第15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作用。这时,他不仅担任了语言学校校长,每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听众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他对中国局势和派别纷争了如指掌。

  4月间,他曾发表一篇介绍蒋介石的文章,认为蒋是中国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政党的首脑。但即使这样,他仍是一个能把中国局势整治好的人物,他若能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同时他比他的对手“果断,精力充沛”。

  对于起自徐州的“北伐”,史迪威认为,蒋已丧失了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公众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不得不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到处搜查、逮捕、处决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人们,感到惶惑、失望;苛捐杂税仍很繁重,军队仍遍布各地,总之,和北伐前没有什么两样。北方人,包括上层社会对蒋介石不熟悉,以为和北洋军阀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北伐”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

  就军事上看,冯玉祥的部队战绩显著。蒋军部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光彩纪录,先是被奉军追着跑,后是奉军弃城而逃了,蒋军才前进。史迪威认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指挥官擅长战略撤退。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是张宗昌。和各集团相比,他的兵力最大,有23个军,但几乎是不战即退,退得最快。史迪威在文章中怀念并称道格兰特和潘兴将军的战略指挥,他们都坚持在部队训练中灌输进攻精神。中国军队指挥上找不到这种精神,有的完全和这种精神背道而驰。

  史迪威认为“北伐”中“最危急的局势”,是蒋介石5月初进入济南又退出济南的事件。11日的《哨兵报》上发表了他对此事件的评论文章。事情的经过是:蒋介石5月1日夜间率两个军进占济南。第二天,日军第6师团侵人济南,立即向蒋介石的第40军发起攻击,蒋军一个营被歼灭,一个营受惨重损失。但是,第40军的另两个师奋勇抵抗,直至压倒了日军气焰。而蒋介石却屈从于日本的恫吓,下令停战,派出亲日派黄郛同日方和谈,并按日军要求,严令部队全部向南撤退,不许还击。5日晚间,蒋介石恭恭敬敬让出了济南城,为三年后的“九·一八”东北军让出沈阳城开了先例。侵入济南的日军这时更加猖狂地屠杀中国军民,他们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捆绑毒打南京政府的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蔡大义凛然,提出抗议,被日军割掉耳、鼻;蔡宁死不屈,继续怒斥日寇,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万分悲愤,以身殉职。8日,日军又炮轰济南城,上千家民宅被毁为废墟。短短数日,中国军民死伤7800多人。这就是激起全国愤怒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逃出济南,到了党家庄清真寺里举行会议。冯玉祥立即从河南前线赶来,黄郭等也参加了会议。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张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这个主张遭到了冯玉祥等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来议定:济南问题通过外交办理,蒋暂返南京,军事由冯指挥。

  史迪威的文章推测说,这一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到东京和日本军界拉关系,得到的不过是极为苦涩的果子。对张作霖后来的悲惨结局,也表露出担心和不祥的预感。史迪威还指明,这一事件之后,必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他对于中国民众此时掀起的反日怒潮,没有给予多少同情。史迪威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认为,日本是个组织严密的国家,它的具有现代装备的军队是很强的对手,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万分不幸的是,史迪威言中了,10年后这竟成了血腥的事实。自然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激怒了日本人,而是由于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长期退让招致的恶果!

  5月上旬,由济南撤退的蒋氏第一集团军,在冯部协同下,绕道鲁西过了黄河,推进到德州、沧州,再没有北进。被奉军抛3在滦东一带的张宗昌残部,由冯系的鹿钟麟、阎系的商震和桂系一部联合进剿,将其全部缴械、肃清,唯张宗昌只身逃到大连1932年,张宗昌窜回山东,被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派人所杀这是后话。

  7月,蒋介石在北平举行善后会议之际,张学良派代表来表示愿意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统一东北也不必用兵了。宋子文提出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蒋介石发出“裁兵”通电,指出“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冯玉祥也在《时局通电》中提出“裁兵建国”的6条主张,强调实行孙中山的“化兵为工”,政权与财权统一,反对“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外交。于是,蒋、冯、阎和李宗仁、李济深等国民党政要人物开了个军事善后会议,但议决的不是裁兵,却是地盘分配。冯玉祥占鲁、豫、陕、甘;阎锡山占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李宗仁占湘、桂、鄂及汉口市;蒋介石占广东及华中、华东地区。桂系因为所得地盘太小而极为不满;冯系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而愤愤不平。一连4天争吵不休,会议不欢而散。至于“裁兵”大事,一直拖到12月19日,才在南京举行全国编遣会议。各报大肆宣传这个会议要讨论军额编制,议定全国军费,规定裁留标准,厦定军官任免方法,筹办安置编遣事项,限于6个月内完成,等等。

  然而,史迪威作为美军《哨兵报》的撰槁人和“观察家”,却已开始看到了编遣是个“真正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宣布了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派系的军队是在招兵而不是在遣散。他还说,现在人们总是期望国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以为中国统一了,政府是称职的和负责任的,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冷酷的现实恰恰相反。一些省份的军阀仍然在进行战争,国民党各派系的冲突并未解决。史迪威依美国惯例和常规认为,在军队隶属文官政权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这样,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80%的税收,却要用来供应部队了!建设是谈不上的。

  尽管史迪威的文章远没有揭露出国民党新军阀们拼死争夺。互相倾轧之复杂和严重,但与许多当时说蒋介石好话的国外舆论迥然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并且再一次言中了。

  南京的这次编遣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蒋介石提出不含东北,全国共编50个师,旨在消除异己。冯玉祥提出的编遣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遗;革命有功者编,革命无功者遣”,意在保存自己的强大实力。实力本来就小的阎锡山,提了个抑制冯,增强蒋,而自己实力不减的方案。争来争去,会前的誓言都被抛到脑后。会议刚闭幕,李宗仁就查出蒋介石在部署抢占桂系的地盘——湖南。于是,1929年3月爆发了蒋栓战争。桂系在南方的实力转眼被蒋介石消除殆尽。就在史迪威准备离津归国的时候,驻平津的桂系部队被蒋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带来巨款收买了,编进了别的部队。司令白崇禧弃众逃亡,由天津登船南下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瓦解告终。

  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即第二次编遣会议,强行削减各地方实力派兵力。宣称不愿接受编遣者是“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杀气腾腾,引起各实力派人人自危。阎、冯再次结合,10月10日冯部宋哲元领衔27名将领通电反蒋,列举了蒋的六大罪状,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仅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于是,爆发了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生智)战争,又相继而起。翌年,1930年,先是阎锡山深知蒋介石打败其他派系之后,必将收拾自己,于是,以攻为守公开要求蒋“礼让为国”。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汪精卫、邹鲁等代表人物,看到阎打出了反蒋旗子,纷纷为其打气。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57名将领也联名通电反蒋,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李于4日通电就职。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编桂军为第一方面军,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分别由李宗仁、鹿钟麟和阎锡山任总司令,徐永昌任前敌总司令,还有石友三、张学良(内定)、刘文辉、何键、樊钟秀分别任总司令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方面军。于4月沿陇海、京汉、津浦铁路向蒋军摆开了进攻阵势。南京的蒋介石也立即调集部队,编作由叛冯归蒋的韩复榘和刘峙、何成浚、陈调元分别任总指挥的四个军团,于5月发起讨伐阎、冯的总攻击。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就此开始了,双方共投入上百万兵力。打到9月,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发出“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施政宣言。但是,9月18日,雄踞沈阳的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分三路入关,使反蒋局势急转直下,救了蒋介石。中原大战遂以阎、冯下野收场。然而,就在此时,日本人为侵占中国东北迈出了一大步。

  当初史迪威就军队编遣看出的“真正的问题”,竟发展得如此严重,不仅万千兵民遭涂炭,东北大好河山也将沦丧。这正是:新旧军阀打烂仗,文明古国遭祸殃;沃伦冷眼看华夏,内忧外患路茫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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