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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那一天


  去日本为一家杂志拍照,只短短停留了三天。当地天气暖和、清风拂面,令忙碌的自己顿感精神一振。
  外出交通工具大都搭乘地下铁或国铁。地下铁,顾名思义是在地下,而国铁则是围绕着大市区,穿梭于地面的高架桥上,或偶尔潜入地底的铁路。
  买车票可用一张张印制精美的车卡,或投币及千元日币找零,十分方便;即使在最塞塞的城市如新宿,也不会有因买票产生排队太久的问题。
  最令人称道的是收票及验票的方式,目前日本已有一半以上的车站采用不需人力的机械式收票,只要将小小一张车票放入机械中,就可以自行验出行程的长短,以及费用是否付足。一旦未付足,警铃会自动鸣叫,并且有两块方形橡皮板挡住乘客去路,连补票也是机械式的。
  这种方式不但能全方位地省人力。省时间,也提供来往人群更快捷的行程。
  记得去日本前,有一晚,在信义路恰巧看到捷运电联车正在试车,车头拖着空车厢在空荡荡的高架桥上来回行驶,看来十分寂寞无奈。整条马路封来封去、挖来挖去,就只为了捷运。每一次朋友聊到时都说:“打死也不敢坐,比搭飞机还可怕,像是随时会失火或出轨。反正搞不清楚的弊端一大堆,肥了做官的荷包,却苦了大家缴的税。”
  电视上常教人要诚实报税,帮助国家建设。福利等措施,大家才能享用成果。税,是从大家辛苦工作赚来的钱扣出去的,缴了它虽谈不上甘不甘心、自不自愿,但实在很不乐意看到被花在看不到的建设上。
  老人福利一直未见改善。常常看到老伯伯在街头收垃圾。当管理员,偶尔在清晨见到的清洁队员,也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妇人。找生平最怕看到老人家做事,每次见到当临时演员的老人家陪我们拍戏,NG时,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背后走来走去,或反复演着同一个动作,到了中午,又孤独地吃着生冷饭盒,我就会躲起来哭。在自己接触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中,我是很少软弱的,可是就是害怕年老的伯伯、伯母们辛苦工作,自己却爱莫能助,气自己不是立法委员或是富有商人,不能为老人家做点事情。
  以前小时候幻想自己长大后,要开一间敬老院,为什么想要叫敬老院呢?因为这些伯伯、伯母都是经历了许多人生经验,拥有很多特长的人。我记得,我有一对朋友要到美国,不忍心老人独处在家,商量后,决定把老人送入养老院(我真的痛恨这三个字,什么叫养老院?难道就只是养着就好了吗?老人家也许还有无数可发挥的地方呢。除非迫不得已,找绝口不提这三个字,恨死了)。结果老人家待没多久,六十多岁的人,哭着要我帮他拨长途电话,说他连最喜欢的书法都写不成了,院里整天只逼着他看国剧。散步,那天我回家后也哭了好久,为什么人老了就只能或一定要做同样的事呢?未免太不人道了。
  所以,我想开一家敬老院,喜欢卖卖烧饼油条的,喜欢下棋画画的,喜欢养鸟种花的,各做各的,也许因此还会发掘出棋王、名种兰花或惊人的国画,如此一来,老人不但比年轻力壮、只懂得惹是生非的少年人有用,更能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及功能,多好啊。
  也许这只是个天真的梦,但我多希望即使我做不到,但我们缴了税的国库是不是可以去规划呢?
  毕竟有一天,你我也会老,也终将尘归尘、土归土。
  在日本,写这篇稿子时,最令我震撼的是在某天的中午,当我正准备外出时,正巧看到日本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只听到“台湾”两个字就冲到电视机前,以为台湾又有标名国际的事。没想到,却看到镜头里面两位台湾女“立委”(国外报道误将“国代”当做“立委”)在缠斗,之前,有~位女‘生委”还被打了一巴掌,然后台下纠成一团,接着便是一些日本评论家说:“太不可思议了,女‘立委’打女‘立委’,这对形象有相当大的影响呢。”当时我虽是一个人在房里,却唰的一声羞红了脸,恨不能立即回到台湾,免得去工作时,有日本朋友跑过来“含蓄”他说:“原来台湾除了有钱、爱吃珍奇异兽外,也挺爱动手的。”
  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下一代:“即使对方有错,也只能动口说理,绝不能动粗。”但我们的电视却将代表政府形象的民意代表错误的示范,毫不留情地传达给孩子们,然后,当有一天我们的子女打人或拿刀杀人时,下一代会用很肯定的口气说:“为什么他们打人有理,我们打人就有错?”这个事件的耻辱不仅是政府形象的问题,最可悲而令人担忧的,其实是教育的问题啊。
  希望政府不要只收税不做事,观光局即使将台湾拍得再漂亮也没用。我多么希望,当有一天我们再到其他国家旅行时,自己可以大声说:‘饿是中国人,我住在台湾。”那种光荣与骄傲,也能使别国的友人说:‘慎的吗?找也知道台湾也,那真是个好地方,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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