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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达出国,不觉已经十年。他是一九二九年秋天出洋的。
  旅居巴黎的十年之内,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画家。他用油画作为自己的表现手段,用小刀像抹黄油一样涂抹着颜料,在画布上涂抹了靠十年。与这同时,他研究造型艺术史和美学。离开了祖国,他感到自己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力失去了依据。而思维力却提高了,但也不正常。他有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思想,越来越深奥了,也越来越糊涂了。
  我们的画家在画廊上,在画展中,和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之一,一个年轻的女雕塑家,叶兰相识。他们是在一个英国风景画展,一次最沉闷的展出中,被介绍相识的。若干日子之后,在欣赏一个罗马尼亚版画家的作品时,像磁石的互相吸引,他们依靠在一起了。他们定情于几个日本画家的山水风景画展之前。
  他们在赛纳河畔说情谈爱,约有半年之久,也经历了一点儿小波折。我们的画家的性格却是非常宁静、稳重、真挚的。他又是可怕地固执的。叶兰觉得他那种深情深得不见底,有时使她害怕。但一个女人能得到这样深沉的爱情,多末值得骄傲,后来女雕塑家接受了他的笨拙的求爱。他们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一个小女孩,因生于巴黎,名唤小黎。
  女雕塑家的性格却正好和我们的画家相反,初到巴黎时,她学花腔女高音,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红极一时,使整个欧洲拜倒在她脚下的歌剧女伶。后来,看清楚已没有这个指望了,改学作曲。但兴趣不大。她跟我们的画家恋爱时,正在学雕塑,又崇拜罗丹,又崇拜玛郁。其实,她更崇拜的是她自己,青春美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聪明伶俐。一些留学法国的法学家也追求她。她嫌他们太乏味。要算她学雕塑的时间保持得最长久了。一直到婚后,她还在做雕塑。但很多雕塑都是未完成的作品。
  画家这些年来,画着画着,画瓶花,画水果,画风景。自从塞尚以后,花果是永远画不厌,也永远画不完的一个变化多端的内在世界。山、水、云、树风景,以及妇人,坐着的妇人,站立的妇人,卧着的妇人,也是永远画不完的。他的素描基础很高,又因为头几年他临摹的功夫深,不断地有得意作品被选进沙龙,展出后博得美术评论家满口赞扬。可爱的小女儿降生之后,他画母与女,画了许多。他的声誉越来越高。他在巴黎和欧洲出了名。到处争购他的作品。
  我们的画家,画这一切。从表面上看,他是很用心,也很有兴趣地画着它们的。但他的内心里越来越不满意,越苦闷了。只是因为性格的关系,你看不出来。不用说,叶兰并不能理解他。他是在怀疑,苦闷,探索。画得少起来了,研究、思考更多。对于绘画的买卖,绘画之成为收藏品否定了绘画的价值,这些方面,他想得多。另外对于绘画,中国古典绘画,西洋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法兰西的绘画,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正在形成起来,日益明确的看法。
  中国古典绘画,自唐宋以后,山水画造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达的灵性之纯粹,他是叹服不已的。但尽管这样,他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他总觉得,这只是绘画艺术的一支,山水画的支流,却流得很长。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画,可惜流传下来不多,只有文字记载,因而无从判断。那倒应该是绘画艺术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的不远,且不知流到哪儿去了?
  欧洲的画,其历史实在太短促。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宗教画,宫廷画,也让人叹服的,但他并不满足。说到造诣,技巧所表现的灵性,就远不如中国的山水画。他们年代不多,还不足以从传统的积累之中,达到那种境界。而没有到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个年纪,却想一步登天。这就出现了个狂妄作风。尚达在巴黎的十年,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巴黎的画家,发狂一样追求新奇的表现。立体派,野兽派,达达派,印象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机械主义,超现实主义,像万花筒一样,此去彼来。
  我们的画家,绝不尝试这些画派和主义。他也不紧闭起两只眼睛不看。在巴黎,这是不可能的。他还为他们难受呢?
  专画瘦长人形的莫迭格利阿尼的悲惨结局,使他十分难受。梵谷珂发狂而死,果庚遁隐到大溪地岛上:他们两人的经历也使他忧伤。他认为,绘画绝不应该这样下去了。不!不!不!
  生命不应该这样悲惨,这样狂暴,这样混乱,这样痛苦!这些近代的大画师,连同毕伽索、玛蒂斯在内,都是具有令人激动的某种因素的。可是,绘画不能走这样的路。他们也有着一些令人反感,不可容忍的东西。
  尚达喜欢毕伽索的早期作品。此人的青色时期的忧悒的青色的画风,那时连忧悒都很健康,很有力量。他那玫瑰时期的玫瑰色的画风,安逸的家庭生活,带三角幅弹六弦琴的小丑,也都很吸引人。它们是对人生唱着颂歌的。可是,稍后,非洲的丛林冲入他的绘画之中。一些魔鬼的面具,一些可怕地丑恶的裸妇出现了。我们的画家开始惶惑不安,而且感叹不已。立体主义的毕加索把人间一切感情的题材,画成没有心肠的抽象结构和几何学图形。尚达当然不能接受。可是,这位欧洲画坛上的怪杰又画了静物,芭蕾舞布景,飞翔的六弦琴,酒瓶和剪报,窗外地中海的蓝天等等。接着,他又以无比娴熟的笔触和高不可及的技巧,画出了神话似的境界,体育家和龙蛇嬉戏,巨大的妇女面对着更巨大的岩石。毕伽索的奇怪的画风是整个巴黎艺术界的一个始作俑者,一个缩影。实质上,它反映了欧洲的当代的社会。但它又不可解释。他无时不在追求。可是,尚达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快要有一个巨大的变动到来了,他早已预感到了。“这是绘画变了质”,他指着毕伽索的一幅著名的画《镜前的妇人》这样说,“实在令人嫌恶!”
  女雕塑家蹙紧眉头。她穿着雪白的绸衬衫,围着一条彩色的丝巾,如此之年轻、焕发,可是竟然为毕伽索的丑恶的妇人辩护:“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德萨特说的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我们的画家大吃一惊。这是什么话!他有一整套绘画变质的理论,可是在叶兰面前拿不出来。女雕塑家醉心于时尚。
  她大为不高兴了。逢到这种情况,画家就不说话,努力于在别的事情上和她和解。女雕塑家也不敢过分的逼迫他,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的性格是很坚强的。她也知道他早已否定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绘画。他从来也没有跟它们和解过。有什么办法呢?她也只好跟他取得暂时的调和。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时尚,她也不喜欢这种艺术。那算什么呢。
  她喜欢她自己,她到了镜前。这个镜前的中国妇女,仔细地修饰她自己的颜容,光艳逼人。她没有时间争吵了,要去参加马丹爱利赛夫的沙龙(客厅)。那些贵妇人的沙龙是巴黎艺术家集中的地点。
  他们有一辆颜色漂亮的雪佛莱汽车,叶兰自己驾驶它,飞驰过巴黎的林荫道。巴黎不但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而且是一个欢乐的城市。叶兰常常这样闹点小情绪。幸亏像一阵风一样,它们很快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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