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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才接触到鲁特·维尔纳这位德国女作家的名字和她的作品的。 那是1984—1985年之间的冬季，我曾经应魏玛市文物管理局长维尔纳·舒伯特教授之邀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进行学术考察。有一天在市中心邮政局斜对面一家国际书店里浏览图书，青少年书摊上有一本名叫《一个不平凡的少女》的书引起我的注意。不只是封面上那轮如中国水墨画一般的红太阳和带状云彩令我感到亲切，印在封面上的一句话，尤其引起我的兴趣。这句话是：“蔽拉早在儿童时代便喜欢对一切事物刨根问底儿，她是固执和自信的，这些特点一直保持到她在茨威贝尔书商那里学徒时期和多年以后与游击队员凯相识的时候。”这位游击队员凯的名字，就像那水墨画一样令我感到亲切，它显然是个东方人的名字，说不定还是个中国人。我猜想，书中女主人公说不定与一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有什么瓜葛。想到这里，我产生了一种急于知道书中内容的愿望。我匆匆地翻开书，扉页上作者题词更引起了我的注意：“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献出其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我感觉到我的猜测可能是对的。书的内容一定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关系。于是我买了一本，带回歌德故居旁边的老城门招待所，一口气读到深夜。不出所料，书中讲述一位德国女青年经历20年代末期德国工人运动的洗礼之后，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游击队，充当报务员，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在共同斗争中爱上一位中国游击队战士并克服民族习俗的隔阂，与其结为革命伴侣的故事。一个女孩子从16岁开始参加工人运动，脱离市民阶层女青年通常的交友、嫁人、相夫教子的道路，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劳动大众的解放，已经显得不平凡了；再到异国他乡，尤其是到中国与当地的革命者一道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与中国战友结为革命伉俪，这就更显得她是一个奇女子了。 由于写了一个德国女子与一个中国男子的爱情故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这个中国读者的好奇心。书中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一些中文词汇，如“炕”、“衣裳”、“高粱”、民间作为门神供奉的“秦琼”、“敬德”等进一步表明，作者不是根据从书本上得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在编故事，而是以一定的实际生活体验为基础。于是对书的好奇心又引发了我对作者的好奇心。我想知道作者是什么人。 说来惭愧，我这个专门研究德国文学的人，对于这本自1958年出版以来已经印行了15次的畅销作品及其作者居然一无所知。我急于补上这个知识缺陷。圣诞节期间，我曾在柏林洪堡大学弗兰克·瓦格纳教授家里小住几日，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临时回来度假的。在柏林期间我曾去建设出版社做客，在那里遇见我50年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的老校友埃尔马·法贝尔，他是我上一年级的同学，现在是建设出版社社长。聊天时我向他打听《一个不平凡的少女》的作者。埃尔马两只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说：“她可与你们中国有密切关系。”并反问我：“你知道她的《谍海忆旧》吗？那里详细讲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他建议我无论如何也要抽时间读读这本书。埃尔马的提议更引起了我对这位女作家的兴趣。我向他要一本《谍海忆旧》，埃尔马告诉我，鲁特·维尔纳的书不是在他的出版社出版的，他答应日后弄一本给我寄到北京来。翌年回到北京不久，便收到埃尔马寄来的《谍海忆旧》。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断定《一个不平凡的少女》的确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薇拉与中国游击队员凯恋爱结婚的故事虽属虚构，但作者于30年代初期在我国沈阳、吉林、丹东一带与抗日游击队员们有过密切合作的经历，这是确实的。 读过《谍海忆旧》，这位女作家的身世和经历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起来。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曾经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并接触过“红色间谍”里夏德·左尔格的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们，说不定还能记得她。原来鲁特·维尔纳是这位女作家的笔名，她的真实姓名叫乌尔苏拉·毕尔顿（在上海时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娘家姓库钦斯基，她是刚刚过世不久的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于尔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文化界一位大著作家，旷世奇才，他的代表作有四个卷本的《工人状况史》、十卷本的《社会科学史研究》和五卷本的《德国人民日常生活史》。他曾于1957年来我国北京、上海讲学，当时我国经济、财政部门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与他一道讨论过经济问题，他还与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对论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多次会见他妹妹乌尔苏拉30年代初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陈翰笙和当时在华工作的外国友人路易·艾黎等。于尔根·库钦斯基晚年曾以极大的勇气著书立说，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文艺学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风气进行论争。为此，他险些被民主德国党内当权派打成“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人们何以会怀疑这个举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与美帝有关？读者从《谍海忆旧》里自会找到答案，此处不必赘述。遗憾的是，他与一些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努力，终于未能挽救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个惨痛教训，是值得人们反思的。 由于鲁特·维尔纳在《谍海忆旧》中提到，她在上海与左尔格一道工作时，曾结识了鲁迅、丁玲、宋庆龄等人，我便查看了《鲁迅全集》；果然在鲁迅先生1931年的日记中查到三次与“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就是今日的鲁特·维尔纳。读者从她的《谍海忆旧》中可以知道，她与当时的丈夫罗尔夫·汉布尔格住在上海期间，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识了鲁迅先生。而鲁迅先生的德文是在日本学的，他把德文Hamburg音译成“汉堡嘉”，这个译法明显地带有日本人德语发音的特点。鲁迅先生当年刊印可罗惠支版画，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还应该顺便一提的是，我国建国后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4卷850页（1981年版）的一条注释，误把“汉堡嘉夫人”当成了“瀛环书店”女老板。我曾于1990年底就此事去信请教鲁特·维尔纳，她回信纠正说：“瀛环书店是我的女友开办的。”她的这位女友在《谍海忆旧》中称“伊萨”，真名叫“伊蕾娜”（lrene），姓什么，由于年代久远，疏于联系，她已经不记得了。由此可见，《鲁迅全集》第14卷850页上的注释称位于静安寺路的“瀛环书店是汉堡嘉失人办的西文书店”，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关于“伊萨”开办书店的目的，她与其中国丈夫相识和分手的原因，《谍海忆旧》中均有简要描述。 鲁特·维尔纳作为左尔格的合作者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派来中国的报务员，在上海、沈阳、北京工作了五年，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和东北共产党人初期的抗日斗争。这五年的中国生活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她日后创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1935年以后，地又受苏军情报局委派，先后去波兰、瑞士、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作为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两次荣获苏联红军“红旗勋章”。 鲁特·维尔纳在给我的信中曾不无骄傲地说过，她在20年艰苦而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不论在东方的中国，还是在欧洲的波兰、瑞士、英国，她的电台无一次被敌人发现，她总是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 但是，任何成功都必然伴随着奉献和牺牲。鲁特·维尔纳最大的牺牲，莫过于她的前后两次婚姻与爱情。它们与通常的所谓爱情与婚姻的“失败”无关，它们都是当事人主动放弃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时代的特殊经历。令人敬佩的是，这个女人以巨大的勇气和母性的挚爱，独自承担了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并且是在不断变换国籍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作者在书中关于子女成长过程中那些细枝末节的观察和描述，处处充满似水的柔情，人们不禁要感叹她是怎样把罗莎·卢森堡式的革命品格与洋溢着丰富的爱意的伟大母性结合起来的。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建树过伟大功勋的女人，在年届半百的时候，既不去享受过去的荣誉，亦不满足于眼下已经熟悉的工作，而是勇敢地投身于又一个新的领域，开始了作家生涯。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特点。它充分体现了一位革命家永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取，不停地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生态度。自195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问世以来，她又先后出版了描写一位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作品《奥尔迦·贝纳里奥》、长篇小说《越过千重山》、《大鱼，小鱼》和短篇小说集《在病院里》、《锯碗近的畅锣》、《夏日》以及革命回忆录《谍海忆旧》等。如果说在《谍海忆旧》出版之前，一般读者把她看成一位作家的话，那么此书出版以后，她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则成了一位令人尊敬和推崇的英雄。与读者会面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自己的作品，而是纷纷请她讲述革命斗争经历，报告她在20年无形战线上亲身体验过的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这种自身形象的变化，促使鲁特·维尔纳对自己的言行谨慎起来，每次受到读者和听众热烈鼓掌时，她几乎总是要反问自己：我是个骗子吗？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她从前做过的那些事情，虽然在今天看来颇为惊心动魄，但在当时那都是她应该做的，而且是心甘情愿去做的，她并不觉得那些事情在今天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尤其是在《谍海忆旧》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之后，她的言行变得越发谨慎起来。鲁特·维尔纳作为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获得国家最高奖，当然感到荣幸。但是，当各种各样的奖励接二连三地“向她袭来”时，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一些厌恶。在第四次为了《谍海忆旧》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无可忍地发脾气了，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干这种“起哄”的事情！在她看来，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奖掖文学创作亦不例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是令人讨厌的。 从今天的角度看，公正地说，《谍海忆旧》当然是一部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读物，从它出版以来在读书界的反响来看，它不仅是一部有趣的读物，书中所记载的许多事情的史料价值，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把它作为文学创作来对待，而且还要用各种奖励来“轰炸”它，势必引发异议，其结果只能损害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名声。作者自己向来不承认《谍海忆旧》是“文学创作”，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情节是为了取得文学效果而虚构的。书里写的都是事实，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传奇色彩，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它们从本质上说，是不同于文学虚构的。《谍海忆旧》不同于具有自传色彩的《一个不平凡的少女》和《锯碗近的铴锣》，前者是“报告”，后者是小说。有朝一日是这些自传性小说被译成中文，供读者阅读比较，指不定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鲁特·维尔纳生于1907年，如今这位饱经风霜，历尽人间冷暖的耄耋老人，依旧生活得健康、坦然。80年代中期，在她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之后，她曾有机会重回中国，拜访了她在上海的旧日的住宅，在北京会见了昔日的老朋友陈翰笙老人，面对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这位德国老人一定会有许多感慨，据说老人回国后还写了重返中国的游记，我未亲眼见过，只是听说而已。如今这位老人，虽然在生活上仍能自理，但从我们的通信可以看出，她已无力从事写作，每次回信都是一两句话，从笔迹看，似乎都是躺在床上写的。去年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中，曾经祝愿她以硬朗的体魄迎接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我再次以同样的祝愿结束这篇译者前言。 1999年1月11日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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