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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把这段日子忘掉，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也许仅仅因为已习惯平凡和松散的我，无法承受这么强烈的刺激和动荡。于是结束训练，队友们启程赴新加坡之后，我便急匆匆地赶回湘江河畔的家里，想去找那“涛声依旧”的感觉。在家的１０天本打算要大肆“挥霍”一番的，懒觉要睡个足，武侠小说里的奇险风云也要饱览无遗——希望能藉此冲淡四个月堆积下来的那么多沉重的记忆。 然而这几个月的日子竟像在我心中投下了一团酵母，一回到家里便不可收拾地发起酵来。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总会被头脑中的阵阵乐曲惊醒，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们几个在文科楼训练室里打地铺时，每天早上用来作闹钟的新加坡辩论赛的“赛前进行曲”。这还是王老师特地为我们从录像中翻录下来的。于是很容易又会回想起昌建是如何吊嗓子，季翔是如何不情愿地揉着惺松睡眼，严嘉又是如何僵尸般地直躺。我知道，睡懒觉的福份已经被四个月的训练剥夺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失眠。这很像准备辩题的那些个晚上。熄了灯，睡下了，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道德”、“温饱”之类的概念，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航行，而且还会像章鱼一样地伸出很多的软足，使一个个概念间有了纷繁复杂的“逻辑联系”，又一场辩论便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拉开了战幕。 白天呆在家里的首要任务就是读武侠小说，因为这是最容易集中注重力的，有了郭靖、黄蓉作伴，思想大概不再会信马由缰地又跑到了辩论场上去。可恶的是季翔从新加坡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把武侠小说这道防护栏冲了个荡然无存。他居然告诉我决赛的评委中有金庸！任何一个有过辩论经验的人都知道，弄斧就要到班门。用金庸的话来攻击对手，打动金庸这个评委是再好不过的了。一下子手中的《天龙八部》不再是一部简单的武侠小说，而成了一本“金庸语录”，我觉得如果不能从这部书中找出可在辩论中大打出手的重磅炮弹，那简直是对自己的否定。这种心态之下读武侠小说还会那么兴趣盎然吗？所幸的是，我想到了在“人性本恶”的辩论中《大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是极好炮弹，算可聊以自慰。 更巧的是，见到队友们的第一天就获悉，季翔竟不约而同地用上了这个例子，其落地开花的效果更是不在话下。这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便很想唱一句“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２５日在新加坡开始第一场比赛，接下来是２７日、２９日的两场（如果前两场都赢了的话）。但是在２９日之前我一点消息都没得到，我居然还十分地心安理得。我自有我的理论：倘若赢了则要准备后天的比赛，自然会忙得焦头烂额，电话是决计没空打的；倒是输了的话，就只能在那边游手好闲，打电话的时间有的是。因此没来电话不正是好兆头叫？直到２９日晚，我正忙着打点行装（次日就要疲于奔命地赶回上海了），才听到电话铃声响起，王老师在遥远的南方平静地对我说：“我们赢了。拿冠军了。”我问姜丰：“激动吗？”她说不激动，就觉得应该是我们赢，只能是我们赢。我也一点不激动，我也这么想。 这就是我１０天的暑假。不管我走得多么远，藏得多么深，我都甩不掉辩论，忘不了辩论，并且最终还要归心似箭地回到另一个家——辩论队里去。 辩论队的四个月，这是段忘不掉的日子，是段无法绕过去的记忆。 到校后辩论队有很多工作要总结，分配给我写“辩论队大事记”。找出笔记本、日记本，一天天地翻检，不放过任何一个闪亮的日子，任何一点美丽的记忆。但我越来越发觉这个工作的难做，这段记忆太沉重了，四个月中的每一天都浸满了我们的汗水，都回响着我们的笑声。它简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只要一走近它，就会被吸进去，无法自拔，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这么一群人，这么四个月。我想这就是复旦给我的烙印，让我永远记得我曾经为复旦拼搏，我曾经这复旦骄傲。 我想，辩论队不该搞个“大事记”，辩论队里全是些平凡的小事，而最后的辉煌不过是几个月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必然结果。水到渠成的事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可言。对于辩论队的感受也是如此。熟知不等于真知，在别人看来我们的感受也许只是几个练辩论“走火入魔”了的人在痴人说梦。 硬要说感受，我就会想起王老师的一句话。那是有一次队里有好几个人因生病而“前仆后继”地倒下了，而王老师却依然健康地挺立着，“我自岿然不动”。这时王老师问我们：“你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无论是在辩论技巧上、个人素质上还是相互感情上，四个月的经历都在告诉我这个道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进大学不久就遇上学院里的新生辩论赛。在中学就有过辩论经验的我要披挂上阵了。”到复旦去辩论！”这对于中学时代的我，就像能和马拉多纳同场踢球一样崇高，因为８８年亚洲大专辩论赛上的一场“儒家思想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已在我心中将复旦建构成了辩论的“圣地”。请来指导的高年级学兄告诫我们：“辩论是游戏。在复旦尤其是这样。” 第二年当我有幸代表复旦参加白猫杯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时，我已不记得这句话了。那时候的感觉多好！才一年级，我们竟然代表复旦去辩论了。我眼里辩论的庙堂是那么的狭窄，一下子就可以被我膨胀的信心塞满。 我们仿佛觉得辩论这头守卫着复旦的荣誉的“阿罗汉神兽”已能被我们驾驭自如了。我们还要驱使着它去攻城略地，再为复旦建功立业。赢了两场之后，更觉得在我们嘴边挂了那么久的复旦的光荣与梦想竟像就要实现了一般。 而我们最终却输了，尽管总好像有一肚子的不白之冤无处申诉，但我们毕竟输了。复旦的辩论因为我们而有机会被人轻视。败兵之将安敢言勇，于是大家纷纷说再也不辩论了，这时候我们又体会到辩论真是项残酷的游戏。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拿到了复旦辩论的至宝真经的。我们曾经在图书馆中昏天黑地地查资料，曾经乔装打扮地深入对手学校，颇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情，曾经挑灯看剑，夜以继日地商讨辩题，还曾经茅塞顿开地记下一个个灵感的火花；在赛场上我们也是纵横捭阖，俨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我们却输了，大概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概复旦的辩论本也就如此。 一年之后在春末夏初这个季节，复旦园又为系际辩论赛而躁动起来。印象中又多了那么多场的辩论，但感觉仍是如此，复旦的辩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中国的足球，参与的人成千上万，但马纳多拉就是一个也出不了。想想８８年的那支队伍，只好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了。 我们总想，辩论这游戏玩得差不多了，胜利的辉煌和失败的残酷都如过眼烟云，我们已算深晓个中滋味。还能有多少花头，总不成再来一次新加坡的大专辩论赛吧！因此当９３年的春天，听说复旦又要代表大陆参加新加坡大专辩论会时，我觉得是命运在开玩笑。 在得胜归来的总结会上，谢遐龄教授讲出了复旦夺魁的“独门暗器。——搏兔精神：就像一支猛虎，对待小小的一只兔子也会拼尽全力捕之而后快。复旦在对待辩论赛时就像是老虎用上了捕兔之力。 学校组织的选拔赛真是狮子大开口，直欲将全复旦的乐辩之才一网打尽，然后再好好地来一番挑肥拣瘦的淘汰，希望能逮住几个可塑之材，好让专家团里的三十几位教授、学者们精雕细琢，争取慢工出细活，能造就出一个无愧于复旦荣誉的辩论队来。 因此尽管学生们都知道进了辩论队就是“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少不了要被教练、专家们“拳打脚踢”、“刀砍斧劈”，仍是一个个都拿出了程门立雪的劲头，硬生生地想有这么个机会去任人宰割。 选拔赛报名的人趋之若鹜。 我只觉得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驱使。原以为等新加坡的辩论简直是件守株待兔的事，而如今这只兔子竟真的来了，我就是搬起这棵树也得让兔子撞上去啊。 一旦参加了选拔就真叫骑虎难下了，谁都没有想到五轮选拔赛对人的考验竟胜过了以往所有辩论所能带来的痛苦。 第一轮演讲赛虽是轻松过关，但已能从一百多名同学或是慷慨激昂，或是磕磕绊绊的陈辞中感受到复旦学生中蕴藏的火山一样的能量和热情。而接下来的是一场比一场艰难的比赛。 两人对辩只给了三天的准备，只好孤注一掷，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全脱产”，总算功夫不负。 第三轮的四人组队直逼得人忘乎所以。尽管有近一周的时间，但准备起来便如白驹过隙，一点不顶用。先是查资料，请教专家，诚惶诚恐地想临时抱佛脚，得点真传。四个人废寝忘食地讨论完了，自己还得夜不能寐地思前想后：如何才能崭露锋芒，博得专家赏识。之后写辩辞时更是搜索枯肠，搁笔后会有油尽灯枯的感觉。好在看到３１０８教室里人头攒动时能够自我膨胀起来，辩了个痛快淋漓。 第四轮还是四人组队。真像刚跑完了三千米，又要再来个一万米，怎奈欲罢不能，只好头皮硬焦焦地上，所幸的是在最后的大决赛中我能成为３１０８教室历史上最热烈的一幕中的主角。里外三层，水泄不通之类的词用来描述当时的场景已嫌不够生猛有力，反正能看到的唯一的空地就在正、反方的桌子和主持人的台子间的一块小小的三角地。能在这种场合中和这么多的复旦人一齐心潮澎湃一次，绝对是虽败犹荣。 常可以看到那些在孩子群当中威风八面，山大王一样的孩子头，到了严厉的父母面前，所有的豪气和勇力只变成了几个寒噤，连抗争的想法都没有了。我们八个自以为是得胜之师的游侠少年在第五轮当中就尝到这种滋味。 第一阶段笔试。在国政系一个会议室的圆桌上展开，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份叫“百科知识测验”的考卷。感觉真是叫“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而且我们都是不会水的人。因此但凡在记忆中寻着了一根救命稻草，便忙不迭地抓牢，希望能带我到胜利的彼岸。《等待戈多》的作者是谁？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二部是什么？《江村经济》是谁写的？当时真讨厌这些陌生的名字。第二阶段面试。文科楼的１００４房间，十二张沙发围成“门”字形，像十二星宿摆下的阵势，各由一位教授坐镇，自有一股不可名状的威严。我们则一个个依次滑进这个阵营当中接受最后的考验。 这些专家们早已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师长了，这在辩论选拔时我们便深有体会，而此时要指望某专家能对你青眼有加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聚合着知识宝藏的十二位专家，你只能觉得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只是出于无奈才大言不惭地将自己那点鸡零狗碎的“学问”交待出来。出来后大家所共有的是一种崩溃感，如同滑铁卢之后的拿破仑。从四轮选拔中千里走单骑一样地杀出来，本以为自己蛮是那么回事了，怎么一下子又变得好像不名一文。我们都很愤愤不平地认为专家们过于刁钻的提问起了摧毁我们信心的作用，这不利于我们的成长。 接下来的任务是等候判决。我敢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揪心的时候。 深深地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尤其是四个月之后当冠军奖杯已摆在了复旦的陈列室里再来回顾的时候。我记得杨福家校长常说的两句话：“一个大学好不好，就看她能否给青年人提供机会。”“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脑。”复旦把一个好机会给了每个人，而我很幸运地把握住了，就像一个喜爱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幸运地拾到了一个美丽的贝壳。他的幸运在于他走在这么一个海滩上，他面对着这样的一片大海。我们觉得不是我们拾到了贝壳，而是这片海洋——复旦——选择了我们，她把责任交给了我们。 以我们当时的虚弱要到新加坡去夺魁，无疑是件“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救治的办法只能是“恶补”，希望四个月下来我们能成为安泰一样的巨人，只要靠着复旦这位大地母亲身上，就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 于是我们首先感到的是：辩论是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场游戏。辩论赛也上升成为了各大学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而不再只是一场口舌之辩。 孔子早就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若只有伶牙俐齿则难免会落得个巧言令色的“小人辩”，讲的也是无德之言，这是辩论上的旁门左道，显然为“辩林高手”们所不齿。因此俞老师、王老师首先教导我们的就是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如何做辩才。我们要的是“君子辩”，要讲“德者之言”。 “德者，得也。”可见这绝不是一日之功。当年禅宗的弟子入门后总要从劈柴、担水之类的粗活做起，有所谓“生活禅”，才可得以登堂入室。辩论上的修炼亦复如此。世事洞明皆学问，教练对我们的训练也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的，而且时不时要来那么几下当头棒喝。 印象最深的是５月２０日到本部公开表演的那一次。正好是开始集训的一个月之期，经过准备，集训队和由另外四名同学组成的陪练队又来到３１０８教室公开表演。热心辩论，关怀复旦名誉的同学们憋足了劲要看看集训队的风采，３１０８教室再次爆满。可惜的是，我们四个人自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到了场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辩得很勉强；更不足取的是好几次出现了口误和有人身攻击之嫌的语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嘘声便成了我们当晚收获最丰的东西。之后，集合到党委宣传部的小楼里召开整风会议，俞老师真的来了当头棒喝，终于使我们明白，完整地尊重他人的人格是赢得任何胜利的前提。辩论队里从此有了新的作风：迎来送往，端茶倒水，举止言谈，要处处不忘尊重他人。 思而不学则殆。辩论是人格气度的较量，也是知识的竞赛。辩论队建立了自己的小书库，精读、泛读的书分门别类。泛读的书常是半小时浏览，半小时讨论；或是六个人一人看一本、评一本，真算得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精读书留作“家庭作业”，我们便借着宿舍晚上不熄灯的优势，“夜读《春秋》”，房间里读经诵典之声不绝于耳。到了次日要读书汇报或考查之时，更是活脱脱要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来。读《孙子兵法》时，我们运筹帷幄，读《老子》时，我们坐而论道，读《论语》，我们又之乎者也。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便是这样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当中觅得了一条探宝之路。 老祖宗的话固然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玑，洋人的学问同样也是汗牛充栋，要通晓无遗非得拿出皓首穷经的劲头来。好在我们有俞老师这么一位立地书橱一样的学者在侧。俞老师身为复旦和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治学十多年，于西学上可谓融会贯通。因此在训练时我们的俞总教头常常亲自摆坛讲学，兴起之时可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地给我们遍讲西方哲学历代大师。为了充分利用俞总这个资源，我们将几乎所有和俞总在一起的空暇时间用来提问，俞总自然来者不拒，总能旁征博引地应答自如。我想，后来在新加坡战胜剑桥时备受评委推崇的博学之气就是俞总风范的生动展现吧。 我是一个理科学生，于文科知识的了解只能说得上是蜻蜓点水，仅知道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就好像一个只吃过中国面条的外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中国美食已到了一种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辩论队则是将我这么个门外汉带入了一条琳琅满目，物华荟萃的美食街。我记得《西游记》中猪八戒吃人参果时由于急于下咽，来了个囫囵吞枣，却并未品尝到其中的真味；那么对于这四个月来我们所读的书，听的课，我们几个人都有点八戒的急躁——一点都没来得及回味地塞了进去。但我们都知道，塞进去的这些智慧已经成了我们身上的一个核反应堆，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不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着我们默默争上游。现在也许到了将这些智慧反刍一下，细细品味的时候，这时更发现，老师们为我开启了一个壮丽的殿堂，一个崭新的人生境界。从这么一条“美食街”中畅游下来，我虽然成不了技艺高超的厨师，但起码评点品尝的本事总有了一些，而即便是这点雕虫小技，对于一个理科学生来说已是一笔巨大的馈赠。这就是复旦，她凝聚了那么多世间最精美的东西——智慧。她还不仅是个伟大的收藏家，她把莘莘学子们引进了这个智慧的殿堂，无私地将她所有的珍藏与每一个热爱它们的人共享。 五十堂讲座，每一堂讲座都在我们脑海中留下至今仍鲜明生动的印象。从朱维铮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到何思广老师的西方美术史，从谢遐龄教授的中国古代哲学到朱明权老师的当代国际裁军，从基督教到艾滋病，从文化语言学到分子生物学，每位老师都有那么多的如珠妙语。哲学系王雷泉老师讲佛教时，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壁立的书橱中是《大藏经》、《华严经》、《法华经》排成的“墙壁”，桌上是一撂子僧钵，我们则围着可盘膝而坐的圆桌听起佛经来。为了给我们讲环境经济学，经济系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张薰华教授特地送我们一人一本他的专著《生产力经济学》作预习资料。讲课时他冒雨赶来，站在陈旧的长黑板前给我们展示他那有名的“画圈圈”的分析方法，真让人觉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难以描述每一位老师的精妙之处，不是说“道可道，非常道”吗？我想这是每个复旦人都有机会享用到的财富，这些老师们是复旦人所共有的财富和骄傲。 一批庸庸碌碌的学生是对老师最大的伤害。面对这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我们几个自当尽心尽力，希望能以勤奋来弥补以前留下的无可回避的虚弱。钻研精神便不再像以往只在考试时才偶尔露一回的秘密武器，而成了每天读书听课之必备了。 第一次听讲后现代主义是在美国杜克大学著名教授杰姆逊先生在５１０２作的一个英文讲座上。两小时下来，我们的感觉基本是如坠五里雾中，只好一个劲地缠着俞老师问。俞总先从大处下手，连开两讲“现代西方哲学”让我们对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的诸位大师初识眉目。但我们又发现更多的问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还有反本质主义，林林总总，究竟各为何物！俞总又请来哲学系的佘碧平老师专题讲后现代主义，方使得我们茅塞顿开。对于辩才来说，不能光是鉴赏家，自己更要是演奏家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辩论场上打一场。于是我们为此辩了一场被公认为所经历过的最佶屈聱牙的辩论，题目是“虚无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 一个辩才硬要练好十八般武艺才行，光是学富五车而不能提刀上马，赤膊上阵则未免要受制于人。因此辩论队的训练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丰富多采、寓教于乐，用意无非是让辩论队员们摸爬滚打都经得起。 在辩论队里也看录像，但绝对没有平时自己挤到五教去看时的那份悠哉游武。看《巴顿将军》我们要从他粗豪沙哑的吼声中感觉出什么叫“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看《刺杀肯尼迪》则要从盖尔森检察长最后的法庭辩论中领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为了增加语言的表现力我们还特意从电视中录下盖尔森检察长的演讲，跟着听，跟着讲，出口就是“刚才，一位天才的演员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洒下的汗水尽管每一滴都是一般的苦涩，而其中蕴含的我们为之付出的艰辛则可谓粒粒不同，四个月中的每个日子也就是被大家共同的汗水浸泡得都是那么沉重。 我们真的不取有懈怠的想法。训练室里小黑板上的倒计时是从“离起飞还有１１３天”时写起的，而即使在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１１３天会有多么遥远，相反只觉得我们要去的路、要闯的关太多太多。当８月２０日上午，黑板上的倒计时变成了“明天就起飞！”时，我不敢回想这一百多个日子是如何走过来的，我到底跌倒过多少次。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最后的那段话来：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辩论中的反方有一套常用的招法，叫“综合治理法”，这还是王老师在８８年复旦对台大的决赛中发明出来的，之后被各界辩林人士奉为至宝，沿用至今其生命力仍旺盛不衰，几乎成为反方立论之定式。其实辩论本身首先就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大工程，在这次的辩论集训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辩论是一种缘份。辩论队的这群人中，原来或者是素不相识的同学，或者是久仰大名却不见其人，平素敬若神明的大学者，大领导，而四个月的同甘共苦却将大家凝成了一个快乐温暖而又如钢铁般坚强的集体。 辩论队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并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但平淡中的真情往往最能持久。在我们的记忆中——而且还将在今后我们的生活中——辩论队有不少“圣地”，一些校园里谁都不会多留心的角落，却是我们愿意常去朝拜的地方。政修路上的小面店是王老师第一次带我们去的。吃的是炒年糕。后来，当我们从南京路完成了采购任务，精疲力尽地回到复旦时，我们会进去要一碗炒面；当我们想打打牙祭、跑遍了国权路却买不到一只烧鸡时，我们又会去要一碗炒面，找回那份盎然的意兴。从新加坡回来后，大家又来到这里，在吃炒面的唏嗦声中来一次“再回首”，眼里都是些平淡的日子。 科学楼前是复旦最大的一片草坪，也是暑假里我们每天饭后散步都要到的地方。散坐在大水池边，我们一同唱歌，说笑，一同看俞总行云流水地打八卦掌。 这种地方有多少啊。从南区１７号楼出发到文科楼的这一路上，我们每天训练室——食堂——宿舍的一条线中，散落了多少和辩论队一起喜怒哀乐过的人。１７号楼里和善的阿姨，南区大门口修车的老师傅，国年路上卖煎蛋饼的小贩，文科楼门房三位老师傅，中灶二楼的大胖子厨师，辩论也曾经进入过他们的生活。 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觉得这些感情有多珍贵，特别像我们四个几乎须臾不离的男生，实在是因为彼此都太熟悉了，一切都太理所当然了，友情不是什么值得标榜的东西，但在辩论队中我们得到友情绝对是值得纪念的。 我们也数不清到底有哪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病倒时，不辞路远，深夜从校本部赶来看我们的朋友，送来的梨子有一种长久的回味。中灶二楼的饭桌上，我们一次次地转动过新式的“快乐大转盘”。更还有几十个夜晚曲终人散后，我们四个人在训练室打地铺时一次次的“星星点灯”。我想，最好是彼此之间总也不要说那句“当爱已成往事。” 四个月的训练就是在这么一股融融的气氛中进行的。要说训练不苦，不累，那是假话。但我们体会得到这苦中之乐，就好像游冬泳的人是不会因为水冷，而只一味地临渊羡鱼的。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辩论这个综合治理的工程在生活中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因为我们念念不忘地要做到一点：将辩论变成本能。我们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并搜集“妙语”，《魔鬼辞典》、《读者文摘》，直至报纸上的广告词。我们会把孔夫子的高谈阔论写在卡片上，搞得满屋子都是，其劲头不会输给所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颜回。我们会为了一篇好文章一起冲动，一个个地朗读下来，一次次在床上感慨唏嘘。我们会在每一次辩论前将新加坡的“赛前进行曲”放得山响，在一个抖擞中挺直了腰杆，仿佛对面就是剑桥或台大。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把一首首的唐诗宋词抛给窗外的疾风，或是一齐高呼“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深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我们会在草地上倒立，在床板上俯卧撑，或对着墙壁打乒乓。我们还遵从俞总所倡导的“清洗派”的养身之道，每天起床一瓶子水下肚，一天的训练当中总要牛饮掉几大茶缸子，晚上辩论完之后还不忘将王老师“屠宰”好的西瓜塞胀了肚皮。 潜移默化中辩论成了我们的本能，抱着“天下没有不可辩之话题”的坚定革命信念，我们可以以一人之力抵挡其余五个一流高手的围攻，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甚至可以面对俞、王、林三位的刁钻发问而侃侃辩来，脸不变色心不跳。我们可以就只准备了十分钟的辩题“癞蛤蟆能吃上天鹅肉”辩上半个钟头，也可以将人家十分钟的侃侃而谈用一句话反驳。 ７月２３日收到新加坡发来的传真，知道了三道辩题和第一场的抽签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共要准备应付五个立场的五套作战方案，平均每套方案只有五天。任何亲自上过辩论场的人都知道，时间太紧，何况是参加这样的国际性比赛。题目又额外的沉重，艾滋病于我们如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而人性善恶更是让无数先哲们争论了两千年。 从此辩论队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被塞满，读书、讨论、定稿、试辩、修改，每个立场都要这样一步步定下来。那些天里真叫“辩论的人都一样”：沙发围成圈，外头风急雨骤，窗内却似浑然不知；身上裹了条大浴巾以御寒，座边放着个大茶缸以供水，热水瓶不时在圈中传来传去。在训练室里都要脱鞋赤脚（因为那地板到晚上就是我们的床！）以前为了防暑降温而借来的五个电扇大多闲置在角落里，只有一个还孜孜不倦地对着滚烫的水壶猛吹。对面”小库房”里挂着我们换洗下来的衣服，在清冷的风中孤独地舞蹈，底下一筐筐西瓜始终无动于衷。讨论，下去吃饭，席地而卧，再讨论，又吃饭，辩它一场，再讨论，睡倒。一天就在这几间房里战斗，浑然分不清究竟是教室还是寝室。我们绝对是把辩论当作了事业，少一分耕耘就少一分收获。 辩论像吃甘蔗，越到根处越是甜；辩论也像淘金，没有千磨万击是弄不到值钱货色的。现在再有人问我关于辩论，我肯定说我不懂辩论。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真的辩论——真的君子辩——是达到何等炉火纯青的境界，那是个尚且无人企及过的高峰，是新加坡的奖杯也证明不了的，我们都只是山坡上的攀登者，怎么敢大言不惭地说“我太知道辩论了”呢！辩论和书画是一个道理，入了门之后就不再是口舌之争了，而是比文化底蕴、比气质、比智慧。大书家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可参透草书奥义，而书画匠纵使也写得龙飞凤舞，但终究是画龙画虎难画骨，只能是满纸的匠气。就像瞽者的一双眼睛，再大也不会传神。真正的君子辩是值得无休止的修炼的，没有绝对的强者，没有最终的胜利者。 送他们上飞机时我已经先行飞回了长沙，迎他们下飞机时，我还在浙赣线上的火车里煎熬，我始终没到机场和他们共享别离之情和重逢之喜。 但一到学校我又马上回到了辩论队之中。辩论队仍然是我们的家。我们还要一起做那么多的事情：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回顾总结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王老师提醒我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曾一同走过从前。 ９月４日，程天权老师如期履约：包饺子为辩论队将士洗尘。１０个人又一次有机会”同室操戈”，在程老师家的饭桌上你来我往，揉面，擀皮，包馅，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一聚是临走前程老师为我们饯行时许下的诺言，“新加坡拿了冠军到我家去包饺子！你们前脚上飞机，我后脚就去买面粉！”剑桥、悉尼和台大的辩友们哪里知道这饺子的力量啊！这时候再一起吃饺子，更觉得人生惬意事莫过于此。席间回想起暑假里张老师特为我们烧的鸡汤，做的白切肉，大家都觉得齿颊生津。张老师则慨然应允，下次再来！ ９月８日，淞沪路上的小雅餐厅为庆贺复旦辩论队夺冠特举办冷餐会。理由仅仅是：老板是复旦人，要向为复旦争光的老师、同学表示点谢意。 上海的传媒则有了一系列关于辩论赛的节目：９月６日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节目，上海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 ９月７日上海电视台“三色呼拉圈”节目。 ９月１２日上海电台的“今天我主持”节目。 …… 这都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和报答。 我想大家郁没有忘记王老师在总结会上告诫我们的一句话：“今后要夹起尾巴做人。”因为光荣属于复旦，更多的梦想属于更多的复旦人。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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