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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市泽马利克区一幢别墅的阳台上，一条壮汉正逐一向参加酒会的来宾打听最新出品的镇静剂，因为现有的所有安眠药对他都已不起作用。他懒洋洋地变换着姿势，努力保持上身水平以使一只以他的驼背为沙发的黑猫睡得舒服些。他一面大口嚼饮不加冰的黑牌威士忌，一面不停地埋怨时运不济，混到如今这步田地，回忆当年玩命的辉煌岁月。这条蓬头垢面的壮汉就是大名鼎鼎的纳伯特.席勒，美联社驻开罗摄影记者，一条胆大包天的莽汉。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老兄在许多场合的古怪举止只有在娱乐宫拐角的哈哈镜中才能找到。 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夕，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宾在开罗紧急会谈，上百名记者汇聚开罗总统府。十几位资深记者，身佩胸卡，自报姓名，获准鱼贯进入总统府，所有人都诚惶诚恐，惟有纳伯特·席勒一脸狠亵地自称是《花花公子》摄影师，结果一下子惹恼了不苟言笑的总统卫队。幸亏美联社牌子大，一位新闻官员又认识纳伯特的老脸，才把众目睽睽下出尽洋相的纳伯特从轻发落。 埃及内政部长被刺，安全人员拳脚相加驱赶摄影记者，一拳正打在纳伯特的小腹上，这条莽汉当即大吼一声，放开美式门户，直打得那个警察望风而逃。以上这两场闹剧都是我亲眼目睹。 谈起辉煌的往事，纳怕特总是陶醉在两伊战争的硝烟里。当时他受雇于法新社，把自己绑在直升机的滑橇上，航拍波斯湾的海战和油井大火。这类冒险对他可不是偶尔为之。纳伯特每天不停一直干了整整一年半。当他结束这份工作、返回老家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时，就像远征伊比利之后凯旋的拿破仑。家乡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闯进他本来已奇热无比的小屋，又打亮两盏钨灯，直烧得他面对摄像机双手乱舞：“我是自始至终呆在直升机滑橇上而惟一活下来的人。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战争中的人全他妈疯了！” 纳伯特在开罗已经住了12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聪明远大于他的鲁莽，至今鼓舞他振作起来的惟一动力还是他早年看过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威尔福雷德是位勇猛异常的英国水手，本世纪初便横扫了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拉克沼泽等人迹罕至的各种禁地，并将自己亲历的奇闻轶事著书出版。 纳伯特嚼了一口威士忌：“我现在还在读威尔福雷德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一本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内燃机的发明大大损害了世界原本完好的面目。我本应生活在威尔福雷德时代，真正的探险不依赖任何机器，人只有强迫自己把他的能力用到极限才叫探险。” 埃及是纳伯特人生探险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的感悟远比在中东、非洲其他洪荒之地十多年劫掠式探险的全部所得还要有价值得多。 1978年的欧洲是纳伯特人生的跳板，当时他与其他两名大学生邂逅于雅典，计划暑假周游欧洲。纳伯特主张去土耳其，可他的两位朋友却心血来潮要绕道开罗。 “就是当初死活要来开罗的那两个家伙，在开罗呆了三天便悄然而去，而我则坚持下来，我一直向南走到卢克索。在那里，我一人冥思苦想了六个星期，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生活在这里。” 纳怕特埃及之旅恰逢吉米·卡特总统促成埃以和谈的万象更新之时，当时埃及到处充满了生气。即使这一和平浪潮刮过之后，其余波还久久不散。无论在街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每个人都想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每个人都要你明确表明你的观点。纳伯特正是为此才重返埃及的。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继续学完三年课程后，纳伯特感到重返埃及的时候到了。当时他面临三种职业选择：旅行摄影师、自由作家和国际救援志愿人员，纳伯特的背景显然无法与牛津、剑桥的毕业生相匹敌。在谋生的道路上他不得不改变轨迹，当了一名苏丹难民救援人员，只有这才能靠近他所热爱的埃及。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获得一份拍摄尼罗河幻灯片的工作，纳伯特花了一年多时间，沿尼罗河漫游了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想不到这一经历竟然成为他投身职业摄影生涯的转折点。 “尽管当年我拍的那些幻灯片不怎么样，可我却喜欢它们。”望着满地的尼康、哈萨相机，纳伯特脸上露出怀旧的忧伤。“当时我只有最简单的照相器材，可那批幻灯片凝结的汗水比以后历次工作的辛劳都多。” “新闻是很讲结构的。你必须把照相机取景器内填满各种有用的信息符号，这样才能精确地告诉读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始终追求旅行摄影，我可能早就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了。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当然，我已建立起自己的独特风格。如能重来一遍，我会以全新的透视处理照片，处理人生，起码不会混到今天这一步。”言罢，他将面前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纳伯特·席勒十几年拍摄的照片经美联社转发后，刊登在数不清的报刊上，上千万的读者坐在自家的安乐椅上，看着约旦、伊朗、巴勒斯但的政治示威、埃塞俄比亚的起义、厄特里亚的独立、西撒哈拉内战和海湾战争…… 纳伯特根本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安稳生活。1992年以来，他管辖的中东、非洲地区，一直风平浪静，“这简直是浪费人生，我看只有南斯拉夫的战火和索马里内战还有点刺激。”在令他兴奋不已的机会到来之前，纳伯特只好无可奈何的帮太太抱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女儿。尽管他在酩酊大醉后四处夸耀开罗是生孩子的宝地，他将守着娇妻幼女安享天年，可现任美联社文字记者的纳伯特夫人心里明白：要么把老公送上战场玩命；要么任他在家里酗酒发疯。 断腿巴利在贝鲁特弄断他那条他自诩为比玛丽莲·梦露的玉腿更直、更长、更性感的右腿已经将近十年，那时他比现在要精神得多。当年，数不清的黎巴嫩姑娘缠着这个十足的北欧海盗船长型的小伙子。据称他的祖辈来自挪威，他的姓。“伊文森”是挪威贵族才敢用的大姓。断腿巴利讲过一个他祖上的故事，据说当年他爷爷的爷爷是一帮北欧海盗的头子。一天爷爷的爷爷又洗劫了一个小岛，照例扯开嗓子大吼：“我抢劫！我强奸！我……”话音未落，一个房门应声而开，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妪，口称谢谢，一下扑到爷爷的爷爷面前。日后，这老妪成了巴利的爷爷的的奶奶。尽管巴利持有美国护照，但他总是认真地强调：“我真是挪威人，不是美国人。” 十年前，欢蹦乱跳的巴利是贝鲁特战火中最活跃的突发事件摄影记者，哪里出了乱子那里准有他。也许是因为他太欢实了，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裤裆下爆炸”，多亏上帝有眼，仅炸坏了右腿。 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绕道尼科西亚、开罗、安曼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封信，还神秘地挤了挤眼睛：“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炮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我的老朋友、世界新摄影大赛金牌得主阿龙·瑞宁格写来的。他在信中列数战争罪恶，劝我还是离战争越远越好，并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玩刀者，必死于刀下。”知道我为人固执，阿龙特别提到我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险些丢了性命。 在阿盟外长紧急会议上，我第一次碰到头戴迷彩牛仔服、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扰了，我猜您就是断腿巴初，我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眼有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的。”看到我惊讶，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从此，我和断腿巴利成了哥儿们。 随着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迫近，中东地区的各国记者跃跃欲试，纷纷伺机进入利比亚。巴利拖着瘸腿、开着“七九”式美军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亚使馆跑，准备凑齐一伙胆大妄为者结伴远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亚。就这样，我被断腿巴利引荐给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鸭子有辆三菱山猫，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尽管这次行动最终夭折，但从此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开罗，诸如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传媒播发后，新华社中东分社才抄收转发，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字记者几乎从不到场。作为摄影记者，若想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新闻，只有依靠外国记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纳伯特的消息正是全开罗所有记者中最灵的。他们都娶了当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从住宅到办公室，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新闻线索的形形色色人员来来往往，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疯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当有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之类的重要新闻，我的“酒肉朋友”纳伯特和巴利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鸭子，开上你的车！”因为在中东所有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汽车是首屈一指的。在开罗，拥有“奔驰”轿车的新闻记者只有中国人，这一点令外国同行们大为羡慕。 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做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潜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euble 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 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竞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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