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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宋世雄先生的人都认为他的体育报道雄辩滔滔、机智，显示出他对体育的广见博闻，以及描绘体育运动时所倾注的极大热情。 ——路易斯·施瓦茨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宋世雄先生为把体育节目带给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做出了贡献。36年中，他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他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勒罗伊·沃克尔 在希尔顿酒店那一刻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牢记着一个或几个最美好的日子；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屏幕上，都铭刻着一件或几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比如高考上榜、结婚生子、夺魁领奖，等等等等。 我今年58岁，一生经历了多少难忘的时刻，而1995年11月3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那一天，准确说是那个晚上，再精确一点，是时间长河的一个瞬间，长久地深刻地并且是辉煌地留在了我的脑海。 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路透社、塔斯社、新华社……迅速地作了报道。它也曾闪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新闻联播、中国新闻、体育新闻…… 因为仅仅数十秒钟，或者两三分钟，有些人可能不曾特别留意上心，更多的电视观众，可能只瞅一眼便将它抛到脑后边去了。 但是，我的领导我的老师我的同事我的亲友们都密切关注着这个时刻：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王光英，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孙孚凌、杨汝岱、洪学智，以及荣高棠、武绍祖、袁伟民、杨伟光、刘吉、朱树豪、郎平、邓亚萍、张之、袁世海、梅葆玖、韩芝萍、王树芳、王铁成、李光羲、李维康、耿其昌、杨洪基、姜凤山、韩茂富、藏族友人日戈等等一大批朋友纷纷表示由衷的祝贺。 孙孚凌副主席特地派秘书到家里，给我送来最好的茶叶，嘱我保养好嗓子；荣高棠的嗓音在电话里显得十分兴奋，他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啊。而我的妻子钟瑞在此之前的若干天，一直盼望着这个瞬间的降临；我的在清华大学攻读精密仪器专业的儿子晓辉早已准备好了录相机，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我那远在加拿大的女儿晓梅，平时非常节俭，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但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特别地打来越洋电话，和她妈妈说起来就没个完。时隔两年，当加拿大《星岛》周刊采访晓梅，问有什么事情使她印象最深时，晓梅幸福地笑了，她回答说：1995年11月30日，爸爸在曼哈顿希尔顿酒店的那一刻…… 当钟瑞后来反复欣赏那个短暂瞬间的录相时，她仍然止不住热泪潸然。 她说，世雄，你整整奋斗了36个春秋啊。 此言不虚，整整36年！36个春秋，三轮本命年，一个人的半辈子！ 在宋晓梅对《星岛》周刊记者叙述过的那个时刻，我平生第一次身着晚礼服庄严地步入纽约曼哈顿豪华的希尔顿酒店，穿越流光溢彩金碧辉煌十分气派宽敞的大厅，走向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 我就这样来到那个最显眼的位置，出席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举行的“名人堂颁奖宴会”。 矩形的大厅中，熙熙攘攘地聚集了五百多位来宾，他们当中有在美国享有威望的体育评论员、体育明星，政界、商界、新闻界、文化界和广播电视界人士，还有军界的将军以及来自世界部分国家的代表，可以说，是一次美国主流上层社会的聚会。 一会儿以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隆重的颁奖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而我，一个中国的体育记者，一个体育转播评论员，此时此刻就跻身于等候领奖的六个幸运者之中。 在兴奋而快乐的时刻，人的记忆往往兴奋而漫无边际。我不由得想起13年前感人至深的情景。那是在南美的秘鲁，中国女排获得第二次世界冠军的大喜日子里，中国姑娘们纷纷把她们的金牌挂在我的脖子上，让我和她们合影留念。 “你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姑娘们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沉浸在兴奋之中，没有意识到我脖子上挂着的是别人的金牌，更不曾奢望，某一天我自己也能夺取一枚金牌金杯。 然而，今天晚上，我就要领取一尊金杯为祖国赢得一份荣誉了，您说我的心情能平静下来吗？ 振奋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 当主持人开始介绍我的时候，我稳健地走上领奖台，向全场招手致意。大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美国同行拥上前来和我握手、拥抱，气氛非常热烈，非常友好；而当我用祖国的语言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整个大厅又鸦雀无声，绝大多数来宾听不懂中文，可他们肃然起敬地注视着我，安静、文雅而又尊重。 我知道，这不光是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尊重，这是对中国语言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体育的尊重，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尊重，一句话，是对中华民族的尊重。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激动万分，可我没有流泪，我只是笑，一个劲儿地笑，高兴地笑，兴奋地笑，骄傲地笑。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又怎么能表达出我的切身感受？ 当我从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总董事长朱拉斯西欧手中接过“1995年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奖”杯的时候，我感着了这个奖的切实而沉重的分量。 的确，美国官方人士非常看重这个奖，它的规格相当高。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出席宴会并致辞。美国总统克林顿、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密执安州州长恩格勒等专门写来贺信，而颁奖人原先定的是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后因外事活动未到）。 或许是由于美国特别重视体育转播和体育解说的缘故，他们在这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奖评选活动中，显得相当相当“吝啬”。从1980年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人垄断这项大奖，只在1987年和1989年分别颁给过一位日本人和一位英国人。而我，是获奖的第三位外国人，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因此，我高举麦克风状的奖杯，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并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庄严感和自豪感。 颁奖仪式上，宣读了克林顿总统给我们六位获奖者的贺信。贺信上有这么两段话： “许多年来，体育节目评论员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竞技和体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高尚的品德和独到的风格自广播事业初始以来就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和信息。通过丰富有趣的评论和精辟的分析，他们为比赛和运动注入活力，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幕后的故事。” “他们用他们的技巧和洞察力，推动了广播新闻事业的进步，也展示了他们对观众听众的奉献精神。” 在此之前，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勒罗伊·沃克尔曾在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通过美联社网络专发的电文稿中这样评价我的体育报道：“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宋世雄先生为把体育节目带给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做出了贡献。36年中，他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他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主席路易斯·施瓦茨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我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宋世雄口才横溢，对各项体育运动广见博闻，他的体育评论机智过人，充满热情。他说宋世雄虽然不懂英语，但他的成就获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和肯定，证明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的障碍，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听着这些热情的评价和高度的肯定，听着全场来宾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欢呼声，看着宽敞屏幕上正播放的关于我36年来的经历和成绩的专题片，我笑，我高兴，我得意，但决没有忘形。我深知，这个奖并不是授予我宋世雄一个人的。作为个人的宋世雄很渺小，微不足道。这个奖是授给我们中国的，是授给我们中华民族的。 我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强盛，人民才受到尊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中国体育事业飞速地崛起，我们的体育健儿在世界性的赛场上获得让人震惊不已又赞叹不止的优异成绩，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中央电视台已成为世界大台，在世界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因为这些，整个西方才对我们刮目相看，美国的同行们才将视线投向中国，投向我国的体育转播领域，而我的幸运是——恰好担任了中国的代表。 这个时分，我的内心洋溢的感动，胸腔涌起的甜酸苦辣种种滋味，是无法传达出来的，真的是无法完全说出来的。 一方面，我感到我个人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同行的承认与肯定，用一家新闻媒介的话说是“征服了世界同行”，也表明由张之老师开创、后经我继承发扬的体育转播解说风格得到了美国人的高度评价，这即使我的内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又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和信念。当时我在心里就暗暗立下誓言，今后我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来报答祖国和人民对我的重托。 另一方面，我的兴奋点也在这儿： 以往，我总是在现场转播台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人，一个体育解说员的身分，看着中国体育健儿登上高高的领奖台，为祖国捧杯领奖、取金摘银，我总是以一个体育记者的角度报道别人获奖的喜讯。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兴奋非常幸福的，就像那次在秘鲁我同中国姑娘合影时一样，我由衷地为我国体育健将们为国争光的精神和成绩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功绩，别人的荣誉，别人的奖牌，别人的辉煌。而这天，这晚，这一时刻，我登上了领奖台，我获取了桂冠，我为祖国拿到了一尊奖杯，我处于观众的中心，我成为全会场的中心，我不再报道别人而成了别人报导采访的对象，我受到在场所有人的热烈祝贺，所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可形容的激动。 那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晚上，我站在来自世界各地各界著名人士之中，我站在领奖台的中央，面对无数交织着羡慕、钦佩、惊喜、祝福等等诸多感情因素的目光，面对瞄准我的镜头、镁光灯、照相机、麦克风，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以往体育健儿站在领奖台上时的那种极端复杂极度快乐的心情。我好似来到了奥林匹克中心，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眼前好像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我笑哇笑哇，一股股一股股的热潮，在我的胸腔里涌动翻腾激荡。 我想到许多许多。我想得很远很远。 我想起毛主席那句让全世界都听见了的湖南话。 是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政治上站了起来。而今天，我感到我们中国人是从体育从文化从广播电视领域站起来了。这是最艰难最尖端的领域。这是最困难最艰巨的站起。过去西方一直认为我们文化层次低，广播电视事业落后，体育不行，国民素质差，但我国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彻底地推翻了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实之词，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们能在这些方面站起来，就是一种真正的站起来。 是啊，看看中国体育近代史。看看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看看在开幕式上孤单地跑步入场的刘长春，他是代表当时四亿中国人的唯一的运动员。看看1984年以前我们在奥运会上还是零的记录。再看看我们中国人戴了多少年的“东亚病夫”的帽子。 俱往矣，历史已翻到崭新的一页。拿破仑早有预言：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震动。从1984年洛杉矶（我们再一次相逢）第23届奥运会开始，到1988年的汉城，再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我们以数十块金光灿烂的金牌的成就向世界宣布，“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啦！而这个晚上，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体育解说员，能在这么多国际同行的强烈竞争中获此荣誉，则提供了又一个难辩的证明。 所以，当我致词的时候，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面对摄相机，面对在场的数百名上层人士，面对全世界，包括面对大洋彼岸我那12亿同胞，以及含泪注视电视荧屏的家人，我以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排赛时的饱满情绪和响亮语调作了如下发言：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位来宾、亲爱的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在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年会上接受贵协会授予我1995年度“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最佳主持人奖”，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首先，我要感谢路易斯·施瓦茨主席和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授予我这一崇高荣誉。我还要感谢在我36年广播电视体育报道工作中给予我宝贵支持的所有朋友们。 几天前，从北京飞往纽约的途中，我眼前浮现了1971年我为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我们的首都进行转播的日日夜夜。那时，通过广播电视的报道，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友谊之歌从长城脚下传到太平洋的这一边。那是我第一次为中美体育交流作出了一点贡献。 10年之后，我又在达拉斯报道了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 今年9月，我来纽约市转播199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我在这里工作了20天，共转播了60个小时的比赛。 是体育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又是广播电视体育报道使我们今天在这里成为新朋友。 朋友们，你们在广播体育报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市场。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合作必将有助于我们双方把广播电视体育节目的质量办得更高，内容更丰富多彩，并且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谢谢。 当我讲完话要从领奖台上下来的时候，出现了我不曾料及的插曲。会场响起一片异样的呼声，许多人朝我打着手势，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在场的翻译告诉我，原来，他们不想让我下来，希望我多讲一会儿，还要我高喊一声“欧曼”。“欧曼”是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经常发出的一种呼声，表示惊喜、赞叹等等意思。现在他们希望听我喊一声，以表现我过去在体育解说时的激情、机智和幽默。于是我以我惯有的清脆嘹亮的嗓音喊了一声“欧曼”，全场又是一片欢呼雷动。 这个时候，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特地走过来和我握手。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士，代表纽约人赠送我一套象征纽约公职人身分的领带、T恤和帽子，表示纽约时刻欢迎我这位中国客人。美国的一所大学，世籍华人同行，将他的儿子介绍给我，希望我能在体育解说方面好好带一带他的儿子。 我好容易才回到原先的位置，许多同行和国际友人又一次拥上前来争抢着和我握手、拥抱，让我签名留念。一时间，我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 让我对您说一句心里话吧，当我出于礼节和那些外国友人拥抱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想拥抱的是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同行，我的朋友和亲人。 体育是一种国际性语言 1995年12月1日，这是我登台领奖的第二天，也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梅平及夫人林莎特地举行招待会，庆祝我的获奖，同时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及该会会长施瓦茨表示感谢。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廉正保、领事阎世训、孟祥斌、王仁良、陈建国等外交官员，以及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朋友们。 梅平总领事说： “今天，我在这里专门为宋世雄先生举行招待会感到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他昨天刚获得‘1995年最佳国际体育主播奖’并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首先，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宋先生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主播，他担任体育播音员和评论员已达36年之久，成为中国12亿人口家喻户晓的体育播音员，为在中国人民中普及体育作出了贡献。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授予他‘1995年最佳国际体育主播奖’是表彰他为体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友好姿态。我愿借此机会，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特别对会长路易斯·施瓦茨先生表示感谢。 “体育是人类增进自身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及加深友谊的桥梁。70年代的‘乒乓外交’曾为我们两国恢复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体育方面的友好交往不断增加。我衷心地希望，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朋友们能为促进我们两国体育界的友好交往作出更大的贡献。” 施瓦茨在讲话中表示，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他说：“宋世雄先生在11月30日颁奖仪式上的中文发言，我虽然没有听懂，但我感受到了他丰富的表情，他的天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间大使，他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本协会授予宋世雄先生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奖，是中美体育评论界同行交往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这个洋溢友好而热烈气氛的招待会上，我又一次讲了话。我非常感谢梅平总领事专门为我举行这个酒会，我说我虽然在话筒面前辛辛苦苦工作了30多年，但我只是做了我能做和应做的事情，没料想却得到国家和人民如此的厚爱，得到美国同行的表彰。我真的感到十分欣慰。我希望把这一荣誉当作今后工作的一个激励和鞭策，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出众出彩儿，为中国亿万电视观众提供更丰富的体育节目，并继续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的体育交往作出努力。 随后的几天，由于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调动了纽约全部中文媒介，对颁奖活动进行报道，所以获得了良好的新闻效应。整个活动可以说是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与美国主流上层社会进行的一次有益的接触。这样，不少新闻记者纷纷来到我的住处，报道我，采访我，让我上镜，发表谈话，或者回答问题。我不断重复在获奖时的讲话，并抓住时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国体育活动的飞速发展，宣传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在纽约期间，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邀请我观看了一场高水平的冰球比赛，参观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演播室及机房等设施。 那些日子，想起来我就激动不已。我一走到街上，便有人认出来。他们全都看了电视转播的颁奖仪式，远远地对我指指点点，有的干脆迎上前来对我表示祝贺。他们多数是华人，他们觉得我的获奖，也是他们海外华人的荣光。也有一些美国人在路上朝我友好地笑，并伸出大拇指。我们虽说言语不通，但这个肢体语汇是全球相通的。我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不断地向这些友好的人们点头致意。 后来我去温哥华看我的女儿，恰好钟瑞也到了那里。我们三人外出的时候，也常被在加拿大的华人认出来。有一次在加美边境，一群小伙子非要和我们合影留念不可。 最叫我感动的是这一回：我们去一家饭馆吃饭，正在点菜，忽然在饭馆里就餐的所有人（有华人也有外国人）全都站起来，向我们这边笑、欢呼、鼓掌、伸大拇指。原来他们认出我后，很快在几张饭桌之间串联，然后一齐起立即兴演了这场节目，目的是想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请想像一下吧，在加拿大的一个普通饭馆，一群普通的人们，突然一齐起立向我们欢笑向我们欢呼向我们拍手鼓掌并且一齐翘起大拇指，这情这景这一画面，多么富于意义，又多么让我们感动。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真正领会了施瓦茨先生说过的话。体育是没有国界的，体育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汇，谁都能听懂。我真切地感到了体育的非同一般的魅力，它的确可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时我的身分，不就是一个让不同肤色的人们更加友好起来的民间使者吗？ 在美国在加拿大，分别有两家华语电视台热情地邀请我留下来，为他们转播解说体育节目，开价的年薪令人张口结舌。但我不为所动，我婉言谢绝了。 事后我想，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即使我只有16岁、26岁、36岁，我也不会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有两句好诗：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自从我1960年5月23日踏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那一刻起，我就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了祖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交给了祖国的体育转播解说事业。没有中国体育的崛起和广播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就没有宋世雄这么个人；没有领导同事朋友亲人们的大力支持，哪有我来世雄的今天呢？ 蓝天绿地和晓梅的鲜花 1995年7月下旬，我当时在马来西亚采访报道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亚洲区A组的比赛，突然，从国内来了个长途，电话是广电部外事司打来的，让我马上写一份简历传回去，准备参加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搞的评奖活动。这个评选活动是全球范围的，中国政府和广电部领导非常重视。 我当时对美国广播电视体育主持人协会不怎么熟悉，对这个奖项也不熟悉。后来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得知这个协会成立于1980年，该协会承认历史上和现在正从事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工作者的杰出贡献，它的主要宗旨是服务于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促进提高现有从业成员和未来成员的专业水平。目前的一个具体工作是筹备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名人堂及博物馆”，以表达对体育节目主播工作者的敬意。每年一度的“名人堂颁奖晚宴”是这个协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表彰体育节目主播及相关领域的优秀人物。 美国官方和体育节目主播的同行们把这个奖看得很重，它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发一分钱奖金，但有权威性，有巨大意义。某人一旦得奖，他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十多年来，只颁给过两个外国人。 当时，我意识到这个奖项对于中国体育转播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我的重要性。而且当时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有一个人获得这个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成绩都是惊人的。而体育，更是走在各行各业的前面，被人称为排头兵。从1984年我们参加第23届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健将的风采征服了全球。而女排的拼搏精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我们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中央电视台已是公认的世界大台，而体育解说工作从1951年就开始了，现在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所以，我坚信中国能够拿奖。 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国有某个人得奖，那么，这个人，应当是我。我这么说并不是狂妄自大盲目骄傲，而是因为打我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我做出的成绩是明显的、出众的、有目共睹的。 早在十年前，我就在全国第一次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中荣获“最佳电视播音员”称号。这是《上海电视》杂志举办的一次评奖活动，虽说规模较小，虽然是一次民间行为，但由于是第一次，影响和意义还是很大的。尤其它是在十多万读者当中进行的，这等于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全国只有五人获奖，而我是其中之一，这证明我的体育转播解说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受到了朋友们的好评。而在体育转播解说这一领域，自从张之老师身体欠佳不再参与转播解说之后，这么些年来，我几乎转播解说了中国和国际的所有重大赛事，所以我对获奖充满自信。 于是，我连夜撰写简历，再将它传回国内。我从事体育转播解说已经36年，要从头写起是很困难的，颇费周折的。时间这么久，转播的场次这样多，又经历了那样多的事情，我从什么地方落笔呢？ 是的，这些年来，我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马不停蹄地奔波，我何尝有过闲暇坐下来回首往昔整理历史呢？有时，特别是在1983年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许多记者、编辑、作家找到我，想写我的专访、我的传记、我的报告文学，连这我都想法子一一推却了。不单由于我觉得还未到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时候，而且也因为我没有时间，一天时间也没有，一个晚上的空闲也没有。真的。 即使某天某晚我没有转播解说的任务吧，可是，我要读书，我要“充电”，我要搜集资料，我要做卡片，我还要去运动员训练基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采访运动员，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寻找感觉和素材，还要走上街头巷尾，跟寻常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在看比赛时最需要什么，最不需要什么，最爱听什么，最不爱听什么。 这个道理十分简单，谁来当体育转播解说员，也不能两手光光脑袋空空肚子里干干瘪瘪到现场上去瞎白唬啊。 那个晚上，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旅馆里，在一个矩形的桌子旁，我铺纸提笔的时候，这才发现我竟然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转播了这样多这样多场次的比赛，我还拥有这么多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教授）、高级体育评论员； 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广播电视节日主持人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 当然，鉴于评选规定，我的简历不可能写得像万言书似的，只能这般简简单单： 宋世雄，193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 1960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至今已从事广播、电视体育评论工作达36年之久。曾奔赴世界各地报道解说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寒、世界锦标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运会等40多个体育项目近两千场比赛。 60年代初，解说了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70年代，解说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六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比赛，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 1978年，解说了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体育评论员从国外进行现场转播；在此之前，通过通讯卫星第一次向全国转播了在阿根廷举行的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创了中国通过通讯卫星转播国外体育比赛的历史。 之后，转播解说了1982年第12届、1986年第13届、1990年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81年世界杯排球赛、198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1985年世界杯排球赛、1986年世界杯排球锦标赛；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1993年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第12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等重大赛事。连续报道解说了1993—1994、1994—1995赛季的意大利足球甲级队联赛以及1995年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等…… 将简历传回国内以后，我又投入了紧张的转播解说任务。7月25日到8月1日我到新加坡转播一场赛事；8月1日至且9日我去瑞典哥德堡转播世界田径锦标赛；9月初，我又去了美国转播美国网球公开赛。就是在美国，我也没有去打听任何与评奖有关的消息。并非我多么洒脱，故意将那个事情抛到脑后，而是任务太紧，工作太多。 网球赛转播完了之后，我顺路到加拿大温哥华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女儿。在那儿，我见到了我的妻子，也得知了获奖的消息。 这喜讯是我的儿子晓辉从国内发来的。他当时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则简短的消息，便立即兴奋地跑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家宾馆发传真。 这则消息原文如下： 宋世雄在美国“金奖题名” 本报讯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节目评论员、主持人宋世雄，日前被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评为1995年度最佳国际体育节目主持人。 10月9日，广电部外事司收到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主席的传真，告知宋世雄当选的消息，并在电传中称：这是美国体育广播者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持人获奖。该协会同时邀请宋世雄作为特邀嘉宾赴美参加11月底举行的该协会年会。有关人士认为：宋世雄获此荣誉，既是对他几十年播音工作业绩的肯定，也表明中国的电视台在世界上的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我、钟瑞，还有晓梅，三个人把这份两百来字的电传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我们既欣喜，又有些将信将疑，它毕竟不是一家权威媒介，我们还难以确定。于是，我向国内打了电话，一方面报告归国日期，另一方面核实《北京青年报》的那条消息。 当然，我们得到了准确的回答，而且领导还转达了李铁映、孙家正等同志对我的祝贺。 于是，我们决定庆祝一下。我和妻女出了门，来到温哥华的一个美丽公园。这时人们尚不知道我得了奖，因此没有人向我们招呼。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信步而行，快活、高兴、心情舒畅而又安宁。 我和钟瑞在公园中草地边散步的时候，我的女儿跑到一家花店，为我买来了一束鲜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天空一派蔚蓝，草地一片碧绿，而那束花在蓝天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无比红艳。 这种人生经历真是罕见，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的：我在异国他乡获知得奖的喜讯，而喜讯是儿子发来的；第一个向我献花祝贺的人又是我的女儿；而当其时，我的爱人正好在我的身边。您说，我是不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一个奖牵动多少颗心 几天后，我和钟瑞一起从加拿大回国，这之后的日子就是为赴美领奖做准备。广电部的领导十分重视，杨伟光同志见到我，表示了真诚的祝贺。朋友们也纷纷打电话打电报或写来贺信。这时距领奖不到一个月，时间很紧，准备工作很多，而且对于我而言都是相当艰难的。 比方说，关于我的个人经历材料得翻译成英文，我要准备领奖辞。特别是，按照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历年来的惯例，每位获奖者必须送一个专题片，届时在颁奖晚会上播放。这个个人录相专辑大约五分钟。虽说只有这么几分钟，可的确叫我为难，因为以前，我从未留存关于我个人的影视资料。 我这个人一直抱有这种观点，即我的工作和成绩，对于整个体育转播和电视节目来说不过是一滴水，干真万确是一滴水。我们亿万电视观众只注意到电视的大海洋，谁去留意一滴微不足道的水呢？所以要剪辑出五分钟的带子，可谓是大海捞针工程庞大哪。而且，时间又是这么紧迫。 还有一点，虽说我在广播电视部门工作了这么久，不过是从事体育转播解说，而对电视片的制作技术可谓一窍不通。人们说隔行如隔山，一点不错。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我的同行们。特别是哈国英，她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导演。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了我的事情，她当即热情表示尽全力帮忙。 “老宋，你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她说。 随之，她动手搜集资料。连夜待在资料室或机房里，从我60年代开始当张之老师的助手，到70年代解说“乒乓外交”，再到80年代转播女排夺冠，直至最近的美国网球报道。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从我数十年体育转播解说生涯中提炼出了一辑《宋世雄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生涯》录相带。 然后，又有朋友帮助写解说词，再把它翻译成英语。最后配上国际台英语播音员的解说。这儿我特别要强调的，不论是哪个人，全是尽义务帮忙，分文未取。直到现在，我想起来仍很感动。多好的朋友啊。 从这件事情也说明了我先前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国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中国同行的。我们电视工作者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表明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和肯定。所以，朋友们才这样热心地无私地提供帮助。 关于这次获奖，我先在这里交代一下。广电部专门发了《宋世雄荣获美国国际体育节目最佳主播奖后胜利归来》的简报。中央电视台奖给我6000元人民币（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说，打我踏进广电部大楼那一天起，我从未得到过这样多的奖金）。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派人送来一个特大的花篮，并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请我和钟瑞赴宴，庆祝我的获奖。 就在朋友们紧张地为我的出国做准备的时候，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的一个电传，让我一下子又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原来，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每年一度的“名人堂颁奖晚宴”的规格非常高，来宾都是美国上层人士，在衣着上的要求是一律穿晚礼服。 啊，晚礼服。 我们当然要做晚礼服。不论多贵，也要做。这个钱值得花不是吗？我们决定拿出一部分积蓄。 问题在于，以前我出国参加重大国际比赛转播解说话动时，先是中山装，后来也多穿西服，唯独没有尝试过晚礼服的滋味。说句没面子的话，当时，我甚至没见过晚礼服是什么样儿。虽然，从电视上，从晚会上，我也曾看到过别人衣着晚礼服演出，但那是远距离的。再说，出席宴会的晚礼服和上台演出穿的晚礼服还有明显的区别，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钟瑞给杨洪基、李光羲等朋友打电话请教，应买什么样的布料，应到哪儿去制作，等等。朋友们全都热心指点。尤其是杨洪基，他说穿晚礼服还得配一件特殊领子的衬衣。他说，别买了，就穿他的吧。可后来想到我身材高，而杨洪基胖，他的衬衣我穿着不合适。但从这件事，我看到了人间友情的珍贵。大家都在为有一个中国人去领这个大奖而高兴。 我先在北京华娜服装店订做了一套晚礼服，主人十分友好热情，他们特地去北京清河毛纺厂买料子。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赶到天津大维制衣公司，再订购一套晚礼服。以前，我曾在这家公司订做过出国服装。大维公司的总经理听说这是为了去美国领奖穿的，当即表示分文不收，赠送给我表达他们的一点心意。我们当然不能那么做，再三再四要付款的时候，总经理说，“老宋，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您这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光，我们决不收费！” 衣服做成了，送货上门。我们看了，相当满意。不仅衣料上乘，做工也特别精致。一句话，美极了！我也试穿过，非常合身合体。我这辈子这是第一次着晚礼服，像小孩般地兴奋。获奖回来我问钟瑞，她在看我领奖的电视新闻时有什么特殊感受，钟瑞说：“你穿着晚礼服非常精神，至少年轻了十岁。” 并不是她一个人这么说，后来我的朋友们见到我，全都这么说。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大维制衣公司送来服装的第二天出现的一个小插曲。 这天晚上，时间已过11点，我们正准备就寝。突然，有人按门铃。我和钟瑞很纳闷儿：深更半夜的，谁这时来访呢？我们打开门，嗬，原来是“大维”的总经理。 他深夜从天津赶来做什么？我说出来大家可能还有点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专门送几粒扣子。 原来，晚礼服上已缀上的扣子是明扣，没有包。公司在将衣服送走之后才发现。因为按晚礼服的规格，扣子外表要用和衣服同样颜色的布料包裹起来，这样才算符合晚礼服的规范。 这个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个名牌公司的总经理，亲自连夜驱车数百里，为的仅仅是几粒扣子。这种爱业敬业精神，或许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吧？当然，我想到了事情的深层次方面：总经理真的仅仅是为了几粒扣子吗？不，扣子虽小，事关重大。他是为了让我——一个中国人，能够大大方方体体面面光光彩彩精精神神地站在美国的领奖台上！ 当我穿着漂亮的晚礼服步入希尔顿宴会大厅的时候，有谁知道我这身服装花费了这么多人的心血？这件事我不曾对任何记者提过，我对大维制衣公司没有任何的回报。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接过麦克风状的奖杯，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一种切实的分量？就是因为我想起了国内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多感人的事情。一个奖牵连多少人的心啊！ （选自《宋世雄自述》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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