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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宣布，我和黄继辰作为体育组的记者，奔赴伊朗德黑兰采访在那里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个喜事。参加工作十多年来，我还没有出过一次国。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体育节目被撤消了，一切体育转播解说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体育节目才重新恢复。以前老体育组的四个人只有我和黄继辰两人回到了体育组，而张之老师和陈文清同志都没有回到体育组。由于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转播了一百多场乒乓球比赛，对周总理亲自设计的“乒乓外交”做出了贡献，我那时在全国范围已小有名气，正因为这个，中央台决定派我去德黑兰采访报道亚运会的情况。 出国名单宣布之后，我们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当中，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7月17日，我们即将出国的同志去新华社听形势报告。19日、24日，我们分别听了几场关于亚洲和国内形势的报告。我记得有一次报告是谢力夫同志讲的。当时，我们的出国服装也已定做好，还有一个来月我和黄继辰即将奔赴德黑兰了。 就在这时，突然听说姚文元从中央台调去了出国者的名单，说要重新审查。当年，全国上下正在搞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我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大夫，一个是教师，都没问题。可万万没料及，重新审查还真审到了我的头上，说我的社会关系有问题。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 当上面重新通知我说不出国了，我连问都没问一声。我相信组织相信党。 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这时还是挑大梁的骨干，说不让去就不能去了。就那么一句话，连个解释都没有。记得不久工人体育馆有一场比赛，黄继辰找到我：“小宋，我们穿上那套出国服装一起去！” 我有些犹疑不决。我想有这必要吗？这有什么用呢？ 爱人钟瑞在一边劝我，说就按老黄说的穿去吧。 当时老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取消了出国资格，心里甚感不平。黄继辰在广播局的资历很老，贡献也大，他的性格不像我这样软弱，很刚强，非常有个性，敢于声明自己的观点。 那天，我和老黄就真的穿着出国服去了“工体”。我俩的衣服是一样的：都是灰色中山装，昂贵的派力司料子，崭新、笔挺，十分抢眼。我们走在体育场的时候，熟悉不熟悉的人唰地一下全都扭过头来，一齐望着我们。熟悉的人不知我俩在演什么节目；而不熟悉的人们则在交头接耳，纷纷猜测我们是什么重要人物。 我当然明白老黄的良苦用心，他想以此举表明一种态度，表示某种无声的抗议。可这有何益呢？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两年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作文章。 1976年，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党失领袖，国无舵手，群奸捣乱，民盼船长。而自然灾难，也趁机袭来。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数十万人丧失生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平复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涿州转播一场基层体育活动。那个年代，体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八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奶，为妻子煎药，再把牛奶和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药，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当时的某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处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体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老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脱逃，对抗组织，拿党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脱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党，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亲。我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居然要“拿党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着身子坐在小房间的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脑子里一盘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后来钟瑞对一个作家朋友说，他当时那副样子特可怜，真像个罪人哪。 一天上午，单位来人通知下午要开我的批判会，命令我准时到场，不得有丝毫延误。这个中午，我是更吃不下一口东西了。 钟瑞见状，她拿了钢锅，提了一个大篮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买了糖醋肉块、辣椒肉丝等菜，还特地用个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来。虽说就这样的大路菜，可在那时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们当时吃什么呢？白菜、萝卜、咸菜、馒头。我眼噙泪花，哪里舍得吃？钟瑞非让我吃不可。我说，你吃我就吃。钟瑞的个性比我强，这时也哭了。 她说：“小宋，你一定吃好，这样才有精神接受他们的狂轰滥炸呀。” 说着，又为我找出一件衣服，我记得是蓝卡叽布的，连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没穿过几次。 钟瑞幽默地说：“你要吃得饱饱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要是没有钟瑞，现在我在不在世都难说啊。 时间过去二十余年，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我作为人大代表，接到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的请柬，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可1976年，我，一个爱党爱人民、申请入党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体育评论员，竟然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这还不算，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热爱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想，不会呀，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连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来，我果然被剥夺了转播的权利。 您可以想象，这一年对我而言何等漫长何等难熬。我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话筒，被迫远离了我的观众听众，远离了我的运动员朋友，远离了我从小就热爱的体育世界。 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事业，这是多么痛苦啊！ 回想1976年，我的心头就很难平静下来。我原是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胸中的苦闷和痛楚真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转播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在京举行，中央台一时找不到体育评论员，就从黑龙江电台借调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过去的朋友，以往进京一般给我来个电话，寒暄一番，但这次没有。奇怪的是他没待两天，就不辞而别地回黑龙江去了。 这件事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可某个负责人以为我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派人专门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后却没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龙江的人和我联系过，又是说不清楚的事，会给我增添一条罪状，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个朋友是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呢，还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在一次党组会上，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志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结论。他说，宋世雄同志没有错误，那次没有转播成并不是因为宋世雄没到，而是上面后来取消了转播，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没来，我们也应考虑到他当时家庭的确有困难，应当理解，并给予照顾，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转播完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归来，张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这个举动。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现在，却让我来做这个大会报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讲中国女排姑娘们如何为祖国奋勇拚搏，也介绍自己为了转播解说女排比赛，怎样拉练式地转战几个城市，劳累奔波。那会儿我想，如果不是贯彻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就不会去日本说球了，也不能在这儿向大家做报告了，我会在哪儿我本人都不清楚哩。 的确，在那苦不堪言的一年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仿佛是个见不得人的罪犯，成天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身体也濒临垮掉的边缘。 我八岁的女儿晓梅，和她妈一样，非常理解我的内心，希望我能早点回来工作。只有工作这副良药，才能医治我的病，才能恢复我的健康，才能使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晓梅常催她妈：您去替爸找人呀。 钟瑞不是没找人，而是找了许多的人。有时她找不到一些人，有时她能找到一些人，这些人都愿倾听她的诉说，都很同情她的丈夫的遭遇，为她丈夫抱不平，可说话算数的还得那些有权力的人不是？ 是的，即便在我最苦闷最痛楚的日子，我也没有完全丧失信念。《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使我很受启发：“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恨你的那些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就毁了自己。”所以那时我不恨任何人，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个体育评论员。我坚持练习，生怕荒疏了业务。 当我重新走上体育转播台，我在友谊宾馆听到新华社记者陈德保说起一件事。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在接见喀麦隆体育代表团时见到了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同志。王震将军问：“近来，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王猛同志回答，听说好像他有点错，具体情况不大了解。王震将军说，有什么了不得的错？马上让他出来转播。其时，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宋中同志也在场。 这之后不久，我才回到我所热爱的工作岗位。 诗人们说，海是广阔的，比海广阔的是天空，然而，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爱人的心。 1990年11月11日，我和钟瑞两人来到北京著名的大北照相馆。那儿里里外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充满了照相馆常见的欢乐气氛。 那天早晨，孩子们说，你们老两口去照张相吧，照完了别回来，在外面玩个痛快。我们俩果真听了孩子们的话，收拾整洁，衣冠楚楚地，来照相馆了。 我们坐在照相室的时候，摄影师一脸笑容地跑前跑后，蹲着，侧着，站立，猫腰，连续不断地按动快门，镁光灯频频闪烁。照了一遍又一遍，整整照了一上午，还坚决不收费。 以往，我经常面对摄影师的镜头，钟瑞也是。我们俩一齐站在摄相机跟前的时候也很多，但这一次，我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幸福感，脸上始终在甜蜜地微笑着。 在我们进照相馆之前，就有不少群众认出了我，他们尾随到照相馆围观。这时兴趣盎然地议论起来：旁边那位是谁？宋世雄娶媳妇了！ 这一天，我年满51岁，还娶哪门子媳妇？我是和钟瑞来照银婚纪念相的，纪念我们一齐走过了二十五个绚丽多彩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春秋。 1995年的11月，我和钟瑞又度过了珍珠婚纪念日。 弹指一挥间，我和钟瑞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走进了知天命的黄昏岁月。钟瑞跟我结婚以后，许多年一直粗茶淡饭，勤俭度日，我们相濡以沫，牵手同行，遭受了数不清的委屈和磨难，也获得了不可历数的快乐与欢欣。那一切，都过去了，远去了，而遥远的过去现在都渐渐地成为亲切的怀念。 1960年5月，我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组。在此之前不久，台里刚分来一批北京广播学院学播音的女学生。当年台里的情形是年轻人较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于是好似油锅中洒进了几滴水，引起一片啧啧之声。我进体育组时，也常听见这句玩笑话：播音部来了几个姑娘，赶紧抢吧！ 别看我这个人说话时嘴皮子特别利索，人却老实得很，平常言语不多，在男女方面更加显得有些迂腐。每当有工作上的接触，或在走廊里碰了面，我对那些朝气蓬勃又眼界挺高的姑娘们，也就是微笑一下或者点个头而已，话都不说的。可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每天要到播音部去发新闻稿件，还要听播音员的录音，工作上的交道很多。这么一来二去，便渐渐地和她们熟悉起来。 我那时给自己定了许多“补课”的指标，其中播音是首先要攻克的课题，这样就没少向播音部的姑娘们请教。她们都特热心地帮助我，使我在播音的技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给予我最多指点的就是钟瑞。 开始时，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她也只是在业务上帮助我。我送来新闻稿件，她播音，我在一旁边听边校。有时候我也想试试口播，于是我播音，她在一旁边听边指点，教我如何吐字发声、怎样运气等等。我当时就觉得，这姑娘彬彬有礼，待人挺真诚挺热忱的，恰如当年一首革命歌曲中所唱的：“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张之老师家去，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钟瑞，老师盛情地款待我们两人吃饭。在餐桌上，张之老师少不了夸奖他的得意门生，这给钟瑞留下较深的印象。 在我尚未向她表露心迹的时候，钟瑞就对我颇有好感。虽然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还称得上有一技之长，不然电台不会破格破例录用我。而且，当我不到一年就走上转播台成功地解说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以后，我在电台里，还是很引人注意的。我们结婚以后，钟瑞对我说出了她当时的感觉。 她说我一来到体育组，她们播音部就传开了，说体育组新来了一个高个子，叫小宋，人生得很帅，嘴皮子比王麻子剪刀还快，特勤奋，特刻苦，特好学，见人就喊老师，周末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补课，还在广播大楼六层的阳台上，对着大街马路练习口播。每当我来发稿，她们几个女的就特注意，但又有点害羞，故作矜持地装作没有看见我，等等。 渐渐地，钟瑞在我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不仅由于她具有娴熟而纯正的播音技巧，业务上很出众，可以做我的老师，不单因为她待我亲切热情，而且，她的个儿高高的，举手投足，说话发声都挺潇洒，显示出一种大家闺秀特有的涵养与气质。此外，我还发现她性格开朗，意志坚强，这对我这种比较软弱的个性十分合适。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面貌的美丽当然也是爱情的一个因素，但心灵与思想的美丽才是崇高爱情的基础。” 当时我想，要是和她……那该多好，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确，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思想单纯，富于革命理想，总是把爱情和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又颇为犹豫，顾虑重重： 其一，钟瑞是大学生，在大学和电台里，一直不乏追求者，我不过一个高中生，首先在学历上我俩就不“门当户对”。 其二，钟瑞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她的父亲是个颇有名声的医学专家，担任着北京口腔医院的院长，而我家呢，当时相当贫苦，这一点也和她不大般配。 其三，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当年奇瘦，瘦得皮包骨头，加上我1．80米的个儿，远远看上去，真就是一根电线杆子。不那么逼真的是我这根电线杆子能够活动自如，不是死死钉在地上的。 钟瑞的小妹妹见了我以后，经常这样开钟瑞的玩笑：“姐姐找了根顶枣儿的竹竿。”这话相当生动，相当形象，后来我在转播体育比赛的时候，常想把这句妙语好词运用到我的解说之中。 的确，钟瑞那时既不在意我家的贫寒，又不考虑我没有高等学历，更不嫌弃我身子的瘦弱，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爱上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感动不已。我也时常想到，当初我那副模样，张之老师把我招进电台，真是爱才心切呀。 在那个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火热年代，我们每个青年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都想成为模范、标兵、红旗手。我们那时都住在广播大楼的集体宿舍里，家在北京的人平时也不回家，只在周末才回家一趟。那个年代，组织上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业务，而且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那时的业余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晚上常有集体活动，像什么看戏看电影啦，开文艺晚会啦。一有活动，我们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年人都会积极参加。这么一来，除去工作上的交往，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 有时，下班后，我邀请钟瑞去六楼的资料室阅览报刊，或者来我的办公室坐会儿，说说话儿。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刚开始，我们还是口不离工作、事业，慢慢地，谈话范围便大起来，随意起来，也谈些个人爱好、家庭状况、心理活动什么的。我们发现，我俩很谈得来，能够互相理解，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戏曲、文学等等。时间一长，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感情。 一个晚上，在六楼资料室门口，我按捺不住感情的冲动，向钟瑞表白了我的爱慕之情。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表白，没有得到反馈。钟瑞比我小两岁，她受其父的影响，心气颇高，要先立业而后齐家，就是说不在工作中干出名堂不想考虑个人问题。对了，那时管恋爱结婚叫“个人问题”，如果在个人问题上考虑多了，投放的精力大了，就有发展到“个人主义”的危险。我们都是年轻人，要求入党，进取心特强，所以钟瑞暂不考虑个人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钟瑞口里说暂不考虑我俩的事情，但她心里还是有了我，对我的关照和爱护与日俱增。经常陪我去看球，见我练习解说嗓子嘶哑了，就给我买一种能治嗓子的秋梨膏。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秋梨膏这个东西。我感到我们的确是在谈恋爱了。那些难忘的日子，那种朦胧而甜蜜的渴望，那份让人向往和沉醉的神秘，现在想起仍如昨天。我们俩参加工作时间都不长，都想奋斗一番，有所作为。钟瑞能在众多的人当中被选进中央台，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总想在播音事业上干出成绩；而我能来广播大厦更不容易，发誓要在体育转播上有所造就，所以我们的约会只能安排在周末晚上。 刚开始的日子，还不敢公开，一起出外时特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即便如此，也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互相交流读书体会，切磋播音技巧，思考怎样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 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963年，钟瑞就跟她父母提了这事。起初，她父母不同意，准确说是不很同意。主要一条，就是因为我没有学历，或说学历太低。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恩师张之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专程去了钟瑞家，和她父母谈了一次。大意是，他说我虽然没有高等文凭，但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很勤奋聪颖，一点就通，将来是会有出息的。 张之老师是资深新闻工作者，懂几门外语，名声威望都很高，他的话是有分量的。再一个，是钟瑞本人也经常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她说我人品好，特别刻苦，脑子灵敏，虽说没上大学，可有一技之长，将来是会把握住机遇的。这样，钟瑞父母同意先看看我这个人，找找感觉再说。 我开玩笑说，我是不是“送货上门”，让她父母瞅个清楚明白以免将来冒出个真假宋世雄。钟瑞也很幽默，说火候未到，还没最后下定单哩，万一她父母发现货色欠佳岂不坏事？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更妥的方式吧。 有天晚上，我和钟瑞又去人民剧院看戏，记得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主演的《柳荫记》。不知怎的，那天我俩迟到了，进去时戏已开始，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在剧院遇见了我未来的岳父母，我们的座位紧挨着。还有钟瑞的小妹妹，就是她为我的青年时代创造了一个“竹竿顶枣儿”的鲜明形象。 由于演出已经开始，我和钟瑞父母没说话，只点点头，打了招呼就坐下看戏。说实在的，我长到二十多岁，看了无数次的演出，那是最不自在的一次。我想钟瑞也是如此，钟瑞父母更是如此。两位老人家（哦还有我未来的小姨子）时不时地扭头望我，隔一会儿就望望我。弄得我心慌意乱，哪还分得清台上谁是梁山伯谁是祝英台？他们哪儿是来看杜近芳叶盛兰，分明是来看宋世雄；人民剧院里哪儿是在上演《柳荫记》，分明是在上演“相女婿”嘛。 我明白钟瑞的良苦用心，她以为剧院的光线比较昏暗，父母对我“目测”时不会很清楚，我这不大合格的货色就可蒙混过关。但她父母的眼力非常厉害，光线那么暗淡，也发现了我的“毛病”：这年轻人，太瘦了真是太瘦了，莫非患有什么病吧？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高学历身体棒的女婿呢？谁乐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出息又有病的丈夫呢？为了女儿的终生幸福，他们不得不规劝钟瑞说：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钟瑞的父母，在思想观念上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她母亲识文断字，知书明理，嫁给钟瑞的父亲后，又变卖东西资助他东渡扶桑，攻读医学。钟瑞父亲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思想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行事开明民主，不愿过多干预女儿的恋爱婚姻；而钟瑞母亲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东方式的、古典主义的，略有些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所以，最初，我们的事情没有比较快的明朗的进展。 虽然父母让她再考虑考虑，但钟瑞仍和我保持亲密关系。我们一起去看戏、看电影，特别是，看体育比赛。钟瑞小时曾考上天津戏曲学校，因家里反对而没去成，但一直喜爱京剧，有时唱几嗓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可对体育比赛，当时兴趣并不怎么浓，但为了我，也常常随我的意愿。 那时，只要有比赛，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都是要去看的。便是路旁小体育场的企业职工队的比赛，我也不放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王府井体育场看一场职工篮球赛。我坐在场地边，边看边练习解说，钟瑞在一旁当我的唯一听众，而且帮我做记录，时而纠正我的吐字发音。这委实使我感动。我想，我们要是结了婚，天天在一起生活，她不仅是我的同事、同志、伴侣，还是我的听众、老师和知音。古人说，人间知音最难觅，我得一知音足矣！ 眨眼到了1964年，组织上派我到山西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临行前，我对钟瑞说，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定下来。她基本上同意了。此前一些日子，我在星期天上钟瑞家，去了就帮忙干活，扫院子，清洗烟囱，搬煤球儿等，什么都干，她父母见我人特别勤快，踏实，没有其它花花哨哨的事儿，虽说人瘦，但没什么病，也便渐渐改变了态度。当时我和钟瑞父亲也谈得较多，渐渐地，我们之间得到很多理解和沟通。 当我不在北京的日子，钟瑞以我女朋友的名义，经常去看望我的父母。我们不断鸿雁传书，在信上继续我们的交谈。我们觉得，时间和距离，不但没有使我们的感情冷却、疏远，而是相反，更加热烈、紧密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记得我从山西回来的那天，钟瑞去车站接我。我一走出出站口，她已经等在那里了。由于我思念她的感情积蓄了很久，这时激动的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我招了招手，就快步向她走去。我招手的那会儿，心中就异常明白：我们俩将终身相伴，共同走完人生之路。 某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打来的。她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演唱会，希望我和钟瑞为她主持。当时我和她不是很熟，只在会上见过面。但以往常听她的戏，也算心仪多年了。我们一口答应，一连主持了三场。 以往，我主持别的文艺晚会，通常有车接送，最差的也有盒饭招待。可主持王树芳的个人演唱会，我和钟瑞每次乘公共汽车去，再乘车回。我们不仅不要一分钱的排练费、劳务费、出场费，而且是自带干粮，备些面包、酸奶、鸡蛋什么的。的确，虽说京剧是个高雅的艺术，是民族的瑰宝，可这些年来不怎么景气，作为京剧爱好者，我们也很着急，一直想为京剧做点什么。 当我们看到三场演唱会下来，从院长到主演，都是啃面包，有一场还吃上了饼干；而那些在后台服务的工作人员，像化妆师、布置道具的人，每人每天仅有5元报酬，连买一盒快餐也不够，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京剧界的朋友们，辛勤地劳动着，认真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可条件是那么艰苦，我们怎么忍心要报酬哪怕是一分钱的报酬呢？演唱会结束后，王树芳和北京京剧院代院长石宏图向我们道谢，我干脆对他们说：您就拿我们俩当你们的编外人员，有事就叫，一定尽犬马之劳。 细算起来，我和京剧的缘分长达四十多年。从六七岁上我便爱看京剧，一听说妈妈要带我去看戏就特别快活。我们家住在宣武门外，常跑的园子是西单长安戏院。这个戏院虽说不大，但全是木质结构，古色古香，布局也很合理，在当年的北京就是很有名的戏院了。 我小时候看的戏有李少春、袁世海的《野猪林》、《连环套》；李万春的《闹天宫》；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红娘》；谭富英、裘盛戎的《失空斩》。每次看完了戏，回到家里我总要学上一两句，比试一两个舞台动作。我还记得，过年逛庙会，妈妈总要给我买一支木头长穗枪，或是一把木制大刀，拿回家就像张飞关云长那么耍弄一番。 那时，我到戏院去看戏还是少数，更多的是从戏匣子里听戏。经常听马连良的《借东风》、《群英会》；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老生戏的唱词尚能听个半懂，青衣戏就不大懂了。开始时也分不清什么是“西皮流水”，什么是“二黄导板”，不过听个热闹而已。 我二叔宋汝良是医生，三叔宋汝礼是教师，他们都在天津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是在天津度过的。我父亲兄弟三人特别和睦，我又机灵好动，两个叔叔都很喜欢我。他俩是戏迷，我三叔更喜爱京剧，最迷的是马连良。 五十年代初，马连良先生每逢春节必去天津演出。有时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有时在中国大戏院。不但票价昂贵，而且很难买到。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马连良先生演唱《春秋笔》，我带着小板凳，排了一夜的队才买了两张票。排队的时候，总有人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当然他也是担心自己买不到票。他事先从家里带来了粉笔，在每个排队人的衣袖上写上顺序号码，以免后来者“夹塞”。这一夜，戏迷们聊天，说三道四，说西道东，但更多的是谈戏。有的说马先生满脸都是戏，唱腔潇洒；有的说李慕良先生的胡琴动听，拉得满弓满调，有的说马先生家住西单，有的为马先生算了一笔帐，说这一场下来他能赚多少多少钱。我当年尚小，不大懂他们说的事情，但我耸起耳朵听，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奇怪，他们是怎样知道那些事的呢？ 马连良的杰出代表作《群英会》、《借东风》、《失印救火》等，我都是在天津看的。除了马先生的戏外，我还看了奚啸伯的《白帝城》、黄桂秋的《玉堂春》等。 到了中学时，我更迷京剧了，对京剧艺术家也特别崇拜。在看了马先生的舞台演出后，很想看看他穿便装是什么样子，也想听听他没演戏时是如何说话。有一回马连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四进士》，我冒着雨排了半天队买到票，提前一个半钟头等候在剧场门口，等到开了锣也没遇见。一打听，原来老先生是坐小汽车来的。散场之后，我又来到后台门口，直等到马连良和李慕良一齐出来。马先生穿着笔挺的黑色中山装，一边彬彬有礼地向观众颔首致意，一边上了奥斯汀汽车，才算称心如愿，想起来就激动。 我还有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是在北京饭店看了《探阴山》彩排。五十年代中期，这出戏尚未开禁，那场戏纯属“内部参考”，就如一些进口的内部参考影片一样。我那时还在念中学，硬是磨哥哥想辙。他也是个戏迷，当时在东单区委工作，后来居然奇迹般地弄到了两张票，我们总算一睹裘盛戎的风采。 那是我第一次看《探阴山》这出戏。当听到裘先生唱到“小鬼卒……屈死的冤魂，项带铁链，悲惨惨，惨悲悲，阴风绕，吹得我透骨寒……”时，我真的陶醉了。从这以后，我对裘先生的唱腔非常入迷。我还学过他在《赵氏孤儿》中的那段唱腔。我觉得他的唱腔浑厚有力，韵味深远。 裘先生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北京京剧院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辅导工人学唱京剧。当他给一位工人说《探阴山》这出戏时，他用手在腿上打拍子，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那时我站在窗外，像戏中唱的：“我抬头看，看了一个清。”我一边看，一边听，一边也暗暗地学。这可是花钱买票也看不到的呀。 另一件事，是以裘先生为代表的京剧演员足球队到我们三十一中赛足球，同他一道来的还有京剧院的李宗义先生。裘先生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在场上奔跑如飞。他的足球技术当然远不如运动员，但他那股认真劲头，如同在舞台上演出一般。这场足球赛，对我的启示很大。把体育和戏曲结合起来，我后来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钟瑞比我小两岁，不过“戏龄”可比我长。在我刚刚开始戏迷生涯的年岁，她已经穿上小旗袍在新新戏院（今首都电影院）舞台上唱过“苏三离了洪洞县”了。 童年最让钟瑞激动的记忆是坐在三轮车踏板上跟大人去听戏。她最迷京剧，也爱评剧、梆子、越剧、黄梅戏等。小学三年级时，天津评剧院到北京招生，她偷偷考上了，又被当北医口腔医院院长的父亲拦阻了。她常幽默地说，要不我今儿不定在哪儿振兴评剧哩。而我以解说排球赛的灵敏反应接着她的话：那么我们就没缘分同台唱《太真外传》哪。钟瑞最骄傲的是小时候家住在护国寺，离人民剧场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她就成了人民剧场的常客。特别喜欢梅派。上学时，她很活跃，唱京剧也唱民歌，还学唱过单弦。 我常想，我最终和钟瑞走到一起——京剧肯定是一条重要的纽带。我认为，学点京剧对我们俩的播音大有益处。 钟瑞播新闻，三十分钟一二十条一人到底，怎样读得不单调而又有韵味？她想起了京剧念白的抑扬顿挫，疾徐轻重，吸气运气，根据新闻内容安排练不同的声音色彩，所以很多听众喜欢听她播音。 我呢，解说体育比赛，“贯口活”多，就借鉴马派念白的铿锵清晰，武丑台词的干脆利落，处理好“气口”，力争做到像候宝林大师所说的那样，“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生而不紧，熟而不油”，把每个字都送到听众到和观众耳朵里。我还从京剧中学来不少语言充实到体育解说当中来。比如“诸葛从来不弄险”常被我借喻到某个教练身上，点明他的基本风格；而我对解说足球比赛那临门一脚擦网而过时喊出的那声“好险”就是从《淮河营》的“死里逃生我好险”里移植来的。 1992年7月，去巴塞罗那之前，我的行李箱已经被资料、剪报撑得合不上盖子，我犹豫片刻，最后硬是塞进了几盘京剧录音带，张君秋的，马连良的。因为尽管民航班机上也放京剧，可带子翻来倒去就那么几盘，想过瘾还得带“私房”的。 到了巴塞罗那，我感到自己最终塞进京剧录音带的事做对了。这些带子中有一盘京剧界老朋友杨洪钧专门为我录的马派名剧《淮河营》伴奏带。我在那里参加了运动员的联欢会，还参加了中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的文艺晚会，我唱，这个伴奏带伴奏，效果很不错，受到到场者的热烈欢迎。 他们说，老宋把京剧唱到巴塞罗那，为中国体育健儿们助了威。 近几年以来，除了转播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以外，我也开始主持文艺晚会。比方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戏曲晚会、元宵文艺晚会、梨园送春文艺晚会、三大国粹文艺晚会等等。掐指算来，我主持各类晚会居然有二百来场之多。 其中，我和钟瑞两人共同主持的文艺晚会也近一百场。 钟瑞主持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从九十年代开始，她又在中央电台主持《空中大舞台》、《周末音乐天地》等综合性文艺节目。由她策划、组织设立的《票友天地》和《歌声连着你和我》、《空中剧场》等栏目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喜爱。38年来，钟瑞在新闻播音与节目主持的艺术实践中，坚持继承优良的传统，汲取民族文化的精粹，不断探索和创新，广采博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吐字清晰，音色柔美，发声纯正，富于感染力。 在钟瑞从事播音工作35周年之际，李铁映、李沛瑶等领导同志发来贺信并题词表示祝贺。李铁映同志贺信说：钟瑞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播音专业队伍中的“一名佼佼者”，是“听众的朋友，辛勤的园丁”。希望她继续为中国的播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程思远、杨汝岱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也题词表示祝贺。程思远的题词是“三五周年播音生涯成绩卓异，五洲四海中华儿女同声赞赏”。杨汝岱的题词是“声扬四海达五洲”。 我记得1995年2月22日，在钟瑞走过35年播音路程之际，有关方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了钟瑞播音艺术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广电部副部长同向荣等200人与会，荣高棠、吴祖光、袁世海、李光羲、王铁成等人在研讨会上发言，高度评价了钟瑞的虔诚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指出她在播音创作方面功力强，有很深的造诣。她的新闻播音字正腔圆，自然流畅，有大家风范；她主持的节目热情洋溢，清朗爽快，贴近生活。一位藏族听众日戈圣光向钟瑞献上了表达美好祝福的哈达。 钟瑞不但在电台主持综合文艺节目，而且还到现场主持各种文艺晚会，既有中央台新闻播音的大家风范，又有文艺节目主持人的轻松活泼。这样，她和文艺界特别是戏曲界的接触日益增多。每逢戏曲界有事，我们总是当自己的事来办，痛痛快快。不少是为了帮朋友们的忙，完全尽义务。 由于我和钟瑞在主持节目时一刚一柔，配合默契，风趣到位，特别是我们不收这费那费的，在影视戏剧界名声很好。很多人，我们开始并不认识，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听过他们的唱段。他们把电话打到家里来，或写来请柬，恳求帮忙，假如和工作不冲突，我们一般是有求必应欣然前往的。 就在我登机前往巴塞罗那报道奥运会的头两天，还和钟瑞一道为北京京剧院演奏员艾兵主持了一场京胡音乐会。虽说出国前我有很多事情要办，又是体检，又是理发，特别是要准备在国外服用的药品（打从我得了甲亢之后，我出国除了一箱子材料，又多了一箱子药物），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抽出时间主持了这场个人演奏会。 那天从剧院回来，时间已很晚了，到家电梯早停止运行，我们俩只好爬楼梯。爬上九楼，两人气喘吁吁，腿都抬不起来了。正应了一句成语：乐不可支。我们心里头委实高兴。我们图个什么？不就是希望能为中国的戏曲事业做点事吗？ 为了提高我们的主持水平，我们也从事一些艺术实践，参加一些演出。虽说是荒腔走板，但我愿意学乐意唱，因为这有助于我的节目主持工作。有一年，北京电视台的“正月十五元宵戏曲晚会”，导演让我演《淮河营》中的一个唱段。我在录音棚里唱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展示“戏”喉，“票”一把戏瘾。 后来，这种粉墨登场的事就很多了，有时是和钟瑞一起表演。比方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晚会上唱了《武家坡》，在另一个晚会上唱了姜凤山先生教给我们的那出《太真外传》等等。 我个人唱的更多一些。比如中央台的《荧屏心相印》节目，他们策划要演一折《智斗》，让我演刁德一。当时我也没怎么学，唱起来很吃力。刚唱时，调上不去。那天是直播，我觉得更难了。既要注意动作，又要注意表情，还要化妆。那天是北京京剧院的刘长江帮着我们，把马长礼先生当年的服装和道具全拿给我们。临上场他还提醒我这手套怎么拿，打火机在右衣兜里，我别掏错了。上场后，我心里的确紧张。胡琴一响，就得唱，到了“新四军久住沙家浜”这句，嗓子就“劈”了。后来一位京剧界的朋友教我唱这句唱腔时“走脑后音”，我一试，果然灵验。 那是1993年2月24日，“梅兰芳旦角金奖大赛”决赛晚会上。我和钟瑞是节目主持人，导演严德成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们私下的保留节目，非要让我和钟瑞助助兴，在晚会上来一段《坐宫》对口不可。那天可是现场直播，我们有点心虚，但推辞不过，也就应承下来。然后，我们请教了梅葆玖、梅葆钥先生，还请教了李维康伉俪和姜凤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师友。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还特别推荐了她的琴师杨洪钧为我们说戏合弦。我们得到这么多热心朋友的鼓励支持，也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到了晚会那天，我和钟瑞粉墨登场，夫唱妇和。说实在的，我这个“四郎”唱得不咋的，可钟瑞的“公主”还颇像回事儿。 后来，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的“元旦文艺晚会”上演唱了一段《太真外传》，效果倒不错： 杨玉环，长生殿，今宵盟定， 与妃子，结夫妇，世世生生。 念妾身，似黄鹤，鹊桥聘定， 贤妃子，何止是，天上星辰。 天虽长，地虽久，有时而定， 好誓盟，永结下，恩爱青春…… 1982年，某杂志记者冬青来我家采访，提到我为电影《沙鸥》配解说词一事。她说：“我看了电影《沙鸥》，有您一段比赛的解说，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上了电影，这倒是很有意思。有您的解说，那个比赛场面让人感到更真实了。” 的确，为故事片配解说词那还是头一次。剧本中的人和事，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很喜欢。恰巧影片的导演张暖忻来找我，希望能为影片中一个比较长的比赛场面配解说。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边读剧本边想，影片虽说只写了一个沙鸥，但她是许多运动员的典型、缩影，从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许多我所熟悉的运动员朋友们的音容笑貌。我当时就想到了中国女排，想到了“铁榔头”朗平。 十年之后，当我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和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交谈，得知他一直想拍一部反映足球运动员生活影片时，我却又一次想到了女排，想到了郎平。很多记者问我：“哪一场比赛您印象最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1981年世界杯女排赛。很多记者问我：“哪一位运动员您印象最深？”我脱口而出：郎平！ 1978年，在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运会上，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中日女排比赛实况。在转播比赛前后，我同女排队的姑娘们朝夕相处。我看她们练球，找她们谈心，知道了谁是恬静文雅的队员，哪个又是幽默执拗的选手。但仅仅了解简单的人物性格还不够，广大听众和观众更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访问她们，要记，要看，还必须细心观察她们的生活，深入了解运动员的心理脉搏。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同郎平有了较长时间的接触。这位身材颀长、结实、健美的北京姑娘，不满18岁，浑身洋溢着青春的话力和少女特有的蓬勃朝气。为了突破欧洲拦网大关，郎平每天的连续起跳扣杀，变位跑动扣杀，相当于承受一万公斤的重量级训练。真累真苦呀，超负荷的训练使得她吃不下饭，登不了楼。但她默默忍耐着。她深知“苦”和“累”是提高身体素质、攀登技术高峰、夺取光辉胜利的必经之路。在运动场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中日比赛前的一天下午，在中国运动员房间里，队员们正抓紧时间进行身体训练和治疗。我看见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增强腿部力量，躺在地毯上，让医生站在她的腿上踩来踩去。郎平疼得直掉眼泪，但她咬破了嘴唇，也没有喊叫一声。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她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在郎平训练的间隙，我问她：“这时候，你在想什么？”她果断而响亮地告诉我：“敢打、敢拼，还得敢赢！” 听了郎平的话，一种埋藏在我感情深处的东西，终于被触发了。这是多么可敬的小将啊！从她身上不正是可以看出新中国运动员刚毅而勇敢的气质、机敏又豪爽的个性吗？ 与此同时，我觉得朗平年龄虽小，但很不简单，不单有鲜明的个性，而且有超人的毅力，有自己的思想，她的将来不可限量。 在泰国曼谷，郎平就像一颗奇异的光彩夺目的新星，在世界排坛迅速地升起。在与南朝鲜队的比赛中，她那力大劲猛的劈杀，防范严密的拦网，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她被称为“中国女排的新武器”。 我懂得什么叫“用汗水换取成功”，也看清了体育世界谁是最可爱的人，我明白包括郎平在内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在转播解说中，情不自禁地向听众观众介绍了她们的拼搏精神： “亲爱的听众、亲爱的观众：当你看到中国女排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可曾想到，她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年轻的小将郎平，为了提高身体机能，让医生踩她的双腿，疼得她流出了眼泪，咬破了嘴唇，也不哼一声。她曾经这样说：我是个新队员，要接受严格的考验，接受最艰苦的训练，绝不被困难吓倒……” 讲到这，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解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蹦出来的。 1979年12月，我赴香港报道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作为主攻手，郎平为中国队荣获冠军立下显赫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头”。在比赛的时候，场内场外一片“郎平！郎平！”的欢呼声。她的确像一把当当响的铁榔头，砸地有声。她的进攻力度，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把郎平与美国的海曼、古巴的玻玛列斯相提并论，称她为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12月8日，在香港，我和郎平交谈了长达6个小时。她对我讲述了自己的童年、作为运动员的成长史以及将来的打算，还展示了她丰富而成熟的内心世界。 从孩提时代起，郎平练过绘画，迷过音乐，也曾幻想当飞行员。13岁那年，父亲领她去体育馆看了一场国际排球赛。她惊喜地发现平日上体育课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的排球，在运动员手上那么听话，觉得又新鲜又富于魅力，于是，心里头萌发出要当排球运动员的理想。 她先到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学习，在张媛庆教练的指导下，进步神速，两年后就进入北京女排队，而且成为主力队员。一年后，袁伟民教练起用了不满18岁的她，让她参加第8届亚运会，顶替当时的主攻手杨希，打四号位。郎平对我说，她14岁时，身高就1．73米，她觉得自己高，但不笨，对自己很有信心。进了国家队以后，她感到了集体的温暖，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不能脱离集体。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常想平时刻苦训练，赛时才能充分发挥。袁指导安排了一个男运动员陪练，她不把他当男的，而是当美国主攻手海曼。排球比赛当中的跑动进攻难度大，还在很少有人运用时，郎平就及早训练。她说早点掌握跑动进攻，就多了一条腿。 香港长谈之后，我和郎平后来还交谈了数次。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到达的第三天，我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再次采访了郎平。她说：“这次我们有条件夺取世界冠军。这是老一代排球运动员为我们创造的机会，我们要去夺，毫不犹豫；即使夺不下来，也要为年轻运动员提供教训。”她还这样谈到自己：“对方拦网把我当重点，我不能没有信心。我要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从困难中摆脱出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谈话，一个坚毅顽强、无私无畏的战士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郎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很有思想境界，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刻苦训练，她还特别重视加强文化修养。闲空时读了许多书刊，像《飘》、《我的前半生》、《基度山伯爵》、《人民文学》等等。 郎平很有爱心，有一次她被评为“十佳”运动员，获得100元奖金，她拿出一半给女排伙伴，另一半给了男排。在这些问题上，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女排能够连续五次夺得世界冠军，这与郎平的奋勇拼搏分不开的。女排的许多场重大比赛，我都随团作了转播报道。郎平见了我，称我为“福星”。她说看见我就能赢。这当然是开玩笑，但说明我们之间感情融洽。 郎平在国外的一段时间，每年圣诞节，我总要收到她寄来的贺卡。虽只寥寥数语，但越洋过海，表达的是深厚的友情。 在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我再次采访了她。事实证明，郎平担任女排主教练是合适的，工作是出色的，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现在，在郎指导的带领下，新女排正茁壮成长，越来越成为世界排坛一支重要的队伍。在此，我衷心祝愿郎平再接再励，再上一层楼，再立新功。 1992年2月，国务院组织科教文卫体各界知名人士到三峡考察，在“西陵号”轮船上，同船员们一道开了一个联欢会。考察团里有许多文艺界名人，纷纷上台献艺，有独唱的，合唱的，独舞的，朗诵的。我记得著名舞蹈家资华筠表演了一个舞蹈，受到在场一百八十多人的欢迎。 大家要求谢添导演也出个节目。谢导走到台前，说他当然要表演个节目，但必须让宋世雄和他一块儿演才行。，大家就喊“宋世雄！宋世维！” 谢导点将，我忙站出来，一点没准备，心里没底儿，不知谢导要导演什么出人意料的精彩节目。 谢导说，他“精通”七国语言，像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就在这儿给大家伙儿演说一番；宋世雄呢，是他特邀的翻译。他说一句，翻译现场就得译出来。我顿时一愣，这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俩事先不曾通气几，谢老连一点暗示也没给我，我如何“翻译”呢？ 我以前看过谢老演的电影和他拍的《林家铺子》等一批优秀电影，在我心中是一尊偶像，但没听说他还精通七国语言啦？我灵机一动，心里头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几，笑立一旁，静等好戏开场。 谢导嘴中“叽哩哇啦”一番，说他这是俄语，然后以手示意，让我翻译。我流利地“翻译”说：谢老说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长江三峡的考察。 谢导在一边笑着听完我的“译文”，接着“咕噜呜哝”讲了一段。我说：谢老这回说的是法语。他说，这次考察中，特别要感谢“西陵号”的船长和全体员工对我们考察团提供的热情而又周到的服务。 谢导再来一句“叭咪咛嘤”。 我说：谢老用西班牙语讲，昨天晚上，我们要穿过长江最大的险滩，我们经验丰富的船长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地驾驶着这条巨轮，安全平稳地驶过了险滩。我“翻译”完，全体船员纷纷起立鼓掌，气氛非常高涨。 接下来，谢导又讲了几种“外语”，我都流畅地“翻译”出来。这场长达数分钟的“双簧”，其实是我自个儿表演，谢导却轻松，“信口开河”，而我得根据我们在“西陵号”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受到的良好服务即兴编词儿。我们合演的“外语翻译节目”完了，全场掌声如雷，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纷纷要求我们“返场”。谢导兴头正浓，就拉着我加演打乒乓球的口技。这回轮到我轻松了，解说球赛可是我的拿手活儿。于是谢导嘴里嘀嗒响个不停，我为他配解说：“现在李富荣发球，徐寅生挑起一个大腕把球接过来……” 那场联欢会，我和谢导合演的节目是最精彩的，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不少人问我，翻译那个节目是事先准备好的吧？我说没有，谢导搞了个突然袭击。也有人问谢导：你们在底下商量好了吧？谢老说，真没有商量，像宋世雄那样机敏过人的人，我们还用商量吗？ 谢导非常高兴，联欢会结束时，他说走，小宋，我给你写一幅字。 谢导多才多艺，一笔草书龙飞凤舞。他特地为我写了四个大字：松涛鹤舞。 打这以后，谢导对我格外亲切、友好。后来中央台举办了一台文艺晚会，请谢添表演节目。谢导说：“我演可以，但必须有宋世雄做搭档。” 那时，我正在密云参加一个学习班，于是他们打电话让我回来，和谢导同台演出。我们的节目是：谢导表演哑剧——一会儿打乒乓球，一会儿投篮球，一会儿又是高尔夫球；而我干我的老本行——实况解说。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982年9月，我从秘鲁转播世界女排锦标赛回来不久，一位解放军战士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家的地址，特地给我送来两包糖。他人生得魁梧健壮，浓眉大眼，一副风尘仆仆走了远道的样子。我深受感动，就询问他的姓名、部队番号，他只说在某铁道工程兵部队当班长，但执意不讲出姓名。最后，他向我敬了个军礼，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望着那位言语不多但感情深沉的班长渐渐走远，心里泛上一股子甜味，比吃了糖还要甜蜜。那两包糖，我转送给了街道的幼儿园。我对幼儿园的阿姨说：跟孩子们讲，这是解放军叔叔特地送给他们的。 1985年5月，我得了急性肠炎，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还是老人民医院，在白塔寺。住院部楼房没有电梯。而我上四楼。这时，有几位住院病人的家属，他们认出了我，说是解说比赛的宋老师呀，我们抬您上楼。于是，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几个热心听众就呼儿嘿哟地把我抬上了四楼。 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坐过小轿车，坐过软卧车厢，坐过运动员舒适的专机，但是，只有这一次，几个陌生人把我抬上四楼的这一次，我坐得最舒服，我的心头感到最舒坦。 两天后，钟瑞正陪同我在病房里说话，一个护士进来说楼下来了几位海军战士，要求见见我，问我怎么办。钟瑞就下了楼。原来，几个海军通讯兵在“5·19”中国足球队同香港队那场震动全国的比赛中没听到我的转播，就往中央台打电话询问。他们得知我生病住院了，于是就从公主坟步行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来探望我。 他们四个人，一进病房就排成一队，齐唰唰地向我敬了个军礼。这几个通讯兵后来我们还经常联系。听说我要从复兴门搬到崇文门，他们说不用请别人帮忙了，他们全包下来。那年头北京还没有搬家队，几个海军战士在一个星期天帮我搬了家，饭不吃，烟不抽，水也没喝。 现在我想起这事儿心里头还充满感激。多好的军人啊，他们爱足球，他们也爱听我的转播解说，一旦发现在大型的比赛中我没有露面，就给中央台打电话，而一旦得知我生病住院，又风尘仆仆地从部队驻地步行到医院。当他们知道我要搬家，再一次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搬家。 近两年，我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我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我曾根据他们给我留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我希望再见到他们。然而，电话号码变了，而他们也复员了，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啊，朋友们，你们现在好吗？我相信你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还像以前一样热爱足球，热爱体育，热爱我的实况转播。我多希望你们某一天能读到我这本《自述》，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的宋老师常常在思念你们！要是哪天你们来北京出差，或者领着妻子孩子来旅游，一定来我们家做客好吗？我今天还住在崇文门，你们是很熟悉的啊！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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