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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年度 1982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学历 1931年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学士 1932年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硕士 1938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 学术经历1936年～1938年 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1938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946年～1947年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 1947年～1958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58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CharlesR．Walgre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77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Economy and the 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与国家：管制论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Regulation） 《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产业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生产与分配理论》（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 科学界有项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在专业领域发挥影响力，那么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要能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假如不能为当代人注意，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某些曾遭忽视的科学家，纵然可能因后世发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却无从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对效用理论（utilitytheory）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库尔诺（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许对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进学者的寡占理论有所影响，但是经济学界谈到寡占理论的发展时，都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而不会追溯到库尔诺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声 在当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名声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领导一时科学风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纪录中会逐渐褪色。今天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大概不会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讨有关美国经济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的论文，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但汉森现在却无法享有他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兴。即使是钱伯霖的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论，于今看来显然也无法为经济理论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学的创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为当代人士所认可，否则那将只是个人的成就，而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成就。参与这一系列讲座的经济学者，至少都满足了研究成果为当代所认可的这项条件。至于他们的贡献，是影响深远，抑或只是一时的风潮，则有待后世的认定了。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发挥创造力？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相关的条件已经起了一项基本的变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19世纪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界的重要成就或贡献，绝少出自非经济学家之手。像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或甚至瓦尔拉斯与埃奇沃思，他们的经济学知识是自修而来，并未受过专业的正式训练。即使是近代，在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经济学者，我能够举出的也只有阮赛（Ramsey）、霍特林以及冯纽曼等寥寥几位；当然，他们个个都是非常高段的数学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因此，接下来我将用半自传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经济学之路，尤其着重说明我所经历的训练与工作条件，是如何影响我研究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长于西雅图，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学毕业，取得了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为了避免失业，我在华盛顿大学待了一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上这几个句子涵盖了我求学过程的22个寒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Coleman 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成形阶段》（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为其中奈特的观点过多，而且论文本身也不够成熟。 教学相长 1936年，我离开芝加哥，开始在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时我对数学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论也仅略知一二，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最为偏爱，但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则少有涉猎，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知识还真是乏善可陈。 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年轻经济学者当中，都是休兹（Theodore W．Schultz）号召而来。我还记得当年教第一堂课——经济学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课程内容都作了提纲，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把把提纲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剩下十分钟还是得撑下去，而以后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我很羡慕同事抱怨上课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将所有的教材讲完；相形之下，我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学富五车或口若悬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我都在亚默斯（Ames）撰写博士论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获得博士学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学生，但就在即将于亚默斯安顿下来之际，我应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苏达。 在明尼苏达，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Boddy）以及马盖特（Arthur Marget）。汉森当年正好离开明尼苏达前往哈佛，事实上我负责的大部分课程原来是他的课程，当然职位及薪水都远不如他。那时候谣传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摩根斯坦；假如传闻属实，当时雀屏中选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发表赛局理论的作者中，我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约在1942年前后，因为世界大战爆发，学术界人士普遍中断研究，我也从明尼苏达请了长假，到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我负责服务业的研究，系属于对美国经济的产出、就业及生产力趋势研究计划下的一环。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也出版了若干专题报告，包括国内科学、教育、贸易及人力等不同领域。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计量性质，只有粗浅的分析架构。当时我研究产出对一项涵盖所有投入项目的指数的关系，找出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测量生产力的方法。 在经济研究局，我认识了伯恩斯、费伯利肯（Soloman Fabricant）以及摩尔（Geoffey Moore）。经由这些专家，特别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证工作在评估经济理论上极为重要；关于这项主题，等一下我还会作深入的叙述。后来，我从经济研究局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此处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处理军事方面的问题。研究小组的执行长是沃利斯，而资深学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维兹（JacobWolfowitz），还有统计专家萨维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里学到了一些统计学的知识，还好也没有严重耽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 在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我重返明尼苏达，一年后，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这次的再聚相当匆促，一年之后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转往布朗大学。[这里我也许可以提一下，事实上在1946年时，芝加哥本来要给我教授的职位，但因我与校长面谈不欢而遭否决。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进了芝加哥，因此对新芝加哥学派（new Chicago school）的建立，我也说得上有些许功劳吧！]在布朗一年后，我前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哈特（Albert Hart）及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所的理论课程，同时也负责产业组织及经济学史这两门课。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在当时一如今日，拥有坚强的师资阵容，像伯恩斯、萧普（Carl Shoup）、勒克塞（RagnarNurkse）等，都是一时之选。在各个学府蜻蜒点水过后，我终于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学派 当我重返芝加哥时，该校经济系可以说正处在巅峰之际。弗里德曼在全球经济学界已享有盛誉；他的《消费函数》一书，对经济资料的统计分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也严重冲击了当时主流的凯恩斯学派。其他的同事有创立现代劳动经济学规模的刘易斯（Gregg Lewis），以及目前在哥伦比亚的贝克（GaryBecker）与他的同僚敏瑟（Jacob Mincer）等人。休兹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也继续在经济成长领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则在财政学上从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时透过与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组织。凯赛尔（Reuben Kessel）及戴尔瑟（LesterTelser）都是这门课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而，影响我最深的，要属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了，我们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学会（Mt．Pelerin Society）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结识，并建立密切的友谊。他一直具有崇高的学术风范，坚强与独立的思考，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广泛流行观念的虚浮与矛盾之处。他在法学院任教，和利维（Edward H．Levi）合开反托拉斯的课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反托拉斯经济学。 由于戴瑞克特彬彬有礼的询问，而使我修正观点或补强论证的情况，实在不胜计数。假如我们生在当年的希腊，我一定称他为苏格拉底。他对麦克基（John McGee）提出的质疑，促成他写出有关掠夺性订价（Predatory Pricing）的著名论文：他对戴尔瑟提出的问题，也对他发表有关维持再销售价格（resaleprice）的论文有所贡献；他质疑鲍曼（Ward Bowman）、柏斯亭（Meyer Burstein）及希尔顿（George Hilton）的问题，也对他们有关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论文的完成有相当的启发。因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发表自己的某项观念，我曾写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分配法则》，以阐述地的这项理念。 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除了因为它关切的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若非身处适合于探讨知识的环境，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难有所成就。因此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就字面意义上也是很适合的。 孕育经济理论的条件 法国与德国这两个西欧重要国家，整体说来在现代经济分析的发展上贡献殊少。然而，这两国长期在数学上表现卓越，在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方面，亦曾盛极一时。因此，它们在世界经济学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应归咎于欠缺高超的科学能力。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轻率地认定，这两个国家和英国相较，在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上有重大差异，因此对经济比较缺乏研究的兴趣。 事实上，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时期的进步特别快速，在理论上也是百家争鸣，而且延续的时间可能长达好几个世代。剑桥大学就曾有过这种盛况，从1890年——1940年，50年间几乎毫无间断；维也纳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类似的历史，而大概在30年代结束。芝加哥则从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现类似的蓬勃发展。能持续创出佳绩的时代，必定有一些能产生连锁反应的因素。所谓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在名称上就显示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就能形成。 我刚提到德国与法国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不大，或许有人会指出：像屠能（VonThunen）与高森或库尔诺，绝不仅只是次要的经济理论家，他们都具有高超的创造力。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说的，他们对自己同代的人并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其主要原因——至少对上述这两位德国人来说颇为贴切——应该就是他们在知识上的孤立。这种孤立让屠能耗去甚多宝贵精力去发现所谓由上帝赐予之公平工资的计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艰深无比，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性质复杂，而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失之艰涩隐晦，令人难以卒读。库尔诺的书亦有类似的缺憾：尽管文笔流畅，可惜他用的数学语言，当时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能够理解。 假如说科学工作是社会活动，那么发现却绝对不是。发现新理论或是从现有理论中发展出新方向，是一项难以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至少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发现边际效用理论的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弥尔与其父——后两位的才华与能力皆毫不逊色——所知极为有限。对效用理论为经济学专业工作者所采用，我曾经解释，这是等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成为学术领域正式的学科之后，边际效用的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就算这种说法正确，还是无法解释，何以澳大利亚悉尼制币厂的年轻金属成份分析师（译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国小公务员（译者按：指高森），能够具有这样的观念。 追索新观念的起源 也许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有关经济学界新观念的起源。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新的经济观念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批判性的态度检验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而得到的；另一种是直接设法解释某些实际现象。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是完全互斥，因为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或想法，其实归根结底也可能是指向实际现象，所以也会引导我们到那些实际现象。但尽管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分类仍具有某些价值。 让我们看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晚期的两位大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瓦尔拉斯企图要建立一套一贯性的理论架构，以解释企业经济的本质。然而他那优雅的架构志不在解释任何可实地观察到的企业行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线呈现负斜率的现象——但即使这个观点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马歇尔则想要解释时间在价格形成及资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他《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贡献。他也对前辈经济学者的理论，提出许多改进或修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间性关系以及气候的年度变化），这正是李嘉图所谓土地的原始与不可损毁的特性。不过，马歇尔的着眼点主要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修正前辈的理论。 我可以再进一步探究马歇尔这两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时间因素在经济上的影响时，举出许多每天可接触到的实例，因而市场价格、短期及长期正常价格，都成为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至于他对土地赋予新的定义相当精妙，把李嘉图土地所具实证内涵加以隔绝，但此一见解并没有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归结可能的原因是，马歇尔并未能说明，这样的土地概念在实证或政策涵义上有何价值。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将经济学不断往前推进的直接动力，绝大部分是为了改进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代表性学者有李嘉图、小弥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大部分的当代经济学者。至于直接针对实际现象给予解释说明者似乎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实际的现象常常呈现无序混乱而难以清楚计数的特性。除了马歇尔之外，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亚当·斯密、凯恩斯及弗里德曼。 几千年来，大部分新的或鲜为人知的观念，应该都是错的：若非如此，想成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岂非要千辛万苦读尽世间的道理？许多所谓“新”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而且大部分所谓新的或是鲜为人知的观念，经常是错误或是没有价值的。 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们要问，一门科学是如何采纳新的观念？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得再回到科学工作中的社会性因素这个课题。一项新观念纵然其价值终能广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轻易地被一个学科所采纳。新观念可能是探讨新事物，也可能是对熟悉的事物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但新观念的价值与用途，并非不辨自明，它们也没有任何标笺或光环可以彰显其价值。不论所发明的新观念有无价值，那些发明者常有的说法似乎没什么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创新者在提出一项新观念后，会发现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事实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别人对他的观念一定会有批评与误解，使他必须对新观念作更深入的努力。为此，他将有必要说明他的观念可以如何深入地发展，如何运用到一些有趣的领域，其中种种缺失又该如何加以弥补。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热心的弟子共同努力，会在工作上得到相当大的协助。弟子们不仅能协助理论的发展，而且还能拓展不同的论点，这些为公开宣扬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观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发现者缺乏继续追求新观念的动力或条件，那么新观念就好像处于休耕状态。有太多极富创意的观念，可能要等上数十年，才会受到重视而广受讨论，不只库尔诺与高森如此，就连许多相当成功的经济学家，如埃奇沃思与柏莱图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顺便提一下个人的经验，我经常在作完一项研究主题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又接手进行另一个主题，当我读到科学发展史时，常不禁惊觉，这实在是一大缺点。 拓荒资讯理论 我对经济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是在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这方面。我整个观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满意经济理论通常总是假设，经济体系里的各个角色对市场与技术等等都具备完整的知识。我所在意的是，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包括部分来自实施反托拉斯法产品的价格资料，即使是可以认定为同质性的产品，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差异。钱伯霖产品差异性的说法，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此说并无法适用于汽车零售市场中同款车型以及烟煤等产品上。除了产品外观近似的考察外，有关价格的变动，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无法从独占性竞争理论中导出有意义的实证预测。 因此我想到，是知识的昂贵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资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买一款车而走访8家甚至10家的汽车经销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钟，而对一个美国成年人来说，20分钟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演绎出许多的推论。很明显地，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资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同样地，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经常重复购买的财货，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财货，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为搜寻资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我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劳动市场，发现此一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许多我们观察到的工资形态。除了价格之外，资讯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在此我将资讯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而其重点是要侦测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我引用的是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侦测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为。我也尝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广告的功能，这和传统经济学者对广告持敌视的态度，可以说是大异其趣。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绝没有想到在往后的二十年间，经济学的领域里竟然会冒出这些形形色色的资讯问题。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经济学期刊的论文，都非得冠上“不对称资讯”（asymmetrical information）。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仍然取之不竭，而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资讯的问题研究上。 早期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资讯经济学的文献，所以资讯经济学可以说是我的创见。到后来我才知道巴贝基（Charles Babbage）在所谓的价格验证（verificationof Prices）中，曾提到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建议。 涉足经济管制领域 我个人在经济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理论方面的工作，则有一段不同但却有关联的研究历程。从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我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我对经济学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条文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我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我直到很晚——该说是晚得不可原谅——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我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protective tariff）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社会安全制度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50年代？ 我在经济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学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和我在资讯研究上的不同之处。唐斯（Anthony 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早就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逻辑大量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们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我非常强调实证导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论，都是属于我针对实施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解释，和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工作只有极少甚至没有任何关联。为了对照说明，以下也举出一些我从经济文献中发现问题并加以研究解释的例子。 决定企业的效率规模（efficient sizes）的因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经济学者一直尝试为每一产业的厂商找出所谓的最有效率的规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1）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2）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报酬率；（3）依据技术资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资料取得的问题外，也常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我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于达尔文式的方法，其实艾尔契安（Armen Alchian）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论点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为强，只要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再回来看看就好了。同样地，只要看每个产业中能够竞争的厂商究竟规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论出效率规模——这就是所谓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technique）。 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当，后来我发现小弥尔这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这种方法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强力的反对。我的研究报告是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期间撰写，但当时他们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为争议性太大了。 要发现新事物，并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我们绝对可以发现。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费函数理论，乃是产生自一堆可观察资料所呈现的谜题，而阿罗著名的不可能理论，则是源自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经历与研究工作的关联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虽然我承认这应该在演讲一开始时而非结束前提起，我个人十分同意，对一位学者个人生活的认识，经常会妨碍而非增进我们对他研究工作的理解。不过，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否则伯烈特教授就不会举办这一系列的演讲了。 这种传记式的研究法之所以会造成误导，是它的信徒经常只撷取某位学者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该一片段或事件刚好能解释这位学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论。在此举一些十分荒唐但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因为有过生活在小岛上的经验，使马尔萨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过多的可怕；另一位则说，小弥尔不可能是《原理》（Principles）一书的原创人，因为他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成该书。 我无意主张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加哥攻读博士，那么可能我将会是独占性竞争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产出表的学者，或甚至是成为梅森产业组织学派（Mason school of Industrial organlzation）的成员，但是，我却不认为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经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实门徒，虽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且最终总会显露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所处的环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说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假如我们只能训练学生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那么科学进步的远景将是一片萧瑟。我个人对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对我在科学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深感喜悦与羡慕。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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